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毒继母案:澳洲男子网恋奔现,携患癌女儿移居美国,可爱女孩人生如坠地狱……
抗癌斗士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Wagga Wagga镇,一个叫扎拉·贝克(Zahra Baker)的小女孩于1999年11月16日出生。扎拉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磨难,第一个磨难在她出生仅仅几周后就发生了。
她的妈妈艾米丽(Emily)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在生产几周后,决定放弃当母亲的责任,把全部监护权交给扎拉的父亲亚当·贝克(Adam Baker)。在最初的几个月,她还时不时来看望扎拉,但是当扎拉八个月大时,她就彻底切断了和女儿的联系。
艾米丽虽然一直没有陪伴扎拉,但她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并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
后来,艾米丽对此非常后悔。记者问她放弃抚养权的事,她这样回答:“我生三个孩子之后都得了产后抑郁,但可悲的是生扎拉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有病。我当时以为,把扎拉交给父亲是对她最安全的、最好的做法……我没有力量继续下去。我不想恨我的孩子,我不想出现在因为无法制止孩子哭泣而溺死或闷死孩子的新闻里,我不想成为那样的母亲。我希望有同样困扰的母亲能够接受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在生后面的两个孩子时,我有了相关的知识,知道怎样寻求帮助,这是最重要的。”
她最后还说:“我离开不是因为我不爱她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爱她。”
产后抑郁症是一个常见现象,但因产后抑郁而彻底抛弃孩子是很少见的。艾米丽做了自认为对女儿最好的选择,而这却是一个让她后悔终生的决定。
2004年,扎拉5岁时,父亲亚当带着她搬回了自己父母家。那是位于澳大利亚西北部一个人口不足400人的小镇,以生产甘蔗闻名。亚当在制糖厂里找到一份工作,白天他去上班,扎拉由祖母照顾,三代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和其他小女孩一样,扎拉喜欢蹦跳玩耍,脸上永远挂着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没人能预料到,她的第二个磨难即将到来。
(扎拉的笑容)
2005年,就在扎拉和父亲搬家后不久,扎拉被诊断患有骨癌,而且已经相当严重,所以医生决定从她膝盖以上位置截去左腿,安上假肢。尽管失去了左腿,扎拉却非常乐观,她对小朋友说,自己的假肢是一条崭新的芭比娃娃的腿。
大多数人都为扎拉感到难过,然而扎拉不想要任何特殊对待,她想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玩耍。为了做康复训练,扎拉学会了游泳,且和其他孩子游得一样快。她还努力学会了攀岩。扎拉是一个小战士,假肢并没有拖累她,她也不想要任何人的可怜。
在扎拉的积极康复下,她的身体渐渐好转。然而,扎拉的第三次磨难已经在命运的捉弄下悄悄降临。
2007年,医生发现扎拉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肺部,接下来的一年,她从学校退学专心治疗。她不得不接受肺部病灶切除手术,在左边腋下下面留了一个X形的疤痕。扎拉对亲人说,这个X标记着我心的位置。
不幸中的万幸,化疗起了效果。扎拉八岁时,肺部的肿瘤逐渐消失。但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扎拉失去了听力。
八岁的扎拉已经两次战胜癌症,尽管失聪并失去了一条腿,她仍然保持着很好的精神,甚至帮助其他同样在和癌症斗争的小朋友。在医院里,她鼓励即将做化疗的患儿,陪他们玩游戏,给身边的人带去阳光和快乐。
网恋奔现
2006年,就在扎拉刚发现患癌不久,感到孤独的父亲亚当在一个叫IMVU(互联网信息虚拟宇宙)的元宇宙空间遇到了一个叫“哥特仙子6668”的女网友。在这里,人们用3D化身聊天、交友、玩游戏、举办虚拟派对。亚当的化身有着黑色的蝙蝠翅膀,这位女网友的化身是一个有着红色天使翅膀的仙子。
