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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这个历史时期到底特殊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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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这个历史时期到底特殊在哪里?

量子心学
1楼
答案:
一、广义的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密集度最高的时代。群英荟萃、争奇斗艳、众星闪烁、映彻天汉。历稽载籍,揆诸古今,绝无仅有。
二、但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成功率最低的时代。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功败垂成者不胜枚举。
人才辈出,群贤毕至,济济一堂,摩肩接踵,自然就会相互妨害、相互克制、相互冲抵,结果大家谁都无法获致真正圆满的成功。
汉末三国人才密度极高的原因有五:
一、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纯正空前绝后。
二、东汉教育之发达超迈古今。
三、东汉人才选拔之机制最可称述。
四、汉末三国战争及人才竞争之剧烈亘古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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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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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一、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纯正空前绝后
遥瞻三代,夫子虽有夏尚忠,殷尚质(尚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酷评,毕竟上古中国之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均不够发达。彼时的意识形态、钟鼎遗文、虫书鸟篆终究给人以诘屈聱牙、词不逮意、稚嫩青涩、混沌未辟之观感。直至春秋战国,天降圣贤,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公孙龙子及杨朱、荀卿、韩非等大咖纷纷出世,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儒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术数家、方技家、神仙家、小说家、纵横家等百家奇峰突起、异彩纷呈,地球龙头之学术思想始告成熟,足可与同期古印度、古希腊之贤哲高士连镳并轸、并驾齐驱而无愧色矣。
秦灭六国,兼容并包但偏重法家,其弊在于轻教化而尚功利。汉初尊黄老,尚无为,其弊在于放任自流。汉武虽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揽申韩之秘术,阳儒阴法,霸王道相杂揉,故“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不仅是亡秦之失,也是孝武之失。
而魏晋南北朝之后,佛学深入中国。中土之学术思想泾渭合流,渐趋出世,渐趋柔靡,渐趋保守内敛,以至于颟顸浑浊,是非不分,畴昔君子发扬韬厉、刚健中正之龙德,已不能复睹于神州震旦。
思想驳杂,首鼠两端,大批高端人才走入寺庙道观或隐于草野,失去社会责任感,不愿起而淑世牖民,正是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失活,中华文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唯有东汉二百年间,前弊已息,后弊未炽,其意识形态最为纯粹,得天之大中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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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众所周知,光武帝本来就是王莽时代的洛阳太学生,在军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光武朝之功臣,多半亦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之子孙明帝、章帝皆深受儒学之陶冶。“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见钱穆《国史大纲》)
因为意识形态纯正,制度完备,东汉之士人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鹄的,关心政治,关注民生,见得思义,见危授命。其士风之淳美优良历来为古今学者所艳羡称颂。顾炎武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钱穆先生说:“东汉时之优点是不以官位之大小来看人之高下,由光武帝重视严光开始,做帝王的重视钓鱼的,严光高于光武帝,故做人不一定要做帝王才算伟大。”两汉取士,皆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地区畛域,且特重德行,故虽有滥进,而廉洁有为者居多。东汉之名士足以倾动天下,足以与朝廷禄位抗衡,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钱穆说:“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士虚声,社会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刘备三顾草庐,刘是四十多岁之皇族,诸葛亮二十多岁,却如此被看重,是由东汉士风而来。”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者如:
一久丧。【此为孝行。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
