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全球产业链，不太可能离开中国

作 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编 辑：米小白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国际环境变化，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震荡，旧体系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很大，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平行体系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两体系。

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

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向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是有增无减。

1. “去中国化”为什么不太可能发生？

1）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和形成有其自身规律

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形成今天的模式，是因为分工以及专业化。每个企业专注于做一个产品的小零件，精益求精、越做越好。这就是所谓的“产品内分工”。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主流产品完全由某一个国家制造，比如 iPhone（苹果手机）只是在中国组装，其内部零配件来自十多个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企业，这是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格局。中国身在其中，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在全球产业链上，我们最初仅限于装配类的业务，如今已经能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中国也有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开始生产服装。

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的部分，也被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替代。有人将这些都理解为“去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不用如此担心，近几年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东盟对美国的出口都大规模增加。

其中，中国出口东盟的主要是中间品，比如棉纱，而且出口的棉纱越来越多，服装生产越来越少。中国也已经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生产的棉花来制造棉纱，而是进口棉花纺成纱、染上色甚至织成布，再出口到产业链下游的国家，由他们裁剪制衣。

这是很好的产业升级，毕竟中国也不可能永远做产业链最低端的工作，这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性原理。

2）中国市场足够大

很多企业之所以在中国设厂，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比如各大车企不太可能把企业转回本国，中国的汽车市场比日本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大，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市场。

比如，当年特朗普自上台之初就要求美国企业回流，但落实不下去，美国只有少数能源企业回流，根本原因还是美国国内的能源成本下降。

日本政府也出钱让日本零配件企业回流，但响应的日本企业也很少。日本的零配件厂更愿意跟着大厂走，比如丰田到中国设厂，大批零配件厂也会跟着来到中国。因此，日本企业脱离中国也是系统化工程，不会轻举妄动。

不仅如此，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别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完全禁运或封锁也不太可能，比如芯片。特朗普曾禁止高通将芯片卖给华为，但几次禁令都是延期实施。

中国市场约占高通全球市场的1/3，芯片行业又是“高举高打”的行业，一旦失去市场就没有资金，其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就无以为继，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很快失去竞争力。

比如台积电5纳米制程技术投资额是300亿美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与台积电在大陆市场占据高份额和高收入有关。

3）中国的生产网络足够强

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27%，远超美国和日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一家企业搬离中国，会发现自己脱离了生产网络，生产成本明显增加。

以上三大原因都决定了“去中国化”不会发生。包括美国商会、日本商会数据在内的调查数据都显示，考虑过搬出中国的企业占 10%-20%，但真正实施搬离的比例仅为1%-2%。

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政府还要继续高度重视制造业，短期的产业链中断，比如国外企业供应不上的零配件，国内厂商如果刚好能替补进去，对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提升有利。

2. 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曾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

他当时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5G技术的40%，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

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

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

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英特尔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因此，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塔尼娅·哈丁（Tanya Hardin）手段。塔尼娅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滑得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她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

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塔尼娅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

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 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其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S（持续联结清算系统）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既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大约为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而且，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它们的韭菜”。

过去50年中，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的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同样重量的黄金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之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说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

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贝宝）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2020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亦可离线使用，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在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向津巴布韦出口100万元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将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

这看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贸易是出超的，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又会落入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关键还是看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总之，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挑战，很多人担心创新能力不足。我对此不太担心，更担心的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1. 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实际上是个“灰犀牛”，即大概率的风险事件。人们经常对于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心存侥幸，视而不见。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即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人口结构仍然会继续老化。

15年之后，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达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80%-90%，中国15年之后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左右，确实是未富先老。

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创新速度会下来。老人多保守，不喜欢创新，也难有新意。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创新跌落和人口老龄化有密切关系。

其次，消费会下降。这个影响更大。日本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下跌过，连续30年上涨，不像中国股市有好几轮暴涨暴跌， 偶尔还会崩盘。日本股市30年都没有崩过，但这一时期之后直线下跌。

日本房价在20世纪70-90年代持续猛涨，之后也一路下跌，如今很多地区房屋空置成灾。所以，中国房价也不大可能创造永远上涨的传奇，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入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高房价。

