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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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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别名

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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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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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别名

提起哈尔滨的别名,有人会想到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冰城、丁香城,有人会想到阿勒锦、哈拉宾、哈勒宾、哈里宾、哈喇宾,但这里要说的不是口头相传或见诸于正史和官方档案的,而是保留在各种老物件里面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别名。
第一个要说的别名是“哈尔宾”。据高龙彬撰《清代地图与“哈尔滨”地名考证》,早在1890年的《黑龙江舆图》里面,就有了“哈尔宾”、“大哈尔宾”和“小哈尔宾”这样的地名。遗憾的是,目前只能下载到《黑龙江舆图》的几页的缩略图,所以也就没法根据推测究竟哪一个“哈尔宾”才是正宗了。
1903年出版的单士厘撰《癸卯旅行记》中,把哈尔滨称为“哈尔宾”;哈尔滨的魁昇堂在同年刊印的《楷书百家姓》扉页上,带有“哈尔宾魁昇堂”的字样,1907年印行的《富之满洲》(日本松本敬之著,马为珑译)中译本里面,也把哈尔滨写作“哈尔宾”。
在7788收藏网看到,一个辽宁卖家在出售“哈尔宾李家窝堡屯位置图”,一个江苏卖家在出售“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委任状”,一个北京卖家在出售“昭和八年满洲董好滨土地股票壹口券”,而这三份文件竟然是彼此相关的。
“哈尔宾李家窝堡屯位置图”是一张手绘地图,左侧写着:“哈尔宾李家窝堡屯位置图 昭和九年五月十一日测量 新京中央通九番地 株式会社 松村组满洲营业所”。这里的“李家窝堡屯”,应属昔日的哈尔滨太平区(今属道外区),离三棵树不远。昭和九年,也就是伪满次年,即1934年,所以负责测量并绘制这份地图的单位叫做“松村组满洲营业所”。所谓的“新京”,指的是1932年被伪满定都的长春;“中央通”,指长春的一条路(今属长春市宽城区人民大街北段);“九番地”,即“9号”。“株式会社”是日语,相当于汉语的“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工商企业大全 1993》上卷第390页说,大阪有一家松村组株式会社,“创建于1919年7月,主要涉及和承建各种土木建筑工程、地铁修建工程、住宅及其他楼堂馆所建筑工程等,……1991年营业额为1841亿日元”。
既然如此,“松村组满洲营业所”应是日本侵华时期在长春开设的分社。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一处近似长方形的地方,全部被涂成褐色,旁边写着:“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所有地 201512坪”。这里的“坪”,是日本的传统计量面积单位,据说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那么201512坪就约等于664989.6平方米,似乎太大了。
“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委任状”,是一种长条形的白纸,可以看到好几张,估计是一式几份吧,题头写的是“委任状”,其中有“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定欵公正证书作成”的字样,落款处印的是“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 组合员”,其后是浅田忠三的签名和印章。
“昭和八年满洲董好滨土地股票壹口券”,看起来好像一张营业执照,上面写着:“出资证券 金五百圆也(壹口券) 第233号 出资者 小走××殿……”后面都是日语,最后写的是“昭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 理事长 小走好三郎”,旁边盖着两个印章,一是“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印”,一是“组合理事长印”。在雅昌拍卖网,也可以看到两张除编号和出资者姓名之外内容完全相同的“昭和八年满洲董好滨土地股票壹口券”,一是第75号,出资者奥野美辉殿,一是第407号,出资者小田德太郎殿。这里的“殿”字是日语,用于人名之后,表示敬意。
由于不懂日语,难以猜准这些文件的具体关系,但推想起来,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哈尔滨太平区李家窝堡屯的董好滨有一处土地,一个叫小走好三郎的日本人看中了,想要加以租用,却拿不出约定的钱数,于是在1933年自任满洲董好滨土地共有组合理事长,以理事长的名义发行“出资证券”,筹集资金,每份五百圆。小走××、奥野美辉、小田德太郎等等分别认购了一份。为了查验认购资金是否到位,小走好三郎开出一式几份的“委任状”,派出他手下的组合员浅田忠三,为已付五百圆“定欵”(定款)的认购者开具“公正证书”。等到1934年5月,小走好三郎筹集的资金全部到位,就找长春的松村组满洲营业所的专业人员来哈尔滨测量并绘制“哈尔宾李家窝堡屯位置图”,标出董好滨的土地位置,计算出面积(201512坪),准备正式向董好滨租用。
以上猜测难免有误,但既然“哈尔宾李家窝堡屯位置图”绘制于1934年,那就足以表明,“哈尔宾”这个别名,在1934年仍然存在,只是后来渐渐消失了。

除了“哈尔宾”之外,哈尔滨还有一个存在时间很久的别名,那就是“哈滨”。从目前找到的哈尔滨老物件来看,“哈滨”这个别名,至少在1919年就已经出现。
网上有人售卖一种“哈滨总商会临时存票”,分为五角、一元、三元、五元、十元五种,其中的五角与一元面值的,正面写着“哈滨总商会临时存票 伍角(一圆)此票照第二条兑换羌帖 哈滨永远石印局印”;其余三种面值的,正面文字相同,只是把“哈滨”换成了“哈尔滨”,又把“伍角”换成“参圆”之类。五种存票的背面都印着“哈尔滨总商会发行临时存票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条:现因哈市零币缺乏,不便找付,特由本总会公议,决定发行此项临时存票五种,即五角、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者为限。
第二条:此项临时存票,须满足羌帖二百五十元或一千元,始能执换。
第三条:油烂涂抹、难辨真假者,不能执换。
第四条:如有变造、假造者,送官究办。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
这里提到的“羌帖”,应指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发行的卢布,因俄国人惯称中国为契丹,契丹音同羌,这些卢布又称“羌洋”或“羌帖”,正反两面都印着“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字样。
为什么要用存票来执换羌帖呢?据张新知、王学文撰《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俄国就开始在新疆和东北发行羌帖(东北官银钱号局当时发行的钱钞称“官帖”),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华俄道胜银行1898年在哈尔滨成立分行,羌帖大量涌入,而“持中国钱不能行用,反须加价以买羌帖”。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羌帖急剧贬值,为接济市场找零及流通,哈尔滨滨江商会、哈尔滨总商会(位于埠头区,即今道里区,1901年成立,原名哈尔滨商业公所,1908年改称哈尔滨总商会,1916年改称哈尔滨总商会)、滨江农业银行都曾发行可与羌帖兑换的临时辅币券和存票,俗称“羌帖兑换券”。
在哈尔滨总商会发行的五角与一元面值的临时存票正面,可以看到“哈滨”二字,既然它们都是1919年5月发行的,那么至少在那个时候,“哈滨”就成了哈尔滨的另一个别名。
事实上,“哈滨”一词的出现时间,还可以继续往前推。
有一封从营口寄到哈尔滨的贺信,信封正面写着“贺柬寄哈滨道裡 福顺源宝号新禧 旧十二月二十九日”,另外盖着两个“营口周急贷”的印章,信封背面贴着三分的民国帆船邮票,旁边盖着黑色的圆邮戳,第一行印着“New Chwang”,第二行的右边有“一六”二字,其余的看不清;第三行只能看清“年”字,就在第二行的“六”之下,第四行字看不清,第五行有个“二”字。这是哪一年寄出的呢?
