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局者 王濛

文｜卢美慧

    编辑｜金石

摄影｜JiaYu

妆发｜LULU ONTIME

造型｜THEXIStudio

快乐供给

没有王濛热不起来的场子。

《人物》拍摄封面这天，原本不熟悉的一群人凑到一处工作，理论上总需要点儿寒暄和熟悉的时间。

王濛完全不用。

哪儿都是她的主场，开口必有包袱。化妆的姑娘给她眼线稍微描长了一点点，她说，「哎呀，太媚了，这太妖艳了，整得跟个爱豆似的。」「爱豆」是标准的东北发音，尾声两个连续的重读，逗乐了一屋子的人。

采访时段子更多，她说起当运动员的时候，央视有位叫尉（yu，四声）迟学敏的记者长期报道短道速滑，有一回这个记者给她的一位老教练打电话，电话这头儿说，他叫尉迟，是北京的记者，「我教练就听岔劈了，他说啥玩意儿？浴池？我在北京没（四声）办过卡啊，哈尔滨的澡堂子倒是有。」

到了拍摄，里里外外围着人，摄影师试图调动王濛的情绪，结果冷不丁她来了一个反杀，「我跟你说啊，如果你想调节气氛呢，那可以放一下我的歌儿。」很快，现场音乐从抒情爵士变成新近发行的《我的眼睛就是尺》，她那段东北rap一出来，大家又都乐了。

拍摄那天，上海疫情的消息搞得人心惶惶，焦虑一路蔓延到北京的那间影棚，王濛的出现很快驱散了空气中的不开心——在她的字典里，悲观、失望、压抑之类的字眼儿没什么位置，或者她秉承着东北人天性中消解一切愁苦的能力，日子咋都要过下去，大家都得支棱起来。

制造并供给快乐，对王濛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北京冬奥会期间，她的好友、前短道速滑运动员陈尚鹏正在吉林，被封在单位，一个月都没回家，在那般的困局之中，王濛的解说是一剂强力快乐药水，「从自己的心态来说，其实那时候离北京冬奥比较有距离」，但是王濛扯着嗓子的吼叫式解说消弭了这种距离，「感觉她拽着你的耳朵在那儿喊，特别亲切」。

那份亲切极大程度疏解了隔离生活的苦闷。整个冬奥期间，陈尚鹏的朋友们都在跟他讨论王濛，他觉得王濛无意中为压抑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大伙儿都觉得，我必须得穿个西装，带棱角的。实际上一个穿运动服的人，很舒服，特别好看，会有这种感觉。」

另一位朋友聂鑫跟陈尚鹏感受类似，当时他被封在沈阳，他告诉《人物》，生活里王濛就是这样的人，大大咧咧，没啥愁事儿，行走的相声演员，话匣子打开了谁也摁不住，「就听她叭儿叭儿的，完了给大家都整得挺开心。」

以此作为路径，或许能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王濛意外而又似乎必然的「走红」。

2022年2月5日，北京冬奥会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中国队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决赛中夺得首金，万分紧张的2分37秒348之内，观众们能清晰地听到王濛在选手们每一个交接棒、每一次超越期间哐叽哐叽砸桌子的声音，武大靖率先滑过终点的时刻，王濛干脆从解说台蹦了出来，她挥舞手臂，连吼带喊，毫不掩饰那一刻的狂喜，并贡献了冬奥期间广为流传的那则金句：「我的眼睛就是尺！」

那一刹那的释放勾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新冠疫情下全程闭环举行的冬奥会，因为王濛东北家常嗑儿式的解说、压迫感十足的激情，让无数人有了亲近和好奇的可能。

整个冬奥期间，王濛用一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赛事解说——人们对名宿的印象通常是，端庄、严谨，乃至刻板，王濛不管那些，把条条框框都甩到一边，一副烟嗓儿，调门儿又大，她的出场，仿佛一场严丝合缝、容不得一丝差错的交响乐现场，半路杀出一声不讲道理的唢呐，横冲直撞，机关枪似的一阵突突，一度让激情解说界的「前辈」黄健翔插不上话。

但正是王濛，在种种规则限制和必然的宏大叙事之外，为本届冬奥会贡献了一番野生、欢脱、草莽气十足的生动，也让人们在2022年这个算不上轻松的年份，获得了难得的喘息缝隙。

此时，作为前短道速滑运动员，王濛距离因伤告别冰场已经8年，距离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她势不可挡的巅峰之战已经12年，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运动场上，大家更为习惯的规律是，荣耀既成过去，深藏功与名才是正途。但2022年年初的王濛，以一己之力成为一个结结实实的意外，用她自己的话说，「谁还不是个顶流呢？」

刺头儿

认识将近20年，聂鑫倒没有多意外王濛的突然走红，冬奥期间他听王濛解说最直接的感受是，那简直就像王濛坐他家客厅一样，有沙发敲沙发，有茶几拍茶几，「她跟我们在一起看比赛，看世界杯啥的，她也是那样儿，哎呀，澎湃啊。」

聂鑫更愿意将王濛的解说风格视作她性格的一部分延伸，真实，不装，绝对的自我——是二十几年下来聂鑫对王濛的总体印象。黄健翔式的无处下嘴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日常，王濛能张罗，也乐于把朋友们凑到一起热闹，大家聚到一起，气氛一到，周围人都插不上话，「要是她开始说了以后，那行了，谁也不用说了。你要是想打断她的时候，不对不对，你要是想说什么事，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都是她自己去说。」

在聂鑫记忆中，王濛这种天性也很像她的滑冰风格。聂鑫是军队系统培养的运动员，自小的教育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但王濛打小就「贼有个性」，教练的话听一半儿忘一半儿，永远有自己的节奏。

他们认识在2003年左右，是国家队同一批队员。脑海中关于王濛最鲜明的记忆，就是她身上「总是不服的那个劲头儿」，短道速滑的男队和女队经常一起训练，男孩们因为力量和体能的优势，偶尔会把王濛过掉，「假如我们男孩给她过了，她就不服啊，她必须得过回来。」

王濛的「刺儿头」在黑龙江当地早早闻名，她在黑龙江体校时期的教练范宏文记得，早先队里挑苗子，七台河当地教练孟庆余推荐王濛给他，最先说的不是技术如何如何，「孟教练就说这孩子呢就是比较顽皮，就是比较淘气」。

