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处理]发动西安事变真的是逼蒋抗日吗?
muhuotu
1楼
1936年的12月，处于外忧内患中的中国面临着日本的步步进逼，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在日本人发动芦沟事变之前，张学良将军却抓紧机会，率先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下令枪杀中华民国卫队，拘捕国家领袖，扣留高层官员，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造成全国性的大震荡。有些人主张借此杀蒋，有人则一心希望苏联和中共支持他建立以他为首的西北联合政府。中华民族经他这样一折腾，内战如弦上之箭，国家如覆巢之卵，民族危在旦夕。对于这次事变，有人认为大功存矣，至少动机是好的，所谓好的动机是指张将军是逼蒋抗日。
对于西安事变高度评价的人们，自然也把张学良看作是历史的功臣了。张学良曾经是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1931年，因不战而拱手让出东三省而名闻于世；1936年，又因发动过西安事迹而名声大躁。这次事变，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他个人的历史发展，影响都甚大。一个面对日军攻占北大营而下令不抵抗的将军，一个不去抗战而去拘捕国家首脑的将军，客观上是帮助日本侵略还是阻止日本侵略？主观上是逼蒋抗日还是另有所谋？
西安事变的发动的动因，历来有一个理论，叫做逼蒋抗日论。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该书指出，１２月１２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所以张杨要逼他抗日。认为西安事变是"他（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到的严厉惩罚。"（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２１卷，２３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并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共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同上，第２３２页）逼蒋抗日论是许多中国大陆历史学著作关于西安事变动因的最普遍的理论。
张学良将军自己也声称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使蒋抗日。他在事变当日早晨通报全国（早就准备好的）的"致全国电"中说，为迫使蒋"补赎前愆"而发动了事变："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意思是蒋不听张学良将军要求抗日的主张，张才采取行动，想逼他抗日。
可见，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无论是张学良将军本人，还是中共党史的表述，或者是大陆历史学家的认识，都认为是为了逼蒋抗日。逼蒋抗日论是长期以来存在于历史学界的权威理论。
西安事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变？张学良的逼蒋抗日论能否成立？发动事变的张学良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还是历史的罪人？这是中国近代史需要研究明白的问题。如何科学地评价张学良，如何理性而历史地评价西安事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作者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现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
评价的三个原则
为了达到科学地评价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应该努力坚持三个原则。
一个是事实原则。他做了什么，影响了什么，人们当时认识到什么，等等，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为了表明某人和某个集团和正确，而故意地掩盖什么，制造什么。比如说，张学良曾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共产国际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加入共产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而没有同意他入党。这个情况是不是事实，需要考证。又如，毛泽东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所扣，心中狂喜，几次电报让张杀蒋，也准备在陕北公审蒋介石，延安开始搭建公审会场。这说明延安方面当时根本不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杀蒋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脱离事实作评论，会是沙滩上造楼。
第二是历史原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历史功过，必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考察。那个时代是日本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认识那个时代的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不能认为日本人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为理由来认识西安事变。
第三是国家原则，即超党派、超集团原则，以国家利益作为评价的标准。对于张学良的和西安事变的评价，不能站在东北军的立场上，不应该站在西北军的立场上，不应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不应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西安事变，可能对于某个党是有利的，对于另一个党可能是有害的。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它是有好的或不好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张学良将军与某党的关系较好而将他评为历史功臣，也不能因为他损害了某党的利益而认为他是历史罪人。我们的评论，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
张学良将军抗日吗？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蒋不抗日，他要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论是否成立，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张学良是抗日的，或者是要抗日的。第二，蒋介石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国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只有这两个事实存在，"逼蒋抗日"的理由才有可能成立。如果这两个理由有一个不成立，或者两个都不成立，那么，张学良所称的发动西安事变是 "逼蒋抗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张学良抗日吗？他什么时候抗过日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抗日"史。
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容伪造，不能美化，也不能歪曲。历史告诉我们，张学良将军没有抗过日。即使在能够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即使是在应该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他的抗日历史，实际上是避战史，逃跑史，即使有极小规模的接触，也只有失败史。
第一，九一八事变前，有识之士顾维钧曾经进言，‘要防范日本不测之心，’但张未予重视，也根本不想防范和抵抗。他下令，"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予抵抗。"
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张学良指示前来请示的东北参谋长荣臻，"敌果挑衅，退避为上。"９月６日，张将军又发电指示辽宁省 臧式毅和参谋长荣臻等人："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可见，张在事变发生之前，已经明明白白地确定了"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这种"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能称得上抗战、能算是抗日吗？
第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将军两次下令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个夜里，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平陪一个演员看戏，灯红酒绿，笙歌悠扬。日本人突然进攻北大营的时候，东北军的高级领导都不在营中。在营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不敢随意处置，请示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王又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不敢作主，请示张学良。张在电话里回答，"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避免冲突"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手下的东北军的强兵悍将脱离日本人，不与日本发动事变的日本军队接触，不与接触，能算是抗战吗？它只是逃跑的代名词。"避免冲突，"也不能算作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第三，沈阳失守后，东北还有辽阔的国土，张将军手下还有东北军几十万大军。这些军队，可以据守关寨之险守卫国土；可以隐入山林，展开游击战争；日本军队只有２万人，东北军完全可以与之一点。张将军却仍然不抗日，节节后退，乃至拱手退出锦州城，拱手退出山海关。使日本人在二个月内尽据关东百万平方公里江山。日本人如此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如此顺利地为创建伪满洲国准备条件，张学良将军的"避免冲突"方针是帮了大忙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国民、中央政府、国家领导，三军统帅，都曾再三要求张学良将军抵抗日军侵略。外交家顾维钧曾被张学良聘为外交顾问。他建议张将军坚守锦州，以保卫华北，如果锦州不守，则华北也难守。他对张说："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为国家计，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更是国家军队副总司令的本分。为个人计，杀父之仇、丧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从张学良将军的名声计，逃跑避战，也不是上策。但是，张学良将军自幼熟读兵书，仍然执行三十六走为上计的计策。
南京政府也曾要求张将军坚守锦州。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国家名义和私人名义力劝张将军暂缓从锦州撤兵。１９３１年月１２月８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第二天，蒋又派出航空一队前去助战，蒋明确告诉张，航空一队将在三日内到达北平，归张指挥，其意在给张学良将军鼓劲，希望张下决心坚守锦州，并加强坚守锦州的空中力量。蒋的电报，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命令。但是张学良将军仍然无意抵抗，决意撤退。接着，张将军撤走了守卫锦州的三个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并且，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满洲事变》记载，张学良将军于１２月７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见赵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张学良将军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其行为十分"儒雅"，与西安事变时下令枪杀总统卫队时的果断、勇敢判若两人。抗战抗战，毕竟不是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张学良将军将东北军守城部队撤兵锦州，也不能算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１２月２５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将军"对于日军进攻锦州，以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
１２月２９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当时蒋介石下野，孙科当权）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国民政府将会议精神电告张将军。张将军复电说，"强弱之势，相去悬殊，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这意思是说，东北军与日本军，力量相差太大，如果打的话，决无战胜的可能。言下之意，他只能退，只能逃。一向似乎敢作敢为的张将军，面对日寇步步紧逼，面对国民政府保卫锦州多次命令和指示，居然毫不理采，我行我素，继续撤兵。而日军此时已迫近锦州。
１２月３０日，国民政府（１２月２５日，蒋介石在陈济棠广州政府及桂系的压力下宣布下野）再次电令张将军："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学良将军身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对于国家命令，置若网闻，继续撤兵。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表明国民政府是要抗战的，而张学良是不抗战的。他违抗了国民政府要他守卫锦州、抗击日寇的命令。
