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普通一生[母亲的自述和我的补叙[]

【二】
清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经柳林到军渡镇入黄河。本地的人们就叫她“河”，旧以前的年代，人都不出远门，说“河”就是这条河，人们都解下（解音hai四声，懂得明白的意思），不需要专门的名字。这条河也有个别名，叫“四十里的抖气河。”从刘家焉头开始，有股子温泉水掺进来，到军渡入黄河大概是四十里，一到冬天，以刘家焉头为界，上面冻出冰芽子，可是下面不冻，还抖热气，西三县（离石、中阳、临县）的人们都晓得，这地方美气着哩，是风水宝地。在这根四十里抖气河的边上，有个名镇，叫柳林镇。
我母亲就是柳林人。
柳林镇倚山临河，背风向阳，东西长，南北短，像卧在河边的一条鱼。鱼中间的骨头就是一条街道，北面靠山脚也有一条道，叫“背道”，南面是一条渠，本地人叫“濠”。壕里的水，是从河里坝上来的。壕和河之间是南坪，全是水地，也就是水浇地。在南坪有上几分水地，那就是好人家。
背道北面，有沟岔岔有屹梁，还有闶阆。“街道上，背道下，杨家闶阆堡沟岔。”柳林的孩子们都会唱。
我母亲的老家就住在街道上，一般人们说起来，住在街道的就是“街道家”，住在村里的叫“村家”，街道家的活法要多些，能做个小买卖，但我妈家还是穷。
我母亲晚年，身体很不好，但她还是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写下来了。我母亲是穷人家出身，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以后，自己一个字一个字问别人学会的。
在她晚年的回忆录里一开头就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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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小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神，不怕鬼，打也不怕，骂也不怕，就是怕饿肚子。当我刚记事时，爹常对我说：光绪三年遭灾荒，饿死了祖父，当时爹才十七岁，家中还有祖母、叔父、姑母，他就担起全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他想学点手艺养家糊口，可是学徒三年不嫌小，家里人不能饿着肚子等三年。只好种祖父留下的七亩山地，一年给了国家纳粮就是七十元白洋。但是山地土质差，只能种豆子。每亩只能产三斗，七亩共产两石一斗，每斗只能卖一角五分，全卖出去，纳粮款也不够，算来算去，不种地也得纳粮款，还得种地。后来就跟一个磨豆腐的师傅学做豆腐，两三个月就学会了。本钱低有二斗黑豆就可以开张了。家中还有五间房，当时叔父已经八岁，还能帮点忙，再把七亩地种上豆子，这样从爹十七岁开始做了一辈子豆腐，过了一辈子少衣缺食的生活。那时群众购买力低，做多了卖不了还得上营业税、所得税，爹交不起税还不了债，经常愁眉苦眼，这在我的幼小心灵中种下了饥饿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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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晚年经常和我们弟兄俩叨谝（daopia）小时候的事，她说，她的祖上曾做在永宁州做过巡检，是个九品小官。永宁州就是后来的离石县，而柳林是离石县的一个镇，柳林是1973年独立成县的。
祖上做过官，尽管是小官，可是到了我外公这一辈，已经完全是贫下中农了。这其中的变故现在就无法考证了，中国社会貌似稳定，其实不稳定，《红楼梦》里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民间也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改朝换代，中国要乱，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也会乱，起码官场和财富500强的排名要乱，中国财富家族有暴敛期，有积累期。但少有稳定的传承期，《红楼梦》提示了这一富贵无常的规律，所以具有伟大的认识价值。
到我外公，巡检的后代已经沦为“卖豆腐挣了两文钱的”杨白劳。正好我母亲家也姓杨，母亲没说起过外公的名字，她总是说自己的父亲，就是杨白劳。母亲说她每次看《白毛女》都有流不完的眼泪，都姓杨，都是做豆腐的，都是卖女儿的，也都是死于非命的。杨白劳是喝卤水死的，我外公是被日本兵用枪托砸成重伤后不治死的。可以相信，《白毛女》对我的母亲来说具有自传的价值，当一个人的经历和命运和舞台上的剧情几乎完全相同时，这部作品对这个人的感染力该有多么大！

【一】前言
阴历八月十四，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于一九九五年病逝，不知不觉十二年过去了。
母亲出身贫寒，她十八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战斗在山西的吕梁山上。解放以后，调到山西省会太原工作，一九六三年因身体有病退休，但她一直在街道居委会工作。一九七零年，我父亲下放到吕梁中阳县、后又转到柳林县，我们全家回到了母亲的家乡和年轻时战斗过的地方。
母亲回到家乡以后，办了一个街道工厂，为家乡尽力做了很多事。晚年的母亲，身体很糟糕，一身都是病，但她还是留下了2万多字的自述，也可以叫回忆录吧，母亲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朴素的一生。
母亲的自述，是她留下的最珍贵的遗物，原先我一直把当成个人的家庭的收藏，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她留下的文本具有和宏大叙述一样的历史价值。
母亲在平常就经常给我讲她的故事，她讲的当然要比她写的内容要多很多，加上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吕梁，所以，我为母亲的自述做了一些补充。各位在阅读的时候，凡是双划线（===）之间的文字，就是我母亲写的原文。我想用这样母子合著的方式，回顾母亲的一生。
谨以此纪念我的母亲。

【三】
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主流的观点是土地问题，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更深的问题是金融问题。中国农民从事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非常脆弱，一但遇到天灾，或者家庭成员伤病，甚至婚丧，都足以导致一般殷实的家庭沦入贫困。直接的媒介是“高利贷”。土地的收入少，看天吃饭不稳定，国家从来也没有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一有灾难，顷刻破产，一小部分富人，表面上看是靠地租的收入致富，但对贫困人家的剥削最厉害的不是地租，而是高利贷。
中国北方农村最典型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如果可以看作一个样板的话，逼杨白劳喝卤水的恰恰是黄世仁的高利贷。
贫穷缘于土地的瘠薄，而苦难则往往来源于高利贷。
穷苦人家因病困，因红白事需要资金的时候，为了避免借高利贷带来的灾难，只好选择次一级的灾难，卖儿卖女。
“卖儿卖女”是书面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是，首先卖女儿。从我母亲家已知的情况看，卖女儿已经有两代历史了。
以下是母亲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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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爹二十四岁时，把我姑母卖出去才结了婚。姑母当时才十三岁，卖了一百三十块白洋，这样我姑夫家欠下一笔债。我爹还了一些债款，用八十块娶了个比爹小一岁的一个小寡妇，就这样成了家，生了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她）就死去了，不久又娶了我妈，我妈是农村娘家，会纺线织布。我们是柳林镇人，一般妇女不会纺织，我妈织的布比洋布便宜又结实，镇里人们就用棉花换布穿，对我家还能增加一点收入，可是人口不断增加，我妈又生了两个女儿，我是最小的女儿。这样我爹妈就有四女两男，再加上叔父、我奶奶，就是十口人，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欠债永远还不清。
当我五岁时，奶奶死了，没钱埋葬，将十三岁的姐姐卖出去埋葬了奶奶，还有节余，打算给大哥订亲，可是债主趁机逼债，又只好将节余全还了利息。当我七岁时，我妈就害上痨病又死了，只好再卖我二姐。二姐夫是我爹看上的好女婿，他在我家隔壁一家叫“天瑞公”的铺子里当伙计，很有本事。爹没有讲价钱，给多少算多少，要多了他家也没钱，人家给了五十块白洋，当时我姐才十五岁就嫁出去了，还了埋葬我妈的债务。过了一年又把我三姐童养到了婆家，三姐才十一岁，婆家也很穷，只给十块白洋订婚，等三姐结婚时按岁数给结婚礼。这样人口减少了，还是吃不饱饭，我经常到野外捡野菜吃。我十岁时，我大哥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娶亲。向三姐家要钱，要不下。我爹把希望放在我身上，把我卖了给大哥娶媳妇。所以不管人家好坏，只要给钱就行了。因为大哥的婚事不能拖延了。
当时有一家河南姓李的在镇上开药铺，字号叫“德新公”，但是人性不好，没有人家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当媳妇，托媒人给儿子娶妻，要多少，就给多少。媒人就找到我爹，知道我们用钱急，所以就一岁十块白洋，卖了一百块白洋当了童养媳。又把祖传的七亩山地也卖了，共二百四十块白洋，才给我大哥娶了妻。我二哥和叔父也都长大了，我爹再没有力量给他们俩成家了，他们死后都是和草人合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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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一下，我母亲的叔父是个智障，当地话叫“憨子”，又穷又憨，就更没法娶亲了。我的外公真是一生为了一家老小在操劳。
