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和老兵，一个男人和女人」眼中的1983年

在你印象中，1980年代的北京和上海是什么样的？你可能听过很多人怀念那个年代，但脑海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画面。1983年，简·莫里斯经过多次努力，终于来到中国，并用她的笔触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北京和上海。

谁是简·莫里斯？他原名詹姆士·莫里斯，曾参与过二战，也曾随英国探险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还曾直面切·格瓦拉，亲眼见证并报道了苏伊士危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1972年，他接受变性手术，从「他」变成了「她」。她游遍全球，写下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经济学人》称她为「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录者」。

「一个新手和老兵，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写作者」，在她眼里，1983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她是用怎样的眼光或者偏见，来观察那个年代的中国？读完之后，欢迎你来聊聊你印象中的1980年代。

我试图进入中国内地的努力遭到多次拒绝后，最终于1983年获得了准许，这一次我是为《滚石》杂志工作，当时这个国家仍在克服「文化大革命」的梦魇，还在因为毛泽东的去世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步履蹒跚。我从中国香港乘坐一艘海岸汽船进入中国内地。

在远方，透过舷窗，中国在那儿。

当然，从象征的角度而言，不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都在那儿，是地平线对面某处一个模糊的巨大存在，发射出加密的讯息，将其古老的磁力施加于各个大陆。

我曾经绕着它潜行、游荡多年，在我心中，它始终是有着宏大的简单性的土地，追随它自身的强有力的道路穿过历史，冷漠、无法渗透。一切事物在中国都比在别的地方更绝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庄严地征服一切障碍和逆转。

我对它好奇和惊讶了半辈子，最终就要与它面对面了，我乘上一艘慢吞吞、锈斑斑、灰白色、尾部飘着红旗的中国汽船，穿过蓝绿色的中国海，径直朝北开去。

在我们周围，大海也像是中国的地理课。它从没有空荡荡的时候。有时，明显是被废弃的舢板在漩涡中翻滚；有时，一小队拖捞船在浪里颠来簸去。插红色小旗的浮标神秘地上下波动，离任何地方都有好几英里远，绿色的油轮从旁隐现，高高地浮在水面。不时有岛屿浮现，像是海面的丘疹，像是长长的有瘤节的蛇；有些岛上有灯塔、无线电杆或白色别墅。西边始终耸立着中国的山岭，时而绵延起伏，时而陡峭险峻，偶尔长成圆锥屋顶的形状，到现在我还认为那形状是中国书法家的发明。

那晚午夜刚过，当我再次从舷窗里往外望时，发现我们正穿过黑暗中亮着朦胧灯光的望不到尽头的船只。等到天色破晓，我来到下着毛毛雨的甲板上，发现我们还在经过它们，沿着一条充满浮渣的河往上游走，河上缀满船只，驳船、拖船、集装箱船，偶尔有一两艘军舰，还有用乱糟糟的木头扎成的乡村小船，看上去如此坚韧、多纤维、多筋节，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中国人的化身：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出一盘好菜。

我们一路拉响汽笛，在黄浦江里缓缓上行，谨慎地避开渡船，为保障安全派出舢板疾速前行。经过30英里的船只、码头和脏兮兮的库房、工厂，才看到眼前出现由高塔与办公楼组成的陈旧的码头区正面，在雨中呈现红色。那是我在中国的登陆点：上海。

「《月光小夜曲》！」和平饭店的酒吧里，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要求道，「再来一遍！」乐队遵命而行。

我留意到，乐队成员们的眼珠到处转，似乎他们已经演奏这个曲子太多次了。毕竟，从他们和这首歌都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演奏它。他们的音乐记忆，就像他们的个人经历一样，穿过中国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溯到向全世界开放的大上海时代——

在那些可怕但却富有魅力的时代，欧洲商人在上海生活得有如王侯，中国黑帮厮杀、崛起，穷人成百上千地死在街头。大世界游乐中心不仅提供歌女和赌桌，还提供魔术师、焰火、脱衣舞、说书人、麻将学校、婚姻掮客、畸形展、按摩院、色情摄影师、十来个舞台、一张用来写情书的桌子。

大世界现在成了上海市青年宫，有人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它作为妓院的往昔仅为少数人知晓。在许多别的方面，我也惊讶地发现，撇开这一切，老上海依然存在。

