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度晚年，日本老人“抢”着犯罪？

▲ 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数名狱警护送老年囚犯沿着标记的路径行走。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是老年囚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人民视觉 / 图）

被判监禁一年后，身材瘦小的高田敏夫再次犯罪。他第二次入狱的原因是手持匕首，前往公园恐吓妇女。

“我不喜欢蹲监狱，只是为了享受监狱的免费生活。在里面，我还能省下一笔养老金。”高田敏夫出狱后接受采访时称。

日本已迈入超老龄时代。据日本总务省估算，截至2022年9月末，75岁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5%，高达1937万人。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也接近30%，该群体的犯罪率则占整体犯罪数量的五分之一。

“老人们偷的都是不值钱的物品，有的老人犯罪可能是穷，有的可能是因为寂寞。”旅日华人和茂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经常看见商店里有“禁止偷窃”的标语。

日本的刑事犯罪正呈现出老龄化趋势。日本法务省2020年《犯罪白皮书》显示，65岁以上老人占犯罪人口的22%，而其中七成以上的罪名是情节较轻的盗窃。

孤独和贫困是高田敏夫犯罪的重要原因。他离过两次婚，父母已经过世，仅有的两名兄长和三名子女也很少跟他联系。

过去十年间，高田敏夫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监狱里度过。在日本，不少老人像高田敏夫一样无法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维生，被迫通过犯罪进监狱“养老”，这颇似美国作家欧·亨利在《警察与赞美诗》里描述的情节。

日本法律对小偷小摸的处罚相对严格，金额较小的偷窃罪也往往被处以3年以下刑期。为了进入监狱“养老”，不少老人会在偷窃后主动自首。

在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的日本府中监狱里，平均每5名犯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在2019年探访该监狱后撰文称“日本监狱堪比养老院”。

每一名老年犯人住在不到5平方米的小单间里，他们每天6点钟起床，10点多钟散步。午餐时，牙口不好的老人还可以吃到糊状食物，身患慢性病的老人则有营养师控制热量和盐分摄入。

在白天，有行动能力的老年犯人会按照监狱的要求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制作。下午三点钟后，老年犯人会在专人的看护下，进入浴场泡澡。晚间，监狱药房会提前分配好给每一名老年犯人的药物。

日本的监狱日渐受到老龄化冲击，不得不创建适合老龄犯人的制度和设施。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为了防止老年犯人的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恶化，府中监狱还引入了拼图和几项益智游戏。

贫穷是老人犯罪的主要原因。68岁的青山政司在妻子去世后，要独自照顾91岁的母亲。不久，他发现年轻时攒下的2000万日元存款已经远不足以支撑母子的生活。

退休后，青山政司每月仅有8万日元养老金，他的生活徘徊在日本政府划定的贫困线边缘。而母亲不仅没有养老金，还罹患阿尔兹海默症，每月需要花费大笔医疗费，两人一起生活每月要花费至少15万日元。

为了照料母亲，青山政司无法出门打工。母子生活拮据，青山偶尔买些排骨也要分三四次吃完。

相比青山政司的拮据生活，老人们似乎只要稍微犯点罪，便可以到监狱里免费吃住，还能正常领取养老金。等出狱后，他们还可以依靠入狱期间积累的养老金，再生活上一段时间。

近年来，日本社会常用“下流老人”形容贫困老人。在日本作家藤田孝典的同名作品《下流老人》中，它专门指收入极低、没有足够的存款和无依无靠的高龄人士。

同许多日本老年人一样，青山政司也属于“团块世代”，他们出生于1949年至1964年之间，大约有1000万人，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主力军，也是日本经济泡沫时代的受害者。

时过境迁，团块世代出生的日本人要么中年失业、提早退休，成为缺乏生活保障的贫困老年人；要么上有老、下有小，走上“老后破产”之路。而他们的子女也赶上了日本“就业冰河期”以及非雇佣制的兴起，后代普遍收入不高、被迫“啃老”。