所谓的“营口周急贷”,应该是辽宁营口的一家贷款公司。邮戳上的New Chwang,是牛庄的英文写法,而牛庄就是今辽宁省海城市的牛庄镇,距营口约45公里。既然如此,邮戳上的地名为什么不是营口呢?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将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列入五口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发现,牛庄港口河道淤塞,没沟营(即营口)却水深港阔,于是改在营口开埠。因《天津条约》条文不能变更,英国人就在对外文献中瞪眼说假话,硬说没沟营港是牛庄港、营口是牛庄,结果给全世界造成混乱,甚至误导过一个在1875年过来搜集情报的日本特务。有学者认为,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清政府最初准备开埠的牛庄口岸就是没沟营。但不管事实如何,牛庄总可以算是营口的别称,所以那封营口贺信的邮戳上的地名倒也不能说是错的。
营口贺信的信封上所贴的帆船邮票,是中华民国发行的第一套普通邮票之一,雕版,共三套,第一套是1913年在伦敦印的,故称伦敦版,后两套都在北京所印,故称京一版(1914至1919年)和京二版(1923至1933年)。据行家在网上公布的鉴别图与说明,伦敦版、京一版、京二版之中,印得最精细的是伦敦版。在伦敦版和京一版之中,邮票上部的“中华民国邮政”横框下,带有密集垂直线或者说流苏,邮票右下角的“CTS”下,有两个圆点;在京二版之中,相应的地方却没有流苏,也没有两个圆点(改为两个方块)。营口贺信的信封上的邮票照片比较模糊,看不清太多细节,但至少可以看到流苏和圆点,所以必然是伦敦版或京一版(具体无法敲定是哪一版),印行时间在1913至1919年。
查到一封奉天营口县行政公署寄奉天省长信,信封上的邮戳之内,带有“牛 二 庄”的字样。另查到一枚1912年发行的民国共和纪念邮票,其上的邮戳带有“牛 辛 庄”三字。既然如此,贺信的邮戳底部应该印的是“牛 二 庄”或“牛 辛 庄”,但如今只能看清“二”字,而这可以说明,营口贺信确是民国时代的。
有一枚取自上海寄南翔信的邮票,邮票上的邮戳格式与营口贺信的基本相同,依此推之,营口贺信的邮戳上的“一六”与“年”字之外,应该还有几个字,加起来是“六年一(月×日)”,但后面的几个字没有盖上或者看不清。这里的“六年”,自然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营口贺信的信封正面写着“旧十二月二十九日”,而1916年的旧历或者说农历12月29日,恰恰是1917年1月22日。至此,这个营口贺信的寄出日期案终于告破——它的寄出日期是1917年1月22日或稍后几天。那么说,1917年时,“哈滨”已是哈尔滨的别名。
1917年之前呢?
有一个装着芥末酱的铁盒子,盒盖的中间印着某种徽标图案,图案中间有“天一监制”的字样,其下有一行俄文,采用的是1918年俄语正字法改革之前的写法,大意是“沙皇陛下宫廷供应商,1913年”。铁盒的一侧印着俄文,意思是“芥末酱”。铁盒的另一侧,上部印着与盒盖相同的徽标与俄文,中部印着两行红色俄语,意思是“天一工厂”,下部印着两行黑色俄语,意思是“1884年重建于察里津”。铁盒的最后一侧,印了许多俄文,写的是天一工厂在俄国莫斯科、彼得格勒以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许多地方的销售部或商店名称。
圣彼得堡在1914年8月改名彼得格勒,那么盒子上的1913年表示授权为沙皇宫廷供应商的年份。既然盒子上的俄文是1918年之前的写法,盒子本身应该生产于1914年8月至1918年之间。盒盖上的“天一监制”表明,这种芥末酱可能是俄国人在哈尔滨开办的天一工厂生产的,因为盒盖上还有两个圆圈,里面分别写着“哈”和“滨”,那么早在1914年8月至1918年之间,“哈滨”就是哈尔滨的别称了。
盒盖的“哈”和“滨”二字所在的圆圈下面,各自延伸出三组成对的平行线,中间的一组更长,底下系着一个小圆圈,而我对这种图案实在太熟悉了,因为哈尔滨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上面,到处都是类似图案,只是从未查出它们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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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3楼
图文版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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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4楼

1900年左右,出生在立陶宛的伊利奥·阿罗维奇·老巴夺与阿勃拉·阿罗维奇·老巴夺兄弟来到哈尔滨,发现这里的居民实在不幸,竟然没有烟卷抽。作为波兰籍犹太人,老巴夺兄弟有着精明的头脑,很快就萌生了制烟的念头。1902年,老巴夺兄弟在今马迭尔宾馆附近开办了一家小作坊,人称中国第一家烟厂——至少是哈尔滨第一家。1904年,老巴夺兄弟在埠头区宽街(今道里区十三道街)开办葛万那烟庄,1909年改称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注资控股老巴夺,将其更名为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
1919年,老巴夺在山街(今南岗区一曼街104号)建起四层厂房,俗称大黄楼。哈尔滨曾经流行一段顺口溜,说的就是这座大黄楼:“哈尔滨独一格,南岗上坡老巴夺,地窖择烟叶,二楼糊烟盒,三楼包烟卷,四楼马神客。”这里的“马神”是“machine”(机器)的音译,指卷烟机。1930年,老巴夺兄弟前往法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巴夺把“英商”二字改为“满洲国法人”。1938年,老巴夺被迫改名“老巴夺烟草株式会社”。1941年,日寇把老巴夺烟草株式会社与启东烟草株式会社合并,改名满洲中央烟草株式会社。1945年,老巴夺兄弟的后代回到老巴夺,恢复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名称。1952年,老巴夺被收为国有,更名为哈尔滨制烟厂。
那么老巴夺与哈尔滨的另一个别名“哈滨”又有什么关系呢?瞧一瞧几个与老巴夺有关的老物件就知道了。
在网上发现两页老巴夺日历,一是1924年4月27日的,一是1925年6月4日的,顶部分别印有阳历、俄历和阴历,底部印有老巴夺广告,前者的广告部分印着“(英商)老巴夺父子烟有限公司”,下有一行小字:“哈滨永远石印局”,后者的广告部分印的是:“瓦什联克香烟 (英商)老巴夺父子烟有限公司”,最下面一条被撕掉了,看不到印刷者的名字。不管怎样,这都能够说明,在1924年左右,“哈滨”这个别名依然存在。
有一张“英美烟公司运菸执照”,上面写着:
“奉天财政厅 为发给执照事今据
英美烟公司报运後,开各种菸草,业经纳讫,税金合行,填给此照,以凭沿途及落地各局卡查验……此给
计开 菸…… 运至 哈滨
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八日”