现在的历史学家都喜欢开始用经济的目光打量历史，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我母亲是1921年生人，她十岁卖了100个大洋，母亲的姑姑13岁卖了130块大洋，这期间至少差30年。（老母亲是老生子，外公40多岁时生的她。）30年好像价格没有什么变化，不知是母亲记忆有偏差，还是事实确实如此。
母亲被卖的那一年，应该是1930年或者1931年，从晚清到民国，民间的流通工具好像一直以大洋为主。我嫂子是研究阎锡山的，对这一段历史很熟，不知道她注意到没有，一块大洋在那一阶段购买力有什么变化。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戏叫《一块银元》，戏里，一个小女孩被卖了一个大洋，厘清这些事情应该是有历史价值的。
以一个大洋50元人币计算（吴思的《血酬》里好像是这样计算的），母亲被卖了5000元。而我母亲又说，娶她的嫂子花掉了240大洋，折算到今天竟有12000元？
不管母亲的记忆有没有差错，很显然的是，娶媳妇是当时农民和小城镇贫民最大的开销之一，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最有效措施竟是卖掉自己的姐妹。
我的大舅父叫杨胜名，小名叫天顺；二舅叫眼泉，大姨嫁给离柳林东面只有几里地的薛家湾，婆家姓高，大姨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时妇女的地位低，小时候还有个小名，大了就是谁谁的媳妇，再往后，就是谁谁的娘，自己没有独立使用的名号；二姨嫁给了商号里做伙计的阎俊文。1970年，父母下放到吕梁中阳县，随即又迁到柳林，那时，我的大舅舅、大姨、二姨都还健在，但已经都是慈祥的老人了。岁月的苦难的隐藏在他们淡然的目光后面，而二舅以及和母亲同母异父的三姨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柳林人，特别是老一代人，都喜欢用“受苦人”三个字自况，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深切的自知。
提到我的二姨父闫俊文，我想补充两句。他是做生意的，拴过骆驼（就是有骆驼队），解放后，在柳林街道落下一院房子。解放以后，公私合营，他后来基本上就失业了，到了文革期间，不知道是有档案还是有人检举，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过日本人开的通行证，而这种证是开给特务专用的。
姨父说他是为了做生意方便，花钱托人买的。但是这件事，给他的晚年带来了不幸。他的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闫光祥上了大学，本来在文革中有希望进入离石县班子里，因为这件事，他被涮下来了。他对父亲不满，喝了酒就喝斥父亲。我姨父心里难受，但也没有办法。他最后得了食道癌，吃东西就吐，在1972年或者1973年，去世了。
姨父是个勤快人，待人极热情，能上帮的事都主动帮忙，他一个人从村里出来，能挣下一笔家产，全凭着待人诚恳，做事勤勉，这样一个好人，最后背着“日本特务”的名声，怀着对爱子的欠疚，默黙地死去了。

【三】
柳林街道窄窄的，净宽最多5米。母亲的家在上街道。清晨，外公可能是第一个起来的人，他要做的第一件是到濠里担水。柳林镇的濠是一项了不起的公共工程，从清河上游十多里处修一条石坝，把水位抬高，修一条明渠，从东向西穿过柳林，一来可以浇灌南坪的水地，二来方便镇里的人取用。柳林人把这条明渠叫“濠”，现在，这条濠已经没有了。
父母下放到中阳县，后来转到柳林，刚到柳林，挤在舅舅家，我哥就主动去濠里担水，第一次就把一只桶掉了濠里，被冲得找不到了。哈！我哥当时有十六七吧，那时，报纸广播天天动员城市的青年到农村去，不去农村，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城里人有道德自卑感。
我哥1966年小学毕业，文革一通乱，到1970年下放吕梁都在家里，没学上，没事做。下放前在太原那几年，他养兔子养鸡，都很成功，那时也没有书看，老哥有一张世界地图，他对着地图用小本把各国国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抄在小本上，想来应该是很无聊。我比哥小9岁，学龄前，也知道了面积最大的依次是苏联、加拿大、中国、美国……，老哥当时对着地图给我讲地球是圆的，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老问他，到了地图边上是什么。一晃快四十年了。
下面继续老母亲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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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和大哥每天做两担豆腐，半夜起来做好，很早两人担上去卖，天黑才能回来，才能卖几毛钱，到街上买点红面榆皮面合起来吃一顿。早上是米汤就苦菜，这样生活怎能不饿呢。家中为了处理豆皮和豆腐渣，喂了两口小猪，我饿得顶不住就偷吃猪食。隔壁住的程大娘看见我饿得可怜，有时给点粗窝头。我吃着比点心还好吃。
过年过生日，可吃一顿豆面饺子。平日穷人连豆面也吃不上。穿的都是三个姐姐用旧衣服改做的，没有穿过新衣服。我从来没向爹要吃要穿，知道他没钱，不能难为他。
我常见爹到河里去担水时，去时空担子下台阶，一步就下两个台阶，这是为了赶时间回来，回来担上水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来，做一担豆腐要用三担水，加上吃和洗，每天五担水。开始爹一人担，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帮着担，还有其他活都得干。
平常一天做两担豆腐，晚上还能睡一阵子，到了腊月快过年了，一天就得做四担豆腐，卖给娶妻嫁女的，全家就不能休息了。就这样劳累，过年时连一顿白面饺子也吃不上。
========================================================================================================================下放到柳林后，我们家典赁的房子正好在母亲的老房子对面。从那里到濠里担水，来回要走差不多一公里。柳林镇1973年成为新建的柳林县的县城，过了一两年才有了自来水，但也没有进入老百姓家里，只是有若干个水站，大家凭票买水。还要担水，一分钱一担。
在这之前，柳林镇的老百姓用水，要么到濠里担，要么用井水。井水按道理比较干净，可好多人家还是习惯用河水，大家都说井水有点咸。对于外公来说，做豆腐一定要用河水，河水水质轻，做豆腐出份量。
我上了小学后，也担水，家里用水有我哥，但当时学大寨，我们小学生也要组织起来担水上山抗旱。刚开始用小桶，后来用大桶，都是铁皮桶。而在外公的时代，担水全都用木桶，分量更重。一天五担水，基本上是平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不能算极重的体力活。但天天担，也绝对不是轻松的活。问题是担水仅是开始，小时候听我母亲说过一个做豆腐的顺口溜，把做豆腐的流程讲得很清楚。现在记不得了。担水之外，磨豆子也是一件体力活，没有牲口，就用人力，推着石磨，转啊转。
母亲上面讲的“到街上买点红面榆皮面合起来吃一顿”，我有感受。下放到柳林后，老百姓仍然吃这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号召种高粱，因为高粱产量大。但高粱面也就是红面确实难吃，而且做起来也不容易，像沙子一样，和不起来，于是老百姓就用榆树皮磨成粉，叫榆皮面，掺一点到红面里，榆皮面含胶质，这样红面就能像白面一样和起来，做成各种形状的，有刀切面、搓鱼等，或蒸或煮。一般是蒸的多，那玩艺儿，即使掺上榆皮里的胶质，一煮也会散。高粱面热值很低，干重体力活，一会儿就又饿了，而且经常吃榆皮面，下路就会堵塞，拉不出来。
总之，民生艰难啊！

与其赐予中小企业政策性恩赏　不如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2007-09-19 09:38: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社论
一直受到冷遇的中小企业成为热门词汇，从各种迹象看起来，这不像是一次口惠而实不至的中小企业促进行动。
各部门对扶植中小企业令人惊奇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责任感，从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传出信息，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五部委将联手推出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举措。
国税总局17日发布《关于调整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通知》，下调八个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其中娱乐业的商业税调整最大。这是明年统一企业所得税之后的延伸举措，并非新政。原有的核定征收所得税应税所得率是根据33％的标准制定的，今后实行25％的企业所得税率后，核定征收所得税应税所得率自然应该相应下调，涉及20％左右以核定征收所得税为主的工商个体户。财政部副部长张弘力近日在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表示，“十一五”期间，财政部将进一步健全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有关政策将逐步实现由扶弱济困向培育市场竞争力转移。财政部将专门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政策，保证中小企业获得政府订单。此次博览会上，由中国银监会和广东省政府有关领导见证的银企贷款签约仪式，19家银行与19家中小企业现场签订了贷款协议，签订贷款金额8400万元。中国银监会组织了4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加本届中博会，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应出席，以显示对中小企业的重视。
这些新闻传递出令人安慰的信息，政府似乎已经回过神来－－缺少竞争力强的大量民企（在国企抓大放小之后，中小企业基本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中国经济外强中干。在当下的国情下，政府对于经济结构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只有解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靠大型国企挂帅这一心结，中小企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平等，而不是仰人鼻息等待政策施恩。
