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人没阳,春节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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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团聚的2023年春节,对于有人没阳的家庭来说,略显尴尬。
“孤岛”们的团年饭
今年除夕,我们家是在网络会议室里团聚的,原因是家里大半亲人都还没感染新冠。
往年,除夕当天下午6点,是我们家年夜饭开饭的时间。我在簋街找了一家精酿啤酒屋,准备开会。
我的老家在贵阳。除夕到来的三天前,我妹妹想到在网络会议室里过年的点子,为了这个主意,她和我幺叔去市里给奶奶买来了一部平板电脑当做新年礼物。
平板买来后奶奶不会用,妹妹就站在门外,一边调试、下载软件,一边冲着门里头喊话,教奶奶基础用法。教完,她把平板放在地上,奶奶等妹妹走了,开门,把平板拿回家,经过一番消毒擦拭,再按照妹妹教的流程操作一遍。
我所在的这家精酿啤酒屋,是当天簋街少有还开门的店,除此之外,街上只有一家小龙虾店、一个牛奶站和一家卤鸡速食店还开着。我约了朋友吃年夜饭,他们8点才下班,所以我决定先找个地方坐着等他们。
啤酒屋的酒保是个松弛感很强的东北男孩,我进门时他正倚在门口玩手机。我点了杯精酿啤酒当作在此落座的门票,他点了点头,慢悠悠地回到吧台,打开酒头接了杯啤酒,用清水冲干净杯壁的泡沫,擦干,慢慢递到我手上。
酒保和我一样,今年不回家过年。他说,正在跟女友忙活装修出租屋的事,恰巧啤酒屋缺人照料,他就留在了北京。
我在啤酒屋狭小的座位里坐下,迅速打开ipad,问酒保WiFi密码,酒保抱歉地摇了摇头,“没有WiFi”。 我只好打开热点,试图让ipad里的网络会议室运转起来,无果,我最终是用手机进入了会议室。
亲戚们已经穿着各自的棉睡衣,在网络会议室的小方格里落座。见我进入会议室,大家举杯吆喝,“来啦!新年快乐!”我也举起手里的精酿啤酒给大伙拜年。热闹的寒暄溢出屏幕,跟啤酒屋的背景音乐混在一起。忽然,音乐声变小了,我抬头,是酒保调低了音量,他冲我露出理解的笑容,我也向他点头致谢。
屏幕分成了一个个格子,各家都把平板和手机放在桌上,机位较低,只能看见彼此身前大大小小的碗碟,看不见碗里的菜。姑姑提议,先把设备举起来,晒一晒各家的年夜饭,再开始吃饭。
俯视镜头下,姑姑家的年夜饭呈现在屏幕里,大部分菜肴还盛在包装盒里没有拆开。姑姑向我们一一介绍,当天的年夜饭有,罐头版佛跳墙、加热即食版盆菜、空运海鲜,以及地方传统美食小米鮓和腊肉。这些大都是从网上购买的半成品。
我爸妈的年夜饭,样式和姑姑家高度重合。他们都没有感染新冠,也不敢出门去菜市场买东西,只好把网络上购买的食物作为代替品。
幺叔一家感染后康复了,菜肴就明显丰富许多。幺叔向我们介绍,他当天做了炖鸽子汤、狮子头、红烧猪蹄、盐菜肉、夹沙肉,此外,厨房里的五层蒸屉里还蒸着小米鮓、香肠等蒸菜。这次年夜饭幺叔一共做了16道菜,每道菜做两份,一份他们吃,一份送去给奶奶。
幺叔家跟奶奶家其实是门对门,但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面了。做好的菜由我妹妹递到门口,等妹妹走后,奶奶再把菜拿进屋。一个人坐拥16道菜,奶奶显得有些局促,频频表扬我幺叔能干。幺叔安慰奶奶,“别想这么多,吃就行了。”
我的手里只有一杯啤酒,大伙心照不宣地跳过了我的年夜饭介绍环节。