那么说,在1926年,“哈滨”仍然可以用来指哈尔滨。
除老巴夺日历外,老巴夺还有不少周边产品。
有一个铁烟盒,侧面印着:“月宫牌香烟 哈滨老巴夺父子烟英国有限公司”。
有一张彩色的老巴夺宣传画,画的是侠女树下骑射的情景,画的左下角写着画家的名字:“何超”,右下角画着老巴夺的两种香烟,一是畊种牌(Sower),烟标是农民播种图,一是三英牌(Battle Royal),烟标是鹰狮虎互博图,每一盒都是10支装,最早的老巴夺香烟也是如此。
这张宣传画的左上角,印着几排小字:“薛素素 静志居诗话:薛素素,小字润娘……后为李征蛮所嬖。”这些话摘引自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教坊·薛素素》,全文是这样的:
“薛素素,小字润娘,嘉兴妓。有异才,数嫁皆不终,有《南游草》。薛五较书有十能,诗、书、琴、弈、箫,而驰马、走索、射弹,尤绝技也。予见其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至山水兰竹,下笔迅扫,无不意态入神。闻在京师,挟弹走马,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於空中。又置一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以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尝置弹于小婢额上,弹去,而婢不知。江都陆无从歌云:酒酣请为挟弹戏,结束单衫聊一试。微缠红袖袒半韝,侧度云鬟引双臂。侍儿拈丸着髲端,回身中之丸并坠。言迟更疾却应手,欲发未停偏有致。范夫人赠诗云:重开别院贮文君,宝络千金换翠裙。非雨非云香满路,前身应是薛灵芸。寻为李征蛮所嬖,又尝侍沈孝廉景倩巾栉,其画象传入蛮峒,酉阳彭宣慰深慕之,费金钱无算,致之不得也。春日过茅山一律云:参差台殿閟灵踪,句曲茅君次第逢。洞口鹤窥曾过客,日中人上最高峰。华阳涧水桃千树,旧馆坛碑阙几重。遥望金沙何处是,浮图千尺罩乌龙。”
据此可知,薛素素既是才女,又是侠女,竟然可以用飞弹打落放到小婢脑门上的弹子而不伤人,恐怕就连射苹果的威廉退尔也会望尘莫及吧。这张题为《薛素素》的宣传画的最下面,印着老巴夺在当时的全名:“哈滨英商驻华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
前面说过,老巴夺在1914年改名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直到1937年7月才去掉“英商”二字。那么上述月宫牌香烟铁盒与薛素素宣传画就应该是1914至1937年7月之前的产品。
提到“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顺便说一说老巴夺生产的大前门香烟。真正的老烟民一定熟悉大前门香烟,从英美烟草公司1916年创牌至今,大前门已过期颐之年,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地都曾生产。但一般人未必清楚,“大前门”起初只有英文名称CHIENMEN,因为它的烟标主图是天安门南侧的正阳门,副图是明代箭楼,而正阳门的俗称是“前门楼子”,所以它的英文名字是按照“前门”的发音拼成的。
那么“前门”是什么时候升级为“大前门”的呢?有人收藏了一种老巴夺生产的“大前门”,烟标图案与建国后其他厂家所产相同,但有两处区别:一是老巴夺的烟标图案中,正阳门与箭楼之下都是有行人的,显得更有活力;二是烟标上印有“气味芬芳”四字。这种“大前门”的烟标上写着:“大前门香烟 哈尔滨南岗一曼街一号 老巴夺父子有限公司”,而一曼街这个名字是在1946年7月改的(原名山街),那么“前门”改为“大前门”的时间应在1946年7月左右。

现在来看一份山东招远县政府的民事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有些疑点,比如正文是刻蜡版而非毛笔所写,判决者是县长而不是法官等等,但不管怎样,判决书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正文(繁体,无标点)是刻蜡版,共两页,全文如下:
山东招远县政府民事判决
判决正本
原告人:杨占泰(年八十三㞸,招远县郑家村)、张杨氏(年五十二㞸,仝上)
被告人:杨文治(年四十三㞸,仝上)
右列当事人为继承一案,本府判决如左
主文
原告之诉驳回
诉费由原告负担
事实
原告请求驳斥被告之继承,其陈诉要旨略称,民胞姪杨文举(张杨氏胞弟),数年前赴哈滨南岗谋生,音信不断,其妻刘氏於阴历本月(即九月)十四日病故,子女俱无,杨文治忽出而争,继为其子,主张宗祧继承,持有继单,称系去年所立,显系捏造,非死者之同意。况杨文举年方四旬,侭能续娶生子,不得视同死亡等语。
被告请求如主文之判决,其陈述要旨略称,民嫂杨刘氏,因夫出外,多年无信,本年一月十四日,召集亲族会议,立民子杨晓云为嗣子,现杨刘氏已故,杨文海、杨文聚、杨文江等,阻挠殡葬等语,提出继单为证。
理由
本案前经死者杨刘氏,生前为立继,呈请备案,并经传讯杨文海、杨文江到案,对杨刘氏立继杨文治之子杨晓云,均不干涉,有卷在档,即可以证明。杨晓云之过嗣,确系杨刘氏之生前同意,杨文海、杨文江自不得阻挠殡葬,杨占泰、张杨氏亦不得谓继单系属捏造,至杨文举出外,据杨刘氏供,已二十余年无信,其财产自由其妻杨刘氏处理,杨刘氏既已立杨晓云为嗣,并有继单可凭,原告等出而阻丧废继,殊无理由。
据右开论述认为,原告之请求为无理由,合依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百七十三条,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
山东招远县政府
县长:杜华梓
承审员:苏盛江
上诉法院:山东高等法院
上诉期限:自判决送达后二十日内
书记员:杜相庭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据此推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山东省有个招远县,县里有个郑家村,村里住着一家姓杨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又办不来进京证,也买不起朝阳区的房子,只能窝在村里受穷。民国二年的一天,二十岁的杨文举实在受不了家乡的穷日子,就对妻子刘氏说:“亲爱滴,咱们家实在太穷了,上头又不给脱贫指标,谁知道啥时候奔小康啊?我还是去闯关东吧!你给我烙十张糖饼,再上地里拔十根大葱,我要去哈尔滨打工,给你赚钱!”就这样,杨文举背井离乡,来到哈尔滨南岗,给人打工。一开始,杨文举还能经常抽空往家里写信,每个月寄几个钱回去,后来却渐渐与家里断了联系。
一晃就到了民国二十二年,杨文举离家二十多年,再也没有音信,而刘氏在这一年染上了重病,就准备把丈夫的兄弟杨文治之子杨晓云立为嗣子。她写出立嗣遗嘱,交给杨文治,又担心丈夫的叔叔杨占泰争夺她留给杨晓云的家产,就在一月十四日召集亲族会议,说是既然丈夫离家二十多年没有消息,他们两个又没有孩子,他的财产应该归她所有,而她决定把杨晓云立为嗣子。杨占泰反对说:“凭什么要把家产留给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的亲生子?怪不得我侄子二十年前要去哈尔滨,再也不肯回来,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你这个潘金莲!成天跟那个西门庆勾勾搭搭的!”