二让爵。【父有髙爵,长子应袭,逃避不受,以让其弟。】此亦始于西汉,东汉更多见。【如邓彪、刘恺、桓郁、丁鸿、郭贺、徐衡,皆是。】盖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与廉兼尽矣,故人争慕为之。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如刘矩、【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辞,拜议郎;矩乃举孝廉。】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其事如崔瑗、【兄为人害,手刃报仇,亡去。】魏朗、【兄为人害,朗白日操刀,杀其人于县中。】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礼有之:“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许友。以死许友,即指借交报仇也。其事如何容、【友有父仇未报,将死,泣诉于容,容即为复仇,以头祭其父墓。】郅恽【恽友父仇未报,病将死,对恽欷歔。恽将宾客杀其人。以头示友;友见而气绝。】------在三国时代,为我们使熟知的还有徐庶,少好任侠、学击剑,中平未年尝为人报仇。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扩也。】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故掾杨匡、【乔被戮、匡守护其尸不去。】
荀爽、【袁逢举爽,不应。逢卒,为服丧三年。】“弘农太守吴匡,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闻琼薨,即发丧制服。
八、清节。【一介不取,准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如廉范、【父客死于蜀,范年十五,人蜀迎丧。其父故吏太守张穆资送,不受;船触石破没几死,穆追送前资,竟不受。】种暠、【父早亡,有财三千万,暠以赈乡里贫者,遂知名。】
其他的高节异行尚有许多,光灿载籍,史不绝书,皆源自东汉一朝意识形态之纯正粹美也。远非后人或今人所及。
(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钱穆先生也批评说,东汉士人做事太过看重道德。容易流于形式而忽略实际,过于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容易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刘备不听诸葛之言袭取刘琮已降之荆州,不听庞统之言袭取成都。致使蜀中糜烂,都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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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二、东汉教育之发达超迈古今
意识形态决定教育,而教育会衍生风俗。
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东汉之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语)鸿儒辈出,名士无数。以至于千年之后,苏东坡还在赞叹“学莫盛于东汉”。
东汉的教育体系由私学、地方学校、中央太学三部分组成。但地方官学发达不够,京都太学路途遥远,名额有限,且选送有一定之规,无法满足一个五六千万人口泱泱大国众多读书人的需求,故致私学极盛,家塾经馆遍地,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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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夏商西周三代,学在官府。(汉人认为诸子百家皆出于西周王官之学。因为惟官有书,惟官有器,惟官有师。)而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至战国已臻极盛。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不辍。汉初数十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人才,大抵均出自私学。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没有禁遏私学。西汉时今文经学官守,《诗》《书》《易》《春秋》等皆“立学官”,而古文经学则主要在民间私学内传授。儒家以外的各家学术能保存下来,更是全赖私学之力。随着私学力量的日益增强,到东汉末它甚至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崇高地位。
赵翼说:“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由于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所以有的及门受业,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也。)
到了汉朝中后期,私学的学习或教学经历也是选仕、做官的重要依据。显示了汉代政治的高度实用性与灵活性。征诸史籍,可以说,三国时的各方诸侯,名君名臣名士,大半都受益于私学的造就滋养。
东汉许多私学的教学水平并不亚于太学。有些大师、隐士的精舍、经馆且欲驾而上之也。因为它的课业设置可以更全面,更高深。【汉代私学教学内容广泛。官学以儒家经学为主,百家杂学和自然科学主要靠私学传授。譬如黄老、法家、兵家、医学、天文、数学、历法、音律、图谶、预测等。司马迁著《史记》,世为太史令。班固著《汉书》,也算是家学渊源。】老师也可能更杰出、更厉害,仿佛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私学大师的学术造诣不低于,甚至高于太学博士,这种状况在东汉尤为突出。现查东汉100多部经学著作,90%都出自非博士的私学大师之手。】名师的高足,除了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还可以和同学、老师一起辩论、商榷,各抒己见,相互启发,教学相长。
汉末官学,一郡一国一般设一校或数校,洛阳有太学。官学在馆舍的数量和生徒的人数上都远远不及私学。除此之外,私学还承担着全国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儿童的启蒙教育重担。汉代的太学生在肄业或学成之后,往往也要向校外的著名经师巨儒请教,以求锦上添花,更上层楼。
在那个时代,民间大儒教授数百人、千余人,数千人者不胜枚举。许多私学宗师,都是正在做官或退居林下者。正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落第举子、乡野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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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颍川阳翟郭氏,家传《小杜律》(小杜律:西汉杜延年世称小杜。东汉法律大多源于延年。),专攻刑律法令。自郭弘、郭躬以后,子孙至三公之一的太傅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二十多人。侍御史之下者更加众多,可谓望族矣。汉末的郭嘉、郭图都是颖川阳翟人。或许是这一门的旁支?