晒完菜,奶奶开始总结发言。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这次也不例外。总结完毕,奶奶端起酒杯,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正当大家也端起酒杯回祝奶奶时,画面突然卡住,奶奶那边没了声响。幺叔指使妹妹赶紧去看看,过了半晌,奶奶的画面恢复了,我们再度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奶奶的屏幕又黑了,等奶奶的画面恢复,她说,是一个远房亲戚打来电话。
姑姑已经有些不耐烦,“老妈,先等我们吃完饭,你再去接电话吧。”折腾了好一会儿, 我们才正式在屏幕中举杯迎新。
接下来屏幕里的亲人们开始吃饭,边吃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祝酒聊天,我所在的啤酒屋瞬间清冷下来。庆幸的是,此时进来了第二位顾客,一位光头大叔,他是这家啤酒屋的老常客。
他在我旁边的座位坐下。啤酒屋极小,座位挨得很近,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天来。他曾供职于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救援组织,负责国内东北片区的防灾救灾工作,也曾参与创立北京自酿啤酒协会。
酒保小哥给大叔端来一杯特调酒,也赠了我一杯,就这么地,我在除夕这天跟两位陌生人碰了杯。
七点,正值亲朋好友们晒饭的时刻,大群里、小群里、朋友圈里都是各家发出的团圆照,唯独我家,团圆照是张屏幕截图。截图里,我和奶奶独占一个小方格,显得尤其凄凉。我们家曾是亲戚中团圆照发得最积极的家庭,如今大家只闷声吃饭,不再发图。
年夜饭接近尾声,大伙央着学二胡的妹妹表演节目,妹妹即兴演奏了一曲《鸿雁》,我爸弹着钢琴也加入进去,接着幺叔开始吹起口琴。往年这个时候,是我们家过年氛围感的顶峰,亲戚们会跟着伴奏合唱起来,兴致高涨时,还会起舞。但今年,大家都显得有些兴趣索然。我爸草草弹完一曲就不弹了,八点到来时,各家借着春晚开始的由头,挂断了视频。
事后我爸告诉我,他用手机参加会议,谁说话谁就切换到主屏幕,因为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画面总是跳来跳去。我爸觉得镜头录不到他,画面又跳得人头晕,搞得他没了兴致。
唯独奶奶特别兴奋,拍掌大笑,她老人家表示:视频会议效果不错,省钱省力,又不会传染病毒,以后的年都可以这么过。
视频会议就此结束,我妈给我打来电话,她的语气有些怅然,反复给我说,她和爸爸搬到新家都已经三年了,我还没去新家过过年。她又说我今年有些不顺,年末又是失恋,又是感染新冠,又检查出了乳腺结节,她想至少应该在过年这几天给我一个拥抱,结果她什么都做不了。
“妈真的很愧疚。”说着,我听见了电话那头的哽咽。
未“阳”导致亲情裂痕
年前,我们家就如何过年的问题讨论了近一个月。
12月初,“新十条”刚刚发布没多久我就阳了,我兴高采烈地把抗原测出两道杠的照片晒到家庭小群里,“靴子落地啦!”我说。我妈见到信息,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拿起乱发哈,人家现在对这个事情忌讳得很嘞。”
这个年之前,我爸妈被封控在家将近一个月,他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躲阳”和“证明自己没阳”这两件事展开。一开始,在小区群里,他们看到患上新冠的人不仅承受身体上的病痛,还要招致严厉的封控和闲言碎语的攻击。之后,虽然防疫政策放开了,但对新冠的恐惧依旧如幽灵一般盘旋在我家上空。
我康复后,我爸开始对我进行一系列旁敲侧击。起初他会莫名其妙地给我发来信息:“还是北方好,北方有暖气,南方冻得骨头疼。”“你在北京这些年都没有好好体会过老北京的年味吧,北京过年好玩的地方多得很!”