进一步交谈后,亚当了解到女网友生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名叫爱丽莎·费尔柴尔德(Elisa Fairchild),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孩子。他们在网上聊得火热,几个月后便发展成了网恋。
他们在网络聊天室里感受到了真实的爱情,视彼此为灵魂伴侣。爱丽莎在后来的一次采访里说,她爱亚当的真诚,认为亚当作为一个癌症小孩的父亲非常不容易。
2008年,在网上相识两年后,他们都迫不及待想见到对方。那时爱丽莎已经40岁,而33岁的亚当自从2000年和前妻分手后一直没有和女人约会。亚当为爱丽莎购买了一张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机票。线下见面后,亚当并没有嫌弃爱丽莎过胖的身材,他们都觉得两人在现实中甚至比在网上更相配。
亚当后来在采访中说,爱丽莎来到他的生命中时,他开始梦想和她组建一个快乐的家庭,有着满满的爱和更多的孩子,让扎拉拥有兄弟姐妹的陪伴。
不仅如此,扎拉也爱这位她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母亲角色。
爱丽莎来到澳大利亚几个月后,她和亚当决定结婚。尽管人们觉得他们进展得太快了,可是他们不在乎,彼此都觉得自己注定属于对方。
2008年7月6日,两人在亚当父母家的后院里结婚。五个月后,亚当决定带扎拉和爱丽莎去美国生活。这个消息震惊了他的家人,因为扎拉的医疗费用在澳大利亚是免费的,而在美国不是。亚当告诉家人爱丽莎有钱,会支付扎拉的医疗费。好在扎拉到了美国后,她的癌症好转了。
亚当刚到美国时还是旅游签证,不能合法工作。爱丽莎也不像她自己声称得那样有钱,实际上她连工作都没有,靠残疾补助生活。一开始,他们只能生活在爱丽莎的父亲马歇尔(Marshall)家里。随后的两年间,他们一家人搬了四次家。
这对于扎拉来说绝对是个需要花时间适应的过程,她不仅越过大半个地球搬到国外,远离亲人和朋友,还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扎拉来到美国后,第一次吃了鸡块,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雪(尽管亚当和爱丽莎不让她出门玩雪),还要适应新学校里完全不同的课程。
扎拉看上去适应得不错,她的笑容依然天天挂在脸上。但她很快意识到,她不仅来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爱丽莎对待她的态度也和刚见面时有很大不同。
那个友好的新妈妈逐渐消失,对待扎拉越来越严厉。假如她不吃干净碗里的所有食物,就会整晚都被关在房间里。爱丽莎还会因为扎拉的假腿无法好好走路而惩罚她,甚至在自己的网络个人空间里发了一张扎拉的照片,下面标注:黑暗之孩(the dark child)。
同时,亚当和爱丽莎的经济问题也逐渐凸显,他们必须向亲友借钱才能过活。爱丽莎的父亲马歇尔是他们的主要借钱对象。马歇尔尽自己所能帮助女儿女婿,但很快意识到他们是在利用自己。
有一次,亚当和爱丽莎向马歇尔借钱买车,但他们不仅没有还钱,还把新车的方向盘弄坏了。马歇尔再也受不了了,不到一年就让他们打包走人。
这件事让爱丽莎和娘家的关系极度恶化。爱丽莎在她的个人空间里写道:“这周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家人什么都不是,不管你做了什么好事,他们只会评判你做的错事。每个人都会做错事,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完美的。”
她在接下来的一条帖子里写道:“我受够了人们因为外表而评判我,我是哥特族我骄傲(哥特原指哥特人,在流行文化中指一种艺术风格,以恐怖、死亡、颓废、巫术、吸血鬼等为标志性元素,他们喜欢深色的衣服、苍白的皮肤,黑色的妆容,纹身和穿孔等等)。如果人们停止评判别人,会使世界更加美好。还有那些医生,只要你看上去有一点不同,他们就觉得你吸毒了,然而事实上,我只是有太多的健康问题。我憎恨这个世界变成这样。我是爱丽莎,这就是我,直到我死。”
从网上的信息看,爱丽莎过得并不开心,她的健康以及和亲人的关系都有问题,看上去唯一能带给她快乐的就是丈夫亚当。在一个帖子中,她说道:“我们在一起两年了,到了7月就是结婚一周年。他在我人生最困难、最想放弃的时刻陪在我身边,我欠他太多。尽管生活艰难,别人像对待垃圾一样对我,但他仍然让我保持乐观。”