１９３２年元月２日，东北军全部撤到关内。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轻而易举地从张将军手中取得锦州。从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到张将军让出东三省全部国土，英勇的张学良将军没有下过一次作战令，他退出沈阳、退出锦州，退出东北的历史，只能称作撤退史，是决不能称作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的。
第四，在日本准备进攻张学良将军据守的热河时，张将军自己不抗日，还制造种种借口抵制和破坏抗日。
日本扶植成立满洲国后，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土。热河在今河北省北部东至山海关一带，是联接华北与东北之要冲，进可收复东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还关系着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线，一旦有失，正在山林风雪中苦战的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而张学良将军退出关外后，守卫在平津地区，热河是他的辖区治下，热河省省长是他的部下汤玉麟。守卫热河，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国民政府准备热河抗战。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是主张抗日的）制定了防守热河的计划，其方针是：增兵换将。国民政府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增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以增强防守热河的力量。
然而，增兵抗日守热河的计划遭到张学良将军的强烈反对。张学良将军自己不想抵抗日军的进攻，也不想让中央政府派兵参加或支持抵抗日军的进攻。他担心，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北军务，影响他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他也决不要中央军队进入他的辖区。他把东北军看成是张家军，把热河省看成是张学良自家的地盘。
为了促成热河抗战的胜利，这年6月，汪精卫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但是他无法说动张学良。张的托词，是他对热河省 汤玉麟无可奈何。为了抗战，南京政府有意撤换汤玉麟，以加强热河防务。张学良将军为了达到政府军无法进入热河抗日的目的，将中央政府的这一计划告诉了汤，以致汤玉麟更加坚决地拒绝南京政府增兵热河。这个张学良将军的部下、东北军的将领只向南京政府要求军需补充，拒绝中央增兵到热河参加抗战。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仅自己不想抗日，而且采取了种种恶劣手段破坏热河抗战。
这年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挑起事端。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将军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将军回电不是要粮要饷，就是认为汪精卫要抓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无法实现防守热河的政府意志，内心愤怒不已，决心辞职，他想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备张学良将军"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8月8日，汪精卫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张学良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可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包括行政院长汪精卫是积极推动热河抗战的，而张学良将军则用种种手法抵制和破坏热河抗战计划的实施。其手段是十分恶劣的。汪精卫所揭露的张学良不想抗战、破坏热河抗战的事实充分表明，张学良将军根本不想抗日，根本没有抗日。
在巨大的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应当对民意有所交代。他让张学良将军在三策中作出选择：
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
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
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
蒋介石请张学良将军权衡得失，择一而行。前两策都是抗战，但是，张学良将军坚决地选择了第三策，这就是说，张学良选择了不参加热河抗日。可见，张学良将军在热河抗战中，始终是不抗日的，甚至是破坏抗日的。本来，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的老家，张学良面对东三省父老乡亲，应该有愧于心，应该雄纠纠地奋战疆场，马革裹尸，以雪耻辱，报效国家。但是，他却一避再避，一失再失，一阻再阻。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从来不想，从来不敢与日本人作战。他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地方军阀拥兵自保、收租自肥、占山为王的土皇帝作派。
第二年，即1933年，日本终于进攻热河了。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张学良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守卫的热河省省会承德市，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东三省沦陷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后方的戏院，承德沦陷时，张学良将军依然在北平。日本曾放风说要暗杀张学良将军，为了避免日军可能的暗杀，张学良将军在日本进攻热河时，不亲赴热河督阵抗战，躲在北平。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再次放弃了热河的大片土地。
由此可见，张学良将军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抵抗日寇雪国耻报家仇的机会。少量日军进攻北大营，他可以抗日；日本攻击沈阳，他可以抗日；日本进攻锦州，他可以抗日；日军进攻热河，他更可以抗日。即使有牺牲，也比逃跑避战要好。一个国家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国家有难时刻，一逃再逃，一避再避，不战一场，一抗一日，逃到了大后方，却开始发动兵变，扣留国家元首，屠杀国家士兵，却美其名曰逼蒋抗日。张将军有几十万雄师，日军当年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抗日呢？勇敢的张学良将军为什么不逼一逼自己去抗日呢？
虽然张学良将军有抗日的条件，也有抗日的机会，更有抗日的理由。东三省是张作霖的发家之地，父母陵寝所在。张学良将军身为东三省最高行政长官，身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有守土、抗敌、卫国、保家之责。从一个男子汉个人来说，匹夫见辱，奋身相斗，更何况是国恨家仇？岂能一忍再忍，一辱再辱？但是，张学良将军从未动过抗日的念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将军不抗日；国民政府要求他严守锦州时，他不抗日；国民政府严令他坚守热河时，他仍然不抗日。恰恰相反，他望风而退，坚持退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避战；日本人进攻锦州，他避战；日本人进攻热河，他也避战。他拥有几十万训练有素的东北军，但是，一失沈阳，二失锦州，三失东北，四失热河。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失国土的将军，一个历来不抗日的将军，竟然逮捕国家元首，说是为了"逼蒋抗日"，这不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吗？这种理由能够成立吗？张学良将军这样的避战将军能称得上是抗日的英雄吗？历史不是明明白白地将历史的鉴定书写在青史上了吗？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抗日吗？
上面已经论及，张学良所谓逼蒋抗日一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事件的发动者必须是个抗日派，二是西安事变的对象蒋介石必须是个不抗日的投降派。张学良将军不是一个抗日派，上文已经论及。下面则要论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不是不抗日的。如果是不抗日的，你才有逼的理由。如果人家是抗日的，你将人抓起来，就没有理由，也没有逼人抗日的必要。
历史证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是要抗日的。并且在西安事变前准备过抗日、支持过抗日、发动过抗日。因此，张学良将军的为"逼蒋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一说更加不能成立。人家明明在抗日或者在准备抗日，你还逼别人干什么？你还制造事端干什么？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否在准备抗日或者实行过抗日呢？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第一，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就扎扎实实地着手准备长期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制定了以空间换时间、准备长期抗战的战略，积极建设大后方。1934年4月，由蒋介石亲自掌管为对付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在大后方(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投资设厂开矿，进行军事重工业建设。并抓紧在西南地区勘探和建设公路。这些战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1936年，国民政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农业丰收，工业振兴，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国防军工，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条件。历史证明，这种准备在后来坚持长期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备战，准备长期抗战，这本身就是抗战的一部分。也是决心抗战的表现。
第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根据敌强我弱的方针，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抗日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战术则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以达到延迟日方进攻，争取时间调动抗战力量的目的。这个方针的基本点是抗战。战争初期，从敌我双方的国力、兵力上讲，我方确实处于劣势，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后备力量较强，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努力着手备战、不急于决战或避免全面战争的方针，这从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的角度看，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稳妥抗战决不是不抗日，更不是投降。１９３５年月１１月在国民民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这就是说，不放弃和平是为了备战的需要，是为了最后战胜日寇的所采取的方针。所谓最后关头，"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同闻周报，第１２卷，第４６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７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是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导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不订立任何分割我们的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国闻周报，第１３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１９３２年他提出的对日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史学家认为，"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始终不变的。"他提出了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他的方针也是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抗战方针与毛泽东提出的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有相似之处。是对敌我力量双方全面考虑后提出的抗战方针。这个方针是抗日的，不是投降的，是积极的，不是逃避的，是稳妥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逼蒋抗日说，是缺乏内在的依据的，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侵略，曾多次发动过抵抗日军进攻的战争，表现了抗战的决心。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再三下令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坚守锦州，抵抗日本，阻滞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国民政府会议的决议，国民政府 孙科等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要其守卫锦州。军令如山，说明抵抗日本进攻锦州，这是国家的方针，也是蒋介石的方针。蒋介石还明白告诉张学良，准备派遣航空部队，归张学良将军指挥，以增强张将军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事实证明，国民政府令张抗日，蒋介石令张抗日，孙科令张抗日，汪精卫也令张抗日，但是，都没有成功。张学良将军就是不抗日，他不抗日的意志十分坚定。任你多大的权威、多坚决的命令，都无法促使他抗日。