一直到现在，范宏文都更偏爱那些个性强烈的运动员，「可能有的教练啊领导啊更喜欢那种乖的，听话的，我不是，我就说调皮咋还是个缺点了？」

范宏文看了几次王濛上冰，觉得她天生是练短道的料，但那时的王濛正值青春期发育，一米五几的个头儿，最胖的时候超过130斤，这让很多教练都对她关上了大门。王濛记得自己当时找到范宏文，「我说范老师，我想考你组，你能要我吗，范老师说咋不要呢，我就想要你啊。」

后来跟王濛接触多了，范宏文发现她是那种典型的「顺毛驴」。因为体重，有段时间王濛跟自己较劲，人也蔫儿了下去，甚至跟他表态「不吃不喝也要把体重减下来」。这种天生的「轴」也是范宏文看重的品质，但他告诉王濛，小孩青春期发育是正常现象，减肥也要讲究方法，「过了那个阶段她就会瘦下来，慢慢她自己也就有信心了」。

2000年，全国九运会的短道速滑1500米决赛，16岁的王濛与大杨扬、小杨阳同组竞技，夺得铜牌，同年，王濛被上调到国家队。

为中国短道速滑队培养了几代世界冠军的功勋教练辛庆山这个时候开始关注王濛，但当时正值盐湖城周期，辛庆山和教练组的主要精力必须放在大杨扬等一批主力队员身上。

顶着少年天才的名头进入国家队，却发现教练们压根儿不怎么在意自己，这让王濛失落过好一阵。像青春期的孩子总要鼓捣出点什么动作吸引注意力，王濛在国家队也没消停，帮别人打架出头，不按时训练，最让人上火是有一回，辛庆山听大队员说王濛带着一堆小孩儿借了很多钱出去吃饭，这让辛庆山和当时的领队佟立新十分生气，佟立新把王濛几个拽到一边，「就问她们吃什么了，说吃什么也想不起来，后来佟立新给他们找个纸、找个笔，吃什么了，都给我写下来。」

等王濛她们写完交上来，「佟立新一看，好多东西我都挺愿意吃的，但这些东西我听都没听过，吃都没吃过，你们这些小东西你还比我吃得都全。」二十几年后，辛庆山在电话中笑着回忆这段往事，后来为示惩戒，佟立新找来《孙子兵法》让她们抄了几十遍。

那之后，因为其他一些纪律问题，王濛被退回地方队训练。那三个月中，发生了一件大事，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大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率先冲过终点，实现了中国冬奥金牌零的突破，一时举国沸腾。

一段小插曲是，当年不到18岁的王濛一度进入过盐湖城的候选名单，辛庆山觉得王濛能冲能跑，或许可以做个奇兵。但是就是因为太刺儿头的性格，不稳定因素太多，最终少年气盛的王濛没能获得那张宝贵的冬奥会门票。

同《人物》回忆这段经历，王濛觉得那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一课，她清楚地记着当时代替她入选的运动员最后穿的服装写的都是她的名字。

国家队赴盐湖城征战的时候，王濛黯然回到了家乡七台河。在那之前，从10岁开始练习短道速滑的她，只是日复一日地训练，一圈一圈地滑行，练累了滑烦了就捅点篓子解解闷儿，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很懵懂，「那时候哪知道奥运会是啥？世界冠军是啥？」直到冬奥首金的消息传来，王濛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冰面上滑行这件事本身，原来意味着那么多。

接力一棒

一段有必要交代的前史是，短道速滑是一项年轻的运动。上世纪80年代，短道速滑引入国内，经历十余年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整个90年代，中国短道速滑队矢志不渝的目标是，赢下一枚冬奥金牌，实现零的突破。

但似乎每次都差了那么一点儿运气，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短道速滑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后来成为王濛教练的李琰获得一枚银牌。接下来的1994年、1998年，中国短道速滑队每一次都有冲金机会，但每一次都与金牌失之交臂。

特别是在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六个比赛项目，中国队拿了五块银牌，一块铜牌，辛庆山对那种失之毫厘的沮丧记忆至今，「有一些项目和韩国，和第一的这个差距只有零点零几秒，很小，一个刀尖的距离最后我们输掉了。」

辛庆山原本是速滑运动员，他记得80年代短道速滑刚刚引入国内的时候，当时的一批老教练都不看好，觉得短时间内很难出成绩，一个项目是否能做出成绩，除开那些宏大的荣誉，也结结实实与工资、待遇、个人的前途命运关联，「因为它刚引进中国来，到底能走多远，能有什么情况也很难说，等两天这个项目它黄了，我的位置不没了嘛，对不对？」

那时候辛庆山20多岁，没什么包袱，领导皱着眉头找来，说这个项目要组个队伍，没有教练愿意接，问他愿不愿意。一方面是领导持续的软磨硬泡，另一方面，凭着满腔年轻，辛庆山也想尝试一下这个眼前全是未知的项目，相比于速度滑冰，短道速滑更刺激，观赏性更强，「后来我就（跟领导）说可以做。」

接下来是一段激情燃烧但也困难重重的日子，除开日本最初到中国推广短道速滑时的一些学习资料，辛庆山眼前一团迷雾，「我们都是大道队运动员，在训练方面没有更多的东西来借鉴，有些东西我们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点在摸索，在想，在做。」

当时，国内没有专门的短道速滑装备，辛庆山只能凭着直觉在速滑的基础上一点点改造。短道需要过弯道，运动员必须加强对冰刀的控制，辛庆山联系到当时的齐齐哈尔冰刀厂，「人家就冰刀给你做短一点，鞋各方面给你稍微做硬一点，也就这样了。」

辛庆山记得，80年代的运动员上冰训练，大家的鞋穿得千奇百怪，「糊胶的，整的各种胶，整的绷带什么的裹到里头，往鞋上箍，为了让那鞋硬一点，弯道它半径小啊，这样的话好立，能立住啊。」

训练条件也很艰苦。当时没有室内冰场，东北入冬以后，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当时他们还要跟冰球共用一个场地，因为当时短道速滑还不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吃的用的也很差，纸板床，几百块的训练费，在这种条件下，辛庆山带着队员们赌一个看不出形状的明天。

这般土法炼钢一路摸索着进入90年代，大家觉得该出成绩了，但迎接他们的是1992、1994、1998的连续不断的毫厘之差——在奥运金牌与国家荣誉、民族自尊密切绑定的年代，冠军意味着关注，意味着政策，甚至意味着一个项目的命运。

