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汉地传播的早期因缘
驿渡山人
1楼
佛教在汉地传播的早期因缘
（一）
佛教在公元前530年就创立了。阿育王时期，佛教向四周传播，已通过大月支传到了西域（中国新疆地区），但在此停留了两百年的时间，没有继续向东传播。直到公元67年汉明帝才派人到西域去求取佛法，在这600年时间内，玉门关以东几乎是没有佛法的。
与印度沙门思潮同时，中国也搞了一次思想大爆发，叫“百家争鸣”。产生了儒、墨、道、法、兵、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方技等189家。诸子百家都是入世的学派，虽然道家主张避世，却也没有想过要彻底脱离人类世界，而是想躲在某个偏僻的角落安心地活着。在那个战争频繁，命如草芥的年代，本来是佛教传入的大好时机，但却因为交通问题无法实现。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发达，没有抗击风浪的大船，汉地到印度的海路是不通的。如果走陆路也许行得通，但要穿越几百公里的沙漠，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也是九死一生。当时的中国人甚至不知道有一个印度，印度人也不知道有一个中国。
（二）
当佛教传到西域时，强大的匈奴为了防止汉朝与大月支的联络，把河西走廊给堵死了。直到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河西走廊才得以疏通。张骞在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变得频繁起来。这个时候的佛法应该可以传到汉地了。但从公元前119年到公元后67年，这186年的时间内，佛教仍无法传入汉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大月支及西域各国的僧侣和商人都不愿把佛法带进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汉地本土文化对早期佛教的抵制。
汉代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到汉武帝刘彻（前141年—前87年在位）时期，为了攘外安内，对抗匈奴，治服诸侯，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居于全社会的统治地位。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年—前479年在世），其核心思想是“仁”。整个儒家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但这也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孔子说过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没有给“仁”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他似乎非常清楚语言的情境性，离开具体情境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同的人问仁，他都会给予不同的答案。
但我们查阅《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也大致可以给“仁”一个相对宽松的定义。“仁”就是人要做人类所应该做的事。儒家对宇宙万物是有分工的，各自做好自己份内之事，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一定要做好，不在自己责任范围的事不要去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类，不为其事。如果是一般的动物，那就做动物能做到的事就可以了。吃好喝好睡好，繁衍后代，躲避天敌的杀害，这是一般的动物所追求的。但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既然生在了“人”这个种类中，那就要做人应该做的事。这是一个总的要求。
孔子把“仁”的价值放到了人生和社会的核心地位。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仁”的，离开了“仁”就根本不是人类了，而是一般的动物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实现“仁”可以付出生命。
孔子及其后学不断完善儒家思想，在“仁”为核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仁”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义、礼、智、信是实现“仁”的原则和要求。“义”不是义气，而是适宜，适度，恰到好处，顾及他人的利益关系，使人人皆得其宜，皆得其安。“礼”就是仁和义的制度化，是具有操作性的可实行的仁义。对于一些悟性差的人，只要遵礼就不会违背仁义。“智”是用来协调“仁”和为“礼”的。仁是核心的，抽象的。而礼是具体的，表象的。当两者不一致时，礼要服从于仁。所以君子要不断修身，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这就是“智”。“信”是人类社会的最低门槛，跨出这条门槛就不属于人类了。
孔子之后，儒家最有影响的是两大系统。一个是以子思和孟轲为主要代表的学派，一个是以荀况为主要代表的学派。思孟学派主张人性中本来就具备“仁义礼智 ”的种子，人性是本善的。而人的恶行是在后天的不良环境中生发出来的，是外入的，不是人性中本有的。这与后来传入汉地的大乘如来藏思想颇有相契之处。孟子认为，只要人人都把本具的善性开发出来，使之发扬光大，就能营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思孟学派侧重于内心的修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心性的修养排在了第一位，而外在的礼仪制度排在了第二位。
与思孟相反，荀况主张人性是本恶的，人天生具有扩张自身利益，侵犯他人利益的本性。而“仁义礼智”是在后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是外入的，不是人性中本有的。现实中很多人的善行都是虚伪的，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意思。而且，即使虚伪的善行也是很难培养的，而人的恶性只要稍不管制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无论为了抑制恶性还是培养善行，外在制度的强制性才是最重要的。荀况把礼仪制度的建设摆在了第一位。心性的修养排在了第二位。
