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了十八年的驻外记者后，大卫·希梅内斯于2016年被任命为西班牙《世界报》总编辑，但他很快发现这家报社背后充满着种种阴谋和算计，比战争前线还要危险。为了维护报社自身的正常运营和推进报纸的数字化改革，他需要全力对抗报社内部那些相互掣肘的利益团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发生……
新闻为我们讲述真相，而《总编先生》中大卫·希梅内斯为我们讲述了关于新闻的所有真相。
凹凸镜节选《总编先生》“死亡诗社”一章，与您分享。
转发本条推文到朋友圈并留言，点赞前三名可获得赠书一本！
夏季的乏味成了编辑部的主基调，头版会议看上去像葬礼，政客们都休假了，新闻议程也暂停了，没有什么骚乱、政府危机或王室婚礼之类的新闻可以放在头版上。“内政人士”，那位我们安插在警局里的人，把我从昏昏欲睡中唤醒，走入办公室和我说，有人悄悄告诉他内政部长豪尔赫·费尔南德斯在他的办公室里秘密会见了前副首相罗德里戈·拉托，后者可能会因腐败入狱。我们的新闻激怒了这位部长，仅仅一个月前，他还在与我分享关于伊莎贝尔·潘多哈的新闻，以及对新闻独立的信心。费尔南德斯下令将“内政人士”排除在可以从他的部门获取泄露消息的记者名单之外。几周过去，我们这位报道内政事务的记者开始感到绝望。当我经过他办公桌时，我问他事情进展得如何，他耸了耸肩说道：我与“红衣主教”讨论了这个情况，他立即同意与部长进行和解。这成了我与费尔南德斯第一次会面后的续集，我又听了一遍他关于圣女、奇迹和英雄朝圣的故事。我自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怎么会落到这种人的手上。部长说，与拉托会面的新闻真的让他很生气。我一开始以为他生气的原因是那些因这条新闻而激起的怀疑。“首相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说清了让他生气的原因，“我不得不取消我的假期去国会作证。八月中旬！在我的假期期间！”“红衣主教”有着外交天赋，理解这些与他类似的政治人物的内心需求。经过一个小时的献殷勤，以及对部长的无数奉承，他成功地软化了部长。我们请求部长重新开放我们与警方的联系，于是费尔南德斯要求他手下致电安全国务秘书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喂，帕科，有什么新闻可以给我们《世界报》的朋友吗？你安排一下，和他们报社的人重新联络起来。”“好的，好的。那就把这条新闻说给报社的这些先生听吧。”这是一条关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腐败和收取非法佣金的新闻。想要获得他们透露的文件，部长提了两个条件。他提到新闻界对他授予某些警官勋章的事报道很少，因此他欢迎我们发布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另外，他要求从今往后“内政人士”停止报道关于内政事务的新闻。我开始对政客们这种喜欢控制别人的癖好感到厌烦。我刚刚回到编辑部，“红衣主教” 就给我展示了早上印好的报纸，并用红线画出了他认为对拉霍伊首相不公正的政治报道。“都是关于首相的负面新闻。这篇文章充斥着价值判断和观点。你自己都说过，一篇报道不应该带有个人观点。”这篇报道的第一段有一个形容词确实是多余的，其余的部分无可厚非。“哪个记者没有过多写一个形容词的情况呢？这是编辑的问题。”“红衣主教”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仿佛在考虑如何用最好的方式说出我不喜欢听的话。“政府想要我们换一个报道人民党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不，我不是要你开除她，我只是向你传达他们内部给我递来的消息。蒙克洛亚宫会把这看作一个开启全新阶段的举动。这只是一次变动，没别的。” “不要这样，我只是在传达他们给你的建议。你想做什么都行。你是总编，最终决定权在你。”那天下午，我来到那个报道人民党女记者的办公桌旁。我们从没说过话，我还不知道她是如此优秀。我告诉她政府对她的工作有所抱怨，我担心的是可能有一天就不仅仅是抱怨这么简单了。我给她指出了文章中那个多余的形容词，并要她多加注意，确保她发表的新闻仅仅是说明性的。自独裁统治以来，政客们就有收集记者“人头”的爱好。某次他们给了《人民报》的总编埃米利奥·罗梅罗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他应该辞退的记者名单，罗梅罗说名单上还差一个名字：他自己。如果他们还在继续做这种事的话，那是因为总有总编愿意服从命令。不仅那些被副首相斥责“你得记住是谁把你放到了这样的位置”的电视辩论嘉宾身处危险之中， 就连那些普通的编辑、议会报道记者、电视新闻记者甚至驻外记者都有危险。里卡多·奥尔特加，在报道了车臣以及阿富汗等战争之后，被认为是西班牙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我们曾共同住在一位参加过贾拉拉巴德战役的将军住所报道新闻。他后来失去了第三电视台驻纽约负责人的工作，因为当时的首相何塞·玛丽亚·阿兹纳尔不喜欢他关于伊拉克战争筹备工作的评论文章。