没错，跑马总会被改成上海图书馆，赛马跑道部分变成人民广场，部分变成人民公园，但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还耸立着。壮观浮华的大公司总部依然排列在外滩边，沿着水滨分布，俯瞰曾经让它们大发其财的喧嚣的商业。海关仍然用一口威斯敏斯特大钟报时。上海俱乐部有名的长廊酒吧，曾经拥有亚洲最长的吧台，供应最好的马提尼酒，如今光顾它的是东风饭店里吃面条喝柠檬水的食客。和平饭店不过是奇形怪状变了样的华懋饭店，诺埃尔·科沃德曾在这儿写下《私人生活》，饭店里陈旧的红色地毯还在原来的位置，酒吧单上还有135种不同的饮品，透过门厅夜夜传来大型爵士乐团的笙歌。

这座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其实没有私家车，但我很难注意到这一缺失，因为出租车、铰接式公交车和数不清的自行车如此拥挤又如此吵闹。尽管林荫道上只有开领衬衫和宽松的上班服，很少有颜色鲜亮的花衣服，但我曾预期会看到的肥裤子、蓝色无袖短上衣甚至比花衣服更少。第十百货公司里传出《大淘金》的主题音乐；以前是雷司令茶室的喜来临食品厂里有奶油蛋糕卖；新亚饭店和过去100年里一样，仍然将外国人带上二楼挂着素朴门帘的小隔间。

到上海的第一夜，我就在人民公园吃到了冰激凌，考虑到它的树荫与蜿蜒的道路、在水泥桌子上下棋的老人、专心读书的学生、做柔软体操的健身迷、各色各样的沉思者、透过头顶树叶可以看到的高大建筑，我认为它非常像纽约的中央公园——唯独少了剪径毛贼和四轮四座大马车。

那么这是中国吗？我必须掐自己一下。

偶尔有戴眼镜的解放军士兵驾驶突突作响的边斗摩托穿过城市，市政府（原来的汇丰银行大楼）外面，两个看上去颇为瘦长的士兵正羞怯地站着岗。若非如此，权力机构就一点也不显眼。交通轻快而乱糟糟地流过交叉路口，站在白色小岗亭里的警察一边抽烟，一边用扩音器无效率地指挥着。横穿马路者激增，老城区皱巴巴的后街小巷里，针对提着一桶桶桃子、一袋袋橘子汁自个儿做生意的兜售小贩和货摊摊主，似乎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人在我面前显得迟疑。每个人都想要说话。

我在公园里碰到的一个工人毫不犹豫地把我带去他附近的家（两个黑乎乎的房间，几乎完全被厨房用具和自行车塞满），我发现，上海街头唯一的危险是想要练英语的学生。站在外滩看船经过，或者点数在暮色中飞掠的蝙蝠，还不到片刻，你就会被想要知道单词「intend」后面跟动名词是否合乎规范的年轻人包围，你被推到栏杆旁，被挤得上气不接下气。

「改革开放」在这座城市里可真够开放的，外国客人受到热情的欢迎，不论是被导游像赶羊一样领着进出友谊商店的旅游团，还是留着络腮胡、骑着自行车四处飞奔的学汉语的留学生。背包客费力地穿过城市，搜寻宿舍；徒步游历的作家在外白渡桥的大梁上徘徊，望着驳船从下面经过。

一天晚上我去看杂技演出——上海的每位访客都会去看，并且都会抽搐般地（我刻意选择了这个词）猛然领会到，角色意识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个国家拥有专业的杂技演员2000多年了，在上海，他们有一座带空调的环形剧场，精心配备了暗门、滑轮和铬制吊架，用作他们每日表演几乎难以置信的节目的场地。当然，演出确实令人惊叹。他们像橡皮块一样四处蹦跶、弹跳；他们隔着整个舞台扔盘子，速度快得叫人看不清；他们一个人单脚站在另一个人头顶，同时将大量陶器在柱子顶端垒成叠罗汉的形状；他们从屋顶头朝下俯冲，然后被绳子猛然拽住，惊人地立住。

我的同伴说：「在旧中国，杂技演员地位非常低下，就像吉卜赛人一样，想到这一点会觉得非常有趣。现在，他们是光荣的演员。他们在社会中有自己的角色。」简而言之，他们接受国家分配，并且，当我望着他们时，我觉得他们不仅有杂技演员的四肢、肌肉和眼睛，还有杂技演员的思想、情绪，特别是杂技演员的力比多。我想，若是撕掉他们的杂技装扮，你会看到下面是上一场表演留下的另一层面具。

