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破《山海经》系列

上图是《帝禹山河图》。
王红旗著《帝禹山河图诠解》一书。王红旗在书中自称《帝禹山河图》是画家孙晓琴女士根据学者王红旗先生《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的研究成果，于1999年9月9日创作出巨画《帝禹山河图》，画高5·4米、宽7·8米，画中将《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述的帝禹时代（4200年前）的447座山，及其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
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
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之名，自从被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一次提及并置评之后，至今二千一百年来，一直备受争议，褒贬不一。
汉刘秀《上山海经表》——《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晋郭璞《山海经序》——《山海经》跨世七代历载三千······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
宋尤袤《山海经传跋》——《山海经》为先秦书不疑也······秦汉学者多引《山海经》兹固益可信······

唐杜右《通典》——《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
宋陈骙《中兴字目》——《山海经》亦非尽善，当以入小说家为是。
明杨慎《山海经补注》——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
清纪昀《四库全书》——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然道里山川，卒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首，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苜蓿04 2020-04-29 16:28:16
图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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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确是很不错，不才第一次看到也非常喜欢。

古人对《山海经》有弹有赞，辩词也有褒有贬。为何直到清朝乾隆年间编纂《钦定四库全书》却要把《山海经》贬斥为“百无一真”和“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如果说清朝大学士，士大夫们是出于对《山海经》的“不解”，难免缺乏“才气”；
如果说清朝大学士，士大夫们是出于对《山海经》的“敌意”，难免缺乏“雅量”。
不才不解清朝乾隆年间参与编纂《钦定四库全书》的大学士，士大夫们为何要如此贬低《山海经》？
《山海经》真的“百无一真”和是“小说”吗？

清朝官方大学士，士大夫们对《山海经》很不屑，但也有不同声音，尤其是来自民间，各种《山海经传》校刊层出不穷。
不才数年来搜集的《山海经传》刻本有7本，其中明朝的有2本，清朝的则有5本；其中康熙年间的有2本，乾隆年间的也有2本，光绪年间的只有1本；分别如下：
1.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山海经》图绘全像——蒋应镐绘。
2.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山海经》——郑煾校刊。
3.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山海经》释义——王崇庆·董舒文校订。
4.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海经》——项絪校刊。
5.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海经》——黄晓峰校刊。
6.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山海经》广注——吴任臣·金阊书业堂藏板。
7.清光绪七年（1881年）《山海经》笺疏——郝懿行·还读楼校刊。

清末民初的学者们对《山海经》的研究，走上了与古人，与先人，与前人不同的道路。新时代的学者们，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西化的思维方式，大胆假设，观点和主张不乏奇思妙想。一些名气如雷贯耳的国学大师，当时提出的“雷人语录”对比今天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提出的“雷人语录”毫不逊色。
不才有时候不禁联想今天专家，学者，教授，作家是不是因为师从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的缘故，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西化的思维方式之后，治学和处世的态度才如出一辙——雷不死你，就算我输。
蒋智由：《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载视为论证“中国文明西来”的依据。如此，他希望可以“讲明吾种之渊源”，进而“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祖宗于劣败之列焉。”
刘师培说：吾观《山海经》一书，知古代神圣所居，大抵在昆仑附近。如轩辕之国，地近穷山，轩辕之台，地滨沃野，而后稷、祝融、重黎，皆由西方迁入。
章太炎说：西膜恰恰就是西亚古塞米族的族名。《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也与塞米族信仰的半人半虎的尼加尔神相似。
梁启超：《山海经》是最古之译本书，是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所以不独名物多本土所无，一些语法、名词也十分诡异。

卫聚贤：《山海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古籍，全书是印度婆罗门教徒的游历记录，其作者是墨子的印度学生随巢子。
有关《山海经》的各种“雷人语录”几乎都跳不出清末民初的“大胆假设”，这类“大胆假设”都缺乏“小心求证”，因为缺乏“求证”也就沦为笑谈，虽然不时“沉渣泛起”，但终究没有成为主流。
不才读近代，现代，当代专家，学者，教授，作家钻研《山海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成果，书写的论著。对于类似“大胆假设”“雷人语录”之流，有过一些接触和了解，如下：
1.1993年《山海经》几近褪色的记录——默兹著·崔岩峙译。
2.1994年《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宫玉海著。
3.2001年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丁振宗著。
4.2006年《山海经》地理考·神州的发现——扶永发著。
除了专家，学者，教授之外，伴随网络时代，民间《山海经》爱好者兴起，出了许多“大神”，这些研究《山海经》长达十年，十数年之久的“大神”多是“大胆假设”“雷不死人，决不罢休”。代表人物有“十万昆仑”“齐成国”“亚布”之流。
“十万昆仑”雷人代表作——埃夏论（夏朝在古埃及）。
“齐成国”雷人代表作——埃夏论翻版。
“亚布”雷人代表作——印夏论（夏朝在古印度）。