在经历了“非公经济三十六条”等有名无实的对民营经济的放开举措之后，对扶植民企的举措在落地之前不能过于乐观，现在断言民企可以击破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的玻璃天花板为时尚早，我们的错误在于，对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总是过早地作出乐观的历史性总结。
以往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大多口惠而实不至。从《中小企业促进法》到“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到各地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局等行政机构和准行政机构，国外扶植中小企业的一应模式，我国几乎应有尽有。但形似神非。扶植低效，税负高企，民企从未真正击破行业垄断的玻璃天花板，情况相反，天花板越来越厚，商务部对于石油行业的几次政策调整，宣布民营企业不可能进入石油市场。因此，要解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企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政策从根本上突破，只要政策在事实上维系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中小企业也就只能在低层次小打小闹，无建百年大店之雄心，而有流冠（寇：锐圆改正之）之作风。
中小企业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因为其顽强的市场生存能力，使各方无法漠视。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提供的数据，“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目前，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正是因为看到中小企业的赢利前景，包括花旗、汇丰在内的外资银行都制定了周密的中小企业服务计划，而我国质量上乘的城市商业银行如宁波商行、温州商行，无不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国有商业银行扶植了中小企业，倒不如说是中小企业为国有商业银行开辟了源源不绝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利差缩小、直接融资渠道拓展、房贷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正如中国银监会 助理王兆星所说的，“我相信小企业的发展既为小企业带来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希望壮大的中小企业另一个法宝是建立离岸公司，享受外资待遇，用脚投票寻求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将严重损坏中国市场根基，政府不得不郑重以对。
中小企业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适应自己规模所需的原料与资金渠道。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恩赐，或者以冷漠的态度鄙视，对中小企业而言都不是什么福音。
五部委有此表态，也算是这些政府部门对于应尽而未尽之责一个迟到的补偿，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扎实落地，而不是在中博会这一特定的场合，发出随风而去的政绩表态。

对不起，发错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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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得我二哥要跟上戏班子去唱戏，我爹狠打了一顿，说“饿死也不能当戏子”。其实让他走了，真能当个好演员。他心灵口巧，学什么都很快，还会顺口溜，和李有才板话有点像。抗战开始，他偷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还没解放就病故了，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后代，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战士。三个姐姐都在苦难生活中失去生命。现在只有我和大哥还在世，他也是三六年入党的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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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兄弟姊妹六人，性格迥异。我大舅叫天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从来不知道生气的人，勤劳善良。二舅叫碾泉，从母亲的叙述里，我感觉二舅是个活泼、跳跶的人。
我的两个舅舅都是1936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时红军到达陕北，第一次东征时，他们哥俩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介绍两个舅舅入党的也是柳林人，名字叫李林，这位老革命我见过，是一个眉毛很长的很慈祥的老头，爱打猎。他曾抓了一只山鸡给我玩，让我给喂死了，那玩艺不能关着养。
李林在我家唠嗑的时候说，他发展我的两个舅舅入党，是因为他们都很穷。他说，他对我大舅很放心，因为大舅嘴严实，可靠。而我二舅，则成日价又说又唱，他生怕二舅不小心把党的事泄露出去。二舅后来当了八路军，好像是林彪的一一五师，后来他的战友都到了山东。我母亲的另一个本家哥哥杨生普也参加了这支部队，后来退伍回到家乡，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当了班主，公私合营后，剧团不能经营了，在街道上工作，担任柳林镇东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我记得他当时每月拿25元工资，不算正式的国家干部，在闲聊时颇为失落，因为和他同时参加革命的，都是老干部，工资都很高，那位李林、还有一个杨化的老干部，也都是退休比较早，但都有一百来块钱拿，我母亲是以行政十七级退休的，退休工资有八十多元，那时绝对是高工资。这让杨生普舅舅心理很不平衡。
这位杨生普舅舅，他是在我听杨生普舅舅说，他曾救过二舅一命，事情是这样的，二舅爱编四六句，他在部队说怪话：“日本人日本人，日子长不了；八路军八路军，甚也弄不成；蒋介石蒋介石，将来有办法。”部队上以为他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枪毙他。杨生普出来说，他从小就是这样，爱说凉话。把他放了。
关于二舅的死，母亲这里的记叙和她平时讲的不一样。母亲说，她的二哥碾泉是摔死的。二舅从部队上回来，屈家沟的一个个寡妇一起过日子，穷得没吃的，到山上剥榆树皮，摔在沟里摔死了。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或四九年。
母亲记叙为什么和平常讲的不一样？我是这样分析的，母亲的这段文字是在她去世前的三四年写的，她那一代人，对书面文字的东西很崇敬，她认为她的文字会留下来，所以，她更愿意她最喜爱的二哥最终也是一个“八路军战士”。
二舅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到死他的党组织关系也许还在，他也曾经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他也确实是摔死的，为了剥榆树皮糊口。母亲想为他隐去一点什么，还是记忆出了问题，这都不重要，也可以理解。
在那个时代，共产党里面，肯定有一批像我二舅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更高的觉悟，有的甚至是为了有碗饭吃加入了部队，也可能后来适应不了部队的纪律开小差跑了，也可能在战斗中把命丢了。他们命如草芥，后来一切的宏大叙事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在那个战乱动荡的时代里，活下来就是幸运的，死掉了，也如林子里掉下一片树叶。只有他们的亲人，在记忆里，仍然保存着他们那年轻的鲜活的生命。
我大舅长寿，活到八十多岁，头一天还能劳动，第二天一早在睡眠中离开了人世。没有给后代添一点点麻烦。他虽然1936年就加入共产党，但一直就没有“脱产”，不像我母亲跑出来成了职业的革命者，我母亲一直都不知道她的两个哥哥是党员，她后来还问我大舅，为什么不介绍她入党，我大舅嘿嘿地笑了：“你那时候还是个猴汝子（小丫头），谁敢？掉脑袋的事情。”
我母亲参加革命，他的两个哥哥并没有给她施加一点影响。是我母亲性格中的东西决定了她的命运。
我大舅一直自嘲自己是个“捣土疙瘩的党员”，他也知道共产党是掉脑袋的事，他做过交通员，送过鸡毛信一类的情报，为党做过工作，但他的主要精力还在养家糊口。
解放以后，他一直还是个农民，做过生产队的保管。他唯一懊悔的是，解放以后不该贪图土改分的几亩地，失去了当“市民”的机会，没有吃上商品粮。柳林是个市民（城市户口）与农民（农村户口）混居的地方，七十年代的时候，市民怎么说一个月还有28斤供应粮，而舅舅所在薛家湾公社贺昌大队，记得有一年，一年的口粮才180斤，还是未去壳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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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21年出生，十岁时当了童养媳。到了婆家，不但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受气。初到婆家时，婆婆常对邻居们说，我不亲人还亲钱哩，我们是一百块现大洋买的媳妇。我听见了这话也希望他们把我当闺女一样看待，住了半年后，才知道她是个口是心非的恶毒女人。她家七口人，她是老二的媳妇，还有老大和大嫂和他的儿子和媳妇、他的丈夫和儿子，他们在一起生活。我刚去就给他们洗锅，打扫三处家，大娘的、婆婆的和大嫂的。晚上都得把铺盖铺好，早上又得打扫叠好，把尿盆尿壶倒掉，上下午就是拆洗衣服和捻做鞋底用的了麻线绳。总之一天不能停，总有活干。这些我都会干，我不怕劳动。可是吃饭分两等，他们早饭是稀饭馒头，我吃的只有稀饭，晚上他们吃白面条，我吃的是面汤，里面放些红面糊糊。但是这也比在我家吃的还好些，还能活下去。