突然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那些土气的、拖着脚走路的上海人群也全都能够被安插进他们各自无可逃避的角色里——只要你有钥匙。和你起初所想的不一样，他们真的压根儿就不同于曼哈顿第三大街或伦敦牛津街上的人群。街头每个市民在事物的秩序中都有被分配到的位置，永远不能改变。你的职业是什么？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一个退休的工人。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杂技演员。我是一个学生，如果你能用简单的语言为我解释下面这个英语句子的意思，我会非常感谢……

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1502航班上的空中杂志已经是六个月前的了。我感觉像是在一个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飞。波音707飞机的座位也像是一批来自更老的、被拆卸的飞机的便宜货，其中一些倾斜，一些僵硬，人们在非吸烟区肆无忌惮地抽烟，而整趟航程中的饮料仅仅是一杯暖意欠奉的咖啡，由一个毫不迷人的空姐送来。

对这一切我一点也不惊讶。我知道自己挺幸运，过道中间没有为多订的机票摆放藤椅。

迷惑正在增长。我奇怪，为什么中国人的现代化进行得如此异乎寻常？难道不是他们比西方早1000年发明独轮手推车？而且，难道他们没有分裂原子，并将火箭送入太空？难道他们不是有着卓越的领悟力、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中国到处都充满来自西方的技术与革新：但1502航班上的咖啡却仍然是冷的。

当时中国的砌砖活儿会让阿肯色州一个后院里练手艺的外行泥水工都感到丢脸。建筑糟糕透顶。最新最宏伟的建筑里，水泥开裂，水龙头不工作，电动扶梯出故障。街头海报大谈「讲卫生」，但公共厕所污秽不堪，十三陵里不得不摆上痰盂。

我听说，西方建筑师经常绝望地发现空调被连上暖气管，或者逃生通道被安排得颠三倒四，尽管我在上海住的旅馆里的中国制造的电梯千真万确是我使用过的电梯中最有礼貌的——按钮上都写着「请开」或「请关」——但我仍然觉得，要是电梯被卡在半空中，世界上全部的殷勤有礼也不会有任何帮助。

为什么？曾经修筑长城、浇铸精致龙檐、挖出可爱的中国式湖景的技巧与敏感出了什么问题？封建主义僵化了它们，官方发言人如是说；与世隔绝萎缩了它们，历史学家断定。但是答案或者比这一切更深刻：也许被剥夺了古老魔法的中国人，由于观察到朝代更迭而觉得世间无物恒久，故而对纯粹的物质主义缺乏信仰，对效率也缺乏信任。风水，古老的中国堪舆术，从一切事物的形状中构想出神秘的意义，从共和国建立后就被禁止。然而，亲爱的上帝，它还是显露出来了，显露出来了。

别介意：伴随着扩音装置里一阵无法理解的嘈杂声响，伴随着那些没法把小桌板咔嗒一声收回插槽里的乘客的搏斗，我们足够安全地降落在北京。

这座巨大都城统治着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命运，它给我的第一个震撼是其光线的性质。那是一种大陆之光，一种西伯利亚大草原或北美大草原的光线，似乎微染着绿色。最初我认为这光是金属的，但后来它让我觉得更像是混凝土的：在这座都城上空拱起一口巨大的碗，一个微微泛绿的混凝土的天空！

混凝土也是下面这座城市的主体性的物质：混凝土的烟囱，混凝土的院子，混凝土地面的公园，丑陋地陷在土窝子里的树，穿城而过的、像混凝土冰川一样宽阔的马路，平坦的地平线周围到处隐现多层高楼，其冷酷的方正形状仅仅被将最后的混凝土板抬上楼顶的起重吊臂的轮廓打破。

我待在这座城市的郊区，几乎像是在农村。这里的混凝土时常被菜地打断，早晨经过的交通是半乡村风味的：骡车穿梭于公交车之间，偶尔有剧烈颤动的拖拉机。司机看上去大多困得要命，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在公社里起床这么早，交通工具似乎在单调的精疲力竭中轰隆隆经过。

一天早上，我去卢沟桥，这在过去是外国人活动区域的边界，站在桥上那282个望柱上不重样的石狮子中间，在奔流的绿色河水上方眺望那些疲倦的「增援部队」费力地开进城去：在上游的前一座桥上，冒黑烟的货运列车拉响汽笛、打着响鼻；在南边的后一座桥上，丑陋的褐色拖车连绵不断，一辆接一辆，保险杠贴着保险杠；越过我旁边这座老旧的建筑，经过古老的「卢沟晓月」石碑，50万人骑着自行车赶去上班……