不才本着还原《山海经》和复原《山海图》的宗旨，读《山海经》三五年，读《山海经传》三五本，读《山海经传》论著三五十本。不才发现不论是郭璞，还是尤袤，或是郝懿行，或是袁珂等等，不论是王红旗，还是宫玉海，或是十万昆仑，亚布之流；不管他们钻研《山海经》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四十年······他们对《山海经》的了解和认知皆流于表面，他们对《山海经》的考证皆处于似是而非的阶段。
不才不屑一顾前人研究《山海经》的成果，为何还去读前人钻研《山海经》的论著？不才5年前初读《山海经》时，从最初一个月提出《山经》地理概念名词及分类分级开始，就担心自己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前人早就提出来了。因为这个缘故，不才不断读前人钻研《山海经》论著，越是拜读，越是失望，因为前人钻研《山海经》论著乏善可陈。
不才读前人钻研《山海经》论著，最大的感悟——一本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或算得上是独到见解的也就那么一两句话，一二段文字。不才读前人论著最大的收获或许是把零散的点滴的独到见解串联起来，纳入不才读《山海经》的体系之内。不才读完数本《山海经传》，数十本《山海经》论著之后，就已经清楚《山海经》说什么，明白《山海经》讲什么了。

@游必就士2018 2020-04-30 07:03:21
目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大多没什么头脑，故而“不才”。
华夏先民的上古史，就是一部东亚——南亚——西亚——北非——里海西岸——东亚的迁徙史。不明白此因，研读《山海经》，百年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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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才的而且确是一名民族主义分子。
你如果因为一个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而诋毁“没什么头脑”，那么不才不禁要说，你不但“无知”而且“愚蠢”。
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
《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
江统《徙戎论》：······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韩愈《原道》：《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苏轼：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
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
刘伯温：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从春秋至明朝，从孔夫子到朱元璋，自古有识之士，莫不谨记华夷之辩，严守夷夏之防。
如果你非要把“狭隘”强加到“民族主义”头上，给“民族主义分子”扣上“没什么头脑”的标签的话；不才不禁要问“国际主义”是否都要“博爱”，“国际主义”是否就是“智慧超群”？
不才读《山海经》本着还原《山海经》和复原《山海图》的宗旨，谨守“《山海经》在书中，不在书外也”的信条，不才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都出自《山海经》，并没有编造，夹带私货。
至于你说“华夏先民的上古史，就是一部东亚——南亚——西亚——北非——里海西岸——东亚的迁徙史。”不过是你的“一己私见”，并且违背“史实”记载。

不才自小读《史记》，一直都觉得《史记》是一本信史，固然难免有一些瑕疵，但是大抵足堪采信。
《大宛列传》是《史记》其中一篇，书写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中原与西域交流货物与互通有无。不才反复读《大宛列传》，虽然有些事是传闻，有些事不是张骞或汉使亲眼所见，有些事是道听途说，不才认为《大宛列传》作为“时事”大抵可信。《大宛列传》记述西域东接匈奴，西达条支。
不才读《汉书》，觉得《西域传》记述西域事迹比《大宛列传》更加详尽更加近实。因为自从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之后百年，中原与西域交流货物和互通有无更加频繁，中原王朝对“城郭诸国”的控制更加紧密。《西域传》除了记述西域诸国王治与都护府以及长安的道里之外，还记述了与河西走廊临近的“城郭诸国”户籍人口以及服兵役的适龄人数。
《西域传》记载“城郭诸国”户籍人口以及服兵役的适龄人数是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编户齐民”的标志，与《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中者······一曰海内······不为郡县，在流沙中。”的记载吻合。

上图是《亚洲地形图》。《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从长安一路向西，西达条支。条支国具体在哪，至今尚未有定论。
《史记·大宛列传》——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
《后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条支国”大同小异，其中详述的部分，不才认为是因为历经二百年接触更加密切的缘故。
《史记·大宛列传》——汉已伐宛······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汉书·西域传》——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
汉武帝西伐大宛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元帝置戊己校尉是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甘英穷临西海而还是永元九年（公元97年）。
从《史记·大宛列传》到《后汉书·西域传》记述西域事迹的时限，不才推论为200年。
不才梳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条支国”史料，如下：
条支国。
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
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土地暑湿，耕田，田稻。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有大鸟，卵如甕。
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
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

