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环节是城市内部治理，同时城市治理不应局限于城市内部，要在城乡间、区域间联动，从都市圈、城市群等跨区域层面联动治理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人口等各类要素向市域聚集，市域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凸显。“中国需要深入探索符合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为基层赋权、减负、增能的强大合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徐飞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秋冬论坛上表示。把城市、乡村进行合理的统筹建设和治理，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联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其智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时，疫情也为经济转型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新内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萌生了新的经济形态，积蓄着城乡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上海市在2035年的城市规划中已提出，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目标。此外，本次规划中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和韧性城市概念。此次上海总体规划里也提到了城市更新的目标。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郑时龄认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重要。在城市更新中，既要建设看不见的和谐，也要建设看得见的和谐，近年来上海15分钟的生活圈，让百姓感受到温度、感受到看不见的和谐。郑时龄指出，上海从2000年开始，把发展城市建设的重点由原来的中心城区投向了郊区。上海现在的五大新城都是独立节点的城市，包括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以及南汇新城，希望按照人民城市的建设目标来进行发展。为了上海世博会，上海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促进了交通体系和城市服务体系发展，也把黄浦江的两岸缝合，将黄浦江沿岸的工业地带转变成居民的生活地带。其中徐汇滨江在黄浦江的上游，从2004年开始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艺术中心。北外滩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地带。郑时龄总结，城市更新既有润物细无声的绣花针式的更新，也有整个地区的功能转换的更新。上海注重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上海规划中有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市区12片和郊区3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划定了保护的红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体现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治理“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国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梳理上海社会治理40年的变迁，李骏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96年城区工作会议以前，党、政、社不分，那时叫总体型社会。1996年之后开始分叉，上海最先发力的就是行政资源，因为上海现代化的行政官僚体系力量比较强。2004年之后进入第三阶段，上海做了一系列创新，比如说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等。进入第四个阶段，党政社齐头并进，社会力量开始发育和壮大。李骏认为，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治理必须精细化。基层社区千差万别，治理工具应该是分类的。每个社区的禀赋不一样，治理方式就不同。比如，紫金社区位于上海五里桥，党员占比非常高，治理特色就是搞党建，搞入户工程。古龙山村是闵行的社区，它的特点是老年人口占比低，整个社区年轻化程度高，文体团队数量多达24个，治理的特色就是白领自治。黄浦新苑的特点是退休的人活跃在文体团队当中，有行政级别的比例明显更高，他们就形成了所谓的“长老治理”模式。华院社区是在华阳街道，老年人占比高，低保户数最多，所以就做凝聚力工程，做群众服务。然而，上海的社会治理跟国际一流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首先，上海的社会治理成本过去一直比较高，靠大量的财政投入，但是对政府之外的资源开发不足。比如上海社会组织数量不少，但很多的社会组织其实是街道孵化和包办的，上海对社会治理的认识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四化”要求下，上海急需解决长期存在的短板问题，就是行政化力量太强，社会活力如何迸发的问题，但是同时要保证秩序的平衡。其次，在今年上半年的上海封控期间，大家对上海的社区治理发出疑问。上海需要在这个反思过程当中夯实全过程治理，体现民主协商的方式策略，才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治理组织、机制如何建立在法治轨道上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在发展的总体基调。在此基调之下，怎样进行社会治理？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讲席教授张学良指出，城市规划与城市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个关键环节是以城区为重点的城市内部治理，另一个关键在于城市治理不应局限于城市内部，而要在城乡间、区域间进行联动，从都市圈、城市群等跨区域层面联动治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叶超认为，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城乡发展问题有两大特征。一是超流动性，二是不稳态。超流动性可以从“一普”到“七普”的数据变化中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进程意味着每年大概有几千万的人口从乡村到城市，还有很多农村人口转化成城镇户籍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注意到家庭的户均人口规模，从最早的每家有4.33人，到现在每家不足3口。当不足3口之家的数量出现的时候，让人们不免对社会稳定性产生忧虑。他表示，不要把乡村单独看待，而是要把城乡联系起来，把城乡和区域联系起来，把城乡区域和整体国际上的状况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全面振兴乡村。“中国式现代化格局经历了城乡差别、对立、平衡、协调、定向、融合迈进的不同阶段，中国亟待把握格局态势，转变治理的逻辑，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尤其对于乡村振兴来讲，要释放广大内陆地区和乡村的活力。”如何才能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教授、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看来，关键是要坚持十九届五中六中以来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而新发展理念再归结就是两个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现在人民群众在住房等领域还有不少难题，因此，有必要改进住房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住房更多的是背后看不见的社会网络、社会空间、社会资源。陈杰建议，从治理角度来说，首先要有理念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组织的现代化，当然还有各种的生产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等匹配的技术，都是要去探讨。中国不仅要避免住房的两极分化，缩小城乡差别、地域差别、阶层差别，还要探索生态环保、保留民族特色等更高层次的发展。他提出，在住房领域，中国可以借鉴农村土地的改革，实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三权分置，让住房财富能流转起来，让资源更加有效地周转起来，让财富能推动年轻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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