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活动在英国为什么如此猖獗？

文 |《财经》特约撰稿人 魏城 发自伦敦 

编辑 | 郝洲

不久前，我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健身中心锻炼，锻炼完淋浴后，发现我存放衣物的柜子被撬，我的手机、钱包、钥匙等物件全部被盗，虽然经济损失不是太大，但随后处理有关冻结银行账户、住宅换锁、重购手机、恢复手机内各种应用等等事情，还是花了我很多时间，不胜其烦。

事后想想，健身中心的更衣室都装有监控摄像镜头，健身的人通常也不会携带太多贵重物品，智能手机亦需靠指纹或密码才能开启，盗贼冒着被警方抓获的风险，撬柜窃物，却所获寥寥，到底图的是什么？

我的遭遇并非孤案。事后我在街上偶遇一个华人朋友，聊起我的被盗经历，他说，这不稀奇，他最近给儿子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儿子骑了没多久就被偷走。

我又联想起圣诞节前我的另外一个华人朋友讲的故事：她在伦敦市中心等公交车，上车后发现手机被窃，估计是在登车前有人趁乱从她裤兜里偷走的。

更让人崩溃的经历，我也遇到过：那是几年前，我陪一个从中国香港来英国旅游的朋友在伦敦游玩，两人边走边聊，在步行走过千禧桥时，朋友突然大叫：“我的双肩包中的东西全没了！”

我问：“你丢了什么东西？”

他脸色苍白：“我的护照、香港身份证、几天后去欧洲大陆几个国家旅游的签证、好几张银行卡、英镑和欧元的现金、手机、照相机、各种钥匙……”

我虽全程安慰朋友并陪他去警察局报案，但朋友遭此大劫，也有我未能尽主人之责提醒、照顾的因素，所以我至今深感内疚。

以上这些劫难，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害人都是华人。也许英国的窃贼以为华人都会携带大量现金，都会使用高档手机？

巧的是，接手我最近被盗案件的警察是我隔壁邻居的儿子，听他介绍，大疫三年以来，他负责的治安区域和整个伦敦的小偷小摸案件都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英国经济不好，很多人失业，过去一年的能源短缺和生活成本危机更让底层英国人生活雪上加霜，有些素质不好的人就步入歧途，溜门撬锁，顺手牵羊，甚至持械抢劫。华人自然成为这类犯罪分子的下手目标，但受害人远远不限于华人，外国游客、本地居民，白人、黑人、印巴裔等等，都有可能被偷、被抢，甚至被打、被杀。

一个国家，如果偷抢犯罪活动猖獗，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贫富悬殊过大；二，惩戒机制出了问题。

先说第一个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不是太穷，高收入阶层不是太富，换言之，如果这个国家是普遍贫穷或普遍富裕，贫富差距不是太大，那么，一般而言，出于“羡慕嫉妒恨”的偷抢犯罪活动可能也不会过于泛滥。

普遍贫穷，也许可偷可抢的对象不多，普遍富裕，则没必要去偷去抢。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穷人偷穷人，或富人涉足经济犯罪。一个被过分的贪欲所驱使的人，尽管本人的经济状况已经不错，仍然可能会从事经济犯罪。不过，这类人可能会更多地从事诈骗、贪污、受贿等“高技能含量”的经济犯罪活动，而不是拦路抢劫、入室行窃或顺手牵羊。

英国近些年来的生活成本危机显然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飙升的物价，让这个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买不起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伦敦金融城的“幸运儿”们，却通过跳槽或要求老板加薪等方式，收入不断跨上新的台阶，这自然为出于“羡慕嫉妒恨”的偷抢犯罪活动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的这一年，英国警方记录在案的各类犯罪案件总数高达630万件，是20年前英国开始记录较为详细的犯罪数据以来最高的一年。

由一个名为“绿色智能手机”（Green Smartphones）的团体最新研究发现，2022年全年伦敦偷手机的犯罪活动大幅增加，增幅超过150%。该团体还列出了刚刚过去这一年伦敦每一个区的手机盗窃案件的数目：名列第一的是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区，共有5911部手机被盗，平均每千人就有近24部手机被盗。

这仅仅是已经报警的手机被盗案件数目，至于那些对警方破案不抱任何信心、所以选择不报警的受害人到底有多少，则不得而知。

智能手机问世后，偷手机的案件发生概率大减，因为窃贼无法打开手机，但近些年来此类案件又有所增加，据称，窃贼掌握了不开机便可清除手机内所有内容的技术，他们通常会把恢复出厂设置的手机贱价卖给二手手机店，挣点外快。

另外，根据英国的官方统计数据，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这一年，英国商店里顺手牵羊式的偷拿商品行为也增加了18%。

英国一份销量很高的报纸这样写道：“在英国，生活成本危机引发了入店行窃的热潮。”

英国零售行业杂志《杂货商》称，如今零售商们不仅要防范专业扒手，还要盯着普通人，避免他们临时起意，进行“不起眼的偷盗”。“过去，行窃者会把目标对准那些可以转手出售的高价值商品，比如酒类、剃须刀。现在，一种新型扒手占据了上风：他们只从货架上偷走日用品，连最便宜的商品都要。”