也许杨占泰并没有这样说,但他一定早就有了侵吞刘氏家产的企图,所以刘氏告到县法院,法官把杨占泰的儿子杨文海、杨文江传讯过来,告诉他们不许干涉刘氏立嗣,又把事情经过记录在法院卷宗之中,这件事也就暂时压下去了。
当年九月十四日,刘氏去世。杨占泰和媳妇张氏听说此事,立刻开始动歪脑筋。在他们两个看来,既然侄子杨文举二十年也不回家,他的财产就应该归他所有,凭什么留给杨文治的儿子?就算杨文举现在回家,也不过刚刚四十岁,以后还可以有亲生子,财产更是落不到杨晓云头上,谁知道他是不是刘氏的私生子?于是,他们硬说刘氏的遗嘱是杨文治假造的,又在杨文治给刘氏发丧时,派杨文海、杨文聚、杨文江进行阻挠,另外又请人写了状子,递到招远县政府,来一个恶人先告状。
而此案的判决者县长杜华梓(1900~1951,字桐阶,化名“花子”,山东省青州人,1924年在青州省立十中毕业,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任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1928年1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反共启事,嗣后历任国民党益都县指导员,招远县长、昌乐县教育科长等职,1948年8月济南解放后被捕,1951年被镇压)认为,刘氏生前即已在法院将遗嘱备案,杨文海和杨文江当时曾经被传讯到庭,知晓此事,所以不该无理取闹,阻挠丧事,他们的爹妈更不该为老不尊、含血喷人。按照民事诉讼法某条某款,原告请求彻底驳回,诉讼费由两个老不死的贪财奴负担,如果不服可以去山东高院上诉。
分析到这里,回头再来看看写在这份判决书末尾的时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那么说,在1933年,“哈滨”仍然是哈尔滨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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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正式链接要明天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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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图文版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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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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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1939年(康德六年)1月27日开出的“黄海棉”发票,印有“道外南大街路西 哈尔滨魁昇堂文具货店”的字样,还有“同记商场株式会社”收款章与手写的“同记”二字。
另有一张1940年(康德七年)12月14日开出的“男押发网”发票,印有“哈尔滨道外南大街 魁昇堂”的字样,还有“同记商场株式会社”收款章与手写的“同记商场”四字。
这两张发票上提到的“魁昇堂”,乃是哈尔滨第一家书店,从1900年起,开始在傅家甸的安埠大街(今道外区南头道街)营业。除新旧图书之外,魁昇堂也售卖名人字画、美术画片、仪器文具等等,就连“华洋杂货”和“欧美物品”也“无不完备”,简直是一家小型百货公司。
从这两张发票看,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魁昇堂仍在老地方(南大街即如今的南头道街)开店,但另外又在同记商场之内开办了哈尔滨魁昇堂文具货店。
有一个陶瓷笔筒,上面印着“哈滨魁昇堂文具部制”,还有一幅彩画,画中有两个古代美人,一个弹筝,一个跳舞,题目是《贵姬丰舞》。这个笔筒应该是1940年或之前烧制的,因为1940年以后就没有魁昇堂的消息了。
有两张美术画片,印有“哈滨魁昇堂文具货店”的字样,画的分别是胡蝶和徐来。胡蝶和徐来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走红的影星,但徐来在1935年即退出影坛,那么这两张画片应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印制的。
既然提到美术画片,不妨说一说“哈滨正阳九道街东华印书馆出品”的“再生缘四条屏”与“荡冦志四条屏”。它们的每一套都由四“条”组成,每“条”有三幅画,计十二幅,仿佛微型小人书,虽然画工一般,但总好过清末或民国的多数小说绣像,何况又是令人心动的彩色版呢?要是小时候见到这个,我是说什么也要弄到手的。
哈尔滨道外区的靖宇街是由头道街至二十道街组成的,初名正阳街。1931年(一说1933年)以前,头道街至十三道街称正阳街,十四道街至二十道街称新市街。1931年(一说1933年)起,头道街至二十道街统称正阳街,1946年改名靖宇街至今。
既然“再生缘四条屏”与“荡冦志四条屏”的印刷地是“正阳九道街”,它们的印刷时间就应该在1931年或1933年以前,而这可以表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哈滨”仍然是哈尔滨的别名。
有一张双鹿牌织品广告画,上有青松双鹿,白水远山,旁边的文字是:“双鹿牌哈滨同兴昌织业工厂出品 电话:二三六七番”。
有一张百花盘香的发票,最上面印着半个太阳的商标图案,下面印的是:“注册商标 满洲帝国特许发明局 意匠登录 第三一四号 百花盘香 全满独家创制 哈滨东记香厂新记 总批发处 哈尔滨道外北三道街 本号秘制日光盘香、万寿槓檀香、避瘟香、大小棒香,以及山东黄县香,各种料线香,批发零售,不误主顾 同记商场宝号台照 康德九年二月十一日 借用电话:四一二四番”。
有一个“哈滨道里同生泰茶庄”的铁茶叶盒,正面印着持花美女,背面印着水边小亭,一侧印着“地址:道里新城大街路东 自动机:三五七五番”,另一侧印着“制茶厂:福州南台 杭州南星 苏州阊门 徽州老竹”。
所谓的“满洲帝国”,就是日寇侵占东三省以后扶持的傀儡政权,即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伪帝是日寇走狗溥仪,伪都新京(今长春)。所谓的“满洲帝国特许发明局”,代替了中国原有的商标局,加在前面的“满洲帝国”一词,暴露了日寇妄图霸占东北的狼子野心。“意匠登录”是日语,大意是“外观设计专利注册”。康德是伪满年号,使用时间是1934至1945年。电话号码后面的“番”字,应该是日语“番号”的缩写,日语里的“电话番号”就是电话号码的意思。新城大街,1946年改名尚志大街。
既然如此,那张双鹿牌织品广告画应该是1932至1945年印行的,那张百花盘香的发票则是在1942年2月11日开出的,那个铁茶叶盒则是1946年之前的产品。

现在来看一组与哈尔滨世一堂有关的老物件。
一是世一堂茶店的铁茶叶盒,正面印着持花美女,背面印着水边风景与“哈滨 世一堂茶店 道里”的字样,一侧印着“龙芽凤尾惟我有,名震寰球第一家”(看来不太客气),另一侧印着“本店自临蘓徽採辦……龙井,莲心,碧螺…名目繁多,不尽备录,赐顾者请移五趾观之”(骈枝和六枝儿的就不许来看吗),底部印着“特区自动电话 二三八一”。
一是世一堂的牛黄清心丸广告,上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是:“吉林分号哈尔滨道外世一堂 自动电话:二一〇二番”。
一是世一堂的牛黄解毒丸广告,上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是:“哈尔滨道里(外)世一堂启 自动电话:二一〇二番”。
一是世一堂的中药包装纸,上面印着:“当归身 哈滨道里(外)世一堂药店制”。
这四样老物件上面,最为少见的文字是铁茶叶盒上的“特区”二字,因为它可以清楚地表明,早在深圳等地成为特区之前,哈尔滨就已经享受过特区待遇了。
1920年中东铁路工人罢工以后,北京政府在当年10月底收回司法权,规定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东省特别区,全区域分为五个区,哈尔滨为第一区。1923年3月,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在哈尔滨设立。1924年5月,东省特别区被中央政府批准为省级特别行政区域,不归吉林或黑龙江省管辖。1935年,东清铁路被苏联卖给伪满并更名北满铁路以后,日寇将东省特别区改名北满特别区。
东省特别区,可以简称为东省特区。哈尔滨属于东省特别区时,又称哈尔滨特区,所以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曾经在1932年出版《哈尔滨特区街市图表》,1929年第28期《国闻周报》上有一篇关于当时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中东路案详纪: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
既然如此,铁茶叶盒上的“特区自动电话 二三八一”可以表明,那个盒子是在1923年至1935年制成的——“特区”二字代表那段时期的哈尔滨,其时日寇尚未入侵,因为厂家的电话号码是“二三八一”,而不是“二三八一番”。
其他茶庄的类似茶叶盒或茶叶筒,现在还能找到不少,而这足以证明,民国时代的哈尔滨有过许多茶庄。但最早在哈尔滨开茶庄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来的俄商,早在1900年,他们就在秋林公司开设了茶叶部。他们能,我们当然也能,所以哈尔滨的中国人也纷纷开办茶庄,让哈尔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为东北北部的茶叶集散中心,直到日寇入侵,哈尔滨的茶庄才渐渐变少。
有一张哈尔滨天成裕记货店、天成茶庄支店的聂希基在1941年送出的新年贺卡,正面印着“恭贺新禧 哈尔滨天成裕记货店、天成茶庄支店 聂希基鞠躬 道外南二道街 茶部 南头道街 电话 九三九三”,背面写着“中华民国三十年”,那么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哈尔滨的茶庄仍然没有灭绝。
回头再说说那几样与哈尔滨世一堂有关的老物件上面的其他文字:为什么其中既有道里世一堂,又有道外世一堂,它们与吉林世一堂又有什么关系呢?