从马歇尔家搬出来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公寓。亚当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爱丽莎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扎拉。但即便亚当在家,他也对爱丽莎虐待女儿袖手旁观。
这个公寓的房东就住在隔壁,他们只在第一天搬家时见到了扎拉。他们认为亚当夫妇把扎拉关在了阁楼里,因为那里经常传来噪音。他们还经常听见两口子争吵打架。
扎拉作为一个残疾小孩,来到新学校或许会受到欺负和嘲笑,可是她的家庭环境更糟糕,难以想象她过着怎样的生活。扎拉拍了一张拿着奖状的照片,能从她的眼里看到一丝悲伤。扎拉的生母艾米丽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给扎拉的学校打电话希望得到女儿的消息。
(扎拉拿着奖状)
奇怪的是,在这通电话后不久,亚当和艾米丽便决定让扎拉转入一个新的小学。他们一家也从这里搬走,这时他们已经欠了两个月房租。
这次他们搬到一个房车公园,在那里每月花350美元租了一辆房车。而爱丽莎的前夫亚纶(Aaron,准确地说是丈夫,因为直到这时他们还没离婚)就住在同一个公园的不远处。爱丽莎向亚当介绍亚纶是自己的弟弟,亚当对爱丽莎的谎言全盘接受。
2010年5月,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听说了扎拉抗癌的故事,为扎拉买了一个助听器,扎拉在失去听力三年后终于能清楚地听到声音了。媒体采访时爱丽莎也在,对着镜头表现出一副慈母的样子。然而在关上门后,她是人们能想象出的最恶毒的继母。
(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给扎拉戴上助听器)
有一次,亚当和爱丽莎出去玩,把扎拉托给邻居看管。他们回来接扎拉时,扎拉跑到邻居卧室里躲了起来,坚决不愿回家。这对邻居说他们看到并听见爱丽莎虐待扎拉。爱丽莎还曾有一次打扎拉时打在了她的假腿上,结果把自己的手打伤了。
扎拉想当一名正常的小孩,她想像其他小孩一样骑车,爱丽莎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她甚至不让扎拉出门玩耍。她唯一允许扎拉出门的时候是做训练。邻居说她经常看见扎拉在一座小山上一边哭一边爬上爬下,而爱丽莎总在这个时候打骂她,嘲笑她的假腿。每当爱丽莎被邻居质问时,她就说,我是在训练扎拉,让她更好地学会用假腿走路,这样才能骑车。这位邻居向警察报告了爱丽莎对扎拉的虐待,却不了了之。
邻居还联系了扎拉的学校,学校对扎拉的情况表示担心,因为扎拉经常逃课,来上课时脸上也常带着淤青,爱丽莎却说这是因为假腿行动不便跌倒造成的,而扎拉总是在一旁附和这种说法。
有一次,扎拉的校长和老师去她家家访,老师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扎拉,但他们对扎拉的遭遇都无能为力。
2010年1月至7月,当地社会服务部门四次收到关于扎拉遭受虐待的报告,但是由于没能找到虐待的证据,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就在社会服务部调查爱丽莎时,她和亚当从房车公园又搬到了另一个小镇上的一所小房子里。扎拉重新报名进入另一个小学并完成了四年级的学业。但是她并没有升入五年级,因为爱丽莎告诉学校她要在家教育扎拉。按照规定,在家教育也需要告知当地相关部门注册,并且取得相关认证才能进行,然而爱丽莎并没有去做这些手续。实际上,她对扎拉连基本的生活照料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在家教育了。
2010年8月,社会服务部门停止了对扎拉受虐待一事的调查。在这7周后,扎拉死亡。
案发
2010年10月9日凌晨5:09,爱丽莎给911打电话说自己家的后院着火了。凌晨5:20,消防员赶到爱丽莎家后院,发现火势比他们预想得要小很多,只是在草地上小范围起火。
仔细检查,他们在亚当工作卡车的前挡风玻璃那里发现一个手写便条,是写给亚当的老板兼房东科菲(Coffey)的,上面写道:“科菲先生,你喜欢控制别人是吗?现在你的女儿在我们手上,你的儿子将是下一个,除非你给我们一百万美元。我们很快会再联系。”便条上还写了两遍:不要叫警察!
