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杨支柱
1楼
中国的确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描写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是歪曲，他是故意歪曲的，目的是激励国人自强，但是结果是很坏的，因为它同时鼓励了不择手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它反对政府对于自由竟争过程的干预，也反对政府对于自由竟争结果的调整，但它同样反对不讲规则、不择手段地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想要将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因此它主张以契约自由来代替自然界的暴力竞争。斯宾塞赞扬得最多的国家，是19世纪后期的美国：在那里政府官员很少也比较廉洁，小政府大社会；尽管竞争很少受到限制，从而使得资本家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签订对于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小资本家不利的合同，但契约本身是神圣的，强势一方违反合同也是决不允许的。
尽管我并不赞同在中国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人均资源比19世纪美国差得太远，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要饿死人的），但是中国现实在制度层面上却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坏得多，因为我们这里政府机构很臃肿，契约又可以随意破坏,整个一丛林或者黑社会。
进化论的本义和别解
杨国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曾为近代中国带来过一个进化论时代。因此，在追说百年变迁的时候，严复和《天演论》都成了解读这一段历史的题目。
赫胥黎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关注的是天人之际。作为一个长久地探求过物种原始及其嬗变因果的人，他熟知天演是在种生种灭的淘汰不息中实现的。这个过程由物竞和天择驱动进化，然而用人世间的尺度来衡量，物竞和天择与正义、公道、良知都不相容，「宇宙本性不是美德的学校，而是伦理性的敌人」。因此，他以进化论与伦理学相对举，用意全在抉示天演与人道的相悖。虽说赫胥黎是个自觉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不相信以天演行进化的「宇宙进程」能够移到人类社会中来。事涉天人之际，他守护的是人世间的「伦理进程」。这些思考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对终极性价值的深沉关怀，百年以后仍然能够唤起人心中的共鸣。
严复译《进化论和伦理学》，则旨不在阐说终极关怀。与忧患生於天人之际的赫胥黎相比，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处强邻四逼之中，忧患生於民族危亡。因此，积五十多年中西交冲的创巨痛深之后，达尔文以「天演公例」诠说物种的那套道理最能入严复之心的，却是由此引申而会通於人类的族群之争。他说：
争自存者，谓民物之於世也，樊然並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傑，矫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
物竞天择之理，「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原强》）这些议论都在把达尔文主义放大，並使他亲近「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社会）学」的斯宾塞。
由於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天演比照人道，提供了一个把两者构连起来论说的原本，所以严复乐为译述。但赫胥黎並不喜欢天演罩尽人道的设想，所以，严复又常常要作按语，引斯宾塞以矫赫胥黎。述与矫的羼杂，使严复的译作显出别开一格的创意；然而赫胥黎借进化与伦理的对举以示人道颉颃天演的那一层意思，却在移译之后的书名中被天演的独面亢进淹掉了。
严复取西学以阐扬天演，意在为国人说时势。因此译述的过程往往会催发时论，用「争存天择之理」推演中国的困厄和出路。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的一派愤懑激越相比，其议论以天演公例审量彼己，特色不在於贲张而在於沉痛：「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尔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原强》）这些危惧之词以物竞天择逼出了除旧布新的旨义，在维新变法回声四起的年代里，它们显然是一种能够入人心田的力量。於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说厘然当於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中国人为求「自强保种」而接受了进化论，然而进化论的演释引申却极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中西交冲的历史过程曾使几代人经历过战争流血，议和流泪的痛楚。因此，忧国的士人常常以「理」与「势」申论中西。前一面表达的是善恶和是非，后一面表达的是强弱和利害。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演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是非善恶一面不能不一变而卑卑气弱，再变而奄奄消歇。理与势的嬗蜕，催生了「潮流」一词。自从孙中山昌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后，20世纪的中国人大半都成了对潮流即敬且畏的人。后来的岁月里，出现过成群造潮流的人，也出现过成群随潮流的人。潮流的来去，演出了一场一场悲喜剧。然而自后人看去，「顺之者昌」和「逆之者亡」却往往不容易得到印证。
当「势」转化为「潮流」的时候，「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又为中国人送来了一种进步观念。「日进」使人崇新，而后的百年，人间的论争便常常化约为显目的的新旧之争；「日进」又使人乐於前瞻，因此中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历经坎坷磨难，而笔下流出来的却总是欣悦乐观。这种与崇新连在一起的乐观主义鼓舞过一代一代的人，但由此唤起的激情一旦消散，剩下的便只是些志士的落寞。
四十年代后期，潘光旦作《文明往哪里走？》，说过这样一段话：「二百年来，有不少西方人士，就仿佛骑在这文明进步的潮头上，认为我们但须不拂逆这潮头的动向，或至多也只须推波助澜一下，我们便指日可以诞登彼岸。对於这一类的人士，任运已不只是是习惯，而是自然，真是『习惯成自然』了。」对於「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士」而言，这种「任运」的源头正是严复笔下的「天演」。在20世纪的中国，潘光旦是少数，但他的话终究体现了中国人对进化论的反思。
原载《百年》总第四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备注：杨国强为赫胥黎恢复了名誉，但还是冤枉了斯宾塞。