一般来说，荀况的思想似乎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因为内心的修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孟的内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感受的，是一种自我建设，是内证的，是一种“为己”之学。但内证的道德在社会管理中存在一个缺陷，当人与人发生利益冲突时，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评判标准，人人都以自证为依据的话就会引起混乱。只有制度是客观的，其强制性是实实在在的，干了违背制度的环事就受得相应惩罚，做了符合制度的好事就受到相应的奖赏。一切以具体的制度为判断标准，整改就好办多了。董仲舒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在荀况之下。
董仲舒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所谓“儒术”并不是单纯的儒家思想，而是以儒家为主，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综合而成的一套治国方略。他不赞同孟子的人性本善论，也不赞同荀子的人性本恶论。而是站在阴阳本体论的角度，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组成的。人性也是如此，有阴（恶）的成分，也有阳（善）的成分。但阴阳并不是对等的，有的人阴性成分多一些，有的人阳性成分多一些。按阴和阳分别所占的比例，人性可分为上、中、下三品。品级越低的人，越没有自觉，越需要外力的强制。而整个人类中，具有上品人格的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中下品格，所以制度建设显得特别重要。
在独尊儒术之后，礼仪制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内容非常庞大，非常繁琐，大至国家行政，小至吃喝拉撒都有详细的礼仪规则。一举手一投足稍不合仪，就会被人嘲笑。有的内容已写入法律条款之中，如有违反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有爵位就削爵位，无爵位就罚金、服劳役，严重的则砍断手脚，甚至斩、绞、凌迟处死。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以出世为目标的原始佛教如何传播得开。佛教要“出家”修行，仅此一项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儒家最推崇的是孝道，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因为外出远游，父母就会担心，作为孝子是不应随便外出远游的。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抛下父母，不顾其死活，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是在犯罪。所以，当儒家正盛的时候，原始佛教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可以推测，张骞通西域后的一百多年里，佛教即使向汉地传播也不能开花结果。这只能归结为机缘尚不成熟。
（三）
时间在推进，儒家在发展，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礼仪制度日趋僵化，人性的自由被限制到了最小的程度。毕竟，人类除仁义礼智信，还是要吃喝拉撒的，还是有七情六欲的。这一点连孔子也没有否认，他说“食、色，性也。”怎么能为了礼仪而无限规制人的自由呢？
过度的礼仪化，使一些思想精英看到了礼制的弊端。有些人已经对繁重的礼仪感到厌烦。礼制的最大受益者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礼制使他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使他拥有最高的权势。但礼制的最大的受害者也是皇帝。他虽然位居九五之尊，其人身自由也受到了最大的限制。他在群臣面前要装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一言一行都必须是天下万民的楷模。按照儒家德行与位置相匹配的原则，皇帝既然坐在国家的顶端，德行也应该是顶尖的，即使暂时还不是最高，那就应该谦虚地向有德者学习。如果任意枉为，违反纲常，那就说明此人德不配位，不堪为人君，其统治的合法性都会丧失。德行不足，就应当让贤，而不要尸位素餐。因此，皇帝经常会杀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这种方式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如果有一种不那么遵从僵化制度的思想来缓解一下，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到汉明帝（公元57年—75年在位）时期，皇帝本人和个别臣子已经从一些途径接触到了佛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在一定程度上能消解人们对僵化制度的执着。而佛法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是儒家所欠缺的。但没人愿在朝堂上公开宣讲佛法，因为与三纲五常相悖的地方有点多。于是，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也许是他设计的梦），因为天子做的梦往往是上天想传达的信息，皇帝以这种方式开始介绍佛法，顽固派的抵触就没那么大。汉明帝对群臣说，他昨晚梦见一个金光闪烁的人，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两支箭，在大殿上飞来飞去,不知是何寓意？通人傅毅回答：我听说西方有圣人名字叫佛，陛下所梦金人，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两支箭，正是一个“佛”字啊！这可是上天对陛下的启示啊！我们应该派人去把这位西方圣人的教义引进来。君臣二人一唱一和，说得煞有其事，像事先编好的台词。