“1968年，日本政府打造出‘一亿中产阶级’的概念只是幻想，现在日本社会只有‘极少数富裕阶级’和‘大多数贫困阶级’。不久之后，日本将迎来‘老后破产’的时代。”藤田孝典充满悲观情绪。

继贫穷之后，孤独感是驱使日本老年犯罪的另一层原因。2017年日本政府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半数以上的独居老人曾在商店偷东西，这些独居老人大多数没有家人，或者很少跟亲属交往。

据日本《朝日新闻》统计，三分之一的日本老人没有家庭之外的亲密朋友，缺乏陪伴的老人更容易选择“孤独死”，他们的尸体甚至会在几个月后才被发现。

日本2020年公布的《犯罪白皮书》进一步证实，孤独、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可能是老人犯罪的导火索。便利店似乎成了老年罪犯的“社交舞台”，在摄像头下被抓住甚至成为老人获得社会关注的一种方式。

现年80岁的本田惠子（化名）家境殷实、儿孙满堂，但她还是选择了偷窃入狱。大约在13年前，她因偷了一本纸质小说被带到警察局审讯。

“那位警官很善良，一直认真听我讲话。我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倾听了。”本田惠子回忆说。

那名警官还宽慰本田惠子，“我明白你很孤独，但请不要再偷东西了”。不过，每当本田惠子刑满被释放后，她又会因为怀念监狱的氛围而选择再次偷窃。

“一些老年犯人可能有房子、有家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家里被理解、被尊重。”日本岩国女子监狱监狱长村中由美（Yumi Muranaka）说，而监狱似乎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归属感。

老年群体常常揶揄说“为了自身健康，每年都要坐两次牢”。

几年前，一部日本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就开始呈现一名贫困的“下流老人”的艰辛生活。如今，多数日本老人不得不普遍担忧个人养老问题。

88岁的大井四郎正是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里的那位独居老人。一次突然晕倒后，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无法独立进食、如厕。

年轻时，大井四郎是一名运输员，勤勤恳恳工作到了80岁。可最后，他每月只能拿到6.5万日元的养老金。这笔钱根本无法负担他在任何一所养老院的护理费用。

大井四郎膝下无子，年轻时热爱旅游。妻子去世后，他更是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志愿者团队的帮助下，大井四郎只能辗转于多个短期福利院中，几乎每隔一个月换一次。

不久，志愿者为他找到了一家民营养老院，但月收费14万日元。由于退休金太低，大井四郎只能卖掉房产、申请低保。

日本的养老金采取“下一代养上一代”的现收现付制，随着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加剧，日本养老金早已出现了收支不平衡情况，并且在逐年减少。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就迈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2年3月，65岁以上的老人已占日本总人口的30%。养老金的支出也水涨船高。在1970年，这项支出只有0.9万亿日元，2017年已经达到56.7万亿日元，占全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47.1%。近年来，养老金的支出总额已占日本财政支出近三分之一。

为了开源节流，日本政府不断调整养老金额度。2014年，安倍政府在上调消费税至8%的同时，又下调养老基金，曾引发五百多名老人在首相官邸外抗议。

其间，时年71岁的林崎春生直接买了一桶汽油，在日本新干线车厢里点火自焚。自焚前，她还把自己身上的钱赠送给了一名六十多岁的女乘客。

2022年6月起，日本65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减少0.4%。日本《读卖新闻》还透露，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从目前的60岁至70岁扩大到60岁至75岁。

不少日本民众担忧，“活得少领得养老金也少”。

照顾失能老人也是老龄化社会的一项重担。自2000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为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上门洗浴、日托护理等多种功能服务。

“7×24小时的老人护理服务非常昂贵，大多数家庭只能承担起一周一两次的上门护理服务。”住在东京的松本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松本享的父母均为高龄老人，父亲81岁、母亲77岁。种种原因，70后的松本享已经三年没有跟父母见面了，他们家的养老重担落在了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和大一岁的哥哥身上。

