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唱支锅子
1楼
想起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从文明史观看新冠疫情中的纷争
唱支锅子 20200419
新冠疫情以来，舆论场上的“左”与“右”，国内外华社，乃至专擅议题制造、引领的“西媒”，除了围绕方方，围绕“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作业，围绕新锅（新冠之“锅”）该归属于谁等焦点，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有你无我的口水厮杀外，好歹，也还有些颇具前瞻性和更多智识含量的话题与争论不遑多让，高潮迭起。
这些被“全球化”地讨论不已的热点主要有：a.疫前本已沉疴在身的全球化，待到疫后，是重回老路再出发，还是彻底逆转成各国竟相扎牢篱笆，踊跃自我隔离的去全球化？b.以“中国制造”为重要环节的后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之全球产业链，会否藉此契机而重组重构？c.各经济、科技大国会不会纷纷主动与中国“脱钩”？乃至，地球秩序“百年未有之变局”，恰又幸会此新冠君后，未来地表最强会否易主？国际社会共处、运转所需之公共品将如何、由谁提供？东西方冷战会否再现......如此等等一连串的困惑、叩问，及其引发的见解分殊。
而这一系列的abc，又自然会催生更进一步的诘问和省思：
本轮疫情所预示的，恐决不止于当事者们已然预感到的世界格局丕变，而更像是在向人类响亮宣告：此乃又一场冲着尔等“文明”而来，并终将深刻影响甚而改变彼辈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未来演绎方向的挑战。所谓“新冠病毒”者，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历经五千年而垂垂老矣之际，一些犹如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暖化的慢性“基础病”，瞬间被其重症化，需要“插管”方能支持地球生命体征于不坠的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诱因而已！
——所以，各个文明中人只有跳脱其自身狭隘立场和利益短视，甚而勃勃野心，去理解和审度、评估这场挑战，人类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应对，从而让文明得以赓续，使自己得到救赎。
由上，锅叟又想起了那位集“文明史观”之大成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想起他对主导了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古老的中国文明最有望引领人类实现新跨越的惊世预言。于是，复又捧起了自己以前读得磕磕巴巴、似懂非懂的那部《历史研究》。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因瘟疫而影响甚至扭转了文明进程的事例在所多有。远有耶诞（此处兼指公元纪年基准）后，罗马帝国数次三番的疫情，助推了耶教从一个备受排挤打压的小教种，终而成为充当官方意识形态，凝聚帝国认同的国教。进而，罗马教廷和其后的拜占庭教会，始终是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争夺中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的最大势力。尔后，又因了一场黑死病，灭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后，意外促成了农村的衰败和城市的勃兴，继而成就了薄伽丘以瘟疫为故事背景的《十日谈》，从而标记了那场文艺复兴-现代西方文明的肇始。近则有咱自己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前，都常伴有瘟疫在华夏中土的蔓延横行。
不过，在汤因比的这部史学巨著中，来自自然界——比如病毒——的“挑战”，却并非他的兴趣重点，更未被用作他的挑战-应战乃是文明成长动因这一立论的论据。在诠释“文明”这一概念时，他写道：“在精神的意义上给文明一个定义，它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对此部分不再注明。第112页）。可见，被他纳入历史学范畴的所谓文明，是近乎刻意剔除了我们今天所共识的文明组成中的物质文明部分，而只注重其精神和制度部分，并将这特指的“文明”仅限于为达至某种“社会状态”目标的人类活动及其结果的。但这却并不能说明我们不应该用他的理论来审视、解读眼下这场疫情的历史意味——他紧接着又说道：“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的成员，将在一起和谐地生活。我相信，这就是迄今已知的所有文明一直有意无意追求的目标。”（P112）。由此足见，恰恰是汤氏这一揭橥了历史连续性和可认知性要义抑或密钥的文明史观，才能启人醒悟，这场瘟疫其实正是击中了包括全球化中财富、效率奇迹所派生的公平正义缺失，以及各“文明”中的精英们竟相攫取经济利益而罔顾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之公地悲剧愈演愈烈在内的现代文明之道德软肋，方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类再次撕裂成如此不堪的碎片的。反过来也昭示，只有从文明的层面上检视这一仍在演绎中的历史阶程片段，才能帮助当下正焦头烂额于疫情中的人类，寻找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应对思路与疫后前景。