（一）
佛教在公元前530年就创立了。阿育王时期，佛教向四周传播，已通过大月支传到了西域（中国新疆地区），但在此停留了两百年的时间，没有继续向东传播。直到公元67年汉明帝才派人到西域去求取佛法，在这600年时间内，玉门关以东几乎是没有佛法的。
与印度沙门思潮同时，中国也搞了一次思想大爆发，叫“百家争鸣”。产生了儒、墨、道、法、兵、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方技等189家。诸子百家都是入世的学派，虽然道家主张避世，却也没有想过要彻底脱离人类世界，而是想躲在某个偏僻的角落安心地活着。在那个战争频繁，命如草芥的年代，本来是佛教传入的大好时机，但却因为交通问题无法实现。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发达，没有抗击风浪的大船，汉地到印度的海路是不通的。如果走陆路也许行得通，但要穿越几百公里的沙漠，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也是九死一生。当时的中国人甚至不知道有一个印度，印度人也不知道有一个中国。
（二）
当佛教传到西域时，强大的匈奴为了防止汉朝与大月支的联络，把河西走廊给堵死了。直到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河西走廊才得以疏通。张骞在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变得频繁起来。这个时候的佛法应该可以传到汉地了。但从公元前119年到公元后67年，这186年的时间内，佛教仍无法传入汉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大月支及西域各国的僧侣和商人都不愿把佛法带进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汉地本土文化对早期佛教的抵制。
汉代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到汉武帝刘彻（前141年—前87年在位）时期，为了攘外安内，对抗匈奴，治服诸侯，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居于全社会的统治地位。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年—前479年在世），其核心思想是“仁”。整个儒家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但这也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孔子说过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没有给“仁”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他似乎非常清楚语言的情境性，离开具体情境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同的人问仁，他都会给予不同的答案。
但我们查阅《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也大致可以给“仁”一个相对宽松的定义。“仁”就是人要做人类所应该做的事。儒家对宇宙万物是有分工的，各自做好自己份内之事，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一定要做好，不在自己责任范围的事不要去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类，不为其事。如果是一般的动物，那就做动物能做到的事就可以了。吃好喝好睡好，繁衍后代，躲避天敌的杀害，这是一般的动物所追求的。但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既然生在了“人”这个种类中，那就要做人应该做的事。这是一个总的要求。
孔子把“仁”的价值放到了人生和社会的核心地位。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仁”的，离开了“仁”就根本不是人类了，而是一般的动物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实现“仁”可以付出生命。
孔子及其后学不断完善儒家思想，在“仁”为核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仁”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义、礼、智、信是实现“仁”的原则和要求。“义”不是义气，而是适宜，适度，恰到好处，顾及他人的利益关系，使人人皆得其宜，皆得其安。“礼”就是仁和义的制度化，是具有操作性的可实行的仁义。对于一些悟性差的人，只要遵礼就不会违背仁义。“智”是用来协调“仁”和为“礼”的。仁是核心的，抽象的。而礼是具体的，表象的。当两者不一致时，礼要服从于仁。所以君子要不断修身，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这就是“智”。“信”是人类社会的最低门槛，跨出这条门槛就不属于人类了。
孔子之后，儒家最有影响的是两大系统。一个是以子思和孟轲为主要代表的学派，一个是以荀况为主要代表的学派。思孟学派主张人性中本来就具备“仁义礼智 ”的种子，人性是本善的。而人的恶行是在后天的不良环境中生发出来的，是外入的，不是人性中本有的。这与后来传入汉地的大乘如来藏思想颇有相契之处。孟子认为，只要人人都把本具的善性开发出来，使之发扬光大，就能营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思孟学派侧重于内心的修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心性的修养排在了第一位，而外在的礼仪制度排在了第二位。
与思孟相反，荀况主张人性是本恶的，人天生具有扩张自身利益，侵犯他人利益的本性。而“仁义礼智”是在后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是外入的，不是人性中本有的。现实中很多人的善行都是虚伪的，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意思。而且，即使虚伪的善行也是很难培养的，而人的恶性只要稍不管制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无论为了抑制恶性还是培养善行，外在制度的强制性才是最重要的。荀况把礼仪制度的建设摆在了第一位。心性的修养排在了第二位。