这样过了一年，伯父大娘都去世了，就轮上婆婆当家了。伯父在世时，在家是个公正人，常和大娘说，我小孩干的大人活，叫我和他们吃一样饭，可是大娘不同意，也就算了。因此大伯死后我哭得很痛心，认为他是唯一关心过我的人。他死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结果不出所料，公公是个恶霸，吃喝嫖赌件件通，还吸大烟，婆婆是个淫妇，常偷汉子，嫂子也被勾引得同流合污。伯父大娘死了，谁也不管了。谁想干啥就干啥，嫂子娘家有钱，丈夫也不敢管。我的丈夫还小，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公公把七孔窑卖得只剩下一孔，三间铺面房也卖掉了。公公在外吃喝嫖赌，婆婆就在我身上出气，骂我穷苦，妨得他家一年不如一年，不如早些死了好。
骂了几次，我也没有理她，做事更加小心谨慎些。但是终究是个小孩子，在洗锅碗时打破两个碗，婆婆就把我打了一顿，打得我口中出血，我也在她的臂上咬了她几口，这一下她受不了了，把我爹找来叫把我带走，把她家的一百块白洋退还了。可是我爹没有一百块白洋，只好教训了我一顿，给人家赔情道歉，回去了。
后来她到处宣扬我打婆婆，破坏我的声誉，还指使她儿子打我，他儿子比我大四岁，他十六我十二，他拿起火炷（捅炉火用的铁棍，柳林盛产煤炭。）来打我，我把火炷夺过来，趁机打了他几火炷，他哥听见就出来骂我：你这个小媳妇好厉害，打了我婶娘，又打我兄弟，打死了你一条命能顶得住。我也骂他：吃不饱穿不暖，没人管，打了人就有人管，要管都得管。这一下把他媳妇吓坏了，她怕真的向他要吃要穿，很快把她丈夫拉回她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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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1921年生人，属鸡。我是1963年生人，母亲大我42岁。母亲是“老生子”，是她父母40岁以后的生的女儿，我也是老生子。所以，下放回到母亲的老家，大姨的儿子、女儿，也就是我的姨表哥、表姐，都是做了爷爷、奶奶的人了。我大姨15岁出嫁，到去世的时候90多了，五代同堂。柳林一带的风俗，子、孙、曾孙在老人去世后披麻戴孝，穿白的，而第五代则穿红的了，对他们就是喜丧了。中国的农民对生死看得较淡，不是不爱惜生命，不喜欢人权、生命权，是这些权力太飘渺了，追求是一种痛苦，放弃则是一种解脱。
因为我是老生子，所以从小在母亲那里听到都是些几十年前的故事。和一些朋友聊到家里的情况，说到母亲的历史，他们多以为我是瞎说。看到《鹿鼎记》里韦小宝编瞎话说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光荣牺牲于“扬州十日”差点露馅，我就会心一笑。
在山西这样贫瘠的地方，穷人家的女儿，做童养媳，做大户人家的丫头，就是基本出路。
童养媳是什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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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养媳是贫穷的父母将年幼的女儿被未来的婆家领养，等到成婚年龄后，再与丈夫举行婚姻仪式，也称童养媳婚姻。童养媳婚宋代就开始出现，明清渐成习俗，南方比北方更普遍；北方有“豚养”（像小猪一样贱养）、“小接”（幼小即被男家接过去）、“孩养媳”等别称，南方有“养媳妇”、“等郎妻”、“小媳妇”、“新妇仔”……诸多名称。元、明、清时，养媳从帝王家普及于社会，小地主或平民，往往花少许钱财买来，以节省聘礼。由于女家贫寒，养媳年幼，多有遭受虐待者。
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老身蔡婆婆......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有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按，年幼的窦娥，即因其父父债，而入蔡婆婆家为养媳妇。
童养媳习俗常发生在女方家穷困养不起孩子或无力出嫁，或者家庭变故如父母亡故无人抚养，就送或卖幼女做童养媳；领养的家庭也多因家贫娶不起媳妇而收童养媳，也有公婆有病收童养媳“冲喜”的，也有收养弃婴童养的……官宦上层家庭也有因外地求学做官将女儿送人童养的。这是一种包办兼有买卖性质的畸形婚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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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前，从不回避自己的出身，我在这里也不需要回避什么。买母亲做童养媳的这家人姓李，在柳林上街道住。从母亲的记叙和她从前的回忆看，这家人也不是什么地主富农，只是镇上日子过得比母亲家更富裕一些罢了。母亲之所以要参加牺盟会，参加革命，现在分析她的动机，一、不是直接的阶级压迫，她在做童养媳之前，曾在柳林当地主家做过带孩子的的佣人，人家对她还不错。二、也不可能有国家民族意识，虽然牺盟会是以抗日为号召的，但她逃出婆家加入牺盟会时，根本不知道日本为何物。反而是因为二舅和母亲参加抗日，致使她的父亲被日本兵打死，母亲后来才有了家仇国恨的意识。母亲的性格非常坚强，天生赋有反抗精神。她小时的姐妹们，和她命运一样的要多少有多少，只有她不服从。促使她投身革命的，一是不想受婆家虐待，二是为了有碗饭吃。

【七】
母亲兄妹六人，但只和她的三姐是一母同胞，但这个三姐和母亲又不是一个父亲，是外祖母改嫁带来的。母亲从小死了妈，父兄毕竟都是男人，管吃管喝就不错了，大姐和二姐都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嫁人了。母亲给我讲过：她的母亲在她六岁的时候就死了，她小时候和流浪儿差不多。杨白劳过年的时候会给喜儿扯二尺红头绳，但是她的父亲没有那么心细。她就到灰渣坡上捡别人用过毛线头绳，再用干净的黄土搓一下，用来扎自己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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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不到两个月，我就到我三姐家照看三姐的病去了，三姐还有个孩子。三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得的是大肚子病，二十五岁就死了。姐姐出生时是双胞胎，是一男一女，因为没有奶，男的死了，姐姐活了。妈常说，姐姐是童男女转生，活不时长，气得姐姐常哭，又当童养媳，受不完的气，就气成了大肚子病，病不到半年就死了。
我在她家又过了一年，实在活不下去，就偷跑回家。我三姐哭着劝我爹不要逼着我回婆家，她说当童养媳比给财主家当丫头还难，她有亲身体验。四妹性又要强，忍受不了，把她逼死了，你能对得起早死的我妈吗？妈为了两个女儿成长，没有白天黑夜地劳累，早早就死了，你忍心把你的小闺女也逼死？说得我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爹不用难为，我住上一两个月就回去，爹也就同意我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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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三姐留下一子，名字好像叫铜锁。大概是在母亲在中阳县工作的时候（1948-1949），这个最亲的外甥去看她，返回的途中被土匪杀害了。当时刚解放，阎锡山的部队被打散后有的做了土匪，母亲为了外甥的安全，给他带来一把撸子枪，但后来正是这支撸子害了他的命。母亲回忆这一段时，经常唏嘘不已，说是自己害了姐姐唯一的血脉。
我的父母都是老干部，收入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高了。母亲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她的侄儿、外甥都非常关照，经常定期给他们寄钱，遇有婚丧大事就不说了，就是买自行车什么的，也会捎钱给他们，有求必应。她经常说，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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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内战时期，柳林驻的阎匪军配合老蒋围剿陕北红军。柳林离陕西吴堡县四十里地，是阎匪的重点防区，大军云集，老百姓支差、抓兵、苛捐杂税加重，没法生活，就是良家妇女也难逃脱他们欺负。我大嫂叫花花，是个标致的女人，心也好，对全家老少都很好。我爹常赞扬说，虽然花二百四十块白洋，娶了个好儿媳，全家都满意，卖人卖地也值得。但是，她在我家过了三年就被阎匪军抢走了。
一九三三年，也是我偷跑回来这一年，我刚十三岁，过了八月十五，十八从我三姐家回来，为了全家活命，打算再回婆家去忍受一切苦难。老人常说，减粮不如减口，我走了，家里少了一口人，父兄的负担就减轻一点。
我是六月初逃回来，我答应住两个月就回去，不让我爹为我担心。十九日刚吃过早饭，我帮嫂子洗锅碗，嫂子端了一盆洗锅水往街门外倒去，就有一个军人跟着进来，嫂子怕得从后门就跑。军人进家就问我哥要人，我哥见事不妙，尽给人家说好话。说什么也不行，就是要你媳妇给我当太太，你快把她找回来，我晚上还要来跟你要人。
我一听就想用菜刀把他杀了，可是人家带有手枪，怕一动手，自己的命也难保。又想着活着是受罪，死了也罢。可想，死了婆家向爹要人怎么办，想着心事，人家已经走了，还说晚上还要来要人。
匪军走后不久，嫂子也回来了，大哥说，等爹和二哥卖豆腐回来再定主意，我不同意等着，说我去叫嫂子娘家的叔叔和婶婶。她娘家在锄沟，离柳林二里地，但是叔叔下煤窑不在家，把婶子请来了。她一进门就说，我家离柳林太近，快到你大姐家躲上几天，队伍调了防再回来就没事了。我们都同意，马上由我哥把嫂子和孩子送去，他也没回来。
晚上点灯时爹和二哥卖豆腐都回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气得晚饭都没有吃就躺在炕上了，二哥说，匪军找不见嫂子，怕又要抓他去当兵，也跑到姑母家去了，叔父常年在那里帮助种地。
家里就留下我和爹，一大锅汤面，谁也吃不下去。
到了二更天，匪军果然又来了，看不见我嫂子，就问我人到哪里去了。我说，炕上躺的地下坐的不都是人吗？匪军开口就骂我，娘卖X的小丫头，敢顶我？就问我爹要人。爹说，我刚回家，也不知他们哪里去了。