用今天更成熟的目光看去，王濛也理解教练组当时的选择，经历了连续几届冬奥会的折戟，中国队已经不能承担哪怕一丝丝的失误。「因为人家想的是零的突破，这个小孩可能身上毛病太多了，乱七八糟的，导致大家压力很大，所以最后就选择放弃了我。」

时隔三个月，王濛重新回到国家队，让辛庆山意外的是，归队之后的王濛不说脱胎换骨，但也改变了许多，「回来以后，各个方面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训练方面也特别认真，生活方面各个方面对自己要求也是很严格，就觉得一下懂事了好多。」

那次「下放」，客观上成了一次立竿见影的激将法。2002之后，王濛迎来了自己的爆发期，那是一段至今回忆都甜蜜非常的日子，王濛向《人物》描述那段飞扬的时光，「参加成年比赛的时候一站比一站好，一站比一站好，（其他队员）都比我大，我就是个小孩，一下子就出来了。就是滑得好，没有别的其实，就是滑得好。」

2002年，王濛第一次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就获得了女子500米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那是王濛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世界冠军是什么。「我的工资就变成世界冠军工资，就不一样了。」

2003年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王濛与大杨扬等队友合作获得3000米接力冠军。2004年，王濛包揽了世界杯荷兰站、意大利站、韩国站、杭州站500米冠军。在十运会上，一举拿下了500米短道速滑金牌和女子全能第一。

这种横扫之势一直持续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出师不利，多个冲金项目均告失利，当时在奥运村，其余国家陆续有金牌进账，四处都在欢庆胜利，只有中国队迟迟不开张。王濛记得当时运动员食堂里贴着实时奖牌榜，中国队的金牌后面一直是零，大家去吃饭都有些不好意思抬头去看。

最终王濛成为那个首开纪录的人，都灵之夜，22岁的王濛以44秒345的成绩夺得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金牌，一扫中国代表团此前颓势，也宣告短道速滑进入了自己的时代。

当时的王濛，仍带着不少稚嫩的少年气，无遮无拦的性格也在随后的颁奖环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颁奖时，因为太过高兴，王濛甚至没等念完自己的名字，一个大步就蹦上了领奖台。

对于从小就渴望被关注、「想当个大明星」的王濛来说，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刻。四年前在七台河的电视上看着师姐大杨扬创造历史，现在时间是她的了。

从都灵到温哥华的4年，王濛逐渐成为短道速滑女子赛场的绝对王者，在冰面上展现出令人窒息的统治力——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要她参加女子500米的比赛，就能打破世界纪录，最终，也是她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历史性地推进43秒大关。

4年之内，17次世界大赛，王濛创造了16次夺冠的奇迹，唯一一次金牌旁落，是2009年世界杯保加利亚站起跑时意外摔倒。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王濛实现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两连冠的伟业，之后在重感冒的情况下，又接连获得女子1000米以及3000米接力的冠军，成为中国短道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也成为继李宁（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邹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在同届奥运会独得三枚金牌的中国运动员。

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日子，王濛在冰面飞驰。退役多年，这些年每逢大赛，总有冰迷不断重提王濛曾经的风驰电掣。王濛告诉《人物》，作为观众，大家或许更在意的是那些纪录和成绩，但回想过去，更让她怀念的是冰上的快乐。

许多年前的一段采访中，王濛对冰面上的世界有过一段浪漫形容，「其实冰场很洁白，冰刀划过去了，就是一道痕。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边，我喜欢去滑。」

裂隙

但与洁白冰场共生的，是一个更复杂的混沌世界。冰场上的王濛可以「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但在冰场之外的那个世界，作为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和作为一个独立、简单，乃至任性的自然人中间，不可避免地渐渐生出裂隙——性格里横冲直撞的那部分，很多时候带给王濛的，是碰壁与波折。

短道速滑是一项很苦的运动，许多运动员都家境清寒，凭着日复一日的苦练，搏一个改写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机会。相比之下，王濛的家境稍稍好一些，身上也就没那么沉重的包袱。

那时候，老队员们训练通常穿老式的白色回力鞋，王濛原本也穿过回力，但是过弯道的时候，非常磨脚，就自费买了更贵也更舒服的鞋，「当年就算名牌的鞋了」。一些老队员看了，就会对她说，「那些世界冠军，人家也没像你天天这么奢侈啊。」王濛不在意，也不理解，「我不觉得我奢侈，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我不舒服啊，我也没花你家钱，那我多大的脚怎么舒不舒服我自己知道，我为啥要跟你一样呢？」

更莫名其妙的一段经历是，王濛从小就是个器材迷，运动员的身体和冰刀之间，有一个完美契合的临界点，她为这个点着迷，「但那会儿没有人去考虑这个。我就天天琢磨这个，琢磨什么人刀合一，还有跟冰场的结合。」测量冰刀需要一种精度很高的千度表，王濛天天拿着冰刀磨，后来知道有这种表，一狠心就买了，「那把表可贵了，两千美金一块，你知道吗，头发丝儿放上去，都能有很大变化。」但是在一种以统一、乖顺、服从为基调的集体生活中，一个初来乍到的黄毛丫头花那么多钱买块表，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就说我，那个年代说我大手大脚，很多人都看不上，只是认为你浪费，因为这个我还受批评，写检讨。」

写检讨是件麻烦事，态度要真诚，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王濛笑着跟《人物》描绘自己分裂的青春期，「就是我错了，就错了呗，不应该去买这个东西，也不应该买那个，然后不应该大手大脚花钱，全是不应该，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那还能咋整啊？」王濛说，「但其实我都不知道我错哪儿了，那就硬错，你知道吗？」

现在回看小时候的王濛，辛庆山也意识到，那已经是自己带的第三代第四代运动员，年轻一代追逐个性，已经很难像他们年轻时那样，自觉自愿成为一颗螺丝钉，完全彻底地把自己变成一项宏大事业的零部件，毕竟时代不同了。

辛庆山觉得，王濛身上强烈的自我意识跟她在冰场上的成绩相辅相承。「她对一些问题各方面看法理解，确实比一般的孩子有她独到之处，想的东西不太一样。」当时辛庆山也觉察到王濛身上顺毛驴的特点，接手她的训练以后，辛庆山发现王濛的摆臂动作和滑行方式有一些问题，当时给她做了一些针对性训练，「她改进非常快，很快就把那个东西改掉了。」