北京，曾经叫作燕京，曾经叫作北平，曾经是忽必烈汗的大都，明朝和清朝皇帝住过的地方。我小心谨慎地接近它。我像旧时中国那些要等上一两年才能获准拜见天子的求谒者一样，在这个地方的边缘处游荡，等待一声召唤。

如果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是意想不到的熟悉，那北京就是几乎无法想象的陌生。这里的一切都不同。面孔是不同的，眼睛是不同的，态度更冰冷，更傲慢。没有人想要你帮忙解决动名词的问题。尽管行人的穿着其实比上海更有吸引力，穿裙子和宽松短衫的女孩更多，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但在我看来，他们仍然是无限地更加疏远我。孩子们往往把头发剃光或者剪得短短的，他们颧骨高高，不会那么愉快地做出回应。不论我去到哪儿，都有一种沉重严峻的目光迎接我，在我经过时，透过从吉林到云南的每一双充满思虑的眼睛，这10亿中国人都在审查我。

在辽阔的绿色天空下，踏足那些无止境的混凝土道路，我感到离家非常非常的遥远。当我沿着古老的游客路线，搭上一辆车去八达岭长城，在那儿，在阳光炙烤的砖石建筑上，越过那些广阔的北方平原和具有王气的山岭朝外眺望，我感到自己正在打破某个做了一辈子的怪梦。

长城在八达岭城门周围重建，多得惊人的各种国籍的游客在城墙下的轿车与公交车中间乱冲乱闯，他们爬上城墙拍照，骑本地居民的骆驼，吃小桃子，喝可口可乐。

一旦登上瞭望塔，你会发现在它之外，城墙没有继续往前重修，而是立刻崩塌成碎裂的砖石，在压根儿没人的起伏的山脊上向远处蔓延。我沿着它走了一长段路，一直走进旷野，全然寂静，除了风声，全无生气，除了毛毛虫在我脚下不平整的砖石上爬来爬去。

除了被保护的文物，老北京很多东西没能留下来。城墙已被拆除，大多数堡垒式的城门已经消失，令老游客如此着迷的中世纪的混乱已被一扫而空，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条主干道上面骨碌碌跑着无轨电车，乱哄哄堆满自行车。然而，在这座3000年历史的古城里，我仍然到处感觉到一种有机的连续性的强大推力。

比如，在最后几代清朝皇帝用来消夏的颐和园里，我感到这种推力。颐和园如今是个公园，但仍然是每个人心目中理想的皇家静居处——塔、高耸的寺庙、荷花潭中装饰性的桥、清澈湖面上数不清的小船，长廊旁描绘着1000幅中国传说的场景（据说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滑稽的石舫永远停泊在码头旁（慈禧太后用本来拨给海军重建的军费修了这个地方，据说，她就是要用这个愚蠢的石头玩意儿狠狠地抽打狂怒的舰队的脸）。

走在前门大街上，我不知不觉地抬起头，觉察到事物的持久性；我看到大前门的巨大形影，在前方堵住这条大道。对整个世界来说，它似乎仍然是进入内城的傲慢入口。在孤独的被忽略的八里庄塔旁，我愉快地觉察到它，塔上有来自西边郊区的燕子啁啾，塔下本地公社的女人戴着草帽蹲在豆架间干活，身子半隐半现，像如此众多的燕子般喋喋不休。在始创于1669年的同仁堂里，我嗅到它刺鼻的味道，这家老药店是秘方奇药的宝库，有成堆成垛的神秘粉末，褐色瓶子里装着植物根茎与种子，小药瓶里装着有滋补作用的坚果、海马、鹿茸、鹿尾精华、猴子心……

我经常一大清早就在胡同里游荡，这是些曲里拐弯的街区，有带院子的小宅子，在离开宽阔新马路的地方随处可见。这些地方笼罩着一种奇怪的静默。小巷里没有机动车行驶，高墙后藏着乱糟糟的庭院。只有透过虚掩的大门，你才能够窥见其中那些陷入洗衣房和盆栽植物的混乱纠结、拥挤不堪的生活：这边有一个男人光着上身用锡碗吃粥，那边有一个老太婆抽当天的第一支烟，或者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白衬衫的女孩正把自行车轮从碎石里拔出来。

空中悬浮着一层从公共厕所飘来的淡淡的烟霭，闻起来有强烈的排泄物和消毒剂混合的味道，沉重的呼吸声和扫帚有力的唰唰声表明，某个同志正在履行大清早的职责。在太阳升起来时，漫步于这些寂静的小巷，始终没有人对我多加留意，只是偶尔在一个女人现身往水沟里倒马桶，或者一辆自行车响着铃铛将我赶到路边时，有一只不太敢大胆凝望的眸子盯着我瞧。

