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前之父亲时来运转
青青河边草512
1楼
第二章父亲时来运转
1968年，“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还有余温，年满19岁的父亲应征入伍。后来听父亲讲，表面上说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实际上是在家饿得受不了了，为了混饱肚子才参了军。所以，“动机不纯”的父亲跟随部队远走河北高碑店，一头扎进了荒山野岭。
父亲在部队上虽然填饱了肚子，但超负荷的训练也让他吃尽了苦头，至今父亲的肩膀上还留有训练时留下的晒伤。也正是因为当了兵，只上过三年小学的父亲才娶到了高中毕业的母亲。
前面说过了，姥娘家积攒了几亩薄田，按成分算中农，对母亲又是宠爱有加，就供母亲上了学。那时候的农村，女孩子上学是非常少见的，2000多人的村子也超不过10个女学生，所以，从母亲能够上学这事可以看出姥娘姥爷的英明。母亲是那种性格特别要强的人，啥事都不甘落后，不但学习成绩稳居班里第一名，唱歌、演讲还有毛笔字，也都是数得着的，算是现在说的那种“学霸”类型，是读书不多的庄户人眼中的“女秀才”。母亲心劲儿特别高，一直是冲着考上大学努力的。发誓要跳出农门，出人头地。但天有不测风云，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是1966年的一天上午，当时正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的母亲，眼睁睁看着敬爱的语文老师被“红卫兵”从讲台上带走了，紧接着教室的窗户被砸了，门也被踹烂了，班里的学生吓得四下逃窜。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母亲再也不能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这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甚至到现在，七十多岁的母亲，还经常在梦中哭醒，梦见自己又坐在教室里当上了学生。
当时懵懂无知的母亲并没有后来才感知到的悲伤，因为“学霸”母亲迅速被吸收为学校里的“红卫兵”骨干（母亲现在的QQ号还是“红卫兵”）。年轻的母亲与那些同样年轻的同学们，像打了鸡血一样，糊里糊涂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没黑没白地破四旧、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唱样板戏，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新鲜事，每天都热火朝天地生活在极度亢奋之中，而最让母亲自豪的是作为“优秀红卫兵”被推荐参加北京大串联。那一年母亲19岁，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母亲第二次到北京是59岁，距第一次40年之久），第一次去了天安门，第一次见到了万众敬仰的毛 。母亲后来回忆，她们从凌晨3点天不亮就在天安门广场集合了，一直等到下午3点才“见”到了毛 。一整天没吃没喝，还一直热情万丈地高喊革命口号和高唱革命歌曲，现在都不敢想象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劲头儿。
从北京回来，母亲根据组织要求到处作报告，给人讲毛 接见红卫兵的盛况。而实际上，母亲说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只是听到大喇叭里广播员兴奋地大喊，说是毛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其实大部分人连毛 的影子都不可能看到。母亲成了十里八村的“名人”，后来县国棉厂招工，由于表现积极，“组织上”给母亲争取了一个当临时工的名额，但母亲不屑于去干“临时工”，因为当时母亲的大学梦正蓬蓬勃勃，势不可挡。比母亲小三岁的堂妹——我叫她二姨——顶替了这次进城当临时工的机会，没过多久二姨转正成了城市户口，在城里找了对象安了家。以至于后来每次进城，看到二姨家里琳琅满目叫不上名来的家具家电，母亲都要感慨一番，说人啊，心强不如命强，人得认命。
其实母亲打心眼里是不认命的。
一转眼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进行了三年，单纯的母亲总以为，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学校很快就会开学，她很快就能参加高考，也很快就会成为比二姨还要厉害的“城里人”。但一切都遥遥无期。母亲已经22岁了，那时候村里同龄的姐妹们都早已结了婚生了孩子，按部就班地过起了日子，按现在的说法母亲成了当时的“剩女”。但母亲一点儿都不着急，她连进城当临时工都瞧不上眼，更别说在农村找个婆家了。也有媒人上门提亲的，都被倔强的母亲给赶了出去。姥娘姥爷更是听了邻里街坊不少闲话，说人家眼眶子高，想找个吃商品粮的攀高枝哩。母亲最终没拗过现实，答应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那时候不兴自由恋爱，都是大人说了算。姥娘是个开明的家长，就俩条件，兄弟姊妹要多，说打仗还得靠亲兄弟哩，人多了遇事不做难——父亲这些亲兄弟之间还真是“打了不少仗”，这事以后再讲——再就是身体要好，年轻轻地有膀子力气就不怕吃不上饭。母亲算是标准的进步青年，就一个条件，男方出身要好，成分必须得是贫农。当时我父亲正在河北当兵，弟兄七八个，家里穷得叮当响，标准的贫农，妥妥地符合这三个条件。虽然是一个村上的，但人多认不全，父亲就从部队上寄回来一张穿军装的照片，我见过那张照片，年轻的父亲真正算得上是英俊威武。那时候虽然生活困难，但也时兴送“彩礼”——几双袜子，两套衣服而已。但母亲为了表明自己思想进步、与众不同，硬是啥都没要。于是，1969年，父母亲草草订了婚。