置身曾是传说中的大瘟疫里，备觉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时，重新再读汤因比，尤感他将极富理想色彩的道德追求和憧憬，将人道主义的脉络搏动贯穿于他的研究与治学，甚至借以批判现实，前瞻未来，许是这部历史学巨著迥别于其他同类学术著作的重要特点。其突出表现在，在他对横贯东西、上下五千年且复杂交错的各个文明，及其从起源到解体所做的浩繁卷帙的梳理、考察、比较中，着笔甚重地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他认为，现代西方世界一直生活在两种制度的统治之下，其中一个是工业化经济体制，另一个是被称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他把民主解释成“是指在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当中负有责任的代议制政府。”（P96）他首先认为，这种工业化的经济制度非但不是可供人们生活、劳动于其间的最优秀的制度，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领域，从而将本应富于创造性和崇奉人文主义的活动，扭曲成了一种机械、刻板的专业分工和生产，使人成了“物质偶像的奴隶”（P98）。这实际上是把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照搬到了人文领域中来了，从而侵蚀了历史学家的心灵。
对另一西方现代制度文明，“民主代议制政府”（依锅叟理解，汤氏在运用这一概念时，有时还包含了民族国家），他则更加严厉地批判道：“现代西方民主观念已把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应用到了实际生活中。但......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国家精神是这种绝妙政治表演的精神产物”（P101）。他接着指出，这种基于民族-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家精神”又孽生出了国家主义，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所以，由古希腊-基督教文明衍生而来的西方文明，先天就有着文化虽统一，政治却分裂的传统，因而是不足以解决这一文明本身已然遇到或正陷于其中的诸如内部分裂、战争威胁、工业化大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困境的。
说到这里，恐有必要另书一笔。在国内，很多人之所以知道阿诺德.汤因比，都是因了他在与日本文化名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那个未来中国文明最有望引领世界的预言。而实际上，在《历史研究》这部汤氏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只是偶尔会流露出一点对中国古老“大一统国家”文明的欣赏，而且是分散而无专论的。就中华文明在他的文明史观中的分量和地位而言，其实着墨并不对等。但即便如此，书中也有几段文字表明，汤因比心目中那个后来被他寄予厚望的中国文明，实乃指秦至辛亥革命前的那一段。他把这一段中国文明概括成“中国模式”。在与其他文明比较后，将其提炼为“一个保持着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P141）具体描述则为：经过两千多年中多次反复的统一-分裂-再统一，仍以儒、释、道为主流信仰，“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绅士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原文如此），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P129）但涉及辛亥革命以后的部分，书中则几近绝无仅有了：“在1911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又一次分裂，这种局面在1949年随着一个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的建立而告结束。但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引进外来西方思想的做法不会给中国史带来一次决定性的中断”（P130）。
尽管如此，依然好在，即便从未读过汤因比，只知二手的“中国文明将一统全球”之诺诺千人，也不难在这本书里找到汤氏出此惊世预言的思想根源与脉络。那就是，他为人类未来文明出路设计出的解决方案——“世界政府”。以及，循此思路构想出来的未来大一统国家。
他在前文曾提及的给文明所下定义后，在其他章节里复又进一步展望：“虽然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从来都是地区性的和暂时性的，但是他们似乎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全人类将生活在一个政治统一体中。”（P326）至于这个统一体的缘起和大抵样貌，及其构建要点，汤氏概述如下：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口增长，和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的出现，“这三个事实合在一起，似乎刻不容缓地要求人类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而，“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必须是真正世界性的”，“并不是那些由某一文明的社会体内的地区性国家建立的帝国”。他甚至极其乐观地预见：这个真正世界大一统的国家“不会注定是暂时性的。将来不会有蛮族或异族文明从外面侵犯它”，过去引发大一统国家瓦解的内部衰变“则会因为永远需要防止大屠杀、限制人口和保护资源而受到有力遏制”（P381）。
读到这里，显然，汤因比所观察和预见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与困境，在他身后已是愈加凸显、日益恶化以迄于今。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对未来文明方向的展望，却明显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当中，且不说世界政府，就连既有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乃至欧盟，在这次疫情前和疫情中都在加速陷入重重危机。因科技与全球化对空间距离的消灭，已被称为地球村的当代人类社会，却仍看不到改变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或曰利益主体——的文明形态，反倒有愈加自我强化的势头。由此观之，未来或有的新文明，恐仍难彻底告别帝国+的模式而走向“世界政府”。