如今英国的超市里，就连许多普通商品也被装上了防盗扣。一些商店重新设置了单向进出通道，这种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明的购物路线，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保持社交距离，现在则用来防止有人盗窃。

2011年8月6日至11日，就在保守党执政一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席卷了英国。

造成这场骚乱的原因，当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但用一家英国著名大报总编辑的话说，这场骚乱爆发后，“呈现出一个全新的现象：暴力无秩序行为仅仅只为犯罪”，参与这场骚乱的人员70%以上都是年轻人，其中包括许多有案底的犯罪分子，骚乱8月6日夜间始发于伦敦，犯罪分子在夜色中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公路，劫掠店铺，8月8日，骚乱蔓延至伯明翰，8月9日，又蔓延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地区的大城市。

我还记得，当时我的一个媒体朋友在电话中对我惊呼：“骚乱爆发起来，我才知道，英国社会有着这么多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都是犯了事的，但没在监狱服刑，而是自由自在地穿行于社会之中，一有机会，他们便能兴起大风大浪。”

结合这场骚乱，我再谈谈前面我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英国的惩戒机制出了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警方破案能力极低，检控方和法庭又对警方好不容易抓到的犯罪嫌疑人过于宽大：或者不起诉，或者无罪释放，或者有罪轻判，那么，可以想见，潜在的罪犯们就会胆子越来越大，作案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这就是英国多年以来发生的情况：由于执政党不断削减警方经费，也由于检控系统和法院系统一直秉持某种过于宽松的司法理念，导致英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对潜在罪犯的威慑力越来越弱。

过去12年来一直在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选择上都偏向于削减公共开支，包括减少警察人数和警方经费，这严重削弱了警方的办案能力。

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数据，自从保守党2010年执政以来，英国警察人数减少了30%。

30%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因为我所在地区的地方警察局就是在保守党执政期间被关闭的，随之而失去工作的，则是一批我经常在街头看到的社区巡警。当时我为了安全，有意选择离警察局不远的地方买了房子，就在这个警察局被撤之前不久，我下夜班从火车站步行回家遭遇抢劫，案发地点就在这三个外区劫匪所不知的警察局门口，我回家后马上报警，不久后警方来人到我家调查，告诉我：三个劫匪被当时在街上巡逻的巡警拦截，恰好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我所描述的被抢财物。

我记得，当时我确实为警方的破案速度感到惊讶和敬佩。但如今，当年的地方警察局大楼，早已被开发商改建为一栋商业公寓。

英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警方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2021年共有100多万盗窃案件未能侦破。同样在这一年，在所有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并被起诉的比例，从七年前的15%降到了5.4%，创下了历史最低纪录。这意味着，绝大多数（94.6%）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逍遥法外，因而可能继续作案。

另外一项调查发现，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这一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共有74421起自行车被盗的报警案件，其中66769起案件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比例接近90%，只有1239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起诉或被传唤，比例不到1.7%。

更重要的是，即使犯罪嫌疑人被起诉或被传唤，即使检控方掌握了关于他们犯罪的大量证据，也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就会被定罪；即使被定罪了，也不意味着他们就会获得罪罚相适的量刑，因为他们面对的，可能是更具“怜悯之心”的陪审团和法官。

就拿我遇到的那宗抢劫案来说吧，尽管劫匪人赃俱在被警方抓了个现行，尽管控方证据确凿得以成功把他们定罪，但法官量刑却极为宽大：三个劫匪仅仅被判三周社区服务，在家服刑。

英国民意调查机构YouGov在2022年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英国人（65%）认为法官对已被定罪的罪犯量刑不够严厉，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法官量刑适当。

有趣的是，这项调查还发现，恰恰是保守党自己的选民对目前英国的司法制度最不满意：认为法官量刑过于宽松的保守党选民比例高达83%。

我并不是那种信奉和主张严刑峻法的人，我更倾向于在适当量刑的基础上以德感化、改造罪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但英国的问题是：既无违法必究、有罪必惩、罪罚相配的司法量刑制度，又无以德感化罪犯的社会大环境和制度小环境，大批罪犯或者未获定罪，散落在家里、社会上，或者定罪后没有得到适当的刑罚，有些获刑极轻，有些监外执行，而社会上也没有相应的人财物和机制去教育、感化、改造这些人，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聚集闹事，这就是2011年8月英国多地同时发生大骚乱的深层原因。

确实，警方破案率低，检方起诉率低，陪审团定罪率低，法官量刑过宽，还有许多罪犯在家服刑，这种种因素叠加起来，便导致英国许多犯罪分子或是法外逍遥，或是戴罪逍遥，他们混迹于守法公民之中，脸上并无标签，所以你根本无法区分。

我又联想起最近我的被窃经历：在那家健身中心的更衣室内，除了我，还有四五个年轻人在换衣服，他们看上去不仅面善，还颇为友好，主动对我微笑，但从我把衣物锁入柜子，到匆匆淋浴后发现被盗，只有短短的五分钟，能够在这个时间窗口迅速、干净地完成偷盗，必须有人望风，有人作案，有人协调，这四五个年轻人可能是最大的嫌疑人。

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健身中心和警方。虽然接管我遇窃案件的警察，就是我隔壁邻居的儿子，但我对此案最终能否侦破，并不抱任何信心。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作者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

责编 | 肖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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