有一天一大早，我翻过一座山脊，往护城河边一条树叶披覆的小径走去。将我吸引到那儿去的是由喊叫、唱歌与弹拨乐器组成的一片奇怪的嘈杂声，最终我发现那是最难忘怀的一个永恒之地。

我看不到念念不忘碎虾肉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都显得平淡有序。在叫人眼花缭乱的西式风格的北京建国饭店，有人让我朝外看，说可以看到那些穿昂贵西装、带女士来吃午餐的官员，但我只看到从美国大使馆里出来的警卫人员，吃着低热量的沙拉。

就连城里也实施计划生育，人们即便不受法律限制，至少也会被强有力的劝说打消念头。他们一定不赌博，也没有地方跳舞，看场电影得骑车好几英里，若是拧开电视，所能看到的是否只有社会发展纪录片、英语课、主旋律的历史戏，或者京剧？他们的一项放松情绪的活动似乎就是吃，兴致昂扬地吃，在吃的过程中，一切激情肯定都得到了升华。

北京那些比较上档次的餐厅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给重要人士和外国人，另一个留给普罗大众。尽管楼下的房间通常是将就凑合，用的是油毡桌布和吱嘎作响的旧电扇，但食客们却都有着相同的放纵的热闹。

我去一家由另一家有300年历史的老字号中药店支持的信奉食疗的餐厅，毫不惊讶地看到生意异常红火。我告诉服务员说我头疼并且全身虚弱，他帮我点了枸杞嫩煎鸡，还有姜汁蒸大虾。上菜很快，我吃完走出去，感觉棒极了。

但在中国，并非所有对虾都能治愈历史的压力。我开始觉得，北京真正令人不适之处在于，主宰它的是一种如此普遍、在某些方面如此值得尊敬、但却显然如此变化无常的意识形态，它能一年又一年地改变这个国家的思考方式。

今天，中国是开明的、好客的，它的传统得到了尊重，它的人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要是愿意还能和外国人结婚，他们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贩卖自家的鸭子，赚到的钱甚至足以给自己盖房子。昨天，它有着清教徒般的刻板，革命是永恒的常态，外国人是魔鬼，松垮垮的裤子是时尚，愤怒的人们带着活梯和画笔冲上颐和园里那条长廊，擦掉那些落伍的传说的图画。明天，也许一切又会不同。

爬上景山，也即煤山（一座点缀性的山丘，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山上吊死于一棵槐树下）的山顶，可以向下看到一连串游乐的湖。它们北边的水面在北海公园里，湖上活跃着游船，湖滨便道总是人头攒动。

我同时感到眩晕、迷惑和被深深地打动，我从中国的存在中退却。

我去过的中国城市让我产生相互抵触的情绪和彼此矛盾的结论，搅得我的脑子一团糨糊，我梦游般晃晃悠悠地朝海滨前行。我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骑自行车，穿过丰收的公社，田间劳作的女孩朝我挥手，在滑稽的帽子下面哈哈大笑，简直和宣传画里一模一样。我爬上陡峭的小丘，去仙境般的小屋里品尝茉莉花茶。我加入游客们每日沿漓江行进的大迁徙，舒展身体平躺在船头，一路吃着荔枝，穿过一座座梦幻般的球根状山峰，绿色的稻田，蜻蜓，渡船船夫，笼罩在一片蝉鸣中的河边村落，带着鸬鹚蹲在竹筏上的渔夫，由女船家艰难地弓着身子撑篙逆流而上的平底帆船，浅水中的鹅，高高地站在岩石路径上的农民，打响鼻的水牛，呼哧哧、轰隆隆乱响的旧汽船。一路上，荔枝在阳光里变得越来越成熟柔软，我身边有个悲伤的男人直立于船首，向微风裸出胸膛，一边唱起他的革命青春年代的骄傲的歌，在这片传奇的风景中穿行。

就这样，我走出中国的心脏，再次回到海边。

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我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我见到绝妙之物，也看到蹩脚货。我用枸杞治愈头疼。我成功地避开了京剧。我买了一只竹编的山羊，在公园里下跳棋击败了鲁先生。我参观过我想象中宏大的简单，发现它们确实宏大但却混乱……我坐的船驶出珠江，被黑色的舢板包围，它停下来等待。

从那以后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人拥抱当代科技，上海变成一个持续不断追求现代性的大都会，那只竹山羊现在还站在我威尔士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