在一二八抗战中，国民政府调动了几十万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使日本人几天之内攻克上海的希望落空。中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浴血抗战，可歌可泣，其英雄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虽然战争失利，但是，也重挫了日本，充分体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如果不是南京政府决心抗战，几十万军队怎么可能在战场上拼命厮杀？
热河抗战中，南京政府也积极备战。先是汪精卫增兵调将，积极备战，遭到张学良将军的再三阻挠。但汪精卫确实在为热河抗战奔走效命。蒋介石也积极主张热河抗战。１９３３年1月27至29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三道攻击热河的命令，热河之战迫在眉睫。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才具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蒋介石决心亲临前线，指挥热河抗战。但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很显然，张学良将军此电是不要蒋亲临热河，其鸡肠小肚，跃然纸上。国家要员，副总司令，居然视战争如儿戏。总司令要亲临前线抗日，副总司令婉言拒绝。绿林之气，军阀之风，跃然纸上。最后，蒋介石不管张态度如何，准备于５日赴热河指挥抗战，但临行前消息传来，张学良将军的部下热河省省长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轻取热河，承德已经沦陷，只得放弃北行计划。但蒋介石的行为表明，他是准备到热河参加抗战的。他对战争的态度，与张学良完全不同。同是对热河抗战，张学良将军在前线而不战，蒋介石准备亲临前线领导抗战，一直不抗战的张将军却去逼坚持抗战的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在逻辑上是绝对说不通的。
此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发动和支持了长城抗战，密云抗战。１９３６年９－１１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又支持绥远省 傅作义的绥远抗战。这些都表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行动上是抗日的，切切实实地与日军交过战。
第四，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八年抗战期间，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争，如上海八一三抗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镇南关大捷，缅甸抗战，等等，每一场战争都可歌可泣，国民党抗战将士们的英雄之气，爱国激情，惊天地而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国民党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主要的力量，抵抗着大多数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阵亡殉国的将士达３４０余万人。说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抗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国民党是抗战的。他的抗战，决不是张学良将军逼出来的。张学良将军自己不抵抗，却要逼着抗日的政府和国家领袖去抵抗，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他的发动西安事变的理由，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从社会各界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批评看逼蒋抗日论不能成立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张学良放弃东北、放弃热河和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他的所谓逼蒋抗日论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民众对张学良不战而退出东三省是非常不满的。他的弟弟张学思的衣服上，曾被人用墨汁写上"不抵抗将军之弟"几个字。更有人写诗讽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与歌女影星在一起。
中国民众对于张学良在热河抗战中的恶劣表现也是非常不满的。他自己不抗战，也不让中央派军队到他的辖区抗战，舆论对此非常不满。胡适曾认为他在热河抗战期间的表现有五大罪行。"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
(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
(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
(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
(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
(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的言论代表着当时中国相当多知识分子的观点。
对于西安事变，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也是反感的。普遍认为对国家抗日将造成极大损害。胡适曾写到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的感觉。他说："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国难当头，强敌压境，国家多事之秋，竟扣留国家领袖，枪杀卫士，制造流血事件，这样做不得人心。事件发生后，胡适、蒋梦麟等北平六名大学校长联名批评张学良。该电报代表了中国学界领袖们的意见，更反映全国舆论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电报指出：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电文中"束身归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一语，分量很重。胡适等人的电文很明确，认为这是名为抗敌，实则 "自坏长城"。是敌人之快、国家之难。胡适等人表示坚决反对。如果张学良将军真的要逼蒋抗日，理应得到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西安事变后，却遭到全国众口一辞的反对谴责之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张学良将军的逼蒋抗日论不能成立，全国人民对他的理由不予认可。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也强烈地反对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原来以为，苏联一定会支持西安事变。这可能是中共方面向他传播的消息，也可能是他的直觉告诉他的。他也许认为，共产党支持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一定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他的扣蒋行动，一定会得到中共的支持，也一定能得到苏共的支持。但是，对于西安事变，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却坚决反对。12月13日晚，莫斯科致电延安，对西安事变定性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制造的阴谋，是要利用张学良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将长期内战。日本便可坐享其成。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不会支持。"（见张国焘回忆录）苏联还发表一份声明，声明措词极其强硬。声明指出，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发动这样的事变，是一种卖国行为。苏联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苏联并且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大员，如果中共支持张学良处死蒋介石，苏联将与中共断绝关系。斯大林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信中说，张学良发动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毛泽东看到此信，大为意外，大为不满，但是又不能不遵照去办。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于１２月14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张学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评论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美英政府更是严厉地谴责西安事变。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抗日力量，是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总之，张学良处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中，在国际上也处于空前孤立的地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批评张学良在国难深重之际，发动事变，制造事端，削弱了抗日力量，帮助了日本人。
各地方实力派是否支持张学良呢？除四川刘湘外，大多数对西安事变持批评否定态度。张事前寄予厚望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地方大员都不支持张学良。至此，张学良原以为苏联会支持，全国人民会支持，地方实力会支持，结果，除了延安，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发动的事变，中国大多数国民认为他帮了日本人的忙。国内国外的舆论界是一片谴责声。
就是张学良将军的结发妻子于凤芝，也坚决地反对张发动西安事变。张发动西安事变时，她正在英国。一听到事变的消息，她立即去电张学良，要他一定保护蒋的安全，要求立即释放他及随行人员。她爱张学良将军，但更爱中国。她知道中国再也不能分裂了，中国再也不能折腾了。她告诉张学良，中国局势很明显，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主要力量，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７．１２．７）她声称，如果她在事前知道张要发动此事变，她会坚决反对。从权衡轻重、国家为重这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虽然身着戎装，似很英武，然而，他远远不如一个女流之辈。他的行为，连妻子也是坚决地反对的。
几十年后，张学良将军是否支持当年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呢？他自己也似乎并不坚持发动西安事变是正确的。第一，他多次表示，发动西安事变是"鲁莽行动"，是"闯了大祸"，自己是个"罪人"。显然，婉转地否定了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行为。第二，他不怨恨被软禁几十年，似乎也表示自己罪有应得。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张学良还提到，"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他认为处罚他是应该的，说明他自己在几十年的反思之后，也认识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对国家是有害的，自己是有罪的，处罚是必要的。第三，他至死没有接受当年支持或策动他发动事变的一方朋友的好意。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讲武堂"时的同学吕正操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北京亚运会时，国家 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要她捎话给张学良，可派专机接他来大陆。本来，看看父亲的墓地，看看文革中被打死的弟弟张学思的骨灰，看看许多跟随他的经历镇反、反右、文革风雨的将士们，看看故土，是人之常情。但他没有应邀。这似乎表明，他对自己当年发动的事变，并不如当年那样理直气壮。他对自己是有所否定的。
当然，支持张学良将军的，还是有的。他的最大的支持者是日本人。日本人是非常欢迎他发动这样的事变的，最好是三天两头发动一次，并且发动得越大越好。日本人也非常希望能扩大事件的影响，恨不得中国方面能像一锅粥一样沸腾起来，大家你打我，我打你。这样，日本更高兴。但是，日本人毕竟是聪明的。他的高兴和支持不能溢于言表，他只能偷偷地高兴，暗暗地发笑。如果他公开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反倒会引起中国各方的警惕，反而有可能让他们团结起来。因此，日本人静悄悄地坐山观虎斗，没有欢呼，只是在心底里喝彩叫好。从日本人的支持或暗中高兴，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逼蒋抗日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逼蒋抗日说能够成立，日本是高兴不起来的。
如果逼蒋抗日说能够成立，理应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理解，理应得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渴望抗日的中国人民不支持，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不支持，它的社会反应是亲者痛仇者快。这样一种亲痛仇快的事变，能说是为了逼蒋抗日吗？