一般来说，荀况的思想似乎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因为内心的修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孟的内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感受的，是一种自我建设，是内证的，是一种“为己”之学。但内证的道德在社会管理中存在一个缺陷，当人与人发生利益冲突时，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评判标准，人人都以自证为依据的话就会引起混乱。只有制度是客观的，其强制性是实实在在的，干了违背制度的环事就受得相应惩罚，做了符合制度的好事就受到相应的奖赏。一切以具体的制度为判断标准，整改就好办多了。董仲舒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在荀况之下。
董仲舒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所谓“儒术”并不是单纯的儒家思想，而是以儒家为主，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思想，综合而成的一套治国方略。他不赞同孟子的人性本善论，也不赞同荀子的人性本恶论。而是站在阴阳本体论的角度，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组成的。人性也是如此，有阴（恶）的成分，也有阳（善）的成分。但阴阳并不是对等的，有的人阴性成分多一些，有的人阳性成分多一些。按阴和阳分别所占的比例，人性可分为上、中、下三品。品级越低的人，越没有自觉，越需要外力的强制。而整个人类中，具有上品人格的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中下品格，所以制度建设显得特别重要。
在独尊儒术之后，礼仪制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内容非常庞大，非常繁琐，大至国家行政，小至吃喝拉撒都有详细的礼仪规则。一举手一投足稍不合仪，就会被人嘲笑。有的内容已写入法律条款之中，如有违反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有爵位就削爵位，无爵位就罚金、服劳役，严重的则砍断手脚，甚至斩、绞、凌迟处死。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以出世为目标的原始佛教如何传播得开。佛教要“出家”修行，仅此一项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儒家最推崇的是孝道，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因为外出远游，父母就会担心，作为孝子是不应随便外出远游的。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抛下父母，不顾其死活，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是在犯罪。所以，当儒家正盛的时候，原始佛教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可以推测，张骞通西域后的一百多年里，佛教即使向汉地传播也不能开花结果。这只能归结为机缘尚不成熟。
（三）
时间在推进，儒家在发展，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礼仪制度日趋僵化，人性的自由被限制到了最小的程度。毕竟，人类除仁义礼智信，还是要吃喝拉撒的，还是有七情六欲的。这一点连孔子也没有否认，他说“食、色，性也。”怎么能为了礼仪而无限规制人的自由呢？
过度的礼仪化，使一些思想精英看到了礼制的弊端。有些人已经对繁重的礼仪感到厌烦。礼制的最大受益者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礼制使他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使他拥有最高的权势。但礼制的最大的受害者也是皇帝。他虽然位居九五之尊，其人身自由也受到了最大的限制。他在群臣面前要装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一言一行都必须是天下万民的楷模。按照儒家德行与位置相匹配的原则，皇帝既然坐在国家的顶端，德行也应该是顶尖的，即使暂时还不是最高，那就应该谦虚地向有德者学习。如果任意枉为，违反纲常，那就说明此人德不配位，不堪为人君，其统治的合法性都会丧失。德行不足，就应当让贤，而不要尸位素餐。因此，皇帝经常会杀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这种方式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如果有一种不那么遵从僵化制度的思想来缓解一下，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到汉明帝（公元57年—75年在位）时期，皇帝本人和个别臣子已经从一些途径接触到了佛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在一定程度上能消解人们对僵化制度的执着。而佛法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是儒家所欠缺的。但没人愿在朝堂上公开宣讲佛法，因为与三纲五常相悖的地方有点多。于是，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也许是他设计的梦），因为天子做的梦往往是上天想传达的信息，皇帝以这种方式开始介绍佛法，顽固派的抵触就没那么大。汉明帝对群臣说，他昨晚梦见一个金光闪烁的人，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两支箭，在大殿上飞来飞去,不知是何寓意？通人傅毅回答：我听说西方有圣人名字叫佛，陛下所梦金人，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两支箭，正是一个“佛”字啊！这可是上天对陛下的启示啊！我们应该派人去把这位西方圣人的教义引进来。君臣二人一唱一和，说得煞有其事，像事先编好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