1970年农历的7月16日，父亲在部队上请了几天假，跟母亲结了婚。所谓的婚房是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土屋，而且屋子没有窗户。父亲办完婚事就回部队了，把母亲一个人扔在了摇摇欲坠的土屋里。从父母亲当年的往来信件上，能看出父亲其实是极不放心母亲的，总是在衷心祝福伟大领袖毛 万寿无疆后，再反复仔细地叮嘱母亲，尽可能多回娘家去住。特别是后来，母亲怀了孕——就是我——父亲就更放心不下了，竟然跟部队上一声招呼没打自己跑了回来。母亲当时很是生气，觉得父亲这人思想觉悟太低了，竟然当“逃兵”，很是丢面子。其实现在看来那时候部队上管理确实松懈，父亲回来很久了也没人过问这事。父亲就安心在家过起了小日子，当务之急是找人帮忙把土屋重新修整了，还硬生生地在墙上扒了个窟窿，当窗户。据母亲后来跟我们讲，有了“窗户”屋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风嗖嗖的刮进来很凉快。这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第一个惊喜。
而眼下，就是第二个。
父亲是1970年从部队上“逃”回来的（这事咋说也不光彩），还差一年才服完兵役。就在我父亲回来一年多，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接到了村干部的通知，说是上头下发了文件，凡是1970年从部队上转回农村来的都给安排工作，改吃商品粮。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是惊喜，也是惊吓。为啥？
父亲能吃商品粮固然是好事，但眼下还有个更麻烦的事情，就是按规定得先上缴80斤玉米，作为吃商品粮的前提条件。要知道，80斤玉米，把家里的口粮都拿走也换不了这么多啊。可把母亲给愁坏了。后来还是姥娘家给救了急，舅舅赶着毛驴车给送来一袋子玉米。母亲把80斤玉米凑齐了，含泪交给了父亲。母亲心里是不安的，因为家里几乎一点儿余粮都没有了，连姥娘家也跟着受连累，还不知道父亲的商品粮到底能不能吃得上。
事实上，父亲不但吃上了商品粮，还给母亲送来了一样东西。
1968年，“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还有余温，年满19岁的父亲应征入伍。后来听父亲讲，表面上说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实际上是在家饿得受不了了，为了混饱肚子才参了军。所以，“动机不纯”的父亲跟随部队远走河北高碑店，一头扎进了荒山野岭。
父亲在部队上虽然填饱了肚子，但超负荷的训练也让他吃尽了苦头，至今父亲的肩膀上还留有训练时留下的晒伤。也正是因为当了兵，只上过三年小学的父亲才娶到了高中毕业的母亲。
前面说过了，姥娘家积攒了几亩薄田，按成分算中农，对母亲又是宠爱有加，就供母亲上了学。那时候的农村，女孩子上学是非常少见的，2000多人的村子也超不过10个女学生，所以，从母亲能够上学这事可以看出姥娘姥爷的英明。母亲是那种性格特别要强的人，啥事都不甘落后，不但学习成绩稳居班里第一名，唱歌、演讲还有毛笔字，也都是数得着的，算是现在说的那种“学霸”类型，是读书不多的庄户人眼中的“女秀才”。母亲心劲儿特别高，一直是冲着考上大学努力的。发誓要跳出农门，出人头地。但天有不测风云，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是1966年的一天上午，当时正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的母亲，眼睁睁看着敬爱的语文老师被“红卫兵”从讲台上带走了，紧接着教室的窗户被砸了，门也被踹烂了，班里的学生吓得四下逃窜。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母亲再也不能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这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甚至到现在，七十多岁的母亲，还经常在梦中哭醒，梦见自己又坐在教室里当上了学生。
当时懵懂无知的母亲并没有后来才感知到的悲伤，因为“学霸”母亲迅速被吸收为学校里的“红卫兵”骨干（母亲现在的QQ号还是“红卫兵”）。年轻的母亲与那些同样年轻的同学们，像打了鸡血一样，糊里糊涂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没黑没白地破四旧、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唱样板戏，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新鲜事，每天都热火朝天地生活在极度亢奋之中，而最让母亲自豪的是作为“优秀红卫兵”被推荐参加北京大串联。那一年母亲19岁，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母亲第二次到北京是59岁，距第一次40年之久），第一次去了天安门，第一次见到了万众敬仰的毛 。母亲后来回忆，她们从凌晨3点天不亮就在天安门广场集合了，一直等到下午3点才“见”到了毛 。一整天没吃没喝，还一直热情万丈地高喊革命口号和高唱革命歌曲，现在都不敢想象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劲头儿。