里卡多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质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这种武器从来没被发现过，而美军以此作为入侵伊拉克的正当理由。他被解雇几个月之后，在2004年3月7日，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在报道一场反对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示威游行中被枪杀。把他解雇了的领导们参加了他的葬礼，对他的去世发表了冠冕堂皇的声明，还以他的名义建立了基金会。这些伪善的人赞美他无法被收买的独立性，但这些人从未到过前线，也从未听过子弹的呼啸声，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在他们舒适安全的办公室里捍卫里卡多。我告诉部长，满足他的第一个条件没有任何问题，即发布他给警员们颁奖的新闻，但是我很遗憾没法满足他的第二个要求，“内政人士”还是会为我们继续报道关于内政部门的新闻。费尔南德斯说他理解这一点。我感觉双方在走出会议室的时候都达成了互相理解。“红衣主教”估计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在我们回圣路易斯街的时候，他不停地重复“一切进展得是多么顺利”这句话。他试图使我相信在各个机构间游走并说些对部长们奉承的话有诸多好处，他认为这些比我“用独家新闻来摧毁政府”这种冒失的癖好可以走得更远。我们发布了那条部长想要发布的新闻，而“内政人士”则等待着第二天他们承诺过的要发给他的关于加泰罗尼亚的独家新闻，这块土地即将因为那些颇具攻击性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分子而燃烧起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文件还是没传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阅读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它已经被发布在了《ABC报》的头版上。我们做了件蠢事，补了一条不可信的新闻，结果后来这条新闻的来源让报纸陷入了严重的麻烦。尽管我们已经切断了与泄露政府“肮脏事”的警察局长比利亚雷霍的关系，但他仍然是一些重大新闻的主要提供者， 例如关于加泰罗尼亚或恐怖主义的消息。根据“厨房案”的线索，内政部可能动用了公共资金以支付警察和中间人为政党“工作”的费用，这些工作包括偷窃巴塞纳斯的一些物品，作为其非法融资和支付超额工资的证据。位于卡斯蒂利亚大道的装饰有圣母像和教皇照片的部长办公室里，散发出阵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是真实的消息，哪些则是受到污染的消息。只有少数记者做好了区分这些消息的准备，其中就包括“蚂蚁女士”。我们这位严谨的调查记者对记者团队的整体偏航感到难过。她不接受泄露的消息，可以花上好几个月研究一条新闻。我去看她时， 发现她正在墙上手工绘制着什么，墙上贴着几张纸，上面画着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腐败案的主角们之间的关系。领导们很绝望，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他们，并发布所有接收到的信息。有一次“蚂蚁女士”非常气愤地来找我，因为费尔南德斯属下的警察正在向媒体提供一份“专门制作”的关于“我们能”党的所谓海外资产的报告。“这份报告真的存在吗？”“蚂蚁女士”曾这么问过他们。“会存在的。”他们这么和她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此感兴趣的话，他们会即兴创作出这份报告。他们作为成果的文件是未经司法监督、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调查的一部分，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官方授权的抬头或签名，它们实际上是已有新闻、小报谣言和无证据结论的混合体。他们两次试图在我这里蒙混过关，但因为我拒绝在进行自己的调查之前发布它们，最终这些新闻被我们的两个竞争对手以“独家”的形式发布了出来。问题是这种捷径是有利可图的：那些发布这些新闻的媒体会飞黄腾达，而这些媒体的记者也会变成明星，他们会在广播和电视上宣传他们的独家新闻。与此同时，有着严谨态度的“蚂蚁女士”以及和她类似的记者则不会得到任何关注，他们甚至会在行业内被嘲笑。我们去见部长就是为了交换这种新闻吗？就算他真的给了我们之前承诺过的新闻，我们能在没有花一天的时间研究它的情况下发布它吗？为了帮助“内政人士”重新恢复他的消息来源，我觉得我已经危害到了报纸的公正性。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这样做了之后什么也没有换来。