他站了一阵，又似笑非笑地问我，你一定知道去了哪里，你告诉我，我给你买些好吃的好穿的。我不说话，逼了一阵就走了。
第二天，大哥回来了，又过了四五天，匪军再没来要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想回婆家了，我想父兄要劳动，还要做饭，我就再住下来帮忙吧。
十来天后的一个半夜里，我大姐夫来，一进门就问：“花花回来没有？”我爹说：“没有。”姐夫就骂，惊慌失措地说受骗了。
他说：“三更天时，我听见天顺在窗外唤‘喜大家妈，快起来，队伍换防走了，快回家吧’。他嫂子连孩子都不顾地往外跑，我就叫天顺进来，也没有回音，我就出来，院子里什么响声也没有，人也不见了。回屋一想不对头，他姐就让我来打听一下情况。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人哪里去了？”
我哥说，我马上去锄沟看看是不是在他妈家，我哥回来天大亮了，嫂子没找见。从此到处打听一个月，也没找见。我心里不服气，我把军队的驻房、店房和妓院都找过了，人还是没找到。
可我打听到一个骗我嫂子的，那个人就是柳林福全店的一个赶大车的，叫二平，是我婆婆的情夫，常在我婆家院。他给我婆婆说，他吃了王营长50元白洋，假装天顺把花花骗出来，跟上王营长走了。这些话被本院住的杨大娘听见了，一天我在街上碰上了杨大娘，她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我，说二平知道你嫂子的下落，于是我回家就告诉了父兄。
我大哥马上去找二平，问二平什么也不承认。我说到区公所去告他，他们不同意，认为和军队打官司，那是拿鸡蛋碰石头，最后决定，只好等她回来。
又过了十来天，嫂子回来了。但是人却大变了样，成了剪发头，穿上了大旗袍、花缎鞋，戴的金戒指，进门就放下一百元白洋，说是王营长给的，只要叫他常来，全家人他养活。我大哥脸一时变得雪白，把钱掷到地下，把我推出去，把门关上，就打嫂子，打得叫爹叫妈，以后打得听不到叫喊了。我以为把嫂子打死了，我就跑到后院叫住的本家叔叔来才把门叫开。我进去一看，已经把人打得皮破肉烂。邻居们都来看热闹，同时情况便传到她娘家，不多一阵她妈来了，见了她女儿被打成这样，又心痛又恨，说：
“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那是被强迫的，你可以休，也可以卖，为什么把人打成这样？我女儿比你小十二岁，就不能原谅她？”
我哥说：“不能。”
她说：“你嫌她不好，我不嫌弃她。”
我哥说：“我不要他了，你就请回去吧。”
她娘家就雇人把女儿抬走了。回到娘家，王营长就请军医给治病，身体恢复后就写了卖契，强迫我哥签了字，就把嫂子领走了，至今毫无音信。
嫂子拿回来的一百元白洋，我捡起来给我二姐夫存在他铺子里，想拿这一百元退我的婚事，姐夫不让。他说，存在我们柜上还能生息见利，存上两年再给你哥娶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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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嫂子就这样被阎锡山的部队带走了，她的命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晚年的时候，母亲问舅舅，你还想不想花花，舅舅涩涩地嘿嘿一笑，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叹口气，她要还活着，也老了。
岁月可以让人衰老，但不可以让记忆特别是不愿忘记的忘记更加淡去，反而会起来越清晰。舅舅晚年其实很孤单，我哥哥还逗过他，舅舅，给你介绍个老伴吧？舅舅从六几年失去了第二个妻子，那时，他才五十来岁，以后三十多年，跟着儿子过日子，虽然表哥表嫂都对他不错，后来又有孙子孙女绕膝，但他其实一直还想找个老伴，但他是个农民，年纪大了，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唉，不能给儿女们添麻烦。”每次他都这么叹一声，结束关于再找一个老伴的话题。
他的第一位漂亮的婆姨，离开他了。母亲记得舅舅毒打她的那一次。母亲也说，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大哥发那么大的火，就那一次。
柳林话形容一个人特别善良叫“善哉人”（音“拴哉”），舅舅就是柳林有名的“善哉人”，从不和人吵架，见谁都和和气气。他仅有的一次暴怒，施加予被抢走的婆姨身上。
舅舅的行为，今天看来无疑是迁怒于人，迁怒于更弱者。可是，他的满腔怒火向哪发呢？
从母亲的记述看，大舅和这位叫花花的妻子还育有一子，叫喜大，这个孩子可能后来夭亡了，反正再也没听说过了。
大舅后来又娶了一个信天主教的寡妇，柳林有天主教，我小时读小学叫东街小学，文革时也叫反帝小学，但是老人们都叫它天主堂，但是我没见到天主教堂的那种尖顶房子。
我的新舅妈嫁给我大舅时，前夫姓王，已经有四个孩子，生好像是两男两女，老大叫什么，我忘记了，在离石县营造厂工作，也就是建筑公司，是国营企业的职工，老二叫“补生”，送人了。舅妈嫁过来，又生了一男二女。
文革中，经常搞忆苦思甜，那位姓王的表哥在忆苦思甜中，就讲他兄弟三人三个姓的故事，听说台上台下经常唏嘘不已。
大舅唯一的儿子叫杨贵宝，文革初，他在太原当兵，经常来我家。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因为他是穿军装的解放军啊。他复员的时候，送给我一副红五星和红领章，送给我哥一件没有下兜的的确良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解放军最火的时候（我是指一种社会时尚）是在九大前后，一直持续到林彪事件以后。到了七三年以后，军队撤出地方政府，中国男人的衣着也渐渐从黄色变成蓝色，被文革以后刚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称为蓝蚂蚁。
表哥送给我哥的那件军装，我哥几乎没有穿，一直到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记得还把这件军装当过年的新衣服。
表哥在部队入党，复员回到柳林后，在排灌厂当工人、车间主任，后来调到木器厂当支书。现在也下岗退休了。
表哥有六个孩子，两男四女，而且表嫂和孩子都是农村户口，生活负担很重，我母亲经常批评他，让他们计划生育，但是，他们虽然对姑姑很尊重，就是这件事上不听她的。
母亲晚年生病，长期住院，表哥的女儿们轮流到医院陪视，母亲长叹着说，你看，当时还反对人家生，现在指望上了。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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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春天，家里又没吃的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和二哥像白毛女似的在庙院内偷了三晚上献供。节日过完了，偷的献贡也吃完了。到了三月份，父兄都被抓差走了，在家里没吃的，实在顶不住，让我爹捎话回来，又把我送回婆家。
这一下婆婆更有理了，说：“你走啊，我就不想叫你回来。你公公把窑洞也卖完了，你也没住处，我这儿也没吃的，你听我的话，咱们合起来都和军队混在一起，就有钱花。咱们家谁也不管谁了，你愿意瞎混，我就给你找个主卖了，你也长得像个大人了，可以做媳妇了。”
后来我和本院住的杨大娘商量怎么办，她说一是你让她卖了，二是跟上军队当太太，三是给财主家当佣人。我想，让她卖了，哪知卖给什么人，跟上军队当太太，名誉不好，二来对他们抢走嫂子恨之入骨，还想报仇呢。当佣人不愿受人气。想来想去，先住在二姐家，他家有饭吃，住了三个月，三姐夫又娶回一个续姐姐。她是个好心人，又在她家住了几个月。
这时我十五岁了，又听得我的男人也当兵走了，我想他走了免得和我成亲。可是不能让姐夫长养着我，还是当佣人吧，主家待我好我就干，待我不好，就再找个主家干，等我长大了，找个男人嫁过去好过日子。
后来我就给杜来大家干了一年照护人的事，人家不用了，又到康心气家干了一年看小孩做家务活，我就十七岁了。这两家待我还可以，我也吃饭不要钱。我又到了我三姐夫家，我三姐夫说，有盼头了，南山闹起牺盟会了。
我续姐说，等孩子长大了，我也去牺盟会工作，那里男女都要。后来我才知道，姐和姐夫已经入党了。又过了一年，两个哥哥也喜眉笑脸地对我说，我们穷人快见天日了。他二人把我从姐夫家接回来，不久二哥就参加了游击队，大哥又娶新嫂子，他待我很好，我就住在他家，她说人有两只手，我们就饿不死。
住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侵占了离石县城，公公当了汉奸。三姐夫把我介绍到牺盟会去受训，七月五号，日军占了柳林镇，公公回来知道我跟牺盟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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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隔着黄河就是陕北，陕北一直闹红军，先前是刘志丹的队伍，后来中央红军到了，势力更大了，山西这边的阎锡山很难受，一方面怕红军打过来，侵占自己的地盘，另一方面又怕中央军进晋“剿匪”，一剿不要紧，再长期住下来，也是麻烦。所以，最无奈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力量防御红军，这样，柳林虽然在吕梁算是富裕的小镇，因为靠近前线，老百姓受害不小。
外祖父和舅舅都被抓到军渡至孟门一线修工事，这个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母亲的婆家也破产了，兵荒马乱，加上吸鸦片，殷实之家也破产了。
说到偷吃供献，好像并不在庙里，柳林一带有一种风俗，正月十五，家家在门口供“盘子”，盘子是用“糕面”做的，糕面是用一种有粘性的黄米碾成的，可以做枣糕或炸油糕，糕面要蒸熟，然后再捏成供献，什么样的形状，我没有见过，因为我在柳林的几年，文革中间，移风易俗，已经没有人家做这个玩艺了。听说，现在这个风俗又恢复了，有机会还是实地要看一下。
糕面很不好消化，何况是冷的，冷了以后很硬。母亲曾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偷吃“盘子”，吃到消化不良，疼死过去过。是被乡村医生用针扎过来的。
母亲投奔牺盟会，是在她三姐夫的影响下做出的决定。母亲回忆说，当她决定投奔牺盟会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就是必须从婆家出走，这样才不会给家里惹麻烦。她提前回到婆家，老老实实地干活，过了几天以后，一天早晨，她什么也没带，也没什么可带，向北经过杨家闶阆，爬到山顶，然后从一层层梯田跳下去，然后再往北爬另一个小山头。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精神，一路跑了十几里，跑到了北山上。