——从文明史观看新冠疫情中的纷争
唱支锅子 20200419
新冠疫情以来，舆论场上的“左”与“右”，国内外华社，乃至专擅议题制造、引领的“西媒”，除了围绕方方，围绕“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作业，围绕新锅（新冠之“锅”）该归属于谁等焦点，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有你无我的口水厮杀外，好歹，也还有些颇具前瞻性和更多智识含量的话题与争论不遑多让，高潮迭起。
这些被“全球化”地讨论不已的热点主要有：a.疫前本已沉疴在身的全球化，待到疫后，是重回老路再出发，还是彻底逆转成各国竟相扎牢篱笆，踊跃自我隔离的去全球化？b.以“中国制造”为重要环节的后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之全球产业链，会否藉此契机而重组重构？c.各经济、科技大国会不会纷纷主动与中国“脱钩”？乃至，地球秩序“百年未有之变局”，恰又幸会此新冠君后，未来地表最强会否易主？国际社会共处、运转所需之公共品将如何、由谁提供？东西方冷战会否再现......如此等等一连串的困惑、叩问，及其引发的见解分殊。
而这一系列的abc，又自然会催生更进一步的诘问和省思：
本轮疫情所预示的，恐决不止于当事者们已然预感到的世界格局丕变，而更像是在向人类响亮宣告：此乃又一场冲着尔等“文明”而来，并终将深刻影响甚而改变彼辈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未来演绎方向的挑战。所谓“新冠病毒”者，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历经五千年而垂垂老矣之际，一些犹如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暖化的慢性“基础病”，瞬间被其重症化，需要“插管”方能支持地球生命体征于不坠的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诱因而已！
——所以，各个文明中人只有跳脱其自身狭隘立场和利益短视，甚而勃勃野心，去理解和审度、评估这场挑战，人类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应对，从而让文明得以赓续，使自己得到救赎。
由上，锅叟又想起了那位集“文明史观”之大成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想起他对主导了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古老的中国文明最有望引领人类实现新跨越的惊世预言。于是，复又捧起了自己以前读得磕磕巴巴、似懂非懂的那部《历史研究》。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因瘟疫而影响甚至扭转了文明进程的事例在所多有。远有耶诞（此处兼指公元纪年基准）后，罗马帝国数次三番的疫情，助推了耶教从一个备受排挤打压的小教种，终而成为充当官方意识形态，凝聚帝国认同的国教。进而，罗马教廷和其后的拜占庭教会，始终是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争夺中与世俗王权分庭抗礼的最大势力。尔后，又因了一场黑死病，灭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后，意外促成了农村的衰败和城市的勃兴，继而成就了薄伽丘以瘟疫为故事背景的《十日谈》，从而标记了那场文艺复兴-现代西方文明的肇始。近则有咱自己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前，都常伴有瘟疫在华夏中土的蔓延横行。
不过，在汤因比的这部史学巨著中，来自自然界——比如病毒——的“挑战”，却并非他的兴趣重点，更未被用作他的挑战-应战乃是文明成长动因这一立论的论据。在诠释“文明”这一概念时，他写道：“在精神的意义上给文明一个定义，它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对此部分不再注明。第112页）。可见，被他纳入历史学范畴的所谓文明，是近乎刻意剔除了我们今天所共识的文明组成中的物质文明部分，而只注重其精神和制度部分，并将这特指的“文明”仅限于为达至某种“社会状态”目标的人类活动及其结果的。但这却并不能说明我们不应该用他的理论来审视、解读眼下这场疫情的历史意味——他紧接着又说道：“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的成员，将在一起和谐地生活。我相信，这就是迄今已知的所有文明一直有意无意追求的目标。”（P112）。由此足见，恰恰是汤氏这一揭橥了历史连续性和可认知性要义抑或密钥的文明史观，才能启人醒悟，这场瘟疫其实正是击中了包括全球化中财富、效率奇迹所派生的公平正义缺失，以及各“文明”中的精英们竟相攫取经济利益而罔顾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之公地悲剧愈演愈烈在内的现代文明之道德软肋，方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类再次撕裂成如此不堪的碎片的。反过来也昭示，只有从文明的层面上检视这一仍在演绎中的历史阶程片段，才能帮助当下正焦头烂额于疫情中的人类，寻找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应对思路与疫后前景。
置身曾是传说中的大瘟疫里，备觉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时，重新再读汤因比，尤感他将极富理想色彩的道德追求和憧憬，将人道主义的脉络搏动贯穿于他的研究与治学，甚至借以批判现实，前瞻未来，许是这部历史学巨著迥别于其他同类学术著作的重要特点。其突出表现在，在他对横贯东西、上下五千年且复杂交错的各个文明，及其从起源到解体所做的浩繁卷帙的梳理、考察、比较中，着笔甚重地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他认为，现代西方世界一直生活在两种制度的统治之下，其中一个是工业化经济体制，另一个是被称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他把民主解释成“是指在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当中负有责任的代议制政府。”（P96）他首先认为，这种工业化的经济制度非但不是可供人们生活、劳动于其间的最优秀的制度，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领域，从而将本应富于创造性和崇奉人文主义的活动，扭曲成了一种机械、刻板的专业分工和生产，使人成了“物质偶像的奴隶”（P98）。这实际上是把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照搬到了人文领域中来了，从而侵蚀了历史学家的心灵。