八十多岁的小泉美佳也曾因终日照顾丈夫感到身心疲惫，“那些年，他罹患中风、阿尔兹海默症和妄想症，卧病在床。我得在身体和心理上照顾他很多。碍于面子，我还不能同任何人谈论我的压力。”

日本老龄化问题日渐严重，“老老护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现象，即中老年的子女照顾父母，或是老年配偶间相互照护。

更可悲的是，一些老年人谋杀罪发生在“老老护理”关系中，照顾者常因终年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人而产生极端心理，杀害自己的父母或配偶。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20年12月的一项统计发现，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全国至少发生了1.7万起虐待老人事件，同比增长353起，而一半以上的虐老事件发生原因是“看护压力”所致。

小泉美佳最后通过偷东西进监狱缓解了内心的压力。在她看来，“在监狱我可以自由呼吸，生活得更轻松”。

在日本大都会警察厅登记的暴力团体中，50岁以上的成员已占总人数的51.2%。其中，“山口组”曾是日本最有影响的黑社会组织，它的“二当家”高山清司就已经超过75岁了。为了健康，他不再去声色场所玩乐还特别注意养生，早睡早起、多运动、多散步。

颇为讽刺的是，日本监狱正在扛起养老的重担。按照日本法务省测算，每名服刑人员每年将花费320万日元的监禁成本，若一名老人因偷窃入狱，最高可被判刑5年，其间他将花费1600万日元。

对日本政府来说，这并不划算。早在2016年，就有日本媒体揶揄说，“老人偷200日元的三明治，服刑要花百万的税金”。

高龄犯人也加重了监狱的看护负担。日本法务省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14%的60岁以上日本犯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腿脚不便的老年犯人越来越多，花在每名犯人身上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日本广播协会（NHK）援引狱警古山让治的话。

在监狱里，像古山让治这样的狱警不仅要看守罪犯，还要为老年犯人提供照护服务。因此，不少狱警几乎待不满3年便会申请离职。

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在狱中死亡。在府中监狱，平均每一个月有一名老年犯人去世。而且，家人由于其生前罪行，很少愿意主动前来认领尸体，火化、墓地等事宜不得不由监狱统一负责，费用最终由国民税金负担。

老龄化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难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采取多种手段鼓励生育失败后，日本政府开始直面老龄化，但政策空间依然有限。

为了解决养老问题，日本政府开始选择延长退休年龄。2021年4月，日本政府修订《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70岁。

日本《朝日新闻》一项调查发现，目前已经有近20%的公司开始延长老年人的从业年龄。其中，日本最大的家电零售商野岛电器早在2020年7月便开始实施80岁雇佣制。

“在寿司店、拉面店，很容易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工作者，他们会炸‘天妇罗’，还会端茶送水，跟年轻人的工作没什么不同。”和茂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受就业政策影响，日本的银发就业者已连续17年上升，达到906万，占所有老年人口的25.1%。如今，平均每四名65岁的日本老人中就有一人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刚到日本时，和茂森的几名语言老师均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多老人在退休后会多找几份兼职工作，一来补贴了家用，二来让日子过得更充实。”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各级行政单位均在社区设有福利性“支持中心”，专门为独居、没有亲友依靠的老人提供狱后支持，帮其排解孤独感、融入社会。每逢节庆日，大多数日本社区也会为老年人举行活动，拉近邻里间的距离。

和茂森发现，他身边的日本老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大城市里的老人会去酒馆弹吉他，小城市的老人也会一起跳舞”。

面对缺乏24小时陪伴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日本政府也开始依赖科技手段，弥补养老短板。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日本人是罹患阿尔兹海默症比例最高的国家。到2045年，将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

78岁的大阪独居老人内田浩二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经常走丢。有一次，警察在陌生人的公寓中发现了他。在家人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对内田进行了电子监控，他们在内田的钱包放入了一个隐蔽的信号器。

自此，每当内田外出散步时，钱包中的信号标记物会通过街道上数以千计的传感器，向家人不断提供定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