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未成年唱歌的KTV，未成年打工陪酒是“常态”？

今天，关于“未成年能否进KTV唱歌”的问题，短时间内出现两条热搜，可见关系到下一代成长，大家讨论很热烈。

“孩子喜欢唱歌，家长不能带孩子去唱歌么？”这样的疑问最先在网络发酵，许多人想不到，这个引发激烈争议的讨论，最初是源于“新华网的一篇普法报道。”

“杭州一KTV招募六名未成年少女，被城管处罚6万元”则引爆第二轮全民讨论。

很显然，第二条热搜已经不是“带孩子娱乐”的问题，而涉及到“有偿陪酒”，从两个热搜下的全民讨论，我们能看清如今的KTV与未成年之间，到底是啥关系？

壹，“未成年严禁进入KTV”是法律明文规定

或许新华网自己也没想到，一篇年初的常规“普法”新闻稿，会引发全民的关注与争论。

我也要感谢这次争议，因为写过不少科普，普法类文章的我，居然不知道“严禁未成年进入KTV”是《未成年保护法》的明文规定。

我的第一感受是“我和当年的高中同学”好像都违法了。

我记得我们高中时期，只要是一群同学聚会，或者某一个同学生日，在KTV弄一个包房，游戏唱歌几个小时，是最“经济”也最欢乐的方式。

难道当年我们都违法了？

仔细阅读新华网的普法文章，才发现“未成年人严禁进入KTV”，是2020年10月对《未成年保护法》最新修订，完善的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因此在2020年之前，“未成年进入KTV”还是法无禁止的状态。

许多人也不理解，是不是对KTV等场所有“犯罪滤镜”？我们同学聚会的场所，也就是唱歌喝饮料吃零食，极少数男生喝啤酒。

除了一群同学玩伴去KTV，还有一些则是家长带着去唱歌，认为是一种玩乐，解压，甚至玩耍。

于是许多人反对“严禁未成年进入KTV”的规定，认为孩子有选择唱歌场所的自由。

更有部分人提出折中方案：应该至少允许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陪伴下去KTV唱歌。

看起来这一提议打破了“法规中一刀切”的严苛性，可是却增加很多新的问题。

这个“成年人陪伴”是必须孩子父母，还是亲属也可以？或者孩子的成年朋友行不行？父母的同事好友行不行？

如何界定进入KTV的成年人和未成年的关系？查身份证？

如果一个成年男子搂着未成年少女进入KTV，身份证不是一个姓，人家说是舅舅，怎么确认？

因此用“成年人陪伴未成年人唱歌”取代“未成年禁入KTV”的禁令，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贰，“未成年陪唱卖酒”是全国常态么？

今天登上热搜的第二个“KTV热搜”，杭州的KTV被罚六万事件，恰恰证明“由成年人陪伴，未成年就能进入KTV”有多么不靠谱。

这次公布的案例，是杭州的一家KTV，在去年4~6月期间，招募了6位未成年少女。

这家KTV与六名少女签订的都是无底薪，按照卖酒提成的聘用模式。

针对这家KTV聘用未成年少女的问题，浙江省桐庐县城市管理局，给这家公司开出了6万元罚款。

这次桐庐县城市管理局，是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五十二条“娱乐场所招用未成年人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招用一名未成年人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的规定，依法处罚的。

一共六个少女，工作了两个月，每人每月罚五千，因此一共罚6万元。

虽然一些网友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根据法律，就是只能罚这么多，而且不存在停业整顿，强迫关门等其他措施。

针对这个新闻，评论区里的“三派声音”却引发了我的关注。

一部分是“严厉批判”的，因为没有对“KTV聘用未成年陪酒”重罚重惩，感到不理解的。

第二部分则是“懂行”的，从评论区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网友回复中，能够得出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很有代表性的结论。

因为我本人没有体验过“类似服务”，因此我只能根据不同省份的网友回复，推断在全国各地，KTV，酒吧，夜店等场所的“气氛组”，或者就是“陪酒服务员”，年龄在15~18岁是常态。

并且在他们出于自愿意志的情况下，法律可以干预，但是无法对聘用者提高到刑责，因为这在全国各地都“你情我愿”。

评论区中的第三部分，是第二类“懂行派”的升级版，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是常态，桐庐县这家KTV被查，多半是因为“程序没到位”或者“遇到必须完成指标”的行动。

这些不同地区的网友，更是将“爱丁堡小红楼”，“三四线城市很普遍”，以及“推特上很多广州未成年”等现象和这次的“浙江重罚KTV”事件联系到一起。

我无法确定这些言论的真实性，这种“常态”也有可能只是网友的“口嗨”。所以“常态”我用引号。但是从不同城市，不同网友的反馈看，对未成年在KTV工作，更多人是习以为常的淡漠。

叁，如何真正保障“未成年”？

大家由此也能明白，这么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立法是多么不易。

不允许未成年进入KTV等歌舞营业娱乐场所，看似一刀切，让人疑惑“家长陪着也不行么？”

可通过不同地区出现的未成年从事“夜店气氛组”案例就能看出，“一刀切的法律禁止”，才是堵上这些“犯罪温床”的方法。

当然，也必须承认，《未成年法》都规定未成年不允许进入KTV唱歌了，但现实却是有未成年在里面陪唱卖酒。

指向这一现象的，或许不仅仅是法治问题，经济问题，更会触及到教育分流问题。

义务教育的分水岭，是青少年15岁时初中毕业。目前绝大多数少年在中考后，进入高中或者高职高专。

也有极少数初中毕业生，或者高中高职辍学学生，开始就业。国家不可能完全禁止这些无法继续教育深造的人提前就业，而是只能规定“哪些行业禁止聘用未成年人”。

在中考的“教育分流”作用不断抬升之后，随着高中率的下降，理想状态当然是高职高专率的提升。

可我们不能回避与无视的是，就是有一些“读不进书”的，不愿意选择辛苦的行业，他们或她们“自愿”从事一些“认为轻松来钱快”的行业，我们除了处罚聘用的公司之外，是再也无法对这些人“用重典”。

司法部门，带着采访组，走进一个个KTV保健，对“带孩子唱歌放松”的家长进行普法教育，这无疑是容易的，气氛是和谐的，最后是有“批评教育成果”的。

可是采访组能否聚焦KTV的未成年就业者？有没有机制或者更好的教育改革方案，让这个群体至少不“继续壮大下去”？

相比较“教育家长别带孩子唱歌”，如何让KTV的未成年打工者有更好的出路，是更加触及灵魂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