对另一西方现代制度文明，“民主代议制政府”（依锅叟理解，汤氏在运用这一概念时，有时还包含了民族国家），他则更加严厉地批判道：“现代西方民主观念已把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应用到了实际生活中。但......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国家精神是这种绝妙政治表演的精神产物”（P101）。他接着指出，这种基于民族-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国家精神”又孽生出了国家主义，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所以，由古希腊-基督教文明衍生而来的西方文明，先天就有着文化虽统一，政治却分裂的传统，因而是不足以解决这一文明本身已然遇到或正陷于其中的诸如内部分裂、战争威胁、工业化大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困境的。
说到这里，恐有必要另书一笔。在国内，很多人之所以知道阿诺德.汤因比，都是因了他在与日本文化名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那个未来中国文明最有望引领世界的预言。而实际上，在《历史研究》这部汤氏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只是偶尔会流露出一点对中国古老“大一统国家”文明的欣赏，而且是分散而无专论的。就中华文明在他的文明史观中的分量和地位而言，其实着墨并不对等。但即便如此，书中也有几段文字表明，汤因比心目中那个后来被他寄予厚望的中国文明，实乃指秦至辛亥革命前的那一段。他把这一段中国文明概括成“中国模式”。在与其他文明比较后，将其提炼为“一个保持着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P141）具体描述则为：经过两千多年中多次反复的统一-分裂-再统一，仍以儒、释、道为主流信仰，“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绅士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原文如此），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P129）但涉及辛亥革命以后的部分，书中则几近绝无仅有了：“在1911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又一次分裂，这种局面在1949年随着一个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的建立而告结束。但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引进外来西方思想的做法不会给中国史带来一次决定性的中断”（P130）。
尽管如此，依然好在，即便从未读过汤因比，只知二手的“中国文明将一统全球”之诺诺千人，也不难在这本书里找到汤氏出此惊世预言的思想根源与脉络。那就是，他为人类未来文明出路设计出的解决方案——“世界政府”。以及，循此思路构想出来的未来大一统国家。
他在前文曾提及的给文明所下定义后，在其他章节里复又进一步展望：“虽然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从来都是地区性的和暂时性的，但是他们似乎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全人类将生活在一个政治统一体中。”（P326）至于这个统一体的缘起和大抵样貌，及其构建要点，汤氏概述如下：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口增长，和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的出现，“这三个事实合在一起，似乎刻不容缓地要求人类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而，“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必须是真正世界性的”，“并不是那些由某一文明的社会体内的地区性国家建立的帝国”。他甚至极其乐观地预见：这个真正世界大一统的国家“不会注定是暂时性的。将来不会有蛮族或异族文明从外面侵犯它”，过去引发大一统国家瓦解的内部衰变“则会因为永远需要防止大屠杀、限制人口和保护资源而受到有力遏制”（P381）。
读到这里，显然，汤因比所观察和预见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与困境，在他身后已是愈加凸显、日益恶化以迄于今。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对未来文明方向的展望，却明显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当中，且不说世界政府，就连既有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乃至欧盟，在这次疫情前和疫情中都在加速陷入重重危机。因科技与全球化对空间距离的消灭，已被称为地球村的当代人类社会，却仍看不到改变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或曰利益主体——的文明形态，反倒有愈加自我强化的势头。由此观之，未来或有的新文明，恐仍难彻底告别帝国+的模式而走向“世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