从西安事变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看，逼蒋抗日说也不能成立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蒋介石的生命面临着重大危险，中国面临着四分五裂和内战的重大危险。从西安事变面临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看，逼蒋抗日说决不能成立。因为如果蒋介石死了，或者中国发生内战了，你张学良将军自称有"逼蒋抗日"愿望，你又如何能自圆其说？
西安事变后，中国面临着分裂和内战的严重危险。第一，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张学良扣押领袖，枪杀将士，拘留国家大员，对于这种扰乱国家的行为。必须严厉镇压。南京政府一度派出了飞机，中央一些集团军进军陕西，战争一触即发，中国处于内战亡国的最危险的边缘。第二，张学良将军想组建西北联合政府，由西北军、红军、东北军三位一体，建立政府，他自充领袖。这样，他就可以在西北割据，由东北王变成西北王。他的这个愿望，在事变之后向蒋提出的几个条件中表达了出来。其中就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这也许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核心动机。如果他的这个目标达到，西北联合政府真的成立，中国又增加了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南京政府也有可能会像处理福建事件、两广事件一下加以平定，无论是战是抚，都会削弱抗日力量。第三，张学良策划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发动西安事变，客观上将这两支军队推向叛军的危险境地，推向与中央分庭抗礼、拔刀相向的危险状态。本来这是一支受到日军耻辱、丧失根据地的正义的、有可能奋起抗日的军队，张学良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使这支军队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它不去英勇抗日，却阴谋兵变，自然差一点成了一支叛军，它很有可能点燃内战之火。总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国家面临着沉重的灾难，面临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国家的巨大的灾难和危险面前，张学良将军和有些人的所谓逼蒋抗日说是多么地苍白和可笑啊。你说你逼蒋抗日，为什么不惜在强敌虎视眈眈之际，不惜将国家推入分裂和内战的境地呢？
西安事变，也使蒋介石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第一，在事变准备阶段，张学良将军曾经致电陕北，保持着密切联系。1936年12月11日星期五的夜间，张学良将军给毛泽东拍发了那条神秘的密电之后，立即召集了一个大约十来个高级将领的会议。他命令他们逮捕蒋的总参谋长；接管总督办公室解除警察和一个国民党准军事部队--蓝衣社的武装；并占领机场。张学良的贴身警卫长，一名26岁的上尉，随后带领200人赶赴临潼实施兵变行动。这就是说，张学良将军与中共密谋在先，发动事变在后，毛泽东方面事先是了解张的计划的。而张学良将军也是很清楚当时陕北方面对蒋的态度的。毛泽东等人对蒋是充满仇恨的，是希望杀之而后快的。因此，在事变之前，张的兵变计划就不能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就存在着中共方面将被张将军扣留的蒋介石杀死的可能。既然存在着严重的杀蒋的可能，怎么能够说是逼蒋抗日呢？
第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生命危险骤然增大。一方面，张学良将军将蒋交给红军的可能性在增大着，另一方面，南京方面轰炸西安的可能性也在增大着。蒋介石虽然被张学良将军扣留，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怕死之徒，并不接受张学良的要挟。张学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何承诺，相反，蒋严厉谴责张学良的兵变。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张学良曾经萌发将蒋介石交给陕北红军处理的念头。后来，陕西方面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面临着中央军队的压力，张学良曾经威胁说，一旦发生战争，他将无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他有可能把蒋介石交给陕北红军，也有可能把蒋介石当作人质。一旦爆发内战，张学良是很有可能把蒋介石交给红军的，如果那样，蒋介石生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那时，蒋介石的生命确实是面临极大危险的。同时，蒋介石的生命还面临着南京方面对西安轰炸而被炸死的危险。甚至也存在着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某些激进势力将蒋杀死后嫁祸于南京轰炸炸死的可能。总之，蒋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变之后，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危险，逼蒋抗日说怎么能够成立呢？
第三，从红军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基本态度看，蒋介石是有可能被杀死的。张学良发动事变后，立即致电毛泽东，声称他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及随行人员看管。电报要求延安派人共商大计。并希望红军向延安以南地区扩展，以防不测。中共的领袖们的反应是十分兴奋，有人说，蒋也有今日；有人说，张学良干得不错。朱德说，"现在没有别的话说，先杀蒋再说。"毛泽东的态度是，让张杨出面打头阵，我们站在后面。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态度是请示莫斯科。毛泽东则暗暗地鼓励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他致电说，"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显然，这是示意要他处理蒋，（即杀掉蒋），不要让蒋轻易逃脱。并说，"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说，" 爽爽快快对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认为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毛的态度说，杀字不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并对朱德说，"你不要太过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以上见《张国焘回忆录》）总之，延安方面的态度是杀的意见占了上风。而张学良事前与毛泽东联系，事后则又紧密联系。他虽然事变得手，但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在山穷水尽之际，为了寻求支持，完全有可能将蒋交给红军。因此，蒋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变之后，确实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蒋介石生命很有可能被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逼蒋抗日之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从张学良将军与中共方面对蒋介石处置的协商看，从中共方面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态度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生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因为长期以来，打倒蒋介石是中共方面的一贯立场。１９３５年月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２１卷，２２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和和平处理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在《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还坚持认为，"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２页）认为中共当前的方针，是"打倒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号召"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８，２３０页）可见，即使是在西安事变已经和平地处理了，中共在内部的文件中仍然是把蒋介石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是当成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敌人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心目中，打倒蒋介石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同样重要的。１９３７年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相当时间，中共尚且必欲除蒋而后快，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如果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移交给延安，中共方面是不可能采取"逼蒋抗日"方针的，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等等，在苏联和斯大林的电报之前，都是极力主张杀蒋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张学良将军逼蒋抗日说难以成立。
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送给日本人的最丰厚的礼物。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西安事变拘押了国家领袖、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让全世界看着笑话。中国人自相残杀，窝里内斗，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张学良将军终于该出手的时候出了手，而且小六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连国家领袖也抓了起来。如果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成立，日本人会很高兴；如果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送到延安开批斗会公审会，然后将他枪杀，日本人会更高兴；如果南京的中央军进攻陕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对抗，日本人一定会乘机而起，乘虚直入，攻占中国更多的山河。甚至有可能一举灭亡中国。明朝的时候，汉族的几路大军互相残杀，为清兵开了道，清了路。张学良如果将西安事变扩大化，那一定为日本人的进攻扫清各种障碍，至少大大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使中国抗日群龙无首。如果这样，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时候，天皇陛下和日本军部一定会给张学良将军颁发最高的荣誉证书。他是日本打败中国的第一大功臣。那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张学良将军的名字将光照千秋。日本人子子孙孙会无限感谢张学良将军。当年，他张将军以和平为重忍辱负重，悄然撤离了沈阳城，后来又默默地撤出锦州，撤出山海关，日本人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感谢他了。现在他又拘留抗日政府的元首，枪杀国民政府的卫队，拘押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这是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喜讯，是天上突然落下的馅饼。如果张将军将西安事变进行到底，或者西安事变变得无法架控，中国内战也许会由此而爆发，日本人也许就能顺利地占领中国。如果是那样一个结局，他对于日本国的贡献，实在不下于明末的吴三桂将军，更不在末代皇帝傅仪陛下啊。而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苍天垂怜中华，张学良将军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反对，面对着他寄予期望的苏联政府的反对，连中共领导也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改变了立场。张学良将军四面楚歌，最后有所悔悟，他释放了蒋介石，并且陪送蒋返回南京。使中国避免了内战。他的错误虽然严重，送蒋行为还是应当肯定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礁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上的杨慎写的这首词让人们从更恬淡的心态看待当年的大事件。当年使国家震动的西安事变，如今看来，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一次饭后茶余笑谈的小资料而已。不过，历史还是有是非的。细细看来，张学良身上有一点绿林的匪气，有一点豪杰的侠气，还有一些市井小儿的无赖气，也有一点过于宠爱造成的公子气。他喜怒无常，任性妄为。他的一生，东北易帜，促进统一，是历史的大功；拥兵自保，避战败退，拱让东北，是他的大错；发动西安事变，枪杀政府卫队，拘捕国家领袖，险些造成内战内乱，将国家和民族置之深渊，这是他的大罪。总体而言，盖棺定论，他是民族的罪人，是国家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由于他的不抵抗，东三省转眼之间沦于敌手；由于他发动西安事变，破坏了抗战大计，差一点酿成民族的大分裂，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张学良将军对于抗战，只有败退之过，破坏之力，毫无尺寸之功。面对昭昭青史，面对东三省数千万父老和几万万国民，面对张作霖的亡灵，张学良将军应该羞愧于地下。