部长认为他通过戏耍我们让彼此打成了平手——他扳回了一局：没人可以破坏豪尔赫·费尔南德斯的假期——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可以从零开始了。我拒绝了他下一次让我们在内政部见面的邀请，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假期过后， 我们准备好了两个秋季重大项目的初稿， 即网站的更新和全新的周日增刊。只有第二个让编辑部感兴趣，他们还是继续准备将所有的精力倾注到了纸质版上。我们有两个编辑部：一个是围绕着最新要闻的数字新闻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成员有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由具有创新性且了解改革重要性的记者组成；另一个编辑部则由报社的“贵族”们主导，他们拒绝变化，并将改革视为对其地位的威胁。在最终敲定这个将终结报社双重性的计划，重新组织我们工作方式的同时，我们中的一小批人聚在一起，决定要重新确立我们报纸在网络上的领先地位，尽管仍然有很多人以为我们还保持着领先地位。在报纸的衬页上，紧挨着标题的位置，印着这么一句将我们和其他报纸区分开来的话，“我们是西语新闻界的先行者”。然而，很久之前我们在西班牙就不再是先行者了，在国外我们更是没有竞争力。在我们取消美洲版报纸之前（这是我们做过的最荒唐的决定之一），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领先者”，而现在报社里已经没人记得这个决定了。我指示他们去掉衬页上的口号：如果连关于自己的真相都无法面对，那我们就没法自称为一个追求真相的媒体。除了我之外，尝试推动数字项目的团队成员还有维提、 新副总编弗吉尼亚· 佩雷斯· 阿隆索，以及“硅谷先生”一到报社就聘用的两位重要人士：梅拉，我们极富创造力的、不知疲倦的社交网络的负责人；“阿根廷女士”，来自雅虎公司的数字战略总监。在第一次会议上， 我曾请求“阿根廷女士”给我办一份总编通讯，计划将报社一些最优秀的新闻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订阅该服务的读者。这一请求却成了公司懒惰和技术落后的一个标志，因为我们没办法将这个项目推进。我们的邮件系统非常陈旧，如果同时向六千多位读者发送电子邮件， 服务器就会崩溃。“他们正在努力。”这位操办一切又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完美的“阿根廷女士”，每次问技术人员总编通讯的情况时，他们的回答都一样。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研究了网站设计，与已经筋疲力尽的技术人员商量，并最终敲定了本应在九月底就准备就绪的新网站的细节。同时，关于报社秘密数字新闻指挥部的谣言不断传出，谣言称这个指挥部由一群游手好闲、尸位素餐的成员组成，因为大部分记者都不知道技术人员、开发人员和设计师在圣路易斯街的地下室工作。这个“数字地堡”的领导者是“硅谷先生”的朋友，绰号为“美国人”。他似乎对自己做的事并不了解，但他依然承诺会把事情做得很棒。“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每次我表现出怀疑时，他都会这么说，“我给你一辆法拉利，你只需要把它开到终点就可以了。”但是当新网站的第一次测试到来的时候，我们拥有的不是一辆法拉利，而是一辆600型号的、只有三个轮胎且缺了方向盘的小破车。网站的设计很差且缺乏特点，与其他日报复杂的版面设计相比，我们的网站功能非常有限。我去见了“硅谷先生”，他是我在纽约被签约的关键角色。他关于数字化和改革的话术也受到了传统派的质疑，我将他看成于我计划有利的潜在盟友。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不再害怕技术，利用它来推动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技术对我们这样的传统媒体而言，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机会。而那些坐在二楼办公室的高管对此完全没有丝毫的好奇、情绪上的变化或浪漫的想象，他们只是伺机而动，野心勃勃，像鲨鱼一样想要吞噬世界。“硅谷先生”是我们的“华尔街之狼”，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妓女、可卡因或办公室派对。在多年的官僚主义、裙带关系以及宣扬平庸之后，难道这恰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向“硅谷先生”展示了新网站的雏形，并问他靠这个我们能否重新获得数字新闻的领先地位。“是的，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修复了。我们可以推迟投放日期吗？”“不可能的，”他说，“我们还得进行品牌更新，还有更多的项目在等着我们呢。新网站必须得在预定的日期投放出来。”我在尝试解决网站问题的同时，也在为周日增刊的新版加班加点，这是由我的前任总编发起的一个项目，但至今都没让我信服。