亚当告诉警察,肯定是绑匪把他和老板搞混了,所以才把字条给了他。警察给科菲打电话,得知他和女儿在家里安然无恙,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前员工的恶作剧,于是离开了现场。
在这之后,无人去查看扎拉的安危。几个小时后,下午2点,警局收到另一通电话,这次报警的是亚当,他说自己的女儿失踪了。“警察凌晨在我家发现了给我老板的勒索信,我今天起床才发现他们带走了我女儿。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放火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趁机带走我的女儿。”
亚当告诉911,扎拉的一条腿截肢了,安了一条假腿,绑匪也带走了她的假腿。他还说,女儿刚到青春期,整天闷闷不乐,只有她从房间里出来拿东西,他们才能看到她。奇怪的是,亚当在说到“闷闷不乐”的时候,咯咯笑了一声。不仅如此,警方认为亚当在这通报警电话里出奇地冷静。
(亚当和爱丽莎)
警局很快派人来到亚当家,发现屋子里非常黑暗,卧室和浴室的墙上都刷着黑漆。爱丽莎喜欢哥特风格的装潢,家里到处都是摇滚乐队的周边。只有扎拉的房间是明亮的,墙被漆成粉色,她的桌子上有一封寄给一个男孩的信。
警察在桌上发现了她的助听器,但没有发现假腿,这很奇怪,因为扎拉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脱掉假腿。劫匪在带走她时还花时间把假腿安上,难道不会让扎拉更容易逃跑吗?
爱丽莎告诉警察,他们头天晚上带着扎拉去了十月集会(起源于德国的乡间集会,在那里人们举办啤酒节和嘉年华)。她凌晨2点半起床后查看了一下还在熟睡的扎拉,然后在5:20再次起床时发现后院起火。她相信是有人放火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好带走扎拉。
他们都说自己在看到勒索信后没有去检查扎拉的安危,是因为勒索信是给亚当的老板科菲的,并没有提到他们。
亚当说他在发现女儿失踪后,立刻开车寻找,但没有找到。随后他去找了老板科菲,告诉他写勒索信的人可能搞错了,带走了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才回到家报警。
警方注意到爱丽莎和亚当的叙述前后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在凌晨看到勒索信后不立刻查看扎拉?为什么发现扎拉失踪后不立刻报警?为什么亚当看上去那么平静,而爱丽莎显得过于戏剧化?每次亚当说话,爱丽莎都会打断他。
(亚当和扎拉)
警方决定将他们单独讯问。爱丽莎在前一天染了头发,脸上都是染发剂,她不停地哭泣,但没有一滴泪水。在审问中,爱丽莎一直谈论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如何好的妈妈,告诉警察她的所有疾病和做过的手术,说自己患有纤维肌瘤和脑癌。她还说扎拉以前经常照顾她,现在扎拉不见了,就没有人照顾她了。很明显,爱丽莎只关心自己,而对扎拉的失踪没有一点点担心。她坚持说自己和扎拉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
警方要求对她使用测谎仪,爱丽莎答应了。她被问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是否伤害了扎拉?是否知道有任何人伤害了扎拉?以及是否知道是谁写了勒索信?被问到这三个问题时,她的回答都是“不”,但测谎仪显示她没有说实话。虽然测谎结果不能作为呈堂证据,但足以让警方确认扎拉的失踪和她有关。
警方把重点转向勒索信上,这封信写在一家公司的信纸上,而他们在亚当家的卧室里发现了同一家公司的账单。警方对比了勒索信和爱丽莎的笔迹,认为两者吻合。以此质问爱丽莎时,她沉默了几秒,说要给律师打电话。笔迹鉴定专家最后认为,这个鉴定结果不是结论性的,无法证明爱丽莎一定是写勒索信的人。警方因为没有足够证据逮捕爱丽莎,只能把她放走了。