青史昭昭。历史是不可欺的，历史是有是非的。各种教科书上历来充塞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将军逼蒋抗日的说法，历史的事实表明此说难以成立，因此冒失地写作此文，想廓清历史的一点谬误，并求教于历史专家。错误之处，欢迎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
对于西安事变高度评价的人们，自然也把张学良看作是历史的功臣了。张学良曾经是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1931年，因不战而拱手让出东三省而名闻于世；1936年，又因发动过西安事迹而名声大躁。这次事变，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他个人的历史发展，影响都甚大。一个面对日军攻占北大营而下令不抵抗的将军，一个不去抗战而去拘捕国家首脑的将军，客观上是帮助日本侵略还是阻止日本侵略？主观上是逼蒋抗日还是另有所谋？
西安事变的发动的动因，历来有一个理论，叫做逼蒋抗日论。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该书指出，１２月１２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所以张杨要逼他抗日。认为西安事变是"他（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到的严厉惩罚。"（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２１卷，２３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并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共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同上，第２３２页）逼蒋抗日论是许多中国大陆历史学著作关于西安事变动因的最普遍的理论。
张学良将军自己也声称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使蒋抗日。他在事变当日早晨通报全国（早就准备好的）的"致全国电"中说，为迫使蒋"补赎前愆"而发动了事变："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意思是蒋不听张学良将军要求抗日的主张，张才采取行动，想逼他抗日。
可见，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无论是张学良将军本人，还是中共党史的表述，或者是大陆历史学家的认识，都认为是为了逼蒋抗日。逼蒋抗日论是长期以来存在于历史学界的权威理论。
西安事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变？张学良的逼蒋抗日论能否成立？发动事变的张学良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还是历史的罪人？这是中国近代史需要研究明白的问题。如何科学地评价张学良，如何理性而历史地评价西安事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作者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现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
评价的三个原则
为了达到科学地评价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应该努力坚持三个原则。
一个是事实原则。他做了什么，影响了什么，人们当时认识到什么，等等，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为了表明某人和某个集团和正确，而故意地掩盖什么，制造什么。比如说，张学良曾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共产国际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加入共产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而没有同意他入党。这个情况是不是事实，需要考证。又如，毛泽东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所扣，心中狂喜，几次电报让张杀蒋，也准备在陕北公审蒋介石，延安开始搭建公审会场。这说明延安方面当时根本不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杀蒋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脱离事实作评论，会是沙滩上造楼。
第二是历史原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历史功过，必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考察。那个时代是日本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认识那个时代的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不能认为日本人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为理由来认识西安事变。
第三是国家原则，即超党派、超集团原则，以国家利益作为评价的标准。对于张学良的和西安事变的评价，不能站在东北军的立场上，不应该站在西北军的立场上，不应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不应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西安事变，可能对于某个党是有利的，对于另一个党可能是有害的。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它是有好的或不好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张学良将军与某党的关系较好而将他评为历史功臣，也不能因为他损害了某党的利益而认为他是历史罪人。我们的评论，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
张学良将军抗日吗？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蒋不抗日，他要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论是否成立，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张学良是抗日的，或者是要抗日的。第二，蒋介石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国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只有这两个事实存在，"逼蒋抗日"的理由才有可能成立。如果这两个理由有一个不成立，或者两个都不成立，那么，张学良所称的发动西安事变是 "逼蒋抗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张学良抗日吗？他什么时候抗过日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抗日"史。
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容伪造，不能美化，也不能歪曲。历史告诉我们，张学良将军没有抗过日。即使在能够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即使是在应该抗日的时候也不抗日。他的抗日历史，实际上是避战史，逃跑史，即使有极小规模的接触，也只有失败史。
第一，九一八事变前，有识之士顾维钧曾经进言，‘要防范日本不测之心，’但张未予重视，也根本不想防范和抵抗。他下令，"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予抵抗。"
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张学良指示前来请示的东北参谋长荣臻，"敌果挑衅，退避为上。"９月６日，张将军又发电指示辽宁省 臧式毅和参谋长荣臻等人："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可见，张在事变发生之前，已经明明白白地确定了"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这种"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能称得上抗战、能算是抗日吗？
第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将军两次下令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个夜里，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平陪一个演员看戏，灯红酒绿，笙歌悠扬。日本人突然进攻北大营的时候，东北军的高级领导都不在营中。在营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不敢随意处置，请示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王又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不敢作主，请示张学良。张在电话里回答，"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避免冲突"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手下的东北军的强兵悍将脱离日本人，不与日本发动事变的日本军队接触，不与接触，能算是抗战吗？它只是逃跑的代名词。"避免冲突，"也不能算作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第三，沈阳失守后，东北还有辽阔的国土，张将军手下还有东北军几十万大军。这些军队，可以据守关寨之险守卫国土；可以隐入山林，展开游击战争；日本军队只有２万人，东北军完全可以与之一点。张将军却仍然不抗日，节节后退，乃至拱手退出锦州城，拱手退出山海关。使日本人在二个月内尽据关东百万平方公里江山。日本人如此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如此顺利地为创建伪满洲国准备条件，张学良将军的"避免冲突"方针是帮了大忙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国民、中央政府、国家领导，三军统帅，都曾再三要求张学良将军抵抗日军侵略。外交家顾维钧曾被张学良聘为外交顾问。他建议张将军坚守锦州，以保卫华北，如果锦州不守，则华北也难守。他对张说："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为国家计，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更是国家军队副总司令的本分。为个人计，杀父之仇、丧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从张学良将军的名声计，逃跑避战，也不是上策。但是，张学良将军自幼熟读兵书，仍然执行三十六走为上计的计策。
南京政府也曾要求张将军坚守锦州。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国家名义和私人名义力劝张将军暂缓从锦州撤兵。１９３１年月１２月８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第二天，蒋又派出航空一队前去助战，蒋明确告诉张，航空一队将在三日内到达北平，归张指挥，其意在给张学良将军鼓劲，希望张下决心坚守锦州，并加强坚守锦州的空中力量。蒋的电报，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命令。但是张学良将军仍然无意抵抗，决意撤退。接着，张将军撤走了守卫锦州的三个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并且，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满洲事变》记载，张学良将军于１２月７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见赵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张学良将军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其行为十分"儒雅"，与西安事变时下令枪杀总统卫队时的果断、勇敢判若两人。抗战抗战，毕竟不是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张学良将军将东北军守城部队撤兵锦州，也不能算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１２月２５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将军"对于日军进攻锦州，以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
１２月２９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当时蒋介石下野，孙科当权）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国民政府将会议精神电告张将军。张将军复电说，"强弱之势，相去悬殊，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这意思是说，东北军与日本军，力量相差太大，如果打的话，决无战胜的可能。言下之意，他只能退，只能逃。一向似乎敢作敢为的张将军，面对日寇步步紧逼，面对国民政府保卫锦州多次命令和指示，居然毫不理采，我行我素，继续撤兵。而日军此时已迫近锦州。
１２月３０日，国民政府（１２月２５日，蒋介石在陈济棠广州政府及桂系的压力下宣布下野）再次电令张将军："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学良将军身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对于国家命令，置若网闻，继续撤兵。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表明国民政府是要抗战的，而张学良是不抗战的。他违抗了国民政府要他守卫锦州、抗击日寇的命令。
１９３２年元月２日，东北军全部撤到关内。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轻而易举地从张将军手中取得锦州。从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到张将军让出东三省全部国土，英勇的张学良将军没有下过一次作战令，他退出沈阳、退出锦州，退出东北的历史，只能称作撤退史，是决不能称作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的。