当未来和机遇都在数字化报纸上时，我们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正在溃败的那部分业务中。我们本可以花这笔钱来雇用新人，建立此刻正需要的优秀的多媒体编辑部，并更新我们的技术。曾经教我如何做新闻的领导米格尔·安杰尔·梅拉多警告过我们，这场赌注注定是失败的。他在我被任命为总编之前离开了报社。他曾是我们做得最成功的增刊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的预测是，在最初的销售激增之后，销量会每周下降一次，直到回落到发行前的跌幅。“报刊亭正在倒闭，”他说，“人们周日会有别的计划，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待在家里看报纸。新的周日增刊今天有二十页广告，明天就只有十五页了，之后只会有五页。《世界报》从来没能和《国家报》《ABC报》或是《先锋报》这样传统的有周日增刊的报纸形成对抗。你可以办世界上最好的增刊，但最后毫无用处。”“红衣主教”拒绝取消该计划，因为他的赌注仍在纸质报纸上，并且他对数字业务没有任何兴趣。“硅谷先生”对此犹豫不决，但他认为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同时他似乎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来反对他的老板。公司聘请了一个团队来开发这份新增刊，团队领导是“死亡诗社”的成员之一哈维·戈麦斯。他曾离开报社去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当他返回报社时被聘用为副主编。在圣路易斯街编辑部，他们保留了哈维·戈麦斯当初的绰号，“哈维·上帝”，因为他十分自恋。他是一位出色的、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充满激情地接受了这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周日增刊的发行量每年下降20%，自报纸成立以来发行的所有周日版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每一版的名称、大小、格式和风格都有所不同。哈维很乐观，他说他有一个足以创造品牌的名称：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二楼办公室的高管们也认为这个名字很可怕。“在数字化改革中，”哈维说道，“我们将其取名为《纸张》。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这个词唤起了人们对于经典产品的回忆，我们将制作出一份与众不同的现代增刊，它将拥有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报道，同时在其背后还会有巨大的数字化潜力。”他说服了我，我为他进行了辩护。该增刊将被命名为《纸张》，同时我们将所有的栏目及周日增刊部分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其中包括增添一个关于美好生活和健康的栏目。我们将该栏目称为《禅》，也算是对我亚洲工作的一次致意。在我年轻时的一位好友的帮助下，该栏目运行了起来，由一位副主编负责，他的性格和“禅”这个名字完全吻合——身处周遭的风暴中，却有着令人钦佩的平和。他热心地承担了这项工作，除此之外，他不想和报社的内部斗争有任何关系。他的建议之一是增添一个关于“性”的专题，这个想法让“红衣主教” 和其余二层办公室的反对派们感到非常惶恐。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推出了这个栏目。但最后事情搞砸了，因为我们那位最有“禅意”的栏目主编改变了其一贯平和的态度，发表了一篇题为《初学者的捆绑游戏》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用第一人称写道：“他们把我捆住了。我用所有的激情渴望被捆绑。我爱上了。”对于“红衣主教”来说，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他的总编正试图毁掉报纸、并吓退最后一批读者的明确证据。他给我打电话请求我取消这个专题，虽然在那之前该栏目都比较温和。“红衣主教”说我应当考虑到我们的“老”读者。广告部门的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声称因为这个栏目的内容不当，没法卖出广告。“很好，”我说，“那我们来测验一下。”此后的几周我们都没有发布关于“性”的文章，发现仍然没有广告投进来。我去见了“红衣主教”，告诉他我们会重新发布“性”专题，并向他保证文章会更温和一些。“性不会吓跑广告客户，但如果处理得好，肯定会留住读者。”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讨论到最后一天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改变传统的报纸头版设计（西班牙报纸一般用四开小报型），以大版面设计取而代之，并将其作为我们独家新闻、照片以及设计的展示平台？