对亚当审讯时,他一度哭泣着说自己只想找到宝贝女儿,说他们一家三口头天晚上去了十月集会,回来就睡觉了。尽管他的情绪看上去很真实,但警方还是认为他没有说出全部真相。警方也要求对亚当使用测谎仪,他答应了。当被问到:你是否知道谁有可能伤害了你的女儿?他回答:“不知道”。测谎仪显示他在撒谎。
查看了十月集会的监控录像后,警方发现扎拉并没有和他们一起。亚当被质问时,说是爱丽莎让他这么说的。警方继续追问,亚当说自己在美国没有获得合法居住的签证,爱丽莎说如果他不照这么说,就要让他被遣返回澳大利亚。
亚当改口说,扎拉当晚感到不舒服留在家里,他们自己去了十月集会。无论警察怎么问,亚当都坚称不知道在女儿身上发生了什么。至此,警方只能暂时放走亚当。
很快,安珀警戒(Amber alert,当确认发生儿童绑架案时,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一种警戒告知)发布,寻人启事四处张贴。警方挨家挨户搜查邻居,并调取附近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亚当家的邻居和熟人在几周前就不知道扎拉的行踪了,只有一个商店老板说在9月25日见过扎拉和爱丽莎在一起,因为扎拉的假腿非常显眼,老板印象深刻。
最后亚当承认说了谎,说实际上他也已经两周没有见过女儿了。他说因为他要在伐木场长时间工作,常常好多天见不到扎拉。
警方找到爱丽莎的小女儿布列塔妮(Brittany)询问扎拉失踪的情况,布列塔妮说她与母亲已经不联系了,但是她与他们生活过一小段时间,爱丽莎是典型的恶毒继母,经常虐待扎拉,从不让她出门。
有一次,布列塔妮带扎拉出去兜风,爱丽莎发现后威胁要报警说她绑架扎拉。之后布列塔妮就搬出去了。她在亲戚家最后一次见到扎拉时,后者脸上有一大片淤青。她质问扎拉这是怎么来的,扎拉说不想回答。布列塔妮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社会服务部门。
同时,警局接到了爱丽莎大女儿安珀(Amber)的电话,她说就在扎拉失踪前一天,母亲告诉自己将要离开北卡罗来纳去伦敦。原来爱丽莎和一个伦敦男人在IMVU网站上发展出网恋关系,她告诉男人自己得了癌症但没钱治疗。这个男人在过去的一年里给她汇了一万英镑。安珀还说,自己很怕母亲,她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有暴力倾向的人。
爱丽莎的妹妹接受记者采访说,姐姐住在家里的时候答应过支付账单,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她总是在搬家,总是说自己和孩子患上了恶疾,就要死了,她总是有十几种病在身上。大家已经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
爱丽莎的侄媳也告诉记者:“说实话,我认为爱丽莎与扎拉的失踪有关。一直以来,我们都担心会有不好的事发生。扎拉被关在屋子里,每天吃饭时才允许出来五分钟。我每次去她家时,都看到她被爱丽莎打。爱丽莎会因为很小的事发火,拿扎拉出气。我们从没见过亚当打扎拉,但每次爱丽莎打她时,亚当只是坐在旁边看着。”
面对这么多不利于爱丽莎的言论,警方也把调查重点放在了她身上。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发现她是个满口谎言的女人。她有几个化名和假身份,不断地搬家,以此来逃避账单。在七年里,她总共换过42个地址。
警察还发现,爱丽莎不像自己声称的那样只结过两次婚,其实是六次。她擅长寻找那些孤独或具有某种缺陷的男人,和他们迅速进入关系,在结束一段关系时,她通常会切断所有联系。在三年的时间里,她同时与三个男人维持着婚姻关系。那么爱丽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爱丽莎)
混乱人生
爱丽莎·费尔柴尔德1968年6月6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是三个女孩中的老二,有一个溺爱的父亲和严厉的母亲。1960年代后期,她的父母分别在当地的纺织厂和家具厂工作。