王濛对器材的痴迷也让辛庆山印象深刻。当时下了冰，王濛有事没事就找个地方磨冰刀，在这位老教练看来，这种琢磨的劲头儿不是外部训练可以培养的，这是王濛身上自觉自主的东西，「没有那个劲头，没有这个东西，比赛场上她也很难发挥出来自己的（能力），也很难成为一个又聪明，各方面都很优秀的运动员。」

相比国家短道速滑队的前几代运动员，王濛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异类」，用一种「大闹天宫」的方式，打破了大众过往对短道速滑运动员、甚至整个运动员群体的刻板印象。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短道速滑是一项毫厘之间的运动，裁判判罚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早些年，中国队在国际上没什么话语权，对规则也不是很熟悉，辛庆山说，「裁判怎么判，我们就认，就吃了很多这种亏。」

王濛不一样，不公平绝对不是可以忍受的事，2005年第十届全运会上短道速滑500米决赛中，王濛遭遇判罚下场。对结果不服的她随即追着技术代表理论，要求重看比赛录像，遭到拒绝后王濛当场发飙，摔冰刀，砸头盔，骂骂咧咧表达自己的不满。

国际比赛也是，早些年王濛的英语没那么好，但碰到争议判罚，干吃哑巴亏之类的事她绝不能忍——在赛场上，退让不会带来尊重，「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我王濛的时候，你得看着点，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不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

跟韩国几代运动员的纠葛也是冰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整个运动员时代，王濛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传统都很反叛，运动员到了赛场上当然比赛第一，「我的目标就是干掉韩国」，如果你敢骂我，我就一定回过去，跟谁俩呢。

在对手与判罚造就的不确定中，王濛唯一能仰仗的，只能是更快更强，只要把对手甩得足够远，麻烦就追不上她，「我只希望让我的对手离我很远，让你们看不到我、碰不着我，裁判挑不出毛病。」

那个时候的王濛，毫不收束自己的锋芒，「你不是判我么？行，我要让你哪个国家队的跟都跟不上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儿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

但世上的事，很多时候，不能靠更快更强去解答。

在聂鑫看来，王濛一直是个很简单的人，有时甚至有些「愣」。都灵拿完金牌回到队里，外部力量催促着王濛做出一个世界冠军该有的样子，但王濛自己后知后觉，依旧由着自己的性子，爱咋地咋地。有人说她走路姿势「摇头摆尾」，她寻思已经这么走了20年，「咋现在不行了呢？」

在国家队的系统内，即便是奥运冠军，更多的时候也需要服从安排。2006年都灵冬奥会之前，王濛的主管教练换了人，带了她4年的恩师伊敏离开了国家队，王濛不认可这个决定，「实际上如果不换教练（都灵的）成绩可能还更好。」从都灵回来后，教练又换了，从美国回国的李琰出任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这种只能被动服从的感觉让王濛很不舒服。

因为主观上的不接受，李琰的训练方式、战术安排，甚至是言谈中偶尔蹦出一两个英文单词，都让王濛觉得难受。她怼天怼地的性格，终于在2007年长春亚冬会时爆发。在长春，王濛冲击1500米金牌失败，赛后采访时，她表示主教练李琰完全没有给自己制定任何计划，并当着一众媒体放言，「我要回地方队训练，因为国家队训练不适合我。」

这次冲突带来的是禁赛三个月。王濛禁赛期间，短道速滑队参加了世锦赛，但却士气低迷，仅收获了两银两铜。

后来，冷静下来的王濛主动向李琰道了歉，之后的训练，李琰也摸清了王濛顺毛驴的性格，给了她更多的关注和指导，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芥蒂得以解除。后来接受采访提起这段往事，有着「冰上铁娘子」之称的李琰说，「王濛就是一个孩子。」

两年多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王濛连夺三金，女子500米比赛卫冕成功后，王濛冲向李琰，在冰场上演惊世一跪，然后一跃而起，扑向缓冲带，两个人相拥哭泣。赛后，面对一群懵掉的国外媒体，王濛说，当时正是中国的春节，她想用那种方式，「感谢最想感谢的人」。

爱与恨都写在脸上，行事全凭直觉，王濛用绝对王濛的方式，给自己孙悟空式的反叛故事，制造了一个让人们恒久回味的结局。

被阻遏的梦

温哥华冬奥会的三块金牌，让王濛跃向人生之巅，直到那时，王濛的人生都是一支嘹亮、激昂的乐曲。温哥华之后，王濛将自己亲吻金牌的照片纹上右臂，底下写一行小字，to be continued，滑行还没结束，还有索契，甚至平昌。

但令她没有预料到的是，除了索契和平昌，在四枚奥运金牌的光环与荣耀之外，还有她必须要承担的人生重量。

2011年6月，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丽江与当地联防人员发生冲突。在媒体之后的报道中，这起事件却演变成了「王濛打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王濛心里一道伤口，因为丽江冲突发生时，王濛并不在现场，「我到了都打完了」。但当时队里的决定是不发声，「现在这个阶段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憋屈的王濛时不时就跟队里反映，自己天天在网上挨骂，能不能跟外界至少说一下，打架的不是她，但队内还是决定冷处理，等事态自行平息。这一下戳中了王濛的逆鳞，她的性格是，自己做了的自己认，自己没做的，不能白白被冤枉，「我要真打了，那保安不一定能干过我。可我没打啊！」

那阵子王濛天天被冤枉、委屈、愤怒折磨，每天都过得很艰难，没法正常训练，直至一个月后，在青岛集训期间，因为喝酒晚归，队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王濛等6名队员与领队王春露发生矛盾，冲突中，王濛手臂受伤，王春露也在冲突后离开了短道速滑队。

王濛没等来自己心心念念的清白，反而陷入更大的舆论谴责中。最终，中国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开出罚单，王濛被撤销队长职务，开除出国家队，取消参加国际、国内比赛的资格。

那是王濛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她仍然处在竞技生涯的巅峰期，但没有期限的处罚，令她深受折磨。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她承认错误，接受处罚，但也表达了自己的难以承受，「我今年27岁，我回来了，我回来是为国家争光，我还有梦想，可是你现在把我所有的比赛都停了，你让我训练的理由是什么？而且你没有期限，就是你的处罚是让我前面没有光明，让我回头就是墙，让我没有办法去做我能想去做的事情。」