直到只剩下几个小时就要印刷报纸了，我才下定决心，走进“艺术家”的办公室。“没时间了，”我对他说，“我们得做决定了。”“既然我们要做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产品，”他说，“那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这将是别人闻所未闻的。”“如果必须得死的话，”我重复着那一句自危机开始就不断听到的话，“至少要死得光荣。用大版面！”“艺术家”赢得了所有可能获得的国际设计大奖，在圣路易斯街他也获得了大师的地位， 并受到众人的追捧。同时他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员工，致力于满足各个部门最超现实的要求，他们都想用“艺术家”的设计给老板和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回报，公司给了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大出版公司都会羡慕的巨大资源。就算现在我们纸质报纸的销售量不到以前的一半，我们还是维持了给他的资源。当我在哈佛认识的好友、法国版《 世界报》 的创新总监纳比尔·瓦基姆来拜访我时，他对我们设计部门的规模大吃一惊，因为我们的设计部包括了八位信息图表设计师、十一位排版师和四位漫画家，这还不算在编辑部之外工作的自由设计师。长期以来，世界各大主要报社已经适应了纸质报纸正在衰退的事实，大家都开始招募那些可以制作交互式图表、实现报纸可视化、创作视频或擅长用户体验的新人才。为了保护他的部门，“艺术家”对他一生投入的产品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每天都在“雕刻”它，为的就是给读者提供比单纯的新闻、照片和图表更深一层的东西。纸质报纸给他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岁月，他担心数字化转型会威胁这一“遗产”，使他面对一个自己无法主导、也没有准备好进入的世界。他本可以尝试通过再学习来更进一步，但他选择紧紧抓住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放手。劝说他参与网站更新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有吸引力却无法实施的建议，因为他并没有考虑到移动设备、视频、用户体验或以数字为媒介获取信息的方式。与他开会讨论网站的更新时，我们就像孙辈们一遍又一遍地倾听我们的祖父母讲述战争的故事一样，试图倾听他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以无法实现而告终。“艺术家”是个天才，但他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事物，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如果他看清了，那么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一旦我充分投入工作，最初对周日增刊项目的不情愿就消失了：如果我们一定要做且没有退路，那至少应该办出有史以来最好的报纸。我们好几周都在准备精彩的新闻稿，把记者送到一些绝妙的地方进行报道，尝试了一千零一种版式面、插页及头版，从零开始推出全新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准备着将所有这些转变为新的数字版本。我们在此新项目中所灌输的想法是：每一张图表、每一个版面、每一个故事以及每一张图片都应当是独一无二的。在发布的前一晚，我们手上有如此多的材料，且每一份都非常棒，以至于要下定决心舍去哪些材料。我们决定在头版放置第一期《不可能的谈话》。这是一系列报道，“记者”汇集了那些理论上互相之间无话可说的人。在这个我返回的西班牙，在这个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分裂的西班牙，这些人原本是不会聚集到同一个房间里的：动物权利活动家和斗牛士、银行家和无法偿还贷款的被驱逐的房客、从事堕胎手术的妇科医生和毕生致力于反堕胎的宗教人士。 该系列的第一篇，就是“埃塔”组织的恐怖分子伊本·埃克塞萨雷塔与他在十五年前枪杀的前吉普斯夸省民事代表胡安·玛丽·雅瑞吉遗孀之间的对话。“端庄女士”在周日的政治分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是关于即将开始的选举战的一系列报道。刚刚完成实习工作的年轻记者贝塔· 埃雷罗成功获得了进入朝鲜的通行证， 她将从平壤讲述朝鲜政权小心翼翼的开放政策。我们在另一份报告中谴责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缺乏护理的情况，他们被我们的医疗系统遗弃了。在一篇由恩里克· 冈萨雷斯撰写的报道中，我们谈论了关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另外，我们也收录了对于皇家马德里传奇门将伊克尔·卡西利亚斯在离队后的首次采访。