1827年(清道光七年),世一堂在吉林市创建。1903年,吉林世一堂派张远武、赉欣庭二人来到哈尔滨,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创办道里世一堂,经营老山参、鹿茸等珍贵药材和日用杂货。1912年,吉林世一堂派李星臣、周弼臣和孟香阁三人去傅家甸,创建道外世一堂。1926年,道里世一堂在中国十道街(今道里区西十道街)新建大楼(次年完工,保存至今)。所以那张牛黄清心丸广告上会有“吉林分号哈尔滨道外世一堂”的字样,那张牛黄解毒丸广告上则印着“哈尔滨道里(外)世一堂”,表示道里世一堂与道外世一堂其实是一家。
世一堂的总部在吉林,而吉林老山参乃中国驰名中药,所以世一堂的哈尔滨分部很早就成立了世一堂葠茸药店,推出一种“老山葠(参)精糖”,装在木盒或铁盒里售卖。
有一种世一堂葠茸药店的铁盒,盒盖上印着玫瑰花、旱莲花等花卉图案,旁边的文字是“吉林 世一堂 葠茸药店虔制 老山葠精糖”,盒盖的最下面有一行小字“分号哈尔滨道里中国十道街 自动电话 二三八一”,盒子侧面印着“本堂採辦中西各药山葠鹿茸”之类的广告。
哈尔滨道里区的中国十道街,建成于1903年,原名俄国街,1925年改称中国十道街,1959年改名西十道街至今。既然如此,这个世一堂铁盒应是1925年至1946年之间印制的,或许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世一堂老山葠精糖当初大概卖得挺火,哈尔滨的许多药店同行嫉妒得眼珠子通红,竟然也卖起了类似老山葠精糖的东西,而且也装在木盒或铁盒里,不顾原创死活,就像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中国聪明人一样。所以我随便一揪,就揪出来三个与世一堂铁盒类似的李鬼:
一是道里济生堂药店的铁盒,盒盖上印着“哈滨道里济生堂药店 自制老山葠精糖 延年益寿 唯一补品 电话 四一二二”,盒子侧面印着“经销各地药厂驰名有效成药 本号自运川广云贵地道药材”之类的广告。
一是道外春和堂葠茸药店的铁盒,盒盖上印着“哈滨春和堂葠茸药店 真正老山葠糖 总号电话三二四一 分号电话三二四二 总号 太古街”,盒子侧面印着“虔制葠糖、虎鹿仙胶、应症丸”之类的广告。
一是道外瑞昌号的铁盒,盒盖上印着“哈滨瑞昌号 真正老山人葠糖 道外正阳十道街 电话三四七二番”,盒子侧面印着“精致丸散膏药”之类的广告。
为啥说他们仨是李鬼呢?第一,世一堂是历史悠久的老店,不可能不要Face地推出冒牌产品。第二,这三家药店的铁盒,封面设计与文字版式几乎与世一堂的没有分别。他们唯一不敢或者没Face完全照抄的就是“老山葠精糖”一名,所以就打出各种擦边球,或者自称“自制老山葠精糖”,或者自称“真正老山葠糖”,就像金庸小说盗版横行时,许多假冒金庸的作者自称“全庸”、“金康”、“全康”、“金庸新”、“金庸巨”、“查良居士”一样。如果把这种呕心沥血的造假功夫用在创新上面,说不定他们也能打造出自己的产品,但他们偏偏要甘居幕后,以扼杀创新为乐。
与哈尔滨世一堂一样,有些哈尔滨药店也专门开设了葠茸药店。那家春和堂葠茸药店,其实就是春和堂药店开的。有一张山萸肉的包装纸,上面印着“山萸肉 哈滨道里新城大街济生堂葠茸药店制 电话 四一二二”,可见济生堂药店也开设了他们自己的葠茸药店。
与老山葠精糖的世一堂铁盒相比,世一堂木盒的外观比较朴素,盒盖上没有任何图案,仅在其上嵌有几行手写体汉字,开头两行是行书小字“吉林世一堂 参茸药店虔制”,中间是一行竖写的隶书大字“老山葠精糖”。按理说,这样的木盒更不容易仿造,因为那些手写体汉字是难以模仿的,就算世一堂自己的出品,不同批次都会有不同写法。可是,既然铁了心要当李鬼,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这里同样只揪三个李鬼:
一是道外春和堂药店的木盒,上面写的是:“哈尔滨道外 春和堂药店制 老山葠糖”。
一是永德堂参茸药店的木盒,上面写的是:“哈尔滨永德堂 参茸药店虔制 山葠精糖”。
一是延寿堂的木盒,上面写的是:“滨江 正阳六道街口 延寿堂 老山葠糖”。
与世一堂的木盒相比,春和堂药店和永德堂参茸药店的木盒,把前两行字弄成了楷体;延寿堂的最有“创新”精神,不但把前两行变成三行,改为楷体,而且把第二行涂成绿色,又把中间的产品名“老山葠糖”涂为同样颜色,但不管怎么说也终究是仿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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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8楼

现在来看一封从营口同丰号纸店寄往哈尔滨道外区的信。它的信封正面写着“哈滨太古街 隆丰成大号 栾笃斋 先生 营口同丰号纸店缄”,邮票顶部印着“满洲帝国邮政3分”,主图是一座塔,邮戳是圆形,第一行有“营口”二字,第二行有“奉天”二字,字外有个半圆线,第三行是“4.3.12”,其下印着带有许多竖条的半圆线,好像木梳,第四行是“后 0-4”。
营口信封上的伪满邮票,属于满普四第三版,1934年印行,主图是辽阳白塔。辽宁时称奉天,营口属于辽宁,所以邮戳上有营口和奉天的名字,但“4.3.12”应该怎么解读呢?
有一张王京周从佳木斯寄往日本的明信片,正面同样贴伪满邮票,但原图上加印着红色的“勤劳奉公”与锹镐图案。
1943年2月26日,伪满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施行规则》,要求20至23岁的东北男青年服兵役与劳役。1943年5月1日,为忽悠中国人继续替日寇做牛做马,伪满发行“勤劳奉公”邮票,全套两枚,一枚面值六分,原图上加印的是蓝字蓝图,这张明信片上贴的则是另一枚,红字红图,面值三分,邮票旁边的邮戳样式与营口信的相同,第一行有“佳木斯”三字,第二行有“三江”二字,第三行是“10.5.13”,第四行是“前 8-12”,背面末尾印着“康德十年五月拾贰日送”。
1934年12月1日,伪满新设三江省,伪省公署驻佳木斯,所以这张明信片的邮戳上有三江和佳木斯的名字。康德十年是1943年,那么这张明信片是1943年5月12日送到邮局,次日寄出,所以邮戳上的“10.5.13”表示“康德十年五月十三日”。
既然如此,营口信的邮戳上的“4.3.12”,就表示1937年(康德四年)3月12日。
至于营口信的信封正面提到的“隆丰成大号”,应是哈尔滨道外的一家以“隆丰成”为总名的商业机构。另有一封寄往道外太古街的信,信封正面写着“滨江太古街 隆丰成记启 哈尔滨隆丰成皮货帽厂缄”,信封正面贴的邮票是伪满1936年12月5日至1937年4月1日发行的满普五第四版普通邮票之中的四分票,雕刻版,主图是奉天(沈阳)北陵,邮戳的第三行有“× 1 11”的字样,那么此信应是1937年1月11日寄出的,比营口信的寄出时间还早两个月。而“隆丰成大号”既有可能是“隆丰成记”,也有可能是它与哈尔滨隆丰成皮货帽厂的总部,因为“大号”二字既有可能是敬称,也有可能是商铺名称的一部分。
总之,这两封寄往道外太古街的信表明,1937年时,哈尔滨的别名至少有两个,一是“哈滨”,一是“滨江”(具体将在后面介绍)。
另外还有一封信,信封正面写着:“哈滨道外丰润七道街 投 同合长 大号 呈 田香久先生 台启 ……元兴永 乌”。那么这是某地“元兴永”的乌姓商人寄出的,收信人是在哈尔滨道外“同合长大号”或“同合长”工作的田香久,具体位置是道外丰润街与七道街交汇处,故称“丰润七道街”。此信的信封正面贴着中华民国1931年11月12日至1937年发行的普11伦敦一版孙中山像邮票,那么此信也应是那个时间段寄出的,而那时可以用“哈滨”来指代哈尔滨。
我还找到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哈滨顺泰兴 马骏臣 自动电话 三九八一”,但这些信息太少,只能据此推断,它或许是伪满之前的。
同样难以推测时间的,还有一张民国照片,上面有两个男子的合影,旁边印着“哈滨明星昼夜摄影社”,大概那时的摄影生意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才要用“昼夜摄影”的做法吸引顾客。

再来看看四张同记商场开出的发票。