有天我正上着班,忽然收到一笔转账,是我爸,他叫我添置几件冬衣,避免复阳。我一阵感动,说:“没事,我回家后再买衣服也行。”他回复我,“看看情况再说。”
后来有次,我跟我妈在电话里商量回家的事,他听见了,在远处对我妈吼:“你不要天天怂恿你家姑娘回来哈。”我妈回他,“哪点怂恿嘛。”我意识到,回家这件事估计是悬了。
就这么犹犹豫豫,来来回回,终于在1月底距离过年不到十天的时候,我妈给我打来电话,委婉地告诉我,今年我最好还是不要回去了。“你家爸爸现在防鬼防怪防病毒,搞得家头气氛紧张得要死,你回来估计也不舒服。”
那时候,“防病毒”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淡出许久。1月到来时,北京的街道开始恢复喧嚣,尤其是元旦前后,地铁、餐馆挤满了人。跨年夜的那天,我跟朋友们去蹦迪,夜店挤得水泄不通,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我们是在夜店二层的角落里喊了“新年快乐”;元旦当天,我跟朋友去吃饭,排队排到200多号,实在等得不耐烦,只好在小食铺里解决伙食。
而在2000多公里外的老家,我爸妈却过着自我隔离、极致防疫的生活。
在之后的电话中,我妈向我坦言,防疫政策放开后,他们依旧按照封控时期的标准生活。他们尽可能减少外出,弃绝去人群密集的菜市场和超市,转而去网上采购生活必需品。被人群感染的风险大为降低,收快递又成了新的挑战。
快递送上门时,我爸会隔着门,让快递员把包裹放在门口,等小哥走远,他再把快递拿进屋来,一顿消杀。如果快递放在快递柜,我爸就会带上一小瓶酒精去取件。把包裹拿进楼梯间的时候,他用酒精进行第一次消杀。到家打开包裹取出东西,再进行第二次消杀。
酒精成了我爸的随身用品,跟钥匙、手机放在一个包里。我们家的酒精消耗量之大,短短一个月,家里就多出了好几个2斤装的酒精空瓶子。
我爸妈生性好动,没有疫情的日子,他们会在每日下午4点,去我家附近的河边散步。即便是有疫情,我妈也会在小区溜达、打太极。可这次,他们真的足不出户了。
“我觉得生活好压抑。”我妈说。
我恍然想起她几次通话中的异样情绪。
有次,她给我说她学琴越学越机械,常常感到自己不像在弹钢琴,更像是个打字员。她说近来自己老提不起精神,想学画画,之前的授课平台倒闭了,想看电视,又觉得什么节目都没意思。然后她忽然停下来,隔了半晌,她说她正望着窗外——远处的花溪河边上,树叶都落尽了。
我吓得立即给我爸打电话,说,不行,这样下去我妈没得新冠都要得抑郁症了。我爸这才在地图上找了一处鲜为人知的水库,开着车,带我妈去散了个步。
呆在家里的日子,我爸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软件看疫情视频,他把看到的信息发到家庭群里,大部分是个人发表的对新冠的主观感受。
新闻软件是算法推荐,越看,它越推,到最后占据我爸手机的,只剩下那些没有代表性的、危言耸听的视频。
就这么看了一个多月的新冠小视频,我爸患上了名副其实的“幻阳症”。他天天跟我妈说自己四肢乏力、肌肉酸痛、体虚畏寒,不时还会拿着小视频问我妈:“你看我抗体测出来也是阴的,怎么症状跟人家新冠后遗症一模一样,我是不是已经阳过了?”
是否要听父母的不回家过年,我起初是有些犹豫。彼时小城镇医疗挤兑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我妈有高血压,我爸有心肌炎,两人刚刚步入60岁老年人的行列,似乎确实经不起重症的考验。
但另一面,报道上说重症患者的平均年龄为75.5岁,相较之下,我父母还有距离,况且同事朋友们全都回家过年,难道人家没有权衡过这些信息吗?
我们一家自2020年在姑姑家草草聚会后,就再没好好过过年。2021年,因为外婆在年前过世,家人们无心过年;2022年本可以重拾年味,但又因为疫情,只好就地过。
那之后,我妈曾在一通电话里跟我说,她见到自己的闺蜜回父母家过年,感到很羡慕。外公外婆走了后,妈妈家这边只能兄弟姐妹抱团过年,似乎是少了主心骨,过年相比往日也冷清许多,“能跟父母过年很幸福”,我妈说。所幸家里老人还剩下一个奶奶,奶奶今年也已经80岁了。
后来我爸的极致防疫愈演愈烈,我妈在电话中提到“压抑”的次数增多,我跟我爸爆发过一次争吵,我希望他不要因为一个死亡率极低的疾病,放弃自由生活的可能。