很多人主要担心中国创新能力不足，其实需求不足更可怕。日本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射出去，对经济并没有起到多少帮助，根本原因就是老年人没有消费意愿，想刺激内需也刺激不起来。

日本执行的是实质上的负利率，按常理来说储户就不应该再去银行存钱，因为存钱不仅得不到利息，还得付给银行管理费。但日本老年人照样去存，而且存得更多。因为在没有未来收入预期的情况下，要保证生活水平就只能把钱存起来，然后再尽可能节省开支、压缩消费。

老年人不会拿着钱到全世界各地去投资冒险，搏取高收益。这是日本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启示，更何况中国经济的体量更大。未来再想依靠外需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现实，只能主要靠内需。等到内需严重不足，而且怎么刺激都不管用的时候，问题将非常麻烦。

2. 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大增

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一个稳定且比较友好的国际环境。美国作为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就是事实上的“老大”。这位“老大”还会时不时装睡一下，让日本、德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陆续崛起。

日本、德国和美国始终不是一个重量级，但中国不同。中国抓住机遇期之后，经济体量一下子远远超过了日本和德国，直逼美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只是一个开端。

美国其实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民选政府；一个是大家看不到的隐形政府——美国安全部门。美国安全部门的威力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中兴和华为事件的背后都是美国安全部门在发力。

美国已经不会再“帮助”中国崛起，甚至转向主动抑制。欧洲也在转向，只是还在摇摆，一会儿倾向于美国，一会儿倾向于中国，但总体上还是缓慢漂向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中国发展自主技术的两个关键问题

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关于自主技术有两个问题要深入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Plan A和Plan B的关系。

我们搞自主技术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对我们的技术封锁。我们要做好积极的准备，但它是Plan B，就像每辆车都有一个备胎一样。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搞三线建设，把Plan B做成Plan A，成本非常高。

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卡脖子”技术都自己做了。如果以“卡脖子”作为标准，很容易把Plan B做成Plan A。而且，中国经济的体量太大，一旦做成一项技术或产品，别的国家基本上就难有活路，经济问题进而可能转化为外交问题。

中美已经有不少经济问题被美国政府搞成了外交问题，比如特朗普就曾把经济问题武器化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是非同寻常的体量，我们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的经济政策不仅仅影响我们自己的发展，而且也直接会影响到外交，外交又会反作用回来。毛主席当年对外交有一个观点，就是外交应该让朋友变得多多的、敌人变得少少的。

在中美关系及自主技术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慎提举国体制。因为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他们可能觉得这是我们在主动地与世界脱钩。千万不要做成了外部没有和我们脱钩，而我们自己先主动脱钩，尤其是内心并不想脱钩，却表述错误，使自己陷入外交上的被动。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是个老问题，但是在自主技术领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动员成立各种基金，争相发展自主技术，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见效？我认为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肯定能见效，但是不是最优的方式？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2018年和2019年的“去杠杆”，给金融领域造成了一些影响。自主技术领域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和金融不同的是，短期内看不出来有什么重大的代价，因为效率的下降有一个过程。问题是，5年、10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速度反而没有以前快。

究其原因，是国有金融企业归属于政府，其目标不可能完全以利润为导向，而是兼顾多种职能。这时想靠它们把市场化的技术搞上去，不仅有难度，而且极有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包括资源和时间的浪费。

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国有企业或举国体制的价值。中国的两弹一星等不少技术都是举国体制的伟大成就，包括造船，还有卫星发射技术等。但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当时为发展这些技术不计成本。

在特别关键的少数领域，举国体制、不计成本、国企为主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变成各级政府、各领域都以不计成本的思维投入自主技术突破，变成一种大面积的行动，恐怕就会带来惊人的浪费。

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都证明，创新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做，在分散的市场决策里做创新是目前为止人类探索出来的最有效方式。真正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一定是必要的，但要分清哪些必须由政府做、哪些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做，也同样是必要的。

总之，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创新，发展自主技术是必然的、必要的，但一定不要把自主技术和开放、市场对立起来，而是要将二者紧密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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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 — —    轮值主编 | 徐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