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爷丨毕竟东流去

1988年5月12日晚上，上海市计委、经委、建委、外经贸委的四位副主任，被召集到朱镕基市长位于康平路的办公室，朱镕基告诉他们，将以他们几人为班底，组建：

后来有人说过，上海外资委的成立，让上海历史从此要分成两部分。但如此重要的一个部门的预备会议，其实就那样匆匆开完了。

会上，朱镕基说，上海靠一年14亿美元外资，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吸引过来，上海的面貌改变不了。

那时，外资想进上海很麻烦，一个100万美金的项目，审批要经过五个委办、20个局，最多的要盖126个章。

外资委的成立，就是为了将这126个图章，变成“一个图章”。外资委的主任，由朱镕基亲自担任。

一个月后的6月10日，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成立。在锦江饭店的记者发布会上，市长承诺外资委将24小时待命，还当场公布了副主任的电话号码。

成立四天后，外资委就盖了第一个章。来自澳门的制罐厂项目，外资委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讨论，只花了两个小时就通过了。

上海外资委成立当年，就引进了129个外商投资项目，是以往几年平均数的两倍。外商的任何困难，包括一罐煤气，外资委都能帮着解决。

甚至连市长也是随叫随到。卢湾区有德商直接写信给朱镕基，反映公司旁边垃圾成堆。朱镕基马上批示，卢湾区区长亲自到现场动手，组织清扫。

外资委的成立，只是解决了外商进门的盖章难题。但进门后的问题还多得很，而且很多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的。

一个全新的商业体系，要重头开始艰难建立。

上海外资委成立20个月后，上海市委研究室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说外商项目获批后却迟迟不能开工，在上海遭遇了：

从土地到工商、税务，一个个障碍拦在外商面前。朱镕基看完后，提笔批示：

他很巧妙地绕过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引入外资的主要矛盾，转嫁到官僚主义身上。

他提议由市政府出钱，把这份报告印一万份，给所有有关人员看看。简直不敢想象，这些“有关人员”会是如何战战兢兢。

外资面对的系统性问题，就这样打开了缺口。没多久，外资委宣布，将5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各区县。

那一年，日本拉链巨头YKK提出在上海独资建厂，遭到了市经委反对，认为会冲击民族工业，甚至有人写信投诉：

在此之前，上海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工厂骂出了上海。但在外资委和朱镕基的争取下，YKK进入了上海。

1992年，YKK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拉链生产基地。长三角服装企业再也不用飞到日本买拉链了。

更重要的是，上海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限制性项目也能来上海，外商独资企业也欢迎。

此前，为了让外资在上海拿地，朱镕基请来香港的梁振英做顾问，将虹桥的一块地的使用权，破天荒地卖给了日本孙氏企业。

日本孙氏企业这块地上建起了太阳广场，把中国开放的信号传回了日本。这幢楼成了第一批日资企业的大本营。

只有经历过那代人的艰难，才能理解为什么上海会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1982年，国家计委副局长蔡宁林公开预警，欧洲美元市场自由外汇的利率高达20%；中国人想借进出口信贷，需付10-15%的现汇予付款。

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也一直在变，硬贷款利率为8.75%，1981年内提高了三次，涨到了11.6%，而且想借钱，还要额外付0.75%的承诺费以及1.7%的启用费。资深网贷债务人包叔说：

别说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就是放到现在，有几家企业的盈利率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息贷款？

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划算太多了。不用安排配合投资，不用冒还不起的风险，还能增加外汇和就业。

外资的意义，远远不止商业联系。在外国直接投资进来后，中国和世界的沟通才开始真正破冰。毕竟所有的关系，都不如金钱来得紧密。

1989年，南浦大桥的钱没有落实，西方金融机构又实施了封锁。朱镕基竟然把借钱的任务，交给了外资委。

没有比外资委更了解外国人的了。他们以“浦江轮渡渡口的落水踩踏事件”为理由，竟然去找亚投行的人权项目借钱。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叶龙蜚直飞亚投行总部马尼拉，最终争取到了8亿人民币贷款。

为此，叶龙蜚还被央行通报批评。

我们今天遭遇外部困难，应该不会比那一年更艰难了。但掌握了游戏规则，还是可以找到腾挪的空间。

这轮上海疫情的前期，不少人把上海叫做买办城市。但稍微翻翻历史就知道，上海一直都不是单纯以市场换资本。

对外开放刚开始搞的时候，外资喜欢来上海搞大楼，修宾馆。但上海很快意识到，要把外资引导到自己需要的产业上去。

比如桑塔纳的国产化。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生产的第一辆桑塔纳，是工人们用葫芦吊和长板凳组装起来的，国产的只有五个部件——轮胎、收音机、喇叭、天线和标牌。