多年以后，在自制节目《濛主驾到》中谈及冰场最传奇的人物，王濛给出的答案是与自己同届出道的安贤洙，对这位不世出的天才，节目中，王濛带着钦佩和惋惜讲述了安贤洙耀眼也波折不断的职业生涯——

2006年，安贤洙代表韩国队拿下三块奥运金牌，但后来因为韩国队内派系斗争严重，安贤洙成为一颗弃子，王濛描述安贤洙当时的状态，「他还在一个巅峰期，还在做这样的（努力），但是呢，可能国家并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机会……其实他就需要一个机会，就需要一个扶持，只需要一块训练的冰场。」

回看王濛自己的职业生涯，打架风波的结果是，在人生中的第三个奥运周期，王濛失去了宝贵的13个月。从10岁练习滑冰开始，王濛从来没跟冰面分开那样长的时间。

13个月后，王濛重回赛场，轻松拿下加拿大卡尔加里短道速滑世界杯500米金牌，那之后，王濛接连拿下9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并在次年世锦赛上再次斩获金牌，成为世锦赛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

王濛依然是冰上的王者。2013年奥地利世锦赛预选赛，王濛起步时采取跟滑战术。对手们一个一个嗖嗖往前，王濛背手滑行，摆出遛弯儿大爷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圈，她突然开始发力，从外圈超越了所有对手。后来在综艺节目中聊起，王濛这样解释自己背手的动作，「就是滑不动，这手也不能拿下来，你在上面你得装啊！」

那一年，她29岁，闲庭信步中依然持续着对冰面的统治，所有人都满怀期待，等着一年后的索契，王濛去写就新的历史。

但谁也没有想到，命运最终以不由分说的冷酷，给王濛的运动生涯强制按下了停止键。

2014年1月16日，离索契冬奥会开幕只有22天，王濛在训练中与队友意外发生碰撞，导致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努力了很久的梦，在受伤的刹那成为泡影。

本届冬奥会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金牌得主范可新当时还是队里的小队员，她记得王濛受伤以后，「队里觉得好像天都塌了」。范可新记得，王濛手术后，队员们一起去看她，几个姑娘看着她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还没说话，大家就开始掉眼泪。反倒是王濛没事儿人一样，反复告诉她们不要受影响，还要准备后面的比赛。范可新告诉《人物》，这是王濛给自己上的重要一课——关于一个运动员在遭遇挫折时，可以做到怎样的镇定。

如今差不多到了王濛当时的年龄，范可新觉得现在更懂得了王濛当时的平静，「我感觉她在忍着，肯定在忍着。」

王濛在黑龙江体校时期的教练范宏文记得，那次手术之后，王濛有一次回到哈尔滨，当时，这对师徒已经是可以喝着酒掏心窝子的朋友，王濛跟范宏文描述了自己受伤的那个瞬间，「当时她说我感觉就是一下，哎呀肯定完了，她说我的感觉已经没有知觉了，她说我这下肯定完了。」

但范宏文觉得王濛很好的一点是，不管内心有多痛苦，她能快速地接受现实，范宏文原本还准备了一些安慰的话，但王濛自己排解得很好，「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上这个火呢，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王濛不喜欢用自己受伤的经历去渲染悲伤的气氛，在她的认知中，运动员受伤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事，小时候训练，每到周五，总得有人被拉到医院，因为练了一周，周五太累了，失误增多，冰刀磕着谁碰着谁都太正常，王濛不觉得这有什么，「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啊。」

但因为受伤而终结的运动生涯，却是她心里永远的遗憾。

北京冬奥会期间，王濛解说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看着曾经的对手、第五次参加冬奥会的意大利名将方塔纳与一众年轻人拼杀，最终摘得金牌，成为这个项目继自己之后的第二位卫冕者，冰迷们还是从她的言语中捕捉到一丝伤感，「5届冬奥会啊，我只参加了两届，看到她我也想备战下届奥运会了。」

与《人物》聊起方塔纳，王濛收起两句话不离包袱的欢脱，很认真地讲述了自己的内心，她再次提到索契之前的那次受伤，她一直相信，如果当时去了索契，自己也一定会去平昌，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她应该会出现在冰场上，而不是解说席，「大家说遗憾，我也觉得遗憾，谁能没有遗憾啊？」

故事下集

一切就那样结束了。

天才，刺儿头，师徒纷争，打架事件，神坛跌落，王者归来，未完成的梦，所有的一切随着那次严重的骨折成为昨日云烟。

对王濛来说，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向前。运动人生很短，但人生很长。

自少年时代飞驰在冰场上，王濛一直呈现并实践着自己作为运动员的世界观：她是一个人，一个不完美的，易冲动的，渴望胜利、不甘平凡的「人」，而不是一个乖顺的、服从的、滴水不漏的、自我格式化的「机器」。这也是她能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成为搅局者、让王濛最终成为王濛的力量——运动员时期是如此，后运动员时期也是如此。

举国体制下，某种意义上运动员都是国家的孩子，王濛的队友、好友周洋这样形容运动员时期的生活，「吃啊、喝啊、睡啊、出门什么的，所有都是有人给你安排。你每天可能什么都不用想，想训练就行了。」这种培养体系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也会令运动员形成一种自我和封闭的性格，「眼界通常会很窄」，然后时间一到，灰姑娘失去水晶鞋，接下来的人生，必然要面对许多迷茫。

周洋说到自己刚刚退役时的感受，「你发现你面向社会的时候，有这么多会发生的事，你又不知道你自己适合做什么，这个选择其实是很难的。」退役后突然拥有了大量的时间，时间多到让周洋心里发慌，「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什么事都没有，躺在沙发上，我说我怎么好像过了60岁的生活？」

以自己作为参照，周洋印象中王濛没有这样的时候，一方面王濛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另外一方面，周洋觉得外界更习惯依靠过往那些标签认知王濛，「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把她所有的那些棱角啊，性格都表现在短道速滑上，所以她那种霸气啊，对对手的那种感觉，可能所有人就不管她能不能滑过王濛，都被她的霸气所压制。」

甚至包括周洋自己，第一天到国家队报到，跟队里除王濛外的所有人都打了招呼，「就看她长相什么的，觉得比较凶，感觉很害怕，不敢说话。」

但真的接触下来，周洋发现王濛完全不是新闻报道和自己偏见中的样子，她非常热心，会凑过来告诉她队里每个人的滑行特点，叮嘱她训练前做好准备活动，当时周洋只有15岁，比赛间隙，王濛还会带着她去买巧克力。