第四，在日本准备进攻张学良将军据守的热河时，张将军自己不抗日，还制造种种借口抵制和破坏抗日。
日本扶植成立满洲国后，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土。热河在今河北省北部东至山海关一带，是联接华北与东北之要冲，进可收复东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还关系着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线，一旦有失，正在山林风雪中苦战的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而张学良将军退出关外后，守卫在平津地区，热河是他的辖区治下，热河省省长是他的部下汤玉麟。守卫热河，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国民政府准备热河抗战。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是主张抗日的）制定了防守热河的计划，其方针是：增兵换将。国民政府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增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以增强防守热河的力量。
然而，增兵抗日守热河的计划遭到张学良将军的强烈反对。张学良将军自己不想抵抗日军的进攻，也不想让中央政府派兵参加或支持抵抗日军的进攻。他担心，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北军务，影响他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他也决不要中央军队进入他的辖区。他把东北军看成是张家军，把热河省看成是张学良自家的地盘。
为了促成热河抗战的胜利，这年6月，汪精卫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但是他无法说动张学良。张的托词，是他对热河省 汤玉麟无可奈何。为了抗战，南京政府有意撤换汤玉麟，以加强热河防务。张学良将军为了达到政府军无法进入热河抗日的目的，将中央政府的这一计划告诉了汤，以致汤玉麟更加坚决地拒绝南京政府增兵热河。这个张学良将军的部下、东北军的将领只向南京政府要求军需补充，拒绝中央增兵到热河参加抗战。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仅自己不想抗日，而且采取了种种恶劣手段破坏热河抗战。
这年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挑起事端。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将军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将军回电不是要粮要饷，就是认为汪精卫要抓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无法实现防守热河的政府意志，内心愤怒不已，决心辞职，他想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备张学良将军"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8月8日，汪精卫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张学良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可见，当时的中央政府，包括行政院长汪精卫是积极推动热河抗战的，而张学良将军则用种种手法抵制和破坏热河抗战计划的实施。其手段是十分恶劣的。汪精卫所揭露的张学良不想抗战、破坏热河抗战的事实充分表明，张学良将军根本不想抗日，根本没有抗日。
在巨大的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应当对民意有所交代。他让张学良将军在三策中作出选择：
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
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
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
蒋介石请张学良将军权衡得失，择一而行。前两策都是抗战，但是，张学良将军坚决地选择了第三策，这就是说，张学良选择了不参加热河抗日。可见，张学良将军在热河抗战中，始终是不抗日的，甚至是破坏抗日的。本来，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的老家，张学良面对东三省父老乡亲，应该有愧于心，应该雄纠纠地奋战疆场，马革裹尸，以雪耻辱，报效国家。但是，他却一避再避，一失再失，一阻再阻。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从来不想，从来不敢与日本人作战。他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地方军阀拥兵自保、收租自肥、占山为王的土皇帝作派。
第二年，即1933年，日本终于进攻热河了。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张学良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守卫的热河省省会承德市，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
东三省沦陷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后方的戏院，承德沦陷时，张学良将军依然在北平。日本曾放风说要暗杀张学良将军，为了避免日军可能的暗杀，张学良将军在日本进攻热河时，不亲赴热河督阵抗战，躲在北平。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再次放弃了热河的大片土地。
由此可见，张学良将军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抵抗日寇雪国耻报家仇的机会。少量日军进攻北大营，他可以抗日；日本攻击沈阳，他可以抗日；日本进攻锦州，他可以抗日；日军进攻热河，他更可以抗日。即使有牺牲，也比逃跑避战要好。一个国家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国家有难时刻，一逃再逃，一避再避，不战一场，一抗一日，逃到了大后方，却开始发动兵变，扣留国家元首，屠杀国家士兵，却美其名曰逼蒋抗日。张将军有几十万雄师，日军当年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抗日呢？勇敢的张学良将军为什么不逼一逼自己去抗日呢？
虽然张学良将军有抗日的条件，也有抗日的机会，更有抗日的理由。东三省是张作霖的发家之地，父母陵寝所在。张学良将军身为东三省最高行政长官，身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有守土、抗敌、卫国、保家之责。从一个男子汉个人来说，匹夫见辱，奋身相斗，更何况是国恨家仇？岂能一忍再忍，一辱再辱？但是，张学良将军从未动过抗日的念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将军不抗日；国民政府要求他严守锦州时，他不抗日；国民政府严令他坚守热河时，他仍然不抗日。恰恰相反，他望风而退，坚持退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避战；日本人进攻锦州，他避战；日本人进攻热河，他也避战。他拥有几十万训练有素的东北军，但是，一失沈阳，二失锦州，三失东北，四失热河。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失国土的将军，一个历来不抗日的将军，竟然逮捕国家元首，说是为了"逼蒋抗日"，这不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吗？这种理由能够成立吗？张学良将军这样的避战将军能称得上是抗日的英雄吗？历史不是明明白白地将历史的鉴定书写在青史上了吗？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抗日吗？
上面已经论及，张学良所谓逼蒋抗日一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事件的发动者必须是个抗日派，二是西安事变的对象蒋介石必须是个不抗日的投降派。张学良将军不是一个抗日派，上文已经论及。下面则要论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不是不抗日的。如果是不抗日的，你才有逼的理由。如果人家是抗日的，你将人抓起来，就没有理由，也没有逼人抗日的必要。
历史证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是要抗日的。并且在西安事变前准备过抗日、支持过抗日、发动过抗日。因此，张学良将军的为"逼蒋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一说更加不能成立。人家明明在抗日或者在准备抗日，你还逼别人干什么？你还制造事端干什么？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否在准备抗日或者实行过抗日呢？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第一，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就扎扎实实地着手准备长期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制定了以空间换时间、准备长期抗战的战略，积极建设大后方。1934年4月，由蒋介石亲自掌管为对付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在大后方(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投资设厂开矿，进行军事重工业建设。并抓紧在西南地区勘探和建设公路。这些战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1936年，国民政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农业丰收，工业振兴，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国防军工，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条件。历史证明，这种准备在后来坚持长期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备战，准备长期抗战，这本身就是抗战的一部分。也是决心抗战的表现。
第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根据敌强我弱的方针，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抗日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战术则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以达到延迟日方进攻，争取时间调动抗战力量的目的。这个方针的基本点是抗战。战争初期，从敌我双方的国力、兵力上讲，我方确实处于劣势，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后备力量较强，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努力着手备战、不急于决战或避免全面战争的方针，这从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的角度看，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稳妥抗战决不是不抗日，更不是投降。１９３５年月１１月在国民民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这就是说，不放弃和平是为了备战的需要，是为了最后战胜日寇的所采取的方针。所谓最后关头，"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同闻周报，第１２卷，第４６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７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是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导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不订立任何分割我们的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国闻周报，第１３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１９３２年他提出的对日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史学家认为，"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始终不变的。"他提出了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他的方针也是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抗战方针与毛泽东提出的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有相似之处。是对敌我力量双方全面考虑后提出的抗战方针。这个方针是抗日的，不是投降的，是积极的，不是逃避的，是稳妥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逼蒋抗日说，是缺乏内在的依据的，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侵略，曾多次发动过抵抗日军进攻的战争，表现了抗战的决心。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再三下令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坚守锦州，抵抗日本，阻滞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国民政府会议的决议，国民政府 孙科等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要其守卫锦州。军令如山，说明抵抗日本进攻锦州，这是国家的方针，也是蒋介石的方针。蒋介石还明白告诉张学良，准备派遣航空部队，归张学良将军指挥，以增强张将军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事实证明，国民政府令张抗日，蒋介石令张抗日，孙科令张抗日，汪精卫也令张抗日，但是，都没有成功。张学良将军就是不抗日，他不抗日的意志十分坚定。任你多大的权威、多坚决的命令，都无法促使他抗日。