到了青春期,爱丽莎成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女孩,但她逐渐有了肥胖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体重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如此,她的魅力仍旧不减,男人持续不断地被她吸引。
在17岁时,爱丽莎有了第一个孩子安珀,但她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爱丽莎的第一段婚姻是和高中男友杰瑞,两人同时从高中辍学,结婚时都未满18岁。为了让杰瑞的父母同意这段婚姻,爱丽莎和杰瑞伪造了一个血检报告,声称爱丽莎的第一个孩子安珀是他的。但婚后没过多久,杰瑞就受不了爱丽莎了,他们在四个月后离婚。
大约一年后,爱丽莎又遇见了一个因为车祸而跛脚的男人。约会几个月后,爱丽莎怀孕了。于是他们在1987年9月,爱丽莎19岁时结婚。几个月后,一个男孩出生。一年后,爱丽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亲生的孩子布列塔妮出生。
1989年4月,爱丽莎和第二任丈夫分手,但她拒绝离开婆婆的房子。婆婆申请了对爱丽莎的禁止令,控告她偷窃并毁坏家里的财物。她说爱丽莎告诉她:“如果让我离开,我会烧掉房子,杀了孩子,毁掉汽车。”他们最终在1990年圣诞节分居,这桩离婚案在1992年才终结,爱丽莎取得了安珀(和其他人所生)和布列塔妮的监护权,男孩则被判给了父亲。
在离婚手续期间,爱丽莎遇到了第三任丈夫,他们在1992年4月结婚。这位丈夫后来告诉记者,爱丽莎对待两个女儿的态度非常差劲,经常拿她们出气。1994年初,第三任丈夫和爱丽莎大吵了一架,等他出门消气回家后,发现家里空无一物,爱丽莎带着孩子和家具,甚至他的枪,一起离家了。
1994年秋天,爱丽莎遇见了第四任丈夫,一个失聪的男人。她告诉他,自己八岁的女儿安珀患有癌症。他们几周后便住在了一起。
1995年2月,俩人结婚。但这段婚姻几乎立刻破碎。爱丽莎不工作,经常拿着丈夫的钱消失好几天出去寻欢作乐,喝得醉醺醺回家。有一天,丈夫下班回家后发现爱丽莎和另一个男人在床上。他一气之下离开家,等他几天后回家时,发现家里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包括他昂贵的助听器。
第四任丈夫在后来的采访中说,爱丽莎对待孩子的方式非常恶劣,不给她们食物,她是一个纯粹的恶魔。俩人的婚姻直到1999年才正式结束。
但是早在1997年秋天,爱丽莎就和第五任丈夫结了婚。婚后,爱丽莎性情变化无常,经常用棒球棍打他。这个1米88的男人自称对爱丽莎十分恐惧,甚至不敢对她提离婚,以免和她对簿公堂。
在与第五任丈夫的婚姻续存期间,爱丽莎遇见了第六任丈夫亚纶,这是一个更加弱势的男人,他患有佝偻病,左腿做过多次手术。在爱丽莎之前,几乎不会有女人注意到他。1998年8月,20岁的亚纶和30岁的爱丽莎结婚。
之后,爱丽莎发展出严重的网瘾,在那个网络还是新鲜事物的年代,每天花大量时间上网。她把头发染成黑色,中间夹杂着一缕缕红色,声称自己是“哥特族”,还文了好几个文身。据认识爱丽莎的人说,她非常喜欢社交,永远在到处找乐子。她总是未经房东允许把自己租来的房间刷上夸张的颜色。
2007年,亚纶的妈妈发现爱丽莎在车里和别的男人亲热,这段婚姻告终。但与之前不同的是,爱丽莎一直与亚纶保持联系,甚至一直是好朋友。
爱丽莎在网络上非常活跃,她个人空间的头像是一个黑色背景下的红色骷髅头和交叉股骨图形,背景音乐是“活死人女孩”,所在地标注为梦幻岛,她还声称自己大学毕业。
爱丽莎的个人简介写道:世人喜欢评判他们不了解的事情。我自己更喜欢做一个不同的人,在这世界上,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力求活出自己的精彩。当人们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心想,老天爷,我为他们感到可悲。他们如此害怕打破社会规范,以至于永远生活在一个泡泡里。
(爱丽莎)