母亲说她沾了从小没娘的光，所以没有缠足，才能跑出来。辛亥革命好多年了，阎锡山也一直反对和禁止妇女缠足，但是，那时，母亲的同龄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缠足的。
黄土高原的地貌是这样的，它其实是平原，然后雨水冲涮出一条条沟壑，于是相对地有了山，有了沟，沟再大一些，就是川。母亲投奔革命的山路，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去玩，从梯田往下跑，非常快意，跑几步往下跳一层，挺有节奏感，有点像刘翔的跨栏，可是非常轻松，因为是大下坡，比纯粹的下坡跑容易掌控。
可以想象，母亲那时有一种逃出牢笼、一去不返的劲头。
从此，她就在黄河东岸，吕梁山上，不停地奔跑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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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政府都逃到葛麻塔村住，人称为葛麻县。
公公花了20元白洋投靠我县大绅士任廷范，把我和姐夫告到葛麻县，向牺盟会要人。
葛麻县长武尚仁指定白承审员断我的案子，他把我和公公传来论理。
公公辩不过我，第一堂他失败了。
第二堂牺盟会特派员和武县长串通陪审，武县长支持牺盟抗日，支持妇女解放，他是抗日县长，因此第二堂审判公公还是没有把我要回去，但也没有判退婚。公公不让，特派员让了步，向公公具干结，等训练完结叫公公向牺盟要人，这样就算判定了。
七月份训练完结后，公公也没来要人，我也没有回去。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九月份，我入了党，二哥看过我几次，叫我好好干。大哥一九三六年入党，送情报到北山，也看过我，还带来嫂子给我做的鞋。三姐夫调到县公安局当侦察员，常给我谈抗日救国的道理，生活上也给以照顾。
以上是谈我童年的生活处境和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下面就要回顾我的四十余年的革命经历，也可称为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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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她公公对簿公堂，母亲说，家里不给饭吃，所以出来抗日。这是她新学的词。
牺盟会的特派员姓梁，母亲经常说起，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这位梁特派员无疑是共产党员，他后来在晋绥边区，是属贺龙李井泉的部下，解放初南下到四川，当了地委书记。
山西的牺盟会是共产党借阎锡山的牌子搞的抗日组织，全称是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任会长，戎伍胜、宋劭文等担任委员，实际上是以薄一波等共产党人掌握着。牺盟会当时在山西各县都设有分会。薄一波是山西五台（今定襄县）人，和阎锡山是老乡，薄一波的老家是蒋村，距老阎的河边村不到十公里。阎锡山的表弟，晋军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也是蒋村人，他们之间渊源很深。
牺盟会、决裂队、山西新军，这些共产党掌握的力量，后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上党地区，也叫太岳军区，在今天的长治、晋城，一部分在吕梁，属于晋绥边区，解放以后，晋绥的干部南下，到了四川、湖南、湖北等新解放区，包括华国锋也是其中的一员，南下的干部一般都提拔很快。而山西的干部，是以太岳军区的为基础的，我母亲经常后悔没有坚持南下，她说，解放以后，晋绥的干部在山西吃不开。
母亲到牺盟会的时候，柳林还没有被日本侵占，等她在培训班结业后，柳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所以，她和她的婆家也就从此断了关系。母亲说，听说日本人把柳林占了，她心里还有点高兴，因为这样她就不用再回婆家了，因为从法律上讲，她是婆家花钱买的，并不是自由人。大舅讲，日本来的时候，大家都害怕，逃难走了，他只带走了养的一头猪。等过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家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大舅说，他们家里的家具是祖上做官时传下来的，都是用好木料打的，舅舅对家里有几个箱子，几个柜子，还有放官帽的硬木盒子都有清晰的记忆。舅舅说，人家日本人看不上这些东西，都是汉奸拿走了。他说，其实，当时不走也没关系，日本人要占领柳林，不是游击区，他们也不会随便杀人，要是留下的话，家具也许还能保存住。

母亲活着，今天就是她八十六岁的生日。

【十一】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都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我记忆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打击侵略者》，那时，我们家还在山西省委党校坞城路家属院住，我们也叫旧家属院，后来，大概是一九六六年（或六七年）冬，搬到了更靠近党校的新家属院，现在这里是山西生物研究所。
我那时候应该才三岁左右，我依稀记得我要母亲找块白布，像电影里的小豆豆一样，把我装扮成胳膊负伤，在脖子上绕个绷带把胳膊挂起来，我还记得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小豆豆，当然这个要求得不到响应。三岁多的小屁孩，内心里就知道小豆豆那个样子很帅很酷，已经心向往之了。
我意识到我的母亲和其他小朋友的母亲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母亲年龄大，身体不好。母亲生了我以后，就退休了，她经常和区兰阿姨说：“我身体不好，哪天死了，你就把我们家二小子带着，花钱让他爸爸出。”她认为我父亲带不了孩子，她常说：“宁要讨吃的娘，不要做官的爹。”母亲经常向朋友：“托孤”，给我小时候留下很深的印象。
下放以后，我开始上学了，我意识到母亲和其他小朋友的母亲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我的母亲是个老八路。
我的母亲其实没有参加过八路军，只是地方干部，他们是所谓三八式，也泛称是老八路，在党内，“七七事变”是一个界限，以前的是“老红军”，以后是“老八路”，资历和待遇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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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十余年的革命经历
旧社会的童年生活锻炼了我的革命毅力和勇气，闯过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风险和难关。出来不久就是1939年的“晋西事变”，和顽固派作斗争，十分尖锐。牺盟会训练出来的十九名女同志，有的害怕回了家，有的退到陕北边区去避风雨，我不愿意在困难时退缩，又无家可归，决心跟着党战斗到底，这是我的誓言和决心。
事变前我在党领导下的县妇女工作团工作，下乡宣传抗日，组织妇救会。顽固派造谣说，牺盟会、妇救会不打日本搞恋爱。一天，我和党员积极分子在王家坡开会，突击团的头头车法通指使他的同伙用石子打我们，把刘老六打伤。以后我们决定不开大会，分别到户做个别动员。过了几天，车在村公所请我和王立夫同志吃饭，用软手段诱导我们退出牺盟会，同他们一道反对牺盟会。当时的村长王道昌是一个地下党员，发觉后，就向车报告说杨俊英的父亲来了要见我，王立夫就说，小杨，你去吧。我和车团长商谈，车点头同意我就离开了他们。道昌把我送到和家塔，后来听道昌说，车团长向他示意，想和我结婚，托他做媒，我听了恨极了，觉得是对我的极大污辱，就把情况向领导做事汇报，决定把我由四区调到三区活动。
十二月我们在成家庄召开纪念双江大会，亮出蒋介石的招牌，拥护将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战到底。突击团出来扯掉了我们的标语口号，冲上台来阻止我们开会，我们一争论，他们就闹事。我们只好改变工作方式，搞地下活动。我们走遍了离石县的北山村庄，做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动员工作，把抗日救国的歌声传向每个角落，完成了事变前的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任务。
事变开始，县委在邓家庄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决定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展开对顽固派的斗争。我和刘云青的工作区是蒋家坪一带。我们还未进村，就打听到阎匪三十五军二团已经包围了村庄逮捕党员干部。我们已不能进村，便跑到官庄垣，碰上了李改英，我们三个开了会，青云去韩家坡活动，我就和改英一起去她家霍家塔，同时决定，把三人的党的关系信和一本党员课本烧掉，准备被捕后敌人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一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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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参加牺盟会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当时入党很简单。
母亲回忆说，有一天，有一个郝大姐找她谈话，郝大姐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当时年龄可能还不到三十岁。郝大姐对母亲说，经过组织上的考察，认为母亲已经合格，所以要介绍她加入共产党。母亲当时有点诧异，她以为跑出来参加革命，就已经是共产党了。
关于党员课本，我母亲为了学习，又要保密，于是就把课本上的字一个一个抄下来问别人，一次他问“高小毕业”的老乡康定（他是柳林县穆村乡人，后来任中阳县委书记）“委”字，康定一看这个字，就知道出于何处，就告诉了老妈子位郝大姐，害得母亲吃了一顿狠K。
一九七零冬，母亲在柳林参加整党，当时镇党委有工作人员说，母亲的档案里没有《入党志愿书》，老妈听了就笑了。