我们还讲述了叙利亚历史上唯一一位宇航员穆罕默德·法里斯的故事，他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变成了又一位难民。这一切内容在大版面上呈现会更出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艺术家”会把这些版面贴在编辑部的墙上。当我全部翻过一遍这些版面时，我觉得它们已经通过了“是否为娱乐报纸”的测试，这个测试会区分出哪些是值得人们赶去报刊亭购买的报纸：报纸的页面可能会变色，甚至腐坏，但报纸里的报道、照片和采访会像人们第一天读到它那样永不过时。在投放的前一个晚上，我们聚集在“牧师”的身旁（“牧师”是一位在收工台前工作的虔诚的宗教徒）。我们按下了送达印刷机的按钮，启动了这个几百年来几乎没有改变的报纸制造过程。我们的记者赶赴了那些不欢迎他们的地方，从那里为读者带去精彩的故事和见证；摄影师变成了读者们的眼睛，向他们展示何为真相；专栏作家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但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观点或应当如何去做；我们的排版师绘制了版面，并与插画师一起点缀新闻，包括那些不幸的新闻；编辑们审阅了文章并调整了标题，他们做着最不受人待见却同样重要的新闻后方的工作。当这个难题快要完结时，我们又一次在“鱼缸”大厅开会， 重复着在头版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授予荣誉并牺牲自我的仪式。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系统竟仁慈地与我们休战了，使得我们在计划时间之前就得以截稿。 最终的样稿被运送到了印刷厂，准确和错误都被不可逆地蚀刻在墨水中。巨大的纸卷被放置在机器中，数千份相同的报纸已准备好被分发。报纸被打包成一捆又一捆，塞进数百辆货车，在黎明时分送到数千个销售点。早起的摊主把它们整齐地排列摆放在外面，希望一个标题或一张照片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第二天我起得很早，一直走到了卡德纳斯总统广场，向报刊亭老板何塞要了一份《纸张》，试着像一个普通读者而非总编那样打开这份报纸。编辑部的一切才华、努力和决心都被我攥在手中的那份报纸里，我像一位父亲在他儿子的涂鸦中看到了一件艺术品一样，用缺乏客观的目光阅读着这份报纸。疑虑被消除了。有一段时间再没人来质疑我是不是扼杀了这份报纸或拉低了我们的新闻水平。“记者”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明亮的目光和我二十年前认识他时一模一样，那时他还只是个报社的实习生。“我和你说过我们可以做成的，”我向前走了一步，“这只是一份普通的报纸， 不是吗？”“普通极了，”他说，“我可以拥抱一下你吗，总编先生？”我焦急地等待着发行商发给我周日的销售数据，最终我们比通常情况多售出了三万份。这在这个时代是巨大的成功。然而，在欣喜之中，我在内心深处预感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资金投入、我们将精力投入到该产品中的方式，以及我们谈到取得的成就时所展现出的虚荣心和自豪感。是的，我们完成了一份非常优秀的纸质报纸，甚至可能是最好的。几周后，我们再次举行了启动仪式，但这次是我们的数字项目。要闻部团队的记者们聚集在一台电脑旁，在欢呼声和掌声中，维提按下了那个启动我们第二个大项目的按键。这是一场更为谨慎的庆祝活动，因为编辑部以“贵族”们为首的一大部分人仍然对网络项目毫无兴趣。我们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没有任何资源和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为这个在编辑部地下出生的产品所付出的努力。最终的产品不是之前“美国人”向我承诺过的法拉利，但是经过几周的全天候工作，我们至少让它看起来像个大众汽车，有四个轮子并可以运作。从那时起，数字用户的趋势就开始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在创纪录的时间里缩短了与《国家报》的差距。在我们的网站投放三个月后，两百万个《国家报》的用户也开始读《 世界报》了。这是一场值得被称赞的平局。与此同时，我们与《ABC报》拉开了差距。冬天很快就要来了，报社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也要到来了，但目前看起来事情似乎都很顺利。
本文节选自《总编先生》“死亡诗社”一章（[西]大卫·希梅内斯 著，张澜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镜DOC
推广|合作|转载 加微信☞zhanglaodong
投稿| [email protected]
放映|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