爱丽莎是一个病态撒谎者,不止一个熟人告诉记者,她经常讲一些大胆的谎言,说自己认识一个知名乐队成员并给他们写歌,说自己曾经是一个赏金猎人,说自己曾经当过警察并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枪击,还说自己有一个海边的大房子。
撒谎已经形成了她的一个病态习惯,以至于在审问中撒了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谎,她告诉警方自己怀了双胞胎,然而她根本没有怀孕,事实上她几年前就做了结扎手术。
在一个帖子里,爱丽莎写道:“健康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幸运,我发誓我尽量不抱怨太多,但是我得了这个该死的病,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缓解症状。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发明真正有效的药。”她说自己后来发现这个病是纤维肌瘤,这使她无法出门享受阳光。
她说自己在1990年、1994年和2006年三次确诊为脑瘤,家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有一次,她告诉所有人自己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邀请大家去她的“最后一个”生日聚会。
爱丽莎热衷于通过伪装疾病和撒谎换取关注和同情。她不仅撒谎自己有病,还到处说小女儿布列塔妮有不治之症,无缘无故地迫使大女儿安珀坐在轮椅上。虚构自己和家人的疾病,说明她可能患有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
2010年9月,扎拉失踪前一个月,爱丽莎和前夫亚纶访问了IMVU网站,并参加了一个链锯大屠杀的角色扮演游戏。
爱丽莎最后一次访问个人空间是在2010年10月8日,扎拉失踪的前一天,她当天的个人心情是:我要疯了。
坦白
虽然没有证据,但警方基本确认扎拉的失踪与爱丽莎有关,为了不让犯罪嫌疑人逃跑,警方想了别的办法。在扎拉失踪第二天,爱丽莎因盗窃罪、不安全驾驶罪、四项威胁罪和六项空头支票罪被逮捕。
同一天,警方请来一位FBI调查员协助调查。在他的审问下,爱丽莎承认是自己写了那张勒索信,因此她又被起诉妨碍司法罪。当被问到为什么写信时,爱丽莎说是因为亚当的老板科菲专横独断,认为自己是上帝,她受够了,所以一时头脑发热做了这件事。她试图说服警方,勒索信和扎拉的失踪没有关系。
当天下午,警方在亚当家里和两辆车上发现了人体残留物,还发现扎拉的卧室里和下水道有血迹。到这时,警方确定扎拉已经死亡,但一直找不到尸体。
10月12日,主办扎拉案的警官取消了安珀警戒,调查的性质正式从失踪案或绑架案转向为杀人案。
(亚当和爱丽莎成为主要嫌疑人)
在家里发现血迹后,爱丽莎可能知道事情瞒不了多久了。不久后,她终于开口说出了部分事实。爱丽莎说,2010年9月24日,扎拉胃痛,躺在床上小憩。爱丽莎出门15分钟取钱,当她回来时,十岁的继女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立刻进行了心脏复苏术,但扎拉还是没有反应。她感到十分害怕,但没有打911,而是给丈夫亚当打了电话。据爱丽莎说,亚当当时对她说:“坐下来,吃点镇定剂,冷静下来,我会处理这件事,我已经计划好了。”
她说亚当把扎拉的尸体放在浴缸里,然后肢解,把尸块分成好几份装进垃圾袋里,放到车上。亚当说需要爱丽莎帮忙扔掉扎拉的尸体。他们去了几处不同的地点弃尸,专门选择野生动物多的地方,这样尸体很快就会被吃掉。
10月20日,爱丽莎的律师向法院请求减少保释金。但法官反而把保释金从4万美元提高到6万5千美元。到这时,对爱丽莎所有指控的保释金加起来达到9万7千美元。
(警方在弃尸地发现人体残骸)
这期间,亚当坚持说自己没有注意到扎拉失踪,他说是爱丽莎杀了扎拉并肢解。尽管人们都认为亚当并非完全无辜,但警方在审问亚当长达80小时后,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