刚开始，德国人被原始的生产方式震惊了，《明镜》周刊的记者说：

199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市长朱镕基发起了“桑塔纳国产化生产共同体”，全国130多个零部件厂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入其中。全国的汽车人突破条块分割，集结在一起，攻克一个个零件的国产化。

一辆桑塔纳，成了中国汽车国产化的启蒙运动，也让上海成为了汽车工业重镇。

那几年，强势的领导凭借权威，推动了好几家重要制造业落地上海。

1992年，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尔建设浦东新厂，土地是吴邦国协调批的。副市长蒋以任四次到工地，水和煤气都是他协调解决的。

后来上海贝尔每年交的税，相当于广东全省的六分之一，被朱镕基亲切地称为“my baby”。更重要的是，上海贝尔成了中国电信业的黄埔军校。

1993年，汽车系统巨头德尔福进入浦东，连办公用房都是和当地企业借的。浦东对德尔福几乎有求必应。三年内，德尔福旗下的动力推进系统、汽车门系统、排放系统公司等六大系统，都来到上海。

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上海引来了数十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几乎是一整条汽车零配件产业链。如今，全球汽车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国总部都在上海。

那些以个人眼光和权威推动的项目，到今天仍然在润泽上海。

特斯拉进入上海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摆在眼前。这一切的背后，是四十年招商引资，几代人的艰难付出。

在桑塔纳国产化运动中，上海车灯厂与车灯巨头日本小糸合资，为桑坦纳配套生产车灯。后来，上海小糸变成了“华域汽车”，成为了中国车灯巨头。

华域汽车的三家子公司，成了特斯拉的供应商；2021年，特斯拉给华域汽车贡献了4%的营业额，而且还在扩大。

被浦东宠爱的德尔福汽车，后来完成了分拆，变身成安波福。安波福的汽车线束公司，几乎为全国所有的车企供货，包括特斯拉。

5月9日晚间，上海市嘉定区泰波路的安波福A6工厂出现阳性病例，当天晚上，有数百位密接的员工被隔离，工厂面临停产。

5月10日，由于安波福的供应问题，特斯拉暂停了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

2001年，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落幕，其职能被划到了上海商务委员会。强势领导和政府主导吸引外资的模式，终究是要让位于制度的建设。

20年来，因为在全球的良好口碑，跨国企业不断将亚太区总部和中国区总部从新加坡和香港，搬到上海。

它成为了全球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汇聚地。2021年底，上海拥有了8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6家外资研发中心，集齐了全部500强企业。

最近十七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从未间断。但放长到40年的维度来看，外商投资额出现过至少四五次下降。

每一次下降都有迹可循。外资是很敏感的。

2021年，浦东商务委的领导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

但现在，这个势头，似乎要被疫情打断了。

按照上海的官方消息，目前复工白名单出到了第三批，有3000多家企业在名单纸上。而上海光外资企业，就有70000多家。

距离首批白名单发布将近一个月了，新闻里说，首批666家企业的复工率为：

前两天，汽车供应链上的重点公司博世对媒体说，产能已恢复至30%-75%。这话说得很婉转。

面对媒体的镜头时，外商不太会说有损团结的话，但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4月18日，美国半导体公司安森美宣布，随着上海加强封控，将关闭其位于上海的中国全球配送中心。关闭后，上海配送将转至新加坡和菲律宾。

安森美在四川乐山、苏州与深圳有三家工厂，产品由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转运到全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新加坡的配送中心，显然无法代替上海的配送中心。

或许是巧合，安森美发出通知的那天，正是上海首批666家重点复工白名单曝光的那天，而安森美并不在白名单中。

几天后，安森美的名字出现在了上海第二批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白名单中，很快，安森美接受采访时澄清，并没有要迁移的打算。

进入中国这么多年，外商也学会了中国人含蓄的表达方式。

前几天，在香港已经二次上市的蔚来汽车，宣布计划在新加坡交易所三次上市。

上个月，证监会副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说，外资看中国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著名情感专家包叔每次失恋，也是这么和自己说的。

按照上海前两年的节奏，过去的四月，上海应该至少新增5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但外资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认将扩大上海工厂两倍”。

长三角的供应链和物流成本优势，是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存在，但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海对于外资的尊重，是这座国际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做好这个工作的关键，还是上海外资委成立前夜，朱镕基和手下们说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