在一二八抗战中，国民政府调动了几十万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使日本人几天之内攻克上海的希望落空。中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浴血抗战，可歌可泣，其英雄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虽然战争失利，但是，也重挫了日本，充分体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如果不是南京政府决心抗战，几十万军队怎么可能在战场上拼命厮杀？
热河抗战中，南京政府也积极备战。先是汪精卫增兵调将，积极备战，遭到张学良将军的再三阻挠。但汪精卫确实在为热河抗战奔走效命。蒋介石也积极主张热河抗战。１９３３年1月27至29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三道攻击热河的命令，热河之战迫在眉睫。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才具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蒋介石决心亲临前线，指挥热河抗战。但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很显然，张学良将军此电是不要蒋亲临热河，其鸡肠小肚，跃然纸上。国家要员，副总司令，居然视战争如儿戏。总司令要亲临前线抗日，副总司令婉言拒绝。绿林之气，军阀之风，跃然纸上。最后，蒋介石不管张态度如何，准备于５日赴热河指挥抗战，但临行前消息传来，张学良将军的部下热河省省长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轻取热河，承德已经沦陷，只得放弃北行计划。但蒋介石的行为表明，他是准备到热河参加抗战的。他对战争的态度，与张学良完全不同。同是对热河抗战，张学良将军在前线而不战，蒋介石准备亲临前线领导抗战，一直不抗战的张将军却去逼坚持抗战的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在逻辑上是绝对说不通的。
此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发动和支持了长城抗战，密云抗战。１９３６年９－１１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又支持绥远省 傅作义的绥远抗战。这些都表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行动上是抗日的，切切实实地与日军交过战。
第四，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八年抗战期间，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争，如上海八一三抗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镇南关大捷，缅甸抗战，等等，每一场战争都可歌可泣，国民党抗战将士们的英雄之气，爱国激情，惊天地而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国民党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主要的力量，抵抗着大多数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阵亡殉国的将士达３４０余万人。说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抗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国民党是抗战的。他的抗战，决不是张学良将军逼出来的。张学良将军自己不抵抗，却要逼着抗日的政府和国家领袖去抵抗，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他的发动西安事变的理由，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
从社会各界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批评看逼蒋抗日论不能成立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张学良放弃东北、放弃热河和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他的所谓逼蒋抗日论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民众对张学良不战而退出东三省是非常不满的。他的弟弟张学思的衣服上，曾被人用墨汁写上"不抵抗将军之弟"几个字。更有人写诗讽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与歌女影星在一起。
中国民众对于张学良在热河抗战中的恶劣表现也是非常不满的。他自己不抗战，也不让中央派军队到他的辖区抗战，舆论对此非常不满。胡适曾认为他在热河抗战期间的表现有五大罪行。"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
(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
(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
(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
(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
(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的言论代表着当时中国相当多知识分子的观点。
对于西安事变，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也是反感的。普遍认为对国家抗日将造成极大损害。胡适曾写到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的感觉。他说："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国难当头，强敌压境，国家多事之秋，竟扣留国家领袖，枪杀卫士，制造流血事件，这样做不得人心。事件发生后，胡适、蒋梦麟等北平六名大学校长联名批评张学良。该电报代表了中国学界领袖们的意见，更反映全国舆论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电报指出：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电文中"束身归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一语，分量很重。胡适等人的电文很明确，认为这是名为抗敌，实则 "自坏长城"。是敌人之快、国家之难。胡适等人表示坚决反对。如果张学良将军真的要逼蒋抗日，理应得到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西安事变后，却遭到全国众口一辞的反对谴责之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张学良将军的逼蒋抗日论不能成立，全国人民对他的理由不予认可。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也强烈地反对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原来以为，苏联一定会支持西安事变。这可能是中共方面向他传播的消息，也可能是他的直觉告诉他的。他也许认为，共产党支持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一定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他的扣蒋行动，一定会得到中共的支持，也一定能得到苏共的支持。但是，对于西安事变，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却坚决反对。12月13日晚，莫斯科致电延安，对西安事变定性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制造的阴谋，是要利用张学良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将长期内战。日本便可坐享其成。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不会支持。"（见张国焘回忆录）苏联还发表一份声明，声明措词极其强硬。声明指出，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发动这样的事变，是一种卖国行为。苏联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苏联并且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大员，如果中共支持张学良处死蒋介石，苏联将与中共断绝关系。斯大林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信中说，张学良发动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毛泽东看到此信，大为意外，大为不满，但是又不能不遵照去办。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于１２月14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张学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评论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美英政府更是严厉地谴责西安事变。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抗日力量，是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总之，张学良处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中，在国际上也处于空前孤立的地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批评张学良在国难深重之际，发动事变，制造事端，削弱了抗日力量，帮助了日本人。
各地方实力派是否支持张学良呢？除四川刘湘外，大多数对西安事变持批评否定态度。张事前寄予厚望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地方大员都不支持张学良。至此，张学良原以为苏联会支持，全国人民会支持，地方实力会支持，结果，除了延安，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发动的事变，中国大多数国民认为他帮了日本人的忙。国内国外的舆论界是一片谴责声。
就是张学良将军的结发妻子于凤芝，也坚决地反对张发动西安事变。张发动西安事变时，她正在英国。一听到事变的消息，她立即去电张学良，要他一定保护蒋的安全，要求立即释放他及随行人员。她爱张学良将军，但更爱中国。她知道中国再也不能分裂了，中国再也不能折腾了。她告诉张学良，中国局势很明显，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主要力量，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７．１２．７）她声称，如果她在事前知道张要发动此事变，她会坚决反对。从权衡轻重、国家为重这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虽然身着戎装，似很英武，然而，他远远不如一个女流之辈。他的行为，连妻子也是坚决地反对的。
几十年后，张学良将军是否支持当年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呢？他自己也似乎并不坚持发动西安事变是正确的。第一，他多次表示，发动西安事变是"鲁莽行动"，是"闯了大祸"，自己是个"罪人"。显然，婉转地否定了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行为。第二，他不怨恨被软禁几十年，似乎也表示自己罪有应得。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张学良还提到，"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他认为处罚他是应该的，说明他自己在几十年的反思之后，也认识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对国家是有害的，自己是有罪的，处罚是必要的。第三，他至死没有接受当年支持或策动他发动事变的一方朋友的好意。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讲武堂"时的同学吕正操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北京亚运会时，国家 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要她捎话给张学良，可派专机接他来大陆。本来，看看父亲的墓地，看看文革中被打死的弟弟张学思的骨灰，看看许多跟随他的经历镇反、反右、文革风雨的将士们，看看故土，是人之常情。但他没有应邀。这似乎表明，他对自己当年发动的事变，并不如当年那样理直气壮。他对自己是有所否定的。
当然，支持张学良将军的，还是有的。他的最大的支持者是日本人。日本人是非常欢迎他发动这样的事变的，最好是三天两头发动一次，并且发动得越大越好。日本人也非常希望能扩大事件的影响，恨不得中国方面能像一锅粥一样沸腾起来，大家你打我，我打你。这样，日本更高兴。但是，日本人毕竟是聪明的。他的高兴和支持不能溢于言表，他只能偷偷地高兴，暗暗地发笑。如果他公开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反倒会引起中国各方的警惕，反而有可能让他们团结起来。因此，日本人静悄悄地坐山观虎斗，没有欢呼，只是在心底里喝彩叫好。从日本人的支持或暗中高兴，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逼蒋抗日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逼蒋抗日说能够成立，日本是高兴不起来的。
如果逼蒋抗日说能够成立，理应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理解，理应得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渴望抗日的中国人民不支持，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不支持，它的社会反应是亲者痛仇者快。这样一种亲痛仇快的事变，能说是为了逼蒋抗日吗？
从西安事变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看，逼蒋抗日说也不能成立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蒋介石的生命面临着重大危险，中国面临着四分五裂和内战的重大危险。从西安事变面临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看，逼蒋抗日说决不能成立。因为如果蒋介石死了，或者中国发生内战了，你张学良将军自称有"逼蒋抗日"愿望，你又如何能自圆其说？