母亲说的王家坡的村长王道昌，不知道是不是柳林人王大昌，柳林话“道”和“大”区别不大。王大昌是柳林田家沟人，他们家是地主，在田家沟沟口有一院砖窖洞。王大昌比母亲更早参加革命，应该是红军东渡时期的党员，像他这样家境比较好的子弟，又在学堂读过书的，当时也有很多参加革命。王大昌后来到北京，担任著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他有个儿子叫王建宇，和我哥年龄相当，初中毕业后到了北大荒，到了一九七三年（？），转插到柳林贺昌大队，大队给建宇安排了一间小房子，吃饭在我们家。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山西大学物理系。还有一个柳林出去的老干部叫车守株，南下到四川，他的女儿在母亲的帮助下上了北京钢铁学院，他的儿子车小中也直接从成都插队到柳林，但没等两年（两年以后才能上学或招工），四人帮粉碎了，他七七年恢复高考直接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当时，我母亲帮助过好几个老战友，把他们的子女转插到柳林或者直接插队到柳林，然后再帮助他们让贫下中农“推荐”到大学去。干部子弟在当时该下乡也得下乡，不过在上学，招工方面，总是比一般家庭沾一些光，他们的父母虽然靠边站了，但是方方面面还是有很多关系。要说起来，这些从大地方下来的，想法还是不一样，我记得王建宇那时就跟着收音机坚持学习外语，他们当时是属于“先知先觉”的。
母亲提到的李改英，我们两家是很熟的。李阿姨解放后到青海工作，她爱人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厅长，可能是青海的山西老干部比较多，而气候条件又比较差吧，青海在太原建了离休干部所，李阿姨离休后，回到了山西太原，就在党校附近。
关于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我在网上找了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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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 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3日，王靖国十九军、陈长捷第六十一军将决死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包围解决。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隰县等6个县的政府、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伤病员千余人。同时，阎令赵秉绶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一一五师第三五八旅。在晋东南，阎军孙楚部暗结日伪军，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千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抗日政权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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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网上的文字没有提到吕梁的情况，想来应该大致差不多。

补充两句：
母亲喜爱读革命历史小说，她经常说吕梁没有笔杆子，要是没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吕梁的战友们就白干了，谁也不知道。她河北出秀才。因为《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是反映河北抗日的。

【十二】
我母亲叫杨林，这是她很多化名中的一个。母亲虽然工作的范围就在离石中阳一带，但是换个地区就要换个名字。母亲刚出来的时候，叫杨俊英，她说，她本来叫杨俊叶，因为柳林话“英”、“叶”不分，人家就记成杨俊英了。杨林是她在整风时在党校起的名字，“林”是因为她知道了斯大林。杨林这个名字，在当时还是很洋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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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英和我路过曹家坡碰上突击团在村口的哨兵盘问，我说我俩是姐妹。我是艾掌村婆家、霍家塔娘家，妈妈病重，小妹叫我回家看妈妈。接着一条狗咬我们，改英抱住我喊，姐姐，怕狗咬。我拾了石头把狗打开，拉住改英就跑。
哨兵怀疑我们是牺盟工作人员，叫人来追我们。可是我们绕一条小路跑到一家村改英的姑母家。骗她姑母说我是她爹的救命恩人，她爹在游击队负伤就在我家养伤的。她姑母就同情我，正是她姑母嫁闺女，留下我们给她帮忙做了五天针钱活。才回到改英家。
改英妈是村支部委员，改英把实话告诉了她。住了三天，我们的游击队把她村的地主逮捕，因为他是汉奸，还有枪，把枪收了，把人杀了，同时写了一张警告地主儿子的信：这是汉奸应得的下场，你要再报父仇，杀人暗害干部，就杀你全家。落款签名是“武松”。
第二天，地主儿子跑到碛口骑一军，叫来一个营，包围了村子。在村中抓人，一片恐怖现象。地主家管军队的吃喝。改英妈把全村党员找到她家开会，决定把我送到李怀顺弟媳妇家。改英藏在她家地窖里，其他党员每人挑一担粪出村，到九根条去找游击队，改英妈一人在村应付局面。
李怀顺的弟媳妇是村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这时正生了孩子，我就假装成她的妹子来侍候她。但是山里的妇女都是缠足，我却是大脚，匪军出来进去，还吸大烟，我经常受到盘问。我就说，我的娘家是城里，是逃难到姐家，这样就骗过去了。敌人围捕了三天也没捞到什么，我和改英就出村到九根条村找到游击队。
这里离公路不远，左右都被包围，又缺少武器，游击队的领导人叫崔映国，我们对策是随机应变，伪军来了，我们就化装成警备军，匪军来了，我们又成了阎匪军。我和改英随时化装成太太，这样我们游击了一个多月，准备过元旦，想好好吃一顿，在公路上打击了几次伪军，得到了一些枪支、毛毯、罐头等食品。
可是我们没有过好年，吃一顿饭要跑好几次，敌人不让我们过年，我们也不让敌人舒服，一天打了几次仗，还俘虏了几个士兵和一位匪军官，把他抓住后我们装成警备军队和他们交朋友，他信以为真，就说我愿和你们一道进城，阎司令长官和皇军没有利害冲突，早是一家人了。我们得到他的实情，晚上就把他杀掉了。几个士兵问起他们的长官，我们向他们说明了真相，他们就参加了我们游击队。
这里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次老百姓告诉说山口有一个伤员，不知是一家的战士，李寅同志就带枪上山了，找到那个伤员，问他是那个部队的，他说，我死不改口，我是八路军战士，因负伤掉了队，听说这里有地方游击队，想找游击队，把伤养好再赴前线。李寅说，这里没有游击队，我们是警备队，你到这里找死来了。他说，那么就同归于尽吧。手就掀开手榴弹的盖子，准备为党最后献身。感动得李寅抱住他喊同志。后来我和改英每天照顾他，不久伤好了就归队。他叫冯得全，二十四岁，是120师三十八旅二团七连的战士，是保德县人，这样的战士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车洪道、任延范在群众要求下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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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历史，母亲曾在我上的小学讲过。我和同学们坐在小学的院子里。当时学校经常搞革命传统教育。
我曾问过母亲，你打过仗吗？打过枪吗？母亲回答说，没有像电影里，端着枪对着敌人打过，但是，曾经在晚上偷偷地靠近日本人的碉堡扔过手榴弹，目的也不是想直接炸死敌人，主要是消耗敌人，逗他们打枪，浪费子弹。我当时听了有些遗憾，觉得不过瘾。这样的战斗故事和电影里的李向阳比，那是差太远了。
母亲说她曾和车守株一起打过汉奸。有一个汉奸，在村里的姘头那住，晚上和姘头说：“女八路杨俊英很坏，早晚要收拾她。”一个院子里的有家是党员，偷听到了，就连夜跑出来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就和车守株一起，返回来找到那个汉奸，把他暴打一顿，母亲说，他俩让他坐了老虎凳，让他交待情报。
母亲因为这件事挨了批评，这样不经过组织同意，就是汉奸也不能随便打。母亲因此还调换了工作地方。
现在想想，这个挨打的是不是真的汉奸也不一定。母亲他们活动的地方，是日、共、阎三方的交叉地区，亲日的落后分子，被戴上汉奸的帽子也是正常的。
母亲待过的游击队，杀过地主，因为他有武器，可能亲日亲阎或者只是纯粹反共，他们也杀过阎锡山部队的俘虏，是个当官的。这些行为仔细推敲，好像都不符合政策或者纪律，但是都真实地发生过。
暴力革命，一定会带革命暴力。在白色恐怖下，也会有红色的恐怖主义。

【家兄的补正】
写的好。粗过一遍，给你提供几处细节更正：1.母亲生日是阴历七月初十，阳历1921年8月13日。她常说自己比党晚生了10天，后来发现原来记的是阴历，对照万年历，比党晚了一个多月；2.德岗垣三姨的孩子叫李锁，是姓李的12岁上给戴得锁，后牺牲在晋西，据我记忆老妈好像说是在永和山里黑龙关一带，当时她是永和妇联主任；柳林建县在1971年，1970年12月我们回乡时已经有了筹委会，71年是和吕梁地区同时成立的；母亲的一生是自我奋斗的一生，是翻身成功的范例，今天总结对我们的后人更有激励教育，谢谢老弟的辛苦劳作，完了我补充党校上班期间的部分回忆和文革期间的情况。
葛麻塔是蛤蟆塔之误，我印象该村在北山成家庄公社，但翻翻小分县地图没有，存疑。

推荐一个有特色的网站
《下柳林》http://xn.2000y.net/106663/index.asp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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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分配到离石七区任区委员，公开职务是妇救会秘书。我包干蒋家坪、孟门和冯家沟三个行政村的支部工作和群众工作，任务是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加动员兵源、粮食、现金、军鞋，也叫四大动员。我领导的四个行政村完成任务的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扩军是超额完成任务。县武委会主任张一亚在全县扩军大会上表扬了我，戴了红花，选了扩军模范。