事实上,爱丽莎的通话记录显示,在弃尸那天,她在弃尸地点给30公里外正在工作的亚当打了9个电话。这些电话记录既证明了亚当不在现场,也说明他可能是知情者。
10月25日,亚当因为5项空头支票罪和3项不出庭罪被逮捕。他的保释金是7千美元。亚当的母亲随后来到美国,将他保释出狱。
因为爱丽莎不仅写了勒索信,还知道扎拉的弃尸地在哪里,所以警方指控爱丽莎犯有谋杀罪。
面对大量有力证据,爱丽莎没有认罪,她在一封给犯罪爱好者的信中写道:“我在监狱里快疯掉了。我告诉警察我所知道的一切,他们逮捕了亚当但是很快把他放出来,这太不公平了!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亚当知道扎拉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却是我被关在这里。我们真的没有杀她,亚当在她死后做的那些事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活的了,如果我没有承认写了那个该死的勒索信,我现在还在外面。”
她还说担心在监狱里受到攻击。她抱怨律师不让她接受采访:“我需要一个机会讲出事实,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告诉我什么都不说是最好的。所有人都恨我,他们到处散播关于我的谎言。”她说如果能出狱,她会更名改姓,搬到其他国家。
但是爱丽莎幻想的出狱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了,2011年9月15日,面对大量证据,爱丽莎接受了认罪协议,就二级谋杀罪名认罪,换取18年有期徒刑。同时,她还对妨碍司法罪和重婚罪认罪。
2013年,爱丽莎因为在2006年至2010年间非法售卖处方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加上二级谋杀罪的18年徒刑,爱丽莎得到2039年,71岁时才能出狱。
(狱中的爱丽莎)
终结
在扎拉失踪两年后,2012年,警方终于在附近的山上发现了扎拉的头颅。他们希望能从遗体中找到扎拉的死因,但依然没有找到答案。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能确切地知道扎拉是被谋杀的还是自然死亡。
2013年,扎拉的全部遗体被火化,并寄给了被驱逐回澳大利亚的亚当。亚当虽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要面对公众的愤怒。他说自己经常收到死亡威胁,走在大街上时,路人叫他杀人犯。
在一次采访中,亚当对爱丽莎说:“语言无法形容我对你的恨,也无法形容我失去女儿的痛苦。”
扎拉的生母艾米丽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亚当:“我仍然非常怨恨他,无辜和无罪之间有很大区别,我不认为他是无辜的,在扎拉的死中,他扮演了某种角色。”
在狱中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记者问爱丽莎:“你和扎拉的关系怎么样?”她说:“我们有紧密的纽带,我对她就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实际上,我亲生的孩子还会嫉妒扎拉,他们说我对扎拉更好。”记者问爱丽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爱丽莎说,“一个好人。”
在扎拉死亡一年后,北卡罗莱纳州通过了《扎拉法案》:“任何人隐瞒一个人的死亡,不向警方报告,或秘密地埋葬、销毁尸体,是一级重罪。”
2010年11月16日,几百名支持者聚集在一起,纪念扎拉的十一岁冥诞。人们会永远记住扎拉的坚强与笑容,也会记住她给这个社会的警示:请保护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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