上面这种有家传的,自然可以形成私学。
徒弟从师父那里接受传承后,也可以设立私学。
比如京兆人杨政,在建武年间,从代郡人范升那里,接受《梁丘易》的传承,开设私学,有徒弟数百人。
济阴人曹曾,从乐安千乘人欧阳歙那里,获得《伏生尚书》的传承,开设私学,有徒弟三千。
东汉大儒郑玄,先上太学,然后师从京兆人第五元先,东郡人张恭,扶风人马融,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虽然家贫躬耕,也有弟子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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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太学教师称“博士”。汉代的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笼络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君光武帝登基后,戎马未歇,先兴文教。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即起营太学,访雅儒,采阙文,以弘儒家仁义之道。后又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家博士,使太学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有领导的非常正规的教育机构。故四方名儒学士雾集云屯于京师洛阳。太学规模宏大,"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在太学亲自行礼讲学“……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汉明帝还是尊师重道的典范。《后汉书》桓荣传说:明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对其存问饮食起居,更是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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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东汉诸帝对太学也非常重视,至顺帝时,重修和扩建太学,耗时一年,太学生人数已达三万余人。------史家公认:东汉太学的规模、师资、人数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在整体上提高了全社会的思想文化水准。
除了面向全国的太学,汉明帝还在永平九年设立了一所外戚及大臣子弟读书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后汉书·明帝纪》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四姓小侯学初期只收四姓子弟。后来也开始招收功臣子孙。这个学校在聘请教师方面,“搜选高能”,超过了太学,因之声名远播,流誉中外。后来匈奴也慕名遣派子弟来此留学。
东汉是“经学的极盛时代”[清末学者皮锡瑞语]。汉武帝时只立五经博士,至东汉则共立十四家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
东汉皇帝对传经的博士官的选拔非常留意。博士需经考试和保举才能上岗。许多地方名儒都由国家征拜为太学博士。保证了教师的质量和太学的学术水平。
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汉灵帝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46块石碑,树立于太学门外。碑高3米多,宽1米多,即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熹平石经。从此全国各地前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
洛阳太学中固然产生了不少章句之儒,泥古不化,但也培养了很多忧国爱民,崇尚崇高、讲究气节的忠义之士。东汉“风俗之美”的形成就与洛阳太学关系甚大。
教育越发达人才越多,此自不待言也。汉末三国时期之所以人才辈出,较历代为盛,首先就得益于东汉教育的高度兴旺发达。
(本段参考了里仁先生的《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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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三、东汉的人才选拔机制最可称述
中国古代有五种主要的选官制度,即世官制、功能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其中世官制、九品中正制以及唐后的科举制都不算太好,唯有功能制与察举征辟制可使野无遗贤,人尽其才,最足称道也。
上古中国实行民主制度,酋长公选,巫师辅政。其后为禅让制,天子由前代帝王推荐,试用后上岗。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现代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如出一辙,遥相呼应。
夏、商、西周主要实行世官制,即“世卿世禄制”,家国一体,亲贵合一,其弊一望可知。但彼时社会自氏族部落演化而来,血缘亲情浓烈,亲亲为尚,尊贤次之,亦属不得已而为之也。而且,周朝在世袭制之外还建立了其他的选士制度,如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等等,故世官制纵有瑕疵,也算是无可厚非。
至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应付空前激烈的竞争,救亡图存,开疆拓土,各国君主都锐意变革,网罗人才、招贤纳士。这时既有重金招聘、设计求贤,权臣养士,也有公卿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还发明了军功爵制,纳粟拜爵,力田免役等等。秦统一之后任官,此制亦未遽改-------这种制度,我把它叫做功能制。
功能制适合战争环境下的极度竞争,可以发掘巨量人才,它的实施,也确实使春秋战国的五个半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企及的文化巅峰,令万世尊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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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至于察举-征辟,则是长期和平环境中两汉时代选士任官制度的总称。
其后的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察举-征辟制并未废止。只是由察举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可凭借门第获得上品资格,优先入仕。)官职往往为世家大族垄断,不仅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悲剧,而且加剧了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直弄得日月无光、神州陆沉、烽烟四起,虎狼遍地,中华民族坠入深渊,经历了最黑暗的四百年地狱之旅。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始置进士科,开始用公开考试来甄别人才高下,量才录用,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的又一重大变革。从此德不见重,才亦趋狭矣。
唐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每年举行。进士科着重诗赋和时务策,此外置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余科。制举则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文辞清丽、博学通艺、武足安边、军谋越众、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百十余种。但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名人推荐。有才能的人可以另辟蹊径、崭露头角。而且唐初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投牒自进",毛遂自荐,在员额上实际没有太多限制。
(当然,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已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明清皇帝可直接选用官吏,称为特简,这些都是征辟制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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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宋代科举,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王安石变法后,考试更是只考经义,不再考诗、赋。对于人才的理解已经越发偏狭。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取士,科举的内容及形式逐渐陷入僵化,康庄大道收束成了羊肠小径。不仅禁锢了士人和民众的思想,埋没了各方面的杰出人物,也阻碍了科技与社会的进步,使春秋之富丽、汉唐之盛强不能复现于中国。
人才选拔机制不行,高端人才老死牖下,不能建功立业、济世安民,国家民族必然衰亡,成为列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亦无须赘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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