条支国。
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
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土地暑湿，耕田，田稻。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有大鸟，卵如甕。
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
不才注释：
1，城，指王治，都城的意思。
2，周，指周长，回，指环绕。
3，西海，指西方之海。
4，外国，指周边邻国。

上面说到了“周”和“回”，以及“西海”和“外国”，顺便结合《山海经》说说“不周山”，“西海”，“海内”和“海外”，分别如下：
《大荒西经》——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相传不周山因为“山形有缺”而得名。但是不周山山形如何，怎么缺，缺成什么样，至今还都是未解之谜。
有人说：不，表示否定；周，表示周全，完整。不周山，意思就是不完整的山。
不才以为这些说辞不过是望文生义，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
不才说：周者，回也。回者，合也。不合者，叵也。
不才说：不周山，表示“三面环山”的意思。
《大荒西经》——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不才说：郭璞注“山形有缺，不周匝也”。
《穆天子传》——瓜纑之山，三周若城。
不才说：注语言“周匝三重，状如城垒”。
不才说：《山海经》记载不周之山是《穆天子》记载瓜纑之山。

不才主张《山海经》记载不周之山是《穆天子》记载瓜纑之山的观点。具体的求证，辩证和印证，暂不作详述。另外关于不周山或瓜纑之山具体和精确的地理位置，不才也暂时不透露。希望感兴趣的爱好者们先自行去考据。
不才再说说西海和之海，不才读《山海经》，从最初提出《山经》地理概念名词及分类分级起，明确指出《山经》地理概念名词与秦汉文献和史料记载地理概念名词的观念一致。
不才反复读秦汉及之前文献和史料，以及隋唐及宋明的文献和史料，发现地理概念名词的观念发生了一些“演变”，诸如“中国”，“九州”，“四海”，“天下”等等从最初只是一个个概念，到后世逐步演变成具体明确的地理范畴，乃至今天学界依旧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甚至以讹传讹。
回归正题，《山经》和秦汉文献和史料记载的海，不才分为“海”和“之海”，其中“西海”是表示“西方之海”的意思。不才依照《山经》地理概念名词分类分级，如下：
海——目所不能及者。
之海——目所能及者。
不才为什么以“目所能及”作为“界定标准”，古人进行地理考察，是离不开登高望远和隔岸观海。
《孟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
不才对于古人是怎么观望山海，怎么绘制山海图，具体的求证，辩证和印证，暂不作详述。不才依据《山海经》的记述只作阐述，如下：
大山——方千里以上。
山——方数百里之间。
之山——方百里左右。
小山——方数十里之间。
海——方千里以上。
之海——方数百里之间。
大泽——方数百里之间。
泽——方百里左右。
之泽——方数十里之间。
其中“之海”和“大泽”是同一级，有时是“混用”。
《山海经》——大泽方千里。
《山海经》——大泽方百里。
《史记·大宛列传》——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史记·大宛列传》——奄蔡······行国······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汉书·西域传》——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广袤三四百里。
《后汉书·西域传》——西域内属诸国······其河有两源，一出葱领东流，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与葱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
注意“盐泽”从《史记·大宛列传》变成了《汉书·西域传》和《汉书·西域传》的“蒲昌海”。从“泽”到“海”，一个要么是观念的转变，一个要么是湖泽的变迁。另一个要注意“广袤三四百里”，说明“之海”是在“方数百里之间”。

说到“之海”的分级以及对应水域面积大小，需要注意《史记·大宛列传》——奄蔡······行国······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1，无崖指看不到边际的意思。
不才有特别查证人的眼力可以望多远——人若站在高山顶上，眼力可以达到320千米处。
320千米，约合汉朝里制（约416米）770里，四舍五入，说“八百里”不为过。
我们翻开史书，典籍，经常读到“八百里秦川”，“八百里洞庭”云云。
《山海经·荒经》——大泽方千里。
《山海经·海经》——大泽方百里。
不才推论，大泽要么从方百里到方千里之间，要么大泽从《荒经》到《海经》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从方千里缩减到方百里了。
不才推论《山海经·荒经》的大泽方千里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大泽无崖吻合，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来说，大泽与之海还是可以互用，但是对应的水域面积是方千里。到了《山海经·海经》与《汉书·西域传》虽然大泽和之海还是可以互用，但是大泽相应的水域面积降级到方百里。而且许多大泽也被统称为之海了。