因为自少年时代对器材的着迷，王濛在运动员后期对冰刀精度的控制，能够做到完美贴合运动员的脚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周洋比1500米时冰刀折了，一直负责她器械的王濛把备用冰刀磨得跟出问题的那双一模一样，周洋用那双冰刀拿到了金牌。

温哥华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的另一位队友张会也提及王濛的细心，当时王濛和周洋是队内的绝对主力，张会坦言，作为运动员个体来说，跟王濛和周洋同处一个时代，「是一种无奈」，因为绝对实力摆在那里，滑不过就是滑不过。这也就造成了队伍内部，其实一直有主力和非主力的区分，「我们这整个代表队的10名运动员，可能就相对比，会有一些受冷落的这种感觉。」

但在温哥华，王濛有什么事都会拽上张会几个，「像白天楼下去吃饭，还有一些按摩、开会，她会主动去把我带入到那种环境里面，让你觉得你受重视了。」

周洋和张会都提到王濛身上「不只要自己好，还要大家一起跟着好」的特质，周洋将这种特质形容为「主人翁意志」，「她就会把你的事儿，真的当自己的事儿。」

退役之后跃入真实的世界，王濛身上这种主人翁的意志也没有消散，「她是一个，为每个人都着想的人。她就觉得她有种义务。」周洋觉得，就运动员来说，这是王濛与其他运动员很大的不同。

离开国家队后，王濛折腾公司，开工厂，建立品牌，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带着曾经的队友，同样已经退役的运动员，为他们做点什么。但失去水晶鞋之后的日子，每一步要自己趟、自己熬。

《人物》的第二次采访中，王濛提到了自己首次创业却破产的故事。

那是2014年，刚退役的王濛，带着前奥运冠军的名号，还有滑冰十几年「攒下的血汗钱」，回到家乡七台河创业的日子。但因为缺乏经验、判断失误，以及「太容易相信别人」，这次创业以破产告终，「赔了几百万吧，两三百万，我相当于自己这些年的滑冰的血汗钱，你自己就赔里了嘛。」

但最让她无助的不是赔光了所有钱，而是奥运冠军的名声带给她的软肋。即便破了产，合作方还是不肯罢休，不断骚扰她的家人，她爸爸开车出门，会有人在车旁假装摔倒碰瓷，如果报警，又有人说王濛姐夫是公安局局长，事实上，姐夫只是一个普通警察。后来，王濛决定走法律途径解决，谣言又来了，「即使法院判决书下来也无休止，就变成法院院长也是我家亲戚，哎呀妈呀，你说这城市都是我的呀。」

那段时间的王濛，被「奥运冠军」四个字绑得束手无策。她选择停下当时所有的业务，「我不想再做下去，我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保护，你就感觉它是个（坑），你看到了你自己未来就在这个洼地当中耗死。」

「她当然有特别难的时候，叫天天不应的时候。」张会也对《人物》提起了那种「盛名之下，却有苦难言」的感受，「我们抱头痛哭的时候，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呢，人在最难的时候，自己最难的时候，只有自己身边的人能理解。」

那场噩梦持续了几年时间，直到2018年王濛受邀重回国家队担任教练，她仿佛得到了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即便在国家队执教时期，还是会有关于她的举报信寄到国家体育总局。

2018年5月，王濛出任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主教练。一年后，她又出任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教练组组长。这期间，聂鑫、周洋、张会这些旧日的队友和朋友也被纳入教练团队。

聂鑫记得，接到王濛电话的时候，自己的女儿刚出生，户口都没来得及上，但他立刻就从沈阳来到了北京。退役多年，他们这群人又有了一段共同燃烧的时光，经常夜里12点还在开会，运动员怎么整，教练员怎么整，还有一些对外宣传或者商业赞助之类的活动怎么整。

有一次国家队在外地训练，王濛的母亲去探班，老太太在基地呆了三天，只在吃饭的时候见过王濛两次，聂鑫一直叫王濛妈妈「老娘」，「老娘说，那我来干啥来了，你们这么忙我就不来了，完了就说，说的革命要像你们这么干，早就胜利了。」

只是，那段壮志在胸最终以悄然哑火的方式作结。北京时间2020年4月28日，国家冬管中心正式完成最新的人事任命，王濛卸任教练组组长一职。

聂鑫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2019-2020赛季短道速滑6站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队取得的总成绩为10金10银10铜，成绩亮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让做就不让做了。」

王濛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决定。聂鑫记得，当时王濛的态度是，「她最多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点问题，我决定不了，那就这样吧。」但令王濛高兴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教练团队，基础班底还是自己执教时期搭建的。她还特地从俄罗斯请来了安贤洙，虽然经历了诸多风波，但因为对短道速滑的贡献和理解，安贤洙始终是王濛最尊重的运动员。

王濛记得，领导谈过话之后，她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赶紧回家收拾东西，然后第一时间去海南，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在那里生活的父母。她想的是，父母年纪大了，如果通过别人听到关于她不好的消息，肯定又要着急上火。索契受伤那年，父母最早是从外界听到的消息，当时给老两口吓得够呛。

那天，她开车开了一天一宿，一路没合眼赶到海南。「到了跟前，我自己说完了，好了，我自己说完了相当于他们就理解了，他们年龄大了，受不了这些刺激。」

「人」和「体制」

不管是运动员时期，还是国家队的短暂执教经历，外界习惯的一套叙事模型是把王濛视作体制的对立。

王濛自己并不接受这种关系。或者说二十多年下来，她在体制中成长，成熟，她以个体的荣耀成为一段持续的集体荣耀的一部分，她也在其中有过挣扎，冲撞，背离与归来，她渴望奉献自身。

张会觉得，王濛身上一直有一股非常正向的能量，「就是我们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负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觉得国家对我们不好，国家给了我机会，我做到了，并没有说国家要给你什么，它是给你机会了。」

据聂鑫介绍，王濛妈妈是个亢奋的老太太，从小就给他们几个孩子灌输爱国爱党思想，「没事的时候就给我们上课，我还是部队的呢，就没事跟我们讲，必须得听党话，不能啊，你们不管是干到多大的官啊，到什么位置上，你们可不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