一是鸿麟号杂货批发商店的小燕牙粉发票,最上面用铅笔写着“同记商场 大罗新 4年5月31日”,但“大罗新”三字被划掉了,其下文字是:“哈滨道外南头道街 鸿麟号杂货批发商店 货物出门 概不退还 电话 二八七七番 品名:小燕牙粉”。
一是鸿麟号杂货批发商店的果木人发票,最上面用油笔写着“同记 7年3月3日”,其下文字同上一张发票(但商品名称是果木人)。
一是雨来兴伞庄的手套发票,上面写着:“哈尔滨道外南四道街 雨来兴伞庄 各种雨伞 绣花渗透 棉绒手套 同记商场 手套 康德七年十二月六日 发票 借用电话 九三三八”。
一是恒昌制刷工厂的担刷发票,开出日期是“同记 康德六年一月廿八日”,厂址是“哈滨道外南勳七道街路东大门卅号天1主堂院内二十八号”,经营范围是“衣刷、牙刷、鞋刷……各种油刷,理发刷”等等,简直可以让你从头刷到脚。
大罗新环球货店和同记商场都是武百祥在傅家甸创办的,前者1921年10月10日在北大街(今道外区北头道街)开业,后者1927年在正阳四道街(今道外区南四道街)开业。有一张老包装纸,上面印着“大罗新支店 哈尔滨道外 同记商场株式会社”,可见在伪满时期,同记商场拥有一家“大罗新支店”。牙粉发票上面,之所以把“同记商场 大罗新”七字的后三个字划去,只因发票是由同记商场总部而不是大罗新支店开出的。
担刷发票提到的“天1主堂”,就是傅家甸天1主教1堂,1901年建成,1902年开放,乃是道外区第一座教1堂,如今虽已不存,却可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的《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一书中看到它在1910年12月至1911年3月之间的照片,哈尔滨1910年爆发鼠疫时,许多人都在此染病而亡。
这四张发票上都有“同记商场株式会社收款处”的收款章,而且贴了印花税票(那张担刷发票却是例外,或许厂家想要逃税吧),所以全都是发票,而非收据。“株式会社”与“康德”一词,表明那是在伪满的康德年间,所以牙粉发票是1937年的,果木人发票和手套发票都是1941年的,担刷发票是1940年的(当时的傅家甸天1主教1堂还在)。
顺便说说两个与伪满有关的老物件。
一是1935年(康德二年)初版的高小补充教材《最新评注模范文选》(陈炳耀著),它的版权页上印着:“发行所:哈滨南岗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校 哈尔滨桃花巷街一八号”。这里提到的桃花巷,今已并入道外区南勋街,曾是妓院聚集地,这大概是桃花巷后来被改名的缘故,而许多哈尔滨人都觉得不改更好。
一是1948年的新洗素商标,正面印着:“日满专卖特许 纯国产锚星印 洗净 脱脂 新洗素 精炼材 东亚化学工业厂出品 北满总:代理,豊国洋行(哈滨道外南头道街);推销,东和利(哈滨道外正阳大街)”;背面空白,但有几行手写的汉字:“……洋火满包……民国卅七年五月廿四”。这里提到的北满,指黑龙江与吉林大部分。汤尔和译述《北满概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哈尔滨满铁事务所编):“南北满之称,起于日俄战役……北满为黑龙江全省(内含呼伦贝尔),并包有吉林省之大部分”。
如此说来,至少在1948年,“哈滨”仍是哈尔滨的别名。1948年以后呢?
网上有两张荣养糖包装纸,一张印着“哈滨道外南和街58 地球商标 荣养糖 滋养丰富 口味清香 新兴糖果工厂出品 本厂出品水果香糖……”,全都是繁体字;另一张印着“新 水果香糖 地球商标 哈尔滨道外南和街五八 新兴糖果工厂制 电话 三四四一”,其中的“哈尔滨”三字为简体。
哈尔滨的道外区是在1956年正式得名的,南和街的名字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的,至今没有变过。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既然如此,第一张荣养糖包装纸应该印于1956年初,第二张则印于1956年推行简化字之后。那么说,直到1956年初,“哈滨”依然被看作哈尔滨的别名。
有人在卖两种工具:一是皮匠工具,共五件,其中有一把割刀,刀身上刻着“哈滨德泰号特制”,其中的“滨”字是简体;一是金色的木折尺,共两把,上面都印着“哈滨度器量具生产合作社”,其中的“滨”字也是简体,而“合作社”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推行的,到1956年基本普及。既然如此,那把割刀和两把折尺应该也是1956年左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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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9楼

在网上看见两张美术画片:一张用途不明,印的是各种水果,上部印着俄语,意为“甜蜜的果实”,底下印着一行中文:“哈滨道里羊草市东莱印刷局印”;一张可以算广告画,画中有一个大房间,里面站着一个古典美人,眼神飘忽不定,仿佛僵尸乍醒,捧着一束不知是否采自坟头的菊花,好像在对生活表示感恩,画的上方印着“滨江同泰昌糖庄”,下方印着“本号设在南二道街路东”,最下面印的是“哈滨道里石头道南头羊草市东莱印刷局印”。
这两张画片提到的“石头道南头羊草市”,或许是“石头道街南头羊草市”的简写,因为道里有石头道街,道外有南头街。至于“南头羊草市”或“羊草市”,不知何指,或许是一个卖牧草的市场。至于第二张画片里提到的“滨江”,指的就是哈尔滨,因为那是哈尔滨的另一个别名。
1906年,清政府在傅家甸设滨江厅,1913年改滨江县。魏声龢《吉林地志》: “滨江县,土名哈尔滨,……蒙人以此地草甸平坦,遥望如哈喇,蒙语因称为哈喇宾。汉语讹转,又易喇为尔。……设治顷以此地临江,且就土人之惯称,故名。”1929年5月,傅家甸、四家子、圈河、太平桥合并,建立滨江市。1956年,傅家甸改称道外区。
因位于滨洲铁路(1901年建成)以西,埠头区又称道里,起初归中东铁路管理局管辖,不算中国地方。瞿秋白1920年来哈尔滨时,道里“已设中国警察局”,但直到1926年设立哈尔滨特别市以后,才算完全归中国管辖,1946年正式改称道里区。
也就是说,从1906年到1956年之间,“滨江”可以是哈尔滨的别名,也可以是傅家甸(今道外区)的别名。但需要注意的是,“滨江省”、“滨江站”和“滨江区”这三个词,全都不能简写为“滨江”,因为它们另有所指。
1934年12月1日,伪满在哈尔滨设置滨江省,包括呼兰、巴彦、双城、五常、阿城等地;1937年7月,哈尔滨特别市划归滨江省;1945年,滨江省解体。既然如此,“滨江省”指的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许多地方。
有一张1941年12月25日颁发的奖状,上面写着“奖状 电气科第二学年 王守谦 滨江省立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第学校长马荣选 康德八年十二月二五日”;有一张巴彦县滨江春礼品店的宣传画,上面写着“滨江省巴彦县 滨江春礼品店 食品部”,另外印着一个笑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男孩;有一张“东生永”的糕点广告纸,上面写着“东生永 本号自造四色花糕 滨江省道外桃花巷街”。印在这三样东西上面的“滨江省”,指的就是伪满1934年设置的同名地。
1934年1月,在傅家甸修建滨江站,作为伪满拉滨铁路的终到站;9月1日,滨江站正式运营。2016年10月30日,滨江站停办客运业务。因此,“滨江站”指的是今道外区的一个老火车站。
1958年10月22日,哈尔滨市将朝阳、王岗、松浦3个郊区合并为滨江区,又在12月撤销。1963年3月8日,恢复滨江区,成立滨江区人民委员会,管辖原由市区各人民公社所辖的农村人民公社。1970年2月8日,滨江区革命委员会改称哈尔滨市郊区革命委员会。1973年4月10日,撤销哈尔滨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所以说,“滨江区”指的是一个仅仅存在于1958至1973年之间的哈尔滨市区。