下面再来说说“外国”，《山海经》，尤其是《海经》多有记述“海内”和“海外”。不才依照《海内经》和《海外经》划分，发现《海内经》的国或之国是汉武帝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开疆拓土，辟地千里之后，或内附，或臣服，或朝贡的国家。而《海外经》的国或之国，则是比邻而居的不臣之国。
至于《海外经》记载的不臣之国为何与《荒经》，以及周室典藏记载方邦多有吻合，不才推论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蒸蒸日上，华夏族欣欣向荣，不断扩张，不断兼并，那些原本地处中原，在周朝初期与华夏族交错杂居的蛮夷戎狄，要么被征服，被奴役，要么退避，迁徙。无处可逃的蛮夷之邦被华夏族吸收，被同化。而偏远的或流亡沿海，或躲进深山老林。而西北的戎狄之民，本来就是有利则聚，无利则散，一旦失势，就逃回草原，逃回大漠。
从汉武帝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开疆拓土，辟地千里之后，许多蛮夷之邦到最后逃无处可逃，避无处可避，躲无处可躲，除了零星的残余势力逃向更远的深山老林，就只剩下渡海逃到孤岛。汉朝虽然开疆拓土，辟地千里，但因为人口在峰值时只有6000万，并没有生存压力，所以除了向新开辟的地方流放刑徒和罪犯之外，没有大规模举族迁徙。与《山经》记载“多放士”吻合。

@游必就士2018 2020-04-30 08:51:50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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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必就士2018 2020-04-30 08:51:50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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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年前，海平面比现今低150-200米。浅蓝色海区皆为路地，欧亚大陆“图亦作牛形”。
你说“欧亚大陆‘图亦作牛形’”分明是以讹传讹，不懂装懂，连“图亦作牛形”出处，以及对应的经文内容和兽都没有弄清楚呢？
你说“欧亚大陆‘图亦作牛形’”分明是自欺欺人，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嫁接”编造，糊弄。这边是你研读《山海经》的“活学活用”吗？

不才抽空说说，为何近现当代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耗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对《山海经》一知半解，一窍不通的根源——《山海经》刻本都是《山海经传》，《山海经传》刊刻过程的疏忽造成了部分经文和注语混淆和错误。在后世重新校刊，印刷和发行之后，更是错上加错，人为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近现当代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耗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钻研《山海经》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梳理《山海经》文字，还原《山海经》的。如果没有下苦功夫来梳理《山海经》文字，如果没有一点一滴去还原《山海经》，想要清楚《山海经》的奥义，明白《山海经》的真相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才读《山海经》三五年，读《山海经传》三五本，读《山海经》论著三五十本。通过梳理《山海经》文字，通过辨析《山海经》行文，语法，观念，语境，句式和常用语，对《山海经》的字词句篇章进行分门别类，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从还原《山海经传》开始，到还原《山海经》，再到复原《山海图》······经过一点一点的求证，辩证和印证，经过一次又一次读秦汉及之前文献和史料，从中一点又一点找出《山海经》留下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人物背景和故事背景；从考古出土甲骨文，金文，简书，帛书一点又一点印证，从考古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一点又一点印证；从古代流传的舆地图，刊刻的，石刻的，一点又一点追溯《山海图》的影子；从秦汉及之前文献和史料有关地理知识的记述中一点又一点寻找《山海图》的印记。终于还原了《山海经》，复原了《山海图》；终于清楚了《山海经》之所出，《山海图》之根源；终于明白了《山海经》的意义，《山海图》的道理。
不才往后会结合目前个人搜集到的明清《山海经传》刻本一点一点揭开《山海经》的神秘面纱，还《山海经》一个真相。
先预告一下，不才第一个要破的《山海经》之谜——《山海经》之名。
《论语》——名不正则言不顺······
不才认为破《山海经》必须先正名。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论衡·谈天》——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史记》，《论衡》和《汉书》有关司马迁《大宛列传》最初记述《山海经》之名，还是《山经》之名。因为有了《山海经》或《山经》之分，后人便起了争论——一些人主张司马迁所见是《山海经》，有一些人则主张司马迁所见是《山经》。以上三篇皆出自古诗文网，不才复制黏贴而来。