吵完之后,我妈说我爸觉得心脏疼,连着躺了两天。我弄不清究竟是极致防疫对他们伤害大,还是跟他们吵架对他们伤害大,索性作罢。他们不想一起过年就不过了吧,反正也不差这一年。
后来才知道,类似的吵架在其他亲戚家里也爆发过。我姐姐通常会在工作日让我姑姑帮她带孩子,等周末再接回来。姐姐感染的时候,孩子刚好是放在姑姑家,没被感染。这一个多月,姑姑都在防疫中度过,姐姐就再没见过孩子。临到过年,姐姐实在想孩子想得不行,抹了眼泪,姑姑这才心软,答应让她回家过年。
疫情期间,我三姑妈的父亲摔下床,被送进了医院;六舅奶因为糖尿病加上新冠去世了。按照以往的礼数,我们都应该到场看望,但今年我家只是打了电话慰问,没有现身。
我们家亲戚之间的感情有口皆碑,如今却因为疫情疏远起来,不免让人难过。
态度松动
在我的印象中,过年是个大工程。奶奶会提前好几个星期去一位老乡家拿号排队。老乡家里有石臼,等到了日子,奶奶就会拿着浸泡好糯米,去老乡家把米舂成糍粑。
除了糍粑,夹沙肉的豆沙馅、元宵的糖心都要在除夕前做好。我奶奶是个注重形象的老人,往年春节到来前,她会置办一身新衣服,烫个头,打扮得精神又喜庆。
除夕当天,家里必须贴窗花、挂灯笼、贴春联、放火炮。年夜饭至少要有12个菜,往年这个时候,奶奶会拿出家里压箱底的碗碟,摆盘,供奉家里仙去的老人。我们必须挨个给老人们磕完头,才能开始吃饭。
从2019年开始,繁复的流程只剩下“贴春联”和“12道菜”。今年,贴春联也省了。
除夕视频里,奶奶明显苍老了许多,头发没了精致的波浪,皮肤也显得暗淡无光。她把自己锁在家里一个多月了,外面的街道逐渐恢复烟火气,妹妹给我说商店、超市、菜市场都开门了,人们也不再惧怕上街,但奶奶对此一无所知。
我奶奶不是个闭塞的老人,经常会给我发一些网络上的信息,可她依旧只能通过身边人的情况进行判断自己能否出门。
跟她同辈的三姑妈的父亲,因为阳性发烧、惊厥,从床上摔了下去,三姑妈去扶他,发现他腿软得根本站不起来。三姑妈也感染了,没力气,扶了一会腰就扭了,只好叫来保安,才把老人送去医院。
彼时医院人挤人,楼道上加满了床位,医生嘱咐,不是来帮着护理的家属,就先别来了,挤不下。
住在奶奶家对街的陈嬢嬢,连续一周发烧发到39度。送到医院,医生、护士、护工都阳着,只给她输了液,也不见好,陈嬢嬢的家属只能把她接回家,自求多福。
最后,是我的六舅奶,因为阳性加糖尿病,去世了。
这些身边人的遭遇,组成了奶奶判断是否出门的主要依据。
我爸自我隔离的逻辑,也跟奶奶几乎一致。起初他觉得这应该像新闻上说的,不是什么大事,可后来身边人的情况愈发严重,他开始警觉。
一次大会上,我爸的一位同事突然站上讲台,说自己身患白肺无钱治病,向大家募捐。他曾是我爸的朋友,俩人经常在单位说笑,我爸捐了1千元,但这笔钱没能救回那位叔叔的命,这让我爸感到失落。
我爸的挚友高伯伯每天给他打来电话,嘱咐我爸能晚阳一天是一天。高伯伯曾在医院工作,对医院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当时说,医疗挤兑特别严重,根本没有床位,医生护士中许多人感染了,也得不到好的治疗。多数人去到医院,领个药就得回家。
没有可靠的数据作为参考,我爸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把自己封在家。“你家老妈有高血压,这要是阳性症状严重,那还得了?”他说。
一个多月过去,压抑的生活加之视频会议过年的糟糕体验,我爸对是否继续自我隔离产生了动摇。
初一,我爸打来电话。“有件事,我们悄悄地做,你不要告诉你妈。”他的声音压得很低,“那个新冠特效药,你看看你能不能搞到,能搞到的话,我转钱给你。”他觉得药太贵,如果告诉我妈,她肯定不愿意买。
爸爸提出了“分批阳性”的想法,他跟妈妈先出门,把自己弄“阳”,如果没事,就把药拿给奶奶备用;如果有事,他们就服药,再给奶奶买一盒备用。
“我买都买了,我妈喊我买的,她说你身体不好,怕把你搞严重了。”我说。
我爸突然不说话了,隔了半晌,说:“你们天天背倒我搞事情嘛。”
初二早上,我爸妈收到了特效药。刚拿到药,两人就忍不住跑出去玩了,去的是我家旁边的公园。晚上,我妈发来爸爸给她拍的视频——她在枯黄的草坪上一边跳舞,一边转圈,配乐是“我要慢慢长大”。
“都60岁了还要慢慢长大,他才是那个长不大的哦。”我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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