有一张滨江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1968年1月27日为粮管所开出的介绍信,上面写着:
“最高指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介绍信 粮管所负责同志
兹介绍我公社老五屯居民曲桂英,计2人,为照顾春节,希按规定给予解决吃粮问题。
滨江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
68年1月27日”
那么粮管所将要怎么照顾这两位过年没饭吃的同志呢?一张“粮油供应存根”告诉我们,“因未有户口粮关系,春节照顾”,粮管所的同意卖给他们“10斤面粉、28斤粗粮外加0.5斤豆油”。如今的孩子看到这里,也许不觉得这是恩典,从那个时代走来的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明白得很,当时的城里人只能凭粮证买粮。曲桂英这样的“老五屯居民”,肯定没有城市户口,也就没有粮证,所以就算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粮食,除非手里有那张宝贵的介绍信。

回头继续说哈尔滨的老物件上面的“滨江”。
有两张1916年(民国旧历丙辰年)3月20日的“顺成当记”当票,上面写着:“滨江太古街 顺成当记……倘有虫咬鼠伤,各由天命,认票不认人”。太古街在今道外区,那么这里提到的“滨江”,自然是指傅家甸。由此可见,至少在1916年时,“滨江”就已经成为傅家甸或者说道外的别名。
有一张滨江商会1917年发行的临时辅币,上面写着:“滨江商会发行临时辅币 壹角 足拾角兑换羌帖一元 滨江工艺教养所印刷 民国六年十月造”。
关于临时辅币与羌帖,前面已经提及。滨江商会,1901年创办,原名滨江公益会,1908年2月改称滨江商会,当时归吉林管辖,故全称为吉林省滨江县商务分会,1913年改称吉林省滨江县商会。由此可知,至少在1917年时,“滨江”就已经成为哈尔滨的别名。
有一张衣箱广告,上面印着一头似乎喝醉了的犀牛,另外写着:“滨江道外南二道街 源记号 犀牛商标 本号开设滨江,历有年,所专造各种铁衣箱,真正牛皮,本色花素……源记号主人谨启”。
有一张银行广告,上面写着:“五月十二日迁移 株式会社 滨江实业银行本店 埠头区 中国十二道街四八……道里支店 埠头区石头道街三二 马家沟出张所 马家区国课街六〇”,文字的右侧,画着这家银行所在的街区图。
中国十二道街,即今哈尔滨道里区西十二道街。滨江实业银行,1941年12月22日经满洲国政府经济部批准成立,继承原哈尔滨实业银行一切业务,经理由藤冈担任,1945年8月关闭。那么说,两张广告中的“滨江”一词,显然都是哈尔滨的别名,而第二张广告是在1942至1945年8月之间印行的。
在更多情况下,“滨江”似乎仅仅是傅家甸的别名。
有一个木头盒子,上面印着:“滨江正阳五道街口 福寿堂 老山葠糖”。这里的“滨江”,应指傅家甸。1931年(一说1933年)以前,头道街至十三道街称正阳街,那么这个盒子应该是1916年至1931年或1933年之间制作的。
有一张广告,印着两个胖得随时可能坠落的小天使,还有两个鹅蛋脸美人,最下面印的是:“滨江南大街东记印刷局 滨江桃花巷东昇印刷厂”。
有一张食品广告,印着两个吸血鬼般的男孩,嘴唇仿佛还在滴血,旁边的文字是:“哈尔滨道外北二道街 东和盛食品店 专备南货茶食鲜货礼品”,最下面印的是:“浜江南大街东记印刷局 浜江桃花巷东昇印刷厂”。
有两张“仲秋月饼”广告,一张印着两个非痴即呆的男孩,另一张印着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嫦娥,强颜欢笑地捧着一盘月饼,每一张的下面都有“滨江桃花巷东新印刷局”的字样。
这四张广告里提到的“滨江”和“浜江”,显然都是指傅家甸或者说道外,而“浜”应该是“滨”字的简写,具体后面将会细谈;桃花巷,今已并入南勋街。
有一张广告画,上面印着一个男子,披头散发,宽脸肥脚,红袍绿裤,手持一串铜钱,钓起一只三足绿蛙,这应该是“刘海戏金蟾”的情景;旁边的文字是:“滨江利顺工厂 道外大水晶街西路 本工厂专制各种洋烛以及各种肥皂……本号谨启”。
另有一张广告画,印着一个美人,歪着脖,斜着眼,正在观看《石头记》,旁边的文字是:“滨江瑞和裕 自运粗细杂货兼制各种洋烛”。
有一张糨糊广告画,上面印着:“五星牌 仁易糊 敬启者:敝厂为提倡国货起见,特选上等江米,精制此糊,洁白清香耐久,不干不腐,黏力如胶漆…… 注意:本牌空瓶六个,换糊一瓶,本工厂开设南小五道街十五号院内楼上 滨江东顺睿记工厂谨启”。
这三种广告画里提到的“滨江”,应该指傅家甸,但也不排除专指哈尔滨的可能。
顺便说一句,以前总以为糨糊只是面粉制作的,时间久了还会发霉变黑,不管看起来还是闻起来都恶心得很,因为过去当会计的时候,我用这种恶心的面粉糨糊为许多按月合订的会计凭证粘过封皮。看到这个“仁易糊”广告才知道,原来另外还有用江米(南方称糯米)制作的糨糊,而这种说不定真的是“洁白清香”呢。此外,“仁易糊”广告里提到的六个空瓶换一瓶的说法,只是民国时代哈尔滨商家的促销手段之一。为了吸引消费者,有的民国商家还会发行专门的礼券,如“哈滨道里公和利百货店”就印过一种商品礼券(带有存根),上面画着美丽的旱金莲,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代金券。同记商场也发行过同样性质的“商品券”,上面写着:“国币五圆整”,只是不知能买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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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10楼
十一
有一个大信封,印在正面的地址和电话是:“道外景阳街路西 哈尔滨永馀昼夜照相馆 电话 二三二三番”。
有一个装照片的纸袋,正面画着一架飞机,旁边印着:“永馀昼夜摄影社 哈尔浜道外景阳街 电话 二三二三”,其中的“尔”字是简体。
不管从地址、电话还是名称看,“哈尔滨永馀昼夜照相馆”与“永馀昼夜摄影社”都是同一家机构,只是前一个名字是日寇侵华时期的,因为它的电话号码后面有个“番”字。
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把“爾”简化为“尔”字,但这批简体字在1936年2月就不再推行了。1956年1月28日,中国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再次把“爾”简化为“尔”字。那么永馀昼夜摄影社的纸袋应该是1935年8月21日至1936年2月之间,或者1956年1月28日以后印行的,因为其中出现了简体的“尔”字。可是,其中的“浜”字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国只是把“濱”简化为“滨”字,这个“浜”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滨河县”(1943年初,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由山东省东明县析置,同年底撤销)为曹法孟(1910~1940)立了一块石碑,繁体,碑文上方有四个大字“光照河浜”,碑文中却有“濱河縣”的字样,可见这里的“河浜”即是“河濱”的简写。那么他们是根据什么把“濱”简化为“浜”字的呢?要知道,“濱”与“浜”的意思和读音不太一样,前者有水边、边缘、靠近的意思,读音是“宾”,后者仅指小河沟和地名(如沙家浜),偶尔用作妓女的別称,读音是“邦”。如果把“濱”简化为“浜”,那就只能保留与水有关的意思,其他意思却丢失了。
奇怪的是,一年半以后,即1946年10月,日本公布的《当用汉字表》里面,竟然也把“濱”简化为“浜”了。中国在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里面,却是用新造的“滨”代替了“濱”字,同时保留“浜”字,这个做法显然更好。但既然日本把“濱”简化为“浜”,我们遇到“横浜”、“哈爾浜”和“浜崎步”这样的日语时,必须译为“横滨”、“哈尔滨”和“滨崎步”才能算对。