以上4篇出自《山海经研究》一书。
《山海经研究》，作者是张春生，2007年成书。

《山海经研究》作者张春生。
下面是不才查找的张春生先生小传。
张春生，男，1938年10月生，福建闽侯县人。
1957～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中国山海经学会筹备委员、美国达拉斯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会员。
先后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古代汉语》、《汉语与写作教程》、《认识与自由》（荣获上海市1978～1986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法古文导读》等。
教学之余，潜心钻研《山海经》，意欲让《山海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通过张春生《山海经·研究》的《山海经·释名》一文中，可以看到张春生先生主张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所见所闻的是《山经》。
持同样观点和主张的大有人在，其中前些年在网络解读《山海经》轰动一时的“十万昆仑”也算是一号代表人物，不才将他原文复制粘贴出来，如下：
十万昆仑《大洪水绝密档案》----《山海经》全解密
一、神秘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最为神秘的一本书。据传《山海经》之前只有《山海图》，没有《山海经》，后大禹将《山海图》铭刻于九鼎，大臣伯益据《山海图》著成《山海经》。可惜的是后来九鼎和《山海图》均失传，留给后人的只有那神秘的《山海经》。后人释读的很多，但一直没有人能看懂。
即使博学如司马迁，他对《山海经》也是抱怀疑态度的。据《史记》载：“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寥寥二句。因张骞出使西域大夏之后、穷尽黄河源头也未见到昆仑山，司马迁对《山海经》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他认为，谈九州山河，《尚书》接近于事实，而《禹本纪》、《山经》中所有怪物，他是不敢谈论的。这表明，司马迁老先生是不认可《山经》的。为什么《史记》中只提到《山经》而未提到《海经》？这是因为司马迁当时只出现了《山经》，他没有看到《海经》。
到底是《山海经》还是《山经》，其实是非常有必要“正名”，而所谓“正名”便是要“名副其实”！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论衡·谈天》——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不才前面查证《史记·大宛列传》最后时事记述时间是公元前102年。
《论衡》作者是王充（27-97年），大约作成于章和二年（88年）。
《汉书》主要是由班固继承其父班彪遗志书写。班固死后，《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补写“八表”，而马续补写《天文志》。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从上面可以确定《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出自班固之手，最晚也是在公元92年。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
在父辈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与其弟班超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上文是不才查找的班固小传。
建初是汉章帝刘炟第一个年号，建初元年是公元76年 ，末年是公元84年，共计9年。
班固撰写《张骞李广利传》最迟估计是在公元84年。
不才罗列王充和班固生卒年，如下：
王充（27-97年）。
班固（32年—92年）。
他们是同时代人，作为当时的才子，士大夫，大文豪，他们有什么交集吗？
《论衡·别通》——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泄，大用於世。
《论衡·佚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永平是汉明帝刘庄的年号，永平元年是公元58年，末年是公元75年，共计18年。
不才查证，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发生在“十七年”。
《东观汉记•贾逵传》卷十八——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
永平十七年是公元74年。
王充《论衡·佚文》记述的《神爵颂》应该是《神雀颂》之误。
公元74年，王充47岁，班固42岁。
班固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
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班固被告发“私修国史”时30岁，同年拜为“兰台令史”，后来还成为“校书郎”。
《典引》——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
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
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
臣具对素闻知状。
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固曾经受诏，评价司马迁。
班固给司马迁的批语——“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不才不说前人是非，不论前人功过，只是就事论事。
不才初读《史记》，一直都觉得司马迁豁达，大气，有操守。司马迁敢于给项羽和吕后立本纪，按天子之礼待之。司马迁敢于给陈胜和吴广位列世家，按诸侯之礼待之。不才少年时便非常钦佩司马迁的气度和风骨。
不才后读《汉书》，一直都觉得班固阴郁，小家子气，保守。班固罔顾王莽称帝，建立新朝，做了十四年皇帝的史实，不才读《汉书·王莽传》，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班固笔下王莽非常搞笑，非常愚昧。试问一下如果王莽真的一无是处，他如何能够脱颖而出，篡汉成功呢？如果王莽真的老谋深算，从一开始就为了篡汉而处心积虑，那么王莽堪称“未卜先知”的“神人”。班固处处贬低王莽，处处诋毁王莽，固然有受“大势所趋”，但是把陈胜和项羽贬为传，再回顾班固对司马迁之“不屑”。班固作为“文人相轻”的始作俑者，他的小鸡肚肠可见一斑。

下面说一个“文人相轻”的典故。
傅毅与班固都是东汉有名的文史学家，均为扶风郡人，经历也极为相似，班固16岁时到京城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
永平五年（62年），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二人又在京城洛阳相遇。
汉明帝时期，神雀群集，明帝要求百官作《神爵颂》，班固、傅毅献赋，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在反对迁都长安问题上，班固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二人又成了同事。
傅毅作《显宗颂》十篇，显于朝廷， 班固心中颇有不平，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不才查找班固的一些事迹，到底与《山海经》之名，给《山海经》正名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