从北京回来，母亲根据组织要求到处作报告，给人讲毛 接见红卫兵的盛况。而实际上，母亲说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只是听到大喇叭里广播员兴奋地大喊，说是毛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其实大部分人连毛 的影子都不可能看到。母亲成了十里八村的“名人”，后来县国棉厂招工，由于表现积极，“组织上”给母亲争取了一个当临时工的名额，但母亲不屑于去干“临时工”，因为当时母亲的大学梦正蓬蓬勃勃，势不可挡。比母亲小三岁的堂妹——我叫她二姨——顶替了这次进城当临时工的机会，没过多久二姨转正成了城市户口，在城里找了对象安了家。以至于后来每次进城，看到二姨家里琳琅满目叫不上名来的家具家电，母亲都要感慨一番，说人啊，心强不如命强，人得认命。
其实母亲打心眼里是不认命的。
一转眼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进行了三年，单纯的母亲总以为，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学校很快就会开学，她很快就能参加高考，也很快就会成为比二姨还要厉害的“城里人”。但一切都遥遥无期。母亲已经22岁了，那时候村里同龄的姐妹们都早已结了婚生了孩子，按部就班地过起了日子，按现在的说法母亲成了当时的“剩女”。但母亲一点儿都不着急，她连进城当临时工都瞧不上眼，更别说在农村找个婆家了。也有媒人上门提亲的，都被倔强的母亲给赶了出去。姥娘姥爷更是听了邻里街坊不少闲话，说人家眼眶子高，想找个吃商品粮的攀高枝哩。母亲最终没拗过现实，答应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那时候不兴自由恋爱，都是大人说了算。姥娘是个开明的家长，就俩条件，兄弟姊妹要多，说打仗还得靠亲兄弟哩，人多了遇事不做难——父亲这些亲兄弟之间还真是“打了不少仗”，这事以后再讲——再就是身体要好，年轻轻地有膀子力气就不怕吃不上饭。母亲算是标准的进步青年，就一个条件，男方出身要好，成分必须得是贫农。当时我父亲正在河北当兵，弟兄七八个，家里穷得叮当响，标准的贫农，妥妥地符合这三个条件。虽然是一个村上的，但人多认不全，父亲就从部队上寄回来一张穿军装的照片，我见过那张照片，年轻的父亲真正算得上是英俊威武。那时候虽然生活困难，但也时兴送“彩礼”——几双袜子，两套衣服而已。但母亲为了表明自己思想进步、与众不同，硬是啥都没要。于是，1969年，父母亲草草订了婚。
1970年农历的7月16日，父亲在部队上请了几天假，跟母亲结了婚。所谓的婚房是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土屋，而且屋子没有窗户。父亲办完婚事就回部队了，把母亲一个人扔在了摇摇欲坠的土屋里。从父母亲当年的往来信件上，能看出父亲其实是极不放心母亲的，总是在衷心祝福伟大领袖毛 万寿无疆后，再反复仔细地叮嘱母亲，尽可能多回娘家去住。特别是后来，母亲怀了孕——就是我——父亲就更放心不下了，竟然跟部队上一声招呼没打自己跑了回来。母亲当时很是生气，觉得父亲这人思想觉悟太低了，竟然当“逃兵”，很是丢面子。其实现在看来那时候部队上管理确实松懈，父亲回来很久了也没人过问这事。父亲就安心在家过起了小日子，当务之急是找人帮忙把土屋重新修整了，还硬生生地在墙上扒了个窟窿，当窗户。据母亲后来跟我们讲，有了“窗户”屋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风嗖嗖的刮进来很凉快。这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第一个惊喜。
而眼下，就是第二个。
父亲是1970年从部队上“逃”回来的（这事咋说也不光彩），还差一年才服完兵役。就在我父亲回来一年多，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接到了村干部的通知，说是上头下发了文件，凡是1970年从部队上转回农村来的都给安排工作，改吃商品粮。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是惊喜，也是惊吓。为啥？
父亲能吃商品粮固然是好事，但眼下还有个更麻烦的事情，就是按规定得先上缴80斤玉米，作为吃商品粮的前提条件。要知道，80斤玉米，把家里的口粮都拿走也换不了这么多啊。可把母亲给愁坏了。后来还是姥娘家给救了急，舅舅赶着毛驴车给送来一袋子玉米。母亲把80斤玉米凑齐了，含泪交给了父亲。母亲心里是不安的，因为家里几乎一点儿余粮都没有了，连姥娘家也跟着受连累，还不知道父亲的商品粮到底能不能吃得上。
事实上，父亲不但吃上了商品粮，还给母亲送来了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