西安事变后，中国面临着分裂和内战的严重危险。第一，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张学良扣押领袖，枪杀将士，拘留国家大员，对于这种扰乱国家的行为。必须严厉镇压。南京政府一度派出了飞机，中央一些集团军进军陕西，战争一触即发，中国处于内战亡国的最危险的边缘。第二，张学良将军想组建西北联合政府，由西北军、红军、东北军三位一体，建立政府，他自充领袖。这样，他就可以在西北割据，由东北王变成西北王。他的这个愿望，在事变之后向蒋提出的几个条件中表达了出来。其中就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这也许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核心动机。如果他的这个目标达到，西北联合政府真的成立，中国又增加了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南京政府也有可能会像处理福建事件、两广事件一下加以平定，无论是战是抚，都会削弱抗日力量。第三，张学良策划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发动西安事变，客观上将这两支军队推向叛军的危险境地，推向与中央分庭抗礼、拔刀相向的危险状态。本来这是一支受到日军耻辱、丧失根据地的正义的、有可能奋起抗日的军队，张学良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使这支军队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它不去英勇抗日，却阴谋兵变，自然差一点成了一支叛军，它很有可能点燃内战之火。总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国家面临着沉重的灾难，面临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国家的巨大的灾难和危险面前，张学良将军和有些人的所谓逼蒋抗日说是多么地苍白和可笑啊。你说你逼蒋抗日，为什么不惜在强敌虎视眈眈之际，不惜将国家推入分裂和内战的境地呢？
西安事变，也使蒋介石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第一，在事变准备阶段，张学良将军曾经致电陕北，保持着密切联系。1936年12月11日星期五的夜间，张学良将军给毛泽东拍发了那条神秘的密电之后，立即召集了一个大约十来个高级将领的会议。他命令他们逮捕蒋的总参谋长；接管总督办公室解除警察和一个国民党准军事部队--蓝衣社的武装；并占领机场。张学良的贴身警卫长，一名26岁的上尉，随后带领200人赶赴临潼实施兵变行动。这就是说，张学良将军与中共密谋在先，发动事变在后，毛泽东方面事先是了解张的计划的。而张学良将军也是很清楚当时陕北方面对蒋的态度的。毛泽东等人对蒋是充满仇恨的，是希望杀之而后快的。因此，在事变之前，张的兵变计划就不能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就存在着中共方面将被张将军扣留的蒋介石杀死的可能。既然存在着严重的杀蒋的可能，怎么能够说是逼蒋抗日呢？
第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生命危险骤然增大。一方面，张学良将军将蒋交给红军的可能性在增大着，另一方面，南京方面轰炸西安的可能性也在增大着。蒋介石虽然被张学良将军扣留，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怕死之徒，并不接受张学良的要挟。张学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何承诺，相反，蒋严厉谴责张学良的兵变。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张学良曾经萌发将蒋介石交给陕北红军处理的念头。后来，陕西方面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面临着中央军队的压力，张学良曾经威胁说，一旦发生战争，他将无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他有可能把蒋介石交给陕北红军，也有可能把蒋介石当作人质。一旦爆发内战，张学良是很有可能把蒋介石交给红军的，如果那样，蒋介石生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那时，蒋介石的生命确实是面临极大危险的。同时，蒋介石的生命还面临着南京方面对西安轰炸而被炸死的危险。甚至也存在着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某些激进势力将蒋杀死后嫁祸于南京轰炸炸死的可能。总之，蒋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变之后，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危险，逼蒋抗日说怎么能够成立呢？
第三，从红军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基本态度看，蒋介石是有可能被杀死的。张学良发动事变后，立即致电毛泽东，声称他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及随行人员看管。电报要求延安派人共商大计。并希望红军向延安以南地区扩展，以防不测。中共的领袖们的反应是十分兴奋，有人说，蒋也有今日；有人说，张学良干得不错。朱德说，"现在没有别的话说，先杀蒋再说。"毛泽东的态度是，让张杨出面打头阵，我们站在后面。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态度是请示莫斯科。毛泽东则暗暗地鼓励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他致电说，"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显然，这是示意要他处理蒋，（即杀掉蒋），不要让蒋轻易逃脱。并说，"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说，" 爽爽快快对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认为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毛的态度说，杀字不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并对朱德说，"你不要太过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以上见《张国焘回忆录》）总之，延安方面的态度是杀的意见占了上风。而张学良事前与毛泽东联系，事后则又紧密联系。他虽然事变得手，但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在山穷水尽之际，为了寻求支持，完全有可能将蒋交给红军。因此，蒋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变之后，确实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蒋介石生命很有可能被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逼蒋抗日之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从张学良将军与中共方面对蒋介石处置的协商看，从中共方面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态度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生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因为长期以来，打倒蒋介石是中共方面的一贯立场。１９３５年月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２１卷，２２８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和和平处理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在《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还坚持认为，"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２页）认为中共当前的方针，是"打倒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号召"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８，２３０页）可见，即使是在西安事变已经和平地处理了，中共在内部的文件中仍然是把蒋介石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是当成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敌人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心目中，打倒蒋介石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同样重要的。１９３７年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相当时间，中共尚且必欲除蒋而后快，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如果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移交给延安，中共方面是不可能采取"逼蒋抗日"方针的，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等等，在苏联和斯大林的电报之前，都是极力主张杀蒋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张学良将军逼蒋抗日说难以成立。
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送给日本人的最丰厚的礼物。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西安事变拘押了国家领袖、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让全世界看着笑话。中国人自相残杀，窝里内斗，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张学良将军终于该出手的时候出了手，而且小六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连国家领袖也抓了起来。如果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成立，日本人会很高兴；如果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送到延安开批斗会公审会，然后将他枪杀，日本人会更高兴；如果南京的中央军进攻陕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对抗，日本人一定会乘机而起，乘虚直入，攻占中国更多的山河。甚至有可能一举灭亡中国。明朝的时候，汉族的几路大军互相残杀，为清兵开了道，清了路。张学良如果将西安事变扩大化，那一定为日本人的进攻扫清各种障碍，至少大大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使中国抗日群龙无首。如果这样，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时候，天皇陛下和日本军部一定会给张学良将军颁发最高的荣誉证书。他是日本打败中国的第一大功臣。那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张学良将军的名字将光照千秋。日本人子子孙孙会无限感谢张学良将军。当年，他张将军以和平为重忍辱负重，悄然撤离了沈阳城，后来又默默地撤出锦州，撤出山海关，日本人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感谢他了。现在他又拘留抗日政府的元首，枪杀国民政府的卫队，拘押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这是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喜讯，是天上突然落下的馅饼。如果张将军将西安事变进行到底，或者西安事变变得无法架控，中国内战也许会由此而爆发，日本人也许就能顺利地占领中国。如果是那样一个结局，他对于日本国的贡献，实在不下于明末的吴三桂将军，更不在末代皇帝傅仪陛下啊。而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苍天垂怜中华，张学良将军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反对，面对着他寄予期望的苏联政府的反对，连中共领导也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改变了立场。张学良将军四面楚歌，最后有所悔悟，他释放了蒋介石，并且陪送蒋返回南京。使中国避免了内战。他的错误虽然严重，送蒋行为还是应当肯定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礁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上的杨慎写的这首词让人们从更恬淡的心态看待当年的大事件。当年使国家震动的西安事变，如今看来，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一次饭后茶余笑谈的小资料而已。不过，历史还是有是非的。细细看来，张学良身上有一点绿林的匪气，有一点豪杰的侠气，还有一些市井小儿的无赖气，也有一点过于宠爱造成的公子气。他喜怒无常，任性妄为。他的一生，东北易帜，促进统一，是历史的大功；拥兵自保，避战败退，拱让东北，是他的大错；发动西安事变，枪杀政府卫队，拘捕国家领袖，险些造成内战内乱，将国家和民族置之深渊，这是他的大罪。总体而言，盖棺定论，他是民族的罪人，是国家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由于他的不抵抗，东三省转眼之间沦于敌手；由于他发动西安事变，破坏了抗战大计，差一点酿成民族的大分裂，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张学良将军对于抗战，只有败退之过，破坏之力，毫无尺寸之功。面对昭昭青史，面对东三省数千万父老和几万万国民，面对张作霖的亡灵，张学良将军应该羞愧于地下。
青史昭昭。历史是不可欺的，历史是有是非的。各种教科书上历来充塞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将军逼蒋抗日的说法，历史的事实表明此说难以成立，因此冒失地写作此文，想廓清历史的一点谬误，并求教于历史专家。错误之处，欢迎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