既然中国似乎从没有过把“濱”简化为“浜”的官方规定,怎么会出现“河浜”、“哈尔浜”、“浜江”这种写法呢?没有人能够提供答案。
不管怎样,“哈尔浜”、“浜江”乃至“海浜”一词都是确实有过的,但似乎仅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有一张照片,上面印着“哈尔浜市 铁路江上俱乐部”,其中的“乐”字为繁体,照片里的俱乐部门口上方有一个牌子,里面写的是繁体字的“哈尔滨铁路江上俱乐部”。
哈尔滨铁路江上俱乐部,俄罗斯设计师米高扬夫斯基设计,建成于1912年,原名游艇俱乐部,隶属中东铁路管理局,1932年被日寇占领,1949年收归国有,1950年改为今名。既然如此,这张照片应是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后拍摄的。
前面提到的那张印着两个男孩的东和盛食品店广告上,带有“浜江南大街东记印刷局 浜江桃花巷东昇印刷厂”的字样。
有一张集体合影,上面印着“中国邮电工会海浜休养所第十期全体劳模合影 1953.10.8”,其中的“体”是简体字,那些劳模身后的牌子上写着“中國郵電工會海濱休養所”,可见在1953年时,“濱”是可以简化为“浜”字的。
有一张八个人在山坡的合影,上面印着“海浜休养畄念 55.7”;另有一张某男海滨全身照,上面印着“59.8 大连海浜留??”。面对这两张照片,你或许会产生穿越感,因为只有从1977年推行到1986年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里面,才有着把“留”简化为“畄”和把“影”简化为“??”的规定。不过,与“滨”字不同,“畄”与“??”二字其实是古已有之的,就像清代即有人把“賓”字简化为“宾”,而这些简化字在五十年代的再次出现,恰好可以说明,我们的汉字简化方案不是凭空而来的,尽管第二次的未免太激进了,所以最终不得不废止。
有趣的是,那张“大连海浜留??”照片上还印着相应的汉语拼音,而其中的“海浜”一词被误拼成“Hai Bang”;另有一张大连的啤酒商标,上面印着“海浜鲜啤酒 大连海滨啤酒厂”,其中的“海浜”一词所对应的汉语拼音,也采用了同样错误的拼法。
下面再来看与“哈尔浜”有关的老物件。
有一张水仙花牌香烟的烟标,上面印着“国营哈尔浜卷烟厂出品”,都是简体字。
1952年,老巴夺改名哈尔滨制烟厂。1953年5月28日《松江日报》(1949年1月15日创刊,因松江省建制撤消,1954年7月31日与《黑龙江日报》合并)头版刊出“哈爾濱製煙廠廠名變更聲明”(该报全部采用繁体字),宣布哈尔滨制烟厂将从6月1日起改名“國營哈爾濱捲煙廠”。1953年6月5日,《松江日报》再次在头版刊出同样声明,但末尾的厂名改为“國營哈爾濱捲菸廠”。从两张不同时期的“新生产香烟”的烟标看,早期的印着“國營哈爾濱捲煙廠”,稍晚的则印着“國營哈爾濱捲菸廠”,这大概就是《松江日报》在1953年6月5日再次刊出声明的缘故。
既然如此,那张水仙花牌香烟的烟标,必然是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后印刷的。
有一本硬皮的日记簿,封面赫然印着“哈尔浜”,扉页上有几行手写的赠言:
亲爱的伙伴应家骊
祝贺你完成学习任务
送别你离开学习的工厂
欢迎你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
人民等待着你。
国营东安机械厂工艺科
工夹具设计室第六组赠
一九五八、七
哈尔滨
那么在1958年时,“哈尔滨”依然可以被写成“哈尔浜”。
有一张因为“大跃进”时“安全生产”而颁发给李元增的奖状,落款处写着“黑龙江省哈尔浜市人民委员会 市长:吕其恩 1959年3月6日”,其中的“员会”二字为繁体,可见直到1959年,“哈尔浜”一词仍然坚强地存在着,之后却很难看到它的身影了。
令我意外的是,除了“哈尔浜”,他们竟然还生造出“哈浜”一词,就像根据“哈尔滨”生造出“哈滨”一样。
有一张几个人在松花江上划船的照片,上面赫然印着“哈浜太阳岛 1958”。
有一把27档的算盘,上档一珠,下档五珠,侧面的铁皮上印着“哈浜 北新工厂出品”,其中的“厂”字是繁体。我最初就是用这样的算盘学习珠算的,珠算老师却说这个不好,必须改用下档四珠的,而我改用那种算盘之后,反而不太适应,仅仅考过了全国珠算等级第四级,不过那也够用了,因为我们学校要求考过五级就行。现在想来,当初连六级都不该考,因为自从进入会计学校时,我就暗暗发誓:如果要干一辈子会计,那我宁可早点去死。
总之,这张照片和这把算盘足以证明“哈浜”一词的存在,只不过更为少见而已,估计也是仅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吧。
十二
最后总结一下。
“哈尔宾”一词,早在1890年的《黑龙江舆图》里面就已存在,至少持续到1934年。
“哈滨”一词,在1917年就已存在(或许在1914年8月即已出现),至少持续到1956年初。
“特区”一词,在1923年3月至1935年之间,可以是“哈尔滨特区”或者说哈尔滨的别名。
“滨江”一词,在1906年到1956年之间,往往是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的别名,有时则是哈尔滨的别名。需要注意的是,“滨江省”指的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许多地方,“滨江站”指今道外区的一个老火车站,“滨江区”只是在短期内被当作哈尔滨市朝阳、王岗、松浦3个郊区的合并名称,所以“滨江省”、“滨江站”、“滨江区”都不能说是哈尔滨的别名。
“哈尔浜”、“哈浜”和“浜江”,在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后,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人用作“哈尔滨”、“哈滨”和“滨江”的简化体。
为了以上这么几行结论,我却整整写了十天。
从今年春节开始,追记一月十八日的逛街所得,准备写一篇《萦回在哈尔滨香坊与南岗区的部分历史记忆》。后来大家都疯了,我也不得不跟着疯,写作进度变得越来越慢,但也没有彻底中止。写到二月底,忽然感觉无法继续写下去,除非把当时已经写出的内容独立出去,变成几篇文字。
于是陆续修改出《哈尔滨老城区名称的沿革》《癸卯旅行记中提到的香坊区烧锅与街市》《富之满洲中记录的哈尔滨老城区与八杂市》等四篇文字,然后发现必须写一篇《哈尔滨的别名》才行,就从三月三日晚起,从“7788收藏网”和“孔夫子”等网站(感谢这些网站及其卖家提供的实物图片)苦苦搜集与哈尔滨别名有关的老物件照片,加以甄别归类,再结合相关史实,逐一进行分析,前后用了差不多十天光景,总算全部写完,计两万余字。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松气,因为接下来还有需要从《萦回在哈尔滨香坊与南岗区的部分历史记忆》的未完稿中独立出去的内容,那么我这篇一月十八日的追记,到三月底究竟能不能完成,现在也还是属于未知。
2020年3月3日晚至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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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毛
11楼
如果每天在公众号贴出太多,他们会抱怨看不过来,所以我只能每天贴两节,分六天贴完,目前刚刚贴出两次,所以只有前两部分图文版链接。
从明天起,我每天来贴出下一部分的图文版链接。没办法,只能请想看到图片的这样等下去了,谁让天涯不许我贴图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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