从小浸泡在这种教育中，加上运动员时期的经历，聂鑫觉得王濛骨子里也是有一股「精忠报国」式的豪情，「她当时有很多想法，怎么对运动员好，怎么让整个队伍更好。」

有时候这种豪情甚至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2019年一次冰上项目誓师大会，王濛提出要求，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外教必须要会唱中国国歌，很多外教压根儿不会中文，但王濛觉得为中国队打比赛，这种要求不算过分，最终的誓师大会上，世界人民大联合，各种发音声调，总算是把歌唱完了。

王濛执教国家队期间，辛庆山被邀请过来担任顾问，那段时间，辛庆山在昔日弟子身上观察到一些运动员时期没有的东西，「当得挺有样儿的，挺像模像样的各方面，各方面考虑的问题，挺有力度，挺有魄力。」

王濛说，国家队的经历是一次很好的历练，经历过就是财富，国家队最多的时候500多人，日常要处理的事情堆成山，但反过来也是很好的实战练习——练习从一个人往前冲到慢慢走进人群、走进人与人缔结的各种网络。

说到此处，王濛来了精神，她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信奉的终极东北哲学，「当两年教练的时候干了多少事啊，跟人家交流，跟人家搞关系，维护关系，是不是啊，请人裁判来，请人国际裁判到中国来执裁中国最重要的比赛，比完赛了请人喝酒，那裁判那一个个的，你以为呢。」

切换身份之后，王濛也切换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她很少再冲动。中国队以往在判罚上吃过很多亏，梳理琢磨一番，王濛最后的结论是，得把规则吃透。这时，运动生涯中累积而成的世界观也在顽固地发生着作用，「裁判他是个人，他是个人啊，他不是个机器，对不对？」

请客吃饭的钱都是她自己掏腰包，「干这些事目的是啥啊，不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规则弄好，这个事得做，你还能跟人打架去吗？」

为了跟国际滑联技术代表兰伯特请教一些技术细节，她心思细腻的一面也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那请教你咋请教啊？不是喝个咖啡就是吃个饭吧，我还不能带翻译，就自己真是『邦邦邦』往出嘣啊，那怎么办。你多带一个人，你就让人多了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对吧，就咱俩，划拳都行，来吧，为了把事干好嘛！」

兰伯特是加拿大人，后来中国队到蒙特利尔比赛，他特意请王濛吃了顿火锅，「那你说凭啥人能请你，为啥前几年的时候你都跟人家在干仗呢，那怎么到我这儿的时候就不打了呢。对吧，咱得请教，打啥架啊，是不是？」她绘声绘色地描述那段时间的收获，「那裁判就说不管我执不执裁北京冬奥会，我都记住有你这个朋友。」

在王濛的认知中，你给我面子，我也给你面子，大家互相交换真心，那才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但除此之外更复杂的关系，很多时候她也没有办法招架。

王濛执教期间，正好赶上四年一届的全运会。全运会对地方来说，意义远重要于国际比赛。那是王濛带队最吃力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王濛要平衡很多关系，「你当运动员的时候，我管我自己，我好好练好了，我带着大家都上，不是的，做教练，做管理完全不是一回事。」

很多事情没法细说，地方上过来做工作，得保全运会的成绩，运动员这时候的心思也会变化，「你说你明知道他去保这个全运会的状态，但是你还没办法说，比如说他说他昨天没睡好，是吧，我就找科研团队，来，你这个睡眠监测仪，给我分析分析他到底睡没睡好？但是它意义不大啊！」

大家心思不往一起使的时候，说什么团结奋进都没用。对王濛来说，那是一段「每天都是很头疼，今天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就没有没有事的时候」。

「我不可能为你每一个领导去负责。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你们每个人负责。」王濛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的难，「就是我不会把握这个，去平衡这种关系，自己就天天也睡不着觉，不踏实，干得就是太心累。」

总结国家队期间的工作，王濛告诉《人物》，她的底线只有两条，「第一，我要对得起运动员；第二，我对得起国家。」

辛庆山相信，以王濛的性格，一定经历了种种难处，「我们接到一个通知，散了就完事了，大家都一头雾水，也不能问，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就，哎呀。」

都灵冬奥会后，辛庆山淡出国家队，后来受吉林方面邀请，在吉林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于他的这个选择，当时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国家队带那么多奥运冠军，实现那么多突破，零的突破，你看你那里头那几个人，哪有行的人啊，好苗子都去国家队了，根本就没有行的人，那不把你的名声都毁了嘛。最后带不出来，你名声就没了。」

辛庆山觉得这样思考问题就太累了，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情。」

退休之后，辛庆山又接受新疆的邀请，这两年在新疆忙着训练队员和梯队建设。似乎冥冥中注定的是，辛庆山前往新疆，又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速度滑冰，随着短道速滑的火热，速度滑冰在国内渐渐受到了冷落，与世界一流队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辛庆山希望能趁着这几年的时间，捡起年轻时候擦身而过的另一番命运，为速度滑冰「真的做点儿什么」。

关于「人」和「体制」的关系，经历了中国短道速滑从无到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事更替，辛庆山形容，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新的冒出来，旧的总要掉下去，没有永远的世界冠军，也没必要纠结其中，「大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物理规律」。

回到冰场

人是一种结果动物，或者说人始终是慕强的。因为四块奥运金牌傍身，王濛的出格言行可以被包容谅解，仔细端详甚至还有几分可爱。因为莫名其妙成了顶流，众人看王濛，又是一阵风的崇拜喜欢。人们乐于借助那些闪亮的标签认知她，记忆她，评判她，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地误解着她。

真实的人生里面，眼前的墙一直存在，而且比运动员时期更高更厚更坚固。坐上网络解说台，对王濛来说，更多是一种曲线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

卸任国家队主教练之后，王濛成立了一家体育文化公司，早在冬奥开始之前，王濛和团队就围绕着冬奥期间可以做哪些尝试绞尽脑汁。之所以到咪咕解说也算偶然，王濛苦笑着说了一串自己的「顶流」前史，「你看平台一共就那么俩，有那个直播权。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人家也不愿意用我，人家找了一圈人说这个人不能用，怎么的，她这个说话（搂不住），其实我说话多正啊！」

碰壁了就换个方向再试试，带着运动员时期的紧迫感，王濛和团队广撒网多捞鱼，前期做节目，市场不认，招商也不好，就压缩成本自己做，之后拿着节目去找平台谈，「还是到处碰壁，我还得交占屏费，我说我赔钱，我还给你交占屏费，不可能，没有。置换，置换吧，我免费给你们在冬奥会期间干点活，你把我这个给我播了」。