在蒋家坪培养了献粮模范葛长生，王家坪的扩军模范王明英、五里后的动员军鞋的模范郝大娘，积极分子、入党对象也树立的不少，给党的工作、群众妇女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也犯过错误。
我指示冯家沟支委王振义没收了陕北一二九师一个请假回家的警卫员战士的手枪。战士丢了枪回去不好向首长交待，还要受处分。因此战士就没有回家，就回部队向首长报告了。部队就派代表找县长追查这件事。查来查去，就查到我负责的地区。县委组织部把我叫回去了解情况，我说我不知道他是请假回家，只当是逃兵才没收了他的枪。白部长说，你这个娃娃太胆大，什么主意也敢出。为啥区委也不请示一下。我说我以后一定请示，这一次请原谅吧。
白部长真的原谅了，再没有批评，让我下去。又工作一段时间，县敌工部召开会议让蹲点干部都参加，敌工部布置下乡干部，得知敌军出发，就给敌占区伪军写信，让王振义给曲家的伪村长曲登高写了一封信，动员伪军投降。信是由各村转送的鸡毛信，信转到柿子垣村，叫李近寅拆看了，送到县委说，这是一封匿名信，是由冯家沟起的。公安局就把冯家沟的村长抓起来，追问这封信的起因。村长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找蹲点干部杨俊英查个水落石出吧。公安局又头调回去追查。我说，敌工部布置叫给伪军写信，劝他们投降。村长实不知道，是我找王振义写的。这样就把村长放回去。
汇报给县委，县委决定叫我去地委党校学习。白部长和我谈话时说，你这个娃娃，不懂政策，瞎干冒干，老犯错误。党组织念你工作积极，动机好。党决定你去党校学习，提高认识水平。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你先下去把工作交待一下，七月份走，再通知你。去党校学了两个月回来后，又调到四区工作。
四零年的四区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敌人伪政权不断增长，到处有维持会，周围碉堡林立。我们是在敌人的眼皮下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挤走敌人，扩大解放区，这就是主要任务。
有一次我和张炳同志去东社村想找党员布置工作，刚进村就被庙上站岗的伪青年团员发现。我们找见支部，工作还没布置完，碉堡上的敌伪军就进了村。支部书记又是维持会长，忙着去应付敌人，我们赶紧跑出村翻了两架山，张炳把一只鞋都跑掉了，我跑得子宫出了血，跑到张家山，我俩饿得吃给敌人备下的生猪肉，我为了止血喝了一肚子凉水，血是止住了，但是肚子痛得要命。
休息了一会儿，召开了高家山的党员会，决定把敌人要下的粮食和东西归还了群众。骗敌人说是游击队取走了。这样就树立了群众的斗争信心。只有抵抗才能保住自己的劳动果实。不久我们在池家峁召开区委会，介绍了反维持的经验，开完会我住在张大娘家，天未亮敌人就包围了村子。其他同志听得枪响都逃走了，我发觉后已经逃不掉了，我就装成大娘的害病的儿媳妇，大娘给我盖上破被子，头上抓了火罐子，倒了一地洗锅水。不一阵进来四个日本兵，他们闻到臭味，怕是传染病，就走了。接着又进来几个伪军，他们把大娘的柜子打开，发现有两打新毛巾。这原是区委准备过年给大家发的。伪军拿上毛巾问哪里来的。大娘说是我儿子在大武镇当警备队给她捎来的，让卖了给过年换点零花钱。你们每人可拿一条，都是自己人。他们全要，大娘不给，结果给了一半。他们走了，大娘问，还有一打怎么办呀，我说藏在火炕里。他们再回来，我用伪军太太的资格来应付。 一会儿，我们游击队打来了，他们就走了。这样在村里烧杀抢窃，污辱妇女，闹得一塌糊涂。我们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就和武工队一起到垣上搞反维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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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膝盖上有个伤疤，我小的时候，曾摸着这个伤疤问：“这是怎么加裁事呀？”
母亲说：“这是碰上敌人，我们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我就往沟里跳，摔在尖石头上，磕破皮肉留下来的。”
我说：“那一定能很疼吧。
母亲笑着说：“怎么不疼。”
“那你疼得哭了没有？”
“哭啥？就连吭气都不敢吭气，有点声音就让梁上的敌人听见了”
“那流血怎么办？”
“抓一把干净的黄土，按住就不流了。”
母亲是地方干部，但不是后方的地方干部。她一直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的地方工作，群众的工作很难做不说，自己还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只要敌人来了，只有跑。
小时候听她讲故事，除了跑还是跑，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颇让当时的我很不满足。现在看起来，共产党当时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很深入。离石北山上，土地贫脊，文化落后，日本人不来扫荡，不杀老百姓，老百姓根本没有家国概念。母亲就说过，其实群众是敌人帮我们动员的，日本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号召他们起来抗日，可费劲了。
现在，关于国共到底谁是真心抗日成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说蒋介石下山来摘桃子，现在又有人说，共产党过河来摘桃子。其实，国共两党都抗日，也都有保存自己实力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只保存在少数高层领导的心里，因为他们肯定要盘算将来的日子。毛和蒋都坚持持久战，对苏美都有心理依赖，也都知道日本人最终要败，所以将来还要楚汉相争。但是，对我母亲这样基层一线的人来说，没有保存实力的念头，他们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工作中去。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三餐不保，朝不保夕，经常一个人或者三三俩俩地深入乡村，宣传鼓动抗日，没有抗日的觉悟和吃苦精神，是做不到的。另外，我感觉母亲在性格里有一种热情向上的劲头，她晚年回忆这段岁月时，从来没有“忆苦”的意思，仿佛都是在回忆以闪美好的时光，那是她青春的时光。

【十四】
前两天，因事回了一趟山西，和家兄一起到青海干休所看望了李改英阿姨，她后来改名叫李叶。
李姨已经八十多了，她有三个子女，二女一男，都是用河流命名的，前几年她唯一的儿子小黄病逝了，对她的打击太大了，脑子里生了一个瘤子，经常头疼。行动也迟缓了很多。
因为她耳聋得厉害，交谈起来只能喊着说，也只能是问个好。眼前的这位老人，当时还是一位小姑娘，和母亲一起奔跑在吕梁高土坡上，时光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
我们继续延着我母亲的回忆，到过去的那个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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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乡，问他是哪个村的。他说他是垣上的，叫张天华。
我们问他去哪里，说是去坪头镇赶集。
老周就说，坪头镇的集早就停止了，我们就是从坪头来的。并指着我说，她是我老婆，她就是坪头镇的娘家，我接她回火山。
他看看我俩，问老周的名字，老周说，我叫薛明亮。（这是火山维持会长的名字）
张说，我听过你的名字。
周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我说，他（指老周）本来不愿干日本的差事，可是这一带都是日本的天下 ，为了全家安全，我才劝他和日本挂个钩，游击队咱也不惹他们。
张说要两全齐美，只能这样。周说，咱们是乡里乡亲，我也不瞒你说，我现在死了心，只要有钱花，能养家，干上几年再说。张见周表示恳切同情，张就说：“我们想到一处了。实告你吧，今天在东社开会接受日本的任务，给我们村派下一百斤白面、二十元白洋。”
我说这事难办，老周说：“不怕，今天晚上我派两个弟兄协助你”。
到了岔路口就各行其事了。
我又绕回区上要求区委多派几个人到垣上村，把和敌人一心的家伙们整一整，搞垮维持会，趁机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晚上二更天就赶到垣上村，在村口看见有不少人在村绕来绕去，老周让大家隐蔽起来，他就去和老百姓了解情况。他们说不到一更天村里来了两个伪军，在张文华家逼迫张文华要粮款，有办法的都交了，没办法的跑出来躲一阵，实在逼得活不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赶走鬼子。
周说：“不抵抗，他们是不会走的！老乡，你能领我到张文华家吗？”
老乡说：“只要你们能抓汉奸，抓住消灭了，什么都能行。”
这样就领我们包围了张文华的院子，周就进了家。文华问你来干什么？周说，请他们（指伪军）来了，款收起了吗？张说，有他们帮助，就好办多了。周说，我也想他们去协助。正谈论着，我们的人突然进来，两人把伪军捆起来，收了枪。这是张文华没有料到的，怕得他浑身打颤。我们的人都进来了，把伪军和张文华教训了一顿。
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当伪军会长多是被迫的，我们教育他们要应付日本人，真心抗日，接受我们的任务。我们朝天打了几枪，把枪归还了他们，让伪军走了。第二天，召开几个村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起来反维持斗争。
这次行动影响很大，根据这次经验，到处都干起来，让群众知道抗日力量一天比一天大。在敌人眼皮下，带领群众把四区工作由落后推进到先进区。当年冬季我们区委干部都没有领棉衣费，交了上级顶公粮款。区委干部带了头，其他区干部在公粮会议上都自动报名上交了。所以四区超额完成了公粮任务。我们也学会了，没有吃，没有穿，只有向敌人要的法宝。就是利用伪军常在离石到大武公路上运送物资的条件，游击队沿路打击敌人，截获运送的粮食、布匹和其它东西，解决了游击队的冬衣、日用品。我在卧龙堰下乡，发展了两个党员，他们看见我冻得难忍，便把自己的棉衣送给了我，渡过了1940年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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