严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描写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是歪曲，他是故意歪曲的，目的是激励国人自强，但是结果是很坏的，因为它同时鼓励了不择手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它反对政府对于自由竟争过程的干预，也反对政府对于自由竟争结果的调整，但它同样反对不讲规则、不择手段地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想要将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因此它主张以契约自由来代替自然界的暴力竞争。斯宾塞赞扬得最多的国家，是19世纪后期的美国：在那里政府官员很少也比较廉洁，小政府大社会；尽管竞争很少受到限制，从而使得资本家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签订对于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小资本家不利的合同，但契约本身是神圣的，强势一方违反合同也是决不允许的。
尽管我并不赞同在中国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人均资源比19世纪美国差得太远，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要饿死人的），但是中国现实在制度层面上却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坏得多，因为我们这里政府机构很臃肿，契约又可以随意破坏,整个一丛林或者黑社会。
进化论的本义和别解
杨国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曾为近代中国带来过一个进化论时代。因此，在追说百年变迁的时候，严复和《天演论》都成了解读这一段历史的题目。
赫胥黎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关注的是天人之际。作为一个长久地探求过物种原始及其嬗变因果的人，他熟知天演是在种生种灭的淘汰不息中实现的。这个过程由物竞和天择驱动进化，然而用人世间的尺度来衡量，物竞和天择与正义、公道、良知都不相容，「宇宙本性不是美德的学校，而是伦理性的敌人」。因此，他以进化论与伦理学相对举，用意全在抉示天演与人道的相悖。虽说赫胥黎是个自觉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不相信以天演行进化的「宇宙进程」能够移到人类社会中来。事涉天人之际，他守护的是人世间的「伦理进程」。这些思考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对终极性价值的深沉关怀，百年以后仍然能够唤起人心中的共鸣。
严复译《进化论和伦理学》，则旨不在阐说终极关怀。与忧患生於天人之际的赫胥黎相比，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处强邻四逼之中，忧患生於民族危亡。因此，积五十多年中西交冲的创巨痛深之后，达尔文以「天演公例」诠说物种的那套道理最能入严复之心的，却是由此引申而会通於人类的族群之争。他说：
争自存者，谓民物之於世也，樊然並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傑，矫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
物竞天择之理，「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原强》）这些议论都在把达尔文主义放大，並使他亲近「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社会）学」的斯宾塞。
由於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天演比照人道，提供了一个把两者构连起来论说的原本，所以严复乐为译述。但赫胥黎並不喜欢天演罩尽人道的设想，所以，严复又常常要作按语，引斯宾塞以矫赫胥黎。述与矫的羼杂，使严复的译作显出别开一格的创意；然而赫胥黎借进化与伦理的对举以示人道颉颃天演的那一层意思，却在移译之后的书名中被天演的独面亢进淹掉了。
严复取西学以阐扬天演，意在为国人说时势。因此译述的过程往往会催发时论，用「争存天择之理」推演中国的困厄和出路。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的一派愤懑激越相比，其议论以天演公例审量彼己，特色不在於贲张而在於沉痛：「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尔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原强》）这些危惧之词以物竞天择逼出了除旧布新的旨义，在维新变法回声四起的年代里，它们显然是一种能够入人心田的力量。於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说厘然当於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中国人为求「自强保种」而接受了进化论，然而进化论的演释引申却极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中西交冲的历史过程曾使几代人经历过战争流血，议和流泪的痛楚。因此，忧国的士人常常以「理」与「势」申论中西。前一面表达的是善恶和是非，后一面表达的是强弱和利害。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演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是非善恶一面不能不一变而卑卑气弱，再变而奄奄消歇。理与势的嬗蜕，催生了「潮流」一词。自从孙中山昌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后，20世纪的中国人大半都成了对潮流即敬且畏的人。后来的岁月里，出现过成群造潮流的人，也出现过成群随潮流的人。潮流的来去，演出了一场一场悲喜剧。然而自后人看去，「顺之者昌」和「逆之者亡」却往往不容易得到印证。
当「势」转化为「潮流」的时候，「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又为中国人送来了一种进步观念。「日进」使人崇新，而后的百年，人间的论争便常常化约为显目的的新旧之争；「日进」又使人乐於前瞻，因此中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历经坎坷磨难，而笔下流出来的却总是欣悦乐观。这种与崇新连在一起的乐观主义鼓舞过一代一代的人，但由此唤起的激情一旦消散，剩下的便只是些志士的落寞。
四十年代后期，潘光旦作《文明往哪里走？》，说过这样一段话：「二百年来，有不少西方人士，就仿佛骑在这文明进步的潮头上，认为我们但须不拂逆这潮头的动向，或至多也只须推波助澜一下，我们便指日可以诞登彼岸。对於这一类的人士，任运已不只是是习惯，而是自然，真是『习惯成自然』了。」对於「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士」而言，这种「任运」的源头正是严复笔下的「天演」。在20世纪的中国，潘光旦是少数，但他的话终究体现了中国人对进化论的反思。
原载《百年》总第四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备注：杨国强为赫胥黎恢复了名誉，但还是冤枉了斯宾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