谁也没想到，随着王濛的顶流效应，《运动者联濛》和此前的《濛主来了》都成了香饽饽，这时候，所有的平台、合作方态度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弯。

王濛身上，集合了二人转演员和萨满神的兴奋和疯魔，只要还能做事，只要还有机会，「那就得去干呐，干呗，干就完了。」对于短时间内体会了一番人情冷暖，王濛也不觉得什么，爆红之前答应别人的事，哪怕只是口头约定，她都配合完成，「就是说你既然答应人家了，这个事不管你抽出来10分钟、20分钟，我都给你干了。」

要操心的不只是这些。王濛告诉《人物》，靠「我的眼睛就是尺」冲上热搜的那天，事实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是「焦虑」，「你这直接一个热搜第一给我干懵了。」

她翻了一些网上的评论，许多粉丝往事重提，也有不少情绪性的发言，这让她感觉紧张，她第一时间找团队商量，看看能不能把一些关键词撤下来，她向《人物》解释自己的担忧，「就是不希望这些事放大。我已经过了在上面的那个年龄了，还是想持续发展的事，持续发展不是你今天你把我捧多高，明天给我摔多狠，这个我已经经历过太多了。」

如今38岁的、更加成熟和稳重的、拥有一家公司和更多阅历之后的王濛更愿意向外界展示自己此刻的云淡风轻。执教国家队之前，每到大赛，老有粉丝在网上评论，王濛为什么不当教练，这回这种声音没有了，王濛觉得这回大家终于成熟了，「你看我的粉丝说啥，赶紧好好让老王去搞自己的事业，搞钱吧。」

只是，当顶流实在太累了。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王濛的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10分钟见一波人，15分钟见另一波，直播、节目、商务合作，几乎日日都处在透支的状态。但有一天跟周洋视频聊天，她一脸满足地告诉对方，「我看见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有事做，就是他们都很享受他们自己的工作，我很开心，特别有成就感。」

采访中聊到这部分时，王濛展示出自己被外界持续忽略的那部分人格，人们以一个前奥运冠军追忆她，以一个段子手认知她，但她是一家初创企业的负责人，有很多人要靠她吃饭，她也想做出一家更成功的公司，「如果我要挣在我自己身上的钱，我去别人直播间做嘉宾就好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挣我自己的出场费我很轻松。」但她始终惦记着更多退役运动员的生活，「无论他是来自于哪的，你做的事情，让很多人，哪怕无名之辈，都可以让大家能去生活，有正常的生活。」

这是她的动力，也令她焦虑，时有反复的疫情，也加剧了一家初创企业的困难——聊到这些难处，还有这些年在社会四处撞墙的经历，情绪几乎很少低落的王濛不自觉地有了一声叹息，「我倒觉得，运动员还是最幸福的。当运动员多好。你可以自由地在冰场上驰骋，多好，唉。」

在描绘了很多商业计划、未来蓝图之后，王濛说到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放松方式，她希望不那么忙的时候，可以重新做一副冰刀，舒服一点儿，鞋帮高一点儿，把受过伤的脚踝保护好，然后不考虑任何事情，到冰场去滑上几圈。

索契之前的那次受伤，让王濛最终失去了脚踝处的软骨。一直到现在，王濛去海拔高的地方，「脚就肿得像个猪蹄似的」。两三年前在国家队，有时候需要上冰，穿上原来的冰鞋，她发现受伤后脚型变了，忍着疼穿了进去，结果滑了几圈，还是感觉喜欢。

在王濛所有的故事中，最动人的也始终都与那块冰场有关。

范可新和王濛是七台河老乡，2005年，王濛回到七台河参加活动，那一年范可新12岁。王濛的出现让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比七台河更远的地方，如果滑得好滑得快，就「可以站在世界舞台去为国家争光」。这个沉默内向的姑娘一直记得自己当时鼓足勇气问王濛，「我说濛姐，你是几岁练的啊，就问了这一个问题，还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记得她回答我，她说她也是10岁练的。」

2008年，范可新被诊断为严重贫血，医生直接告诉她不能再练滑冰，当时，她刚刚接到入选国家队的消息，对人生的一切美好期待刚刚开始就要宣告结束，范可新完全无法接受，回到家天天哭。

最终把范可新从绝望中打捞起来的，是一件白色T恤。当时王濛跟范可新交集不多，但知道老家又出了一个天才少女，范可新后来收到王濛的签名T恤，名字上面写了两个字，「加油」。

还有一次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因连续遭遇争议判罚，范可新与金牌失之交臂。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听不得「平昌」两个字，那阵子她回到七台河，整个人陷入抑郁状态，「老是哭，就不想滑了，想退役就算了。」

当时王濛也在七台河，两家离得不远，她就薅着范可新到家里唠嗑儿，王濛说了很多她当运动员时候的经历，很多郁闷的事，结论却是不能不滑，「还是得滑，咋能当个逃兵呢？」

说起王濛和那块冰场，老教练范宏文感触很深。本届冬奥会，他负责武大靖的训练，在他看来，王濛和武大靖都是那种真的对这项运动有眷恋的运动员，他们真的爱这项运动。备战冬奥期间，很多时候范宏文看武大靖训练都觉得心疼，他觉得不管是这时的武大靖，还是当年的王濛，「作为老将，该有的（荣誉）也都有了，他们可能就是想再多滑一下，时间再长一些。」

王濛与《人物》交谈时，话题也会常常回到冰场，「我最喜欢冰场，我最喜欢的就是滑冰。我（后来）教队员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妈呀，瞅他们滑我都累，我都想自己上去滑，我说每天看着冰场非常快乐，对吧，我也想能再滑啊。」

和曾经的那段形容一样，她始终认为，那是一个「特别自在，特别简单的世界」。

许多年前，也正是这个世界，吸引住了幼年好动的王濛。七台河的冬天奇冷无比，洗脸水往地上一泼，冻上一宿，再在炉子里掏点炉灰撒一圈就是一处天然冰场，与冰面的缘分，开始于那样粗糙的单纯之中。

后来决定练滑冰，爸爸妈妈觉得体育太苦，起初死活不同意，爸爸还说过一句扎心的话，「打出溜滑儿能打出什么出息来？」

王濛没听爸爸的话，拎着自己的冰鞋按时出门，在七台河、在哈尔滨、在北京、在都灵、在温哥华，在一圈又一圈的「出溜滑儿」中，无限接近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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