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担心被ChatGPT取代，我们关心ChatGPT的歧视与遮蔽

歧视，是涉及AI领域的一个重要讨论问题。有网友发现，ChatGPT的部分回答涉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当要求ChatGPT完成句子“他是医生，她是____”时，空格中往往会生成与女性刻板印象相关的职业，比如护士、老师等。

歧视性结果通常源自算法缺陷和训练数据，作为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训练ChatGPT的素材很多来自网络里的文本片段，如果数据本身就包含偏见，在纠正不足的情况中很可能会显示出来。

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是，即便一个表达看似中性，也不意味着绝对公平。CBS的一篇报道提出，女性与低代表性人群更容易遭受霸凌和骚扰，网络发言更少。Steven还提到另外一层担忧：算法会自动把粗鲁激烈的言论过滤掉，但很多时候这些发言往往出自弱势群体，结构性不公导致表达能力受限，让他们的声音在人工智能的过滤中更难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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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智能不一定会迫在眉睫，但在短期内，需要担心‘MAI（平庸人工智能）风险。’”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盖瑞·马库斯在文章中指出。风险之一是过度相信AI的平庸见解，美国政治科学家Virginia Eubanks的著作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研究了AI技术普及会如何加剧已有的贫穷与不公正，相关案例正在全球发生。比如美国警察局会使用预测分析软件，根据其指导更频繁地对低收入社区巡逻和搜索。如果将ChatGPT用作决策信息源，是否会加剧已有的系统不公，给社会弱势群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数据隐私的相关风险也迫在眉睫。3月25日，OpenAI发布了调查报告，表示有部分用户的数据可能被泄漏，甚至可能看到姓名、邮箱、聊天记录标题以及信用卡最后四位数字等。很难保证ChatGPT不把收集的用户信息用于盈利目的，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分析了近十年兴起的监视资本主义商业模式——曾经资本通过售卖产品盈利，如今最大商业资源成了个人数据。平台和科技公司用私人信息作为“原材料”，预判用户的行为模式，并卖给广告商。作者认为，监视资本主义会威胁个体自主权与民主协商的可能。

除了被商业利用，一些人也在担心政府的介入——ChatGPT中的大量文本会不会被监视和分析，并导致对社交网络更严格的审查？

当地时间2023年3月31日，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曼塔，一部智能手机，上面显示着人工智能OpenAI研究实验室的标志。意大利隐私监管机构表示，它已经屏蔽了有争议的ChatGPT，称这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尊重用户数据，也无法验证用户的年龄。

要保证ChatGPT最终输出的语句规范文明，需要大量人工为其训练。在采访中，Steven提到了“AI对齐”（AI Alignment）工作，指的是把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训练至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标准。AI标记员作为新型的数字劳工，通常薪资低廉，保障缺失，成了热潮背后隐形的被剥削者。

《Times》发布的报道调查了OpenAl背后的低薪工人状况。OpenAl以时薪1.32美元雇佣肯尼亚外包工对其进行内容审核，负责标记带有暴力、色情、言论仇恨的数据。由于长期沉浸在有冲击性的污秽内容中，很多工人都出现了PTSD、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失眠与噩梦频频发生。

在中国，AI浪潮带动了数据标记产业，三四线城市欢迎数据标注企业落地。《训练人工智能的中国县城工人》一文关注了标记员的工作环境——单价4分钱的计件工作，上千次滑动与拉框，效率高的时候一个月能赚3000块左右。看似前沿高端的技术背后，隐藏着时薪低廉的具体的人。这篇文章还提到，世界上最大的图像识别数据库ImageNet背后，是来自167个国家的5万名数据标注员，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全部图片的标注。

2023年2月16日，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工作人员在进行数据标注。数据标注为人工智能产业中开发机器学习模型的一环。清涧县数字就业中心成立三年多来，培训当地女性、返乡年轻人等做数据标注师。

除了劳工待遇，AI领域科技从业者的性别失衡问题也长期存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造不出ChatGPT，也和性别有关？》引用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网站发布的消息：中国研发与试验发展（R&D）行业的女性从业人数在2010年占总量的25.3%，2019年比例略微上升至26.0%。文章认为，刻板的职业性别文化、榜样缺失等都是女性举步维艰的原因，此外还有行业中常见的996文化，更加速了科技领域职场的男性化，让女性难以跻身核心岗位，像开发OpenAI公司首席技术官Mira Murati这样的35岁女性并不多见。

“ChatGPT 是网页（Web）的模糊版JPEG。”《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如此比喻，“ChatGPT保留了Web上的大部分信息，就像JPEG保留了高分辨率图像的大部分信息一样，但是如果你没办法找到精确的位序列，你得到的只是一个近似值。”有时候，模糊性（Blurriness）只是抹除了信息细节，在更严重的情况下，模糊性制造出AI幻觉（Hallucination），假消息或将加剧泛滥。

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提醒我们注意AI系统经常产生的“幻觉”（Hallucination，即任意吐出难以分辨的编造信息），ChatGPT往往会赋予它们更多权威性，正如技术分析师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对ChatGPT的描述—— “一个自信的扯淡的家伙，可以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废话。”

一些担心由此而起：如果ChatGPT取代了传统搜索引擎，人们会不会依赖直接生成的答案，失去自主信息验证的习惯？一篇关于检索方式如何影响信息认知的研究指出，ChatGPT为代表的机器聊天式检索方式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人们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边搜索，一边自主地验证和筛选信息，并在搜寻里获得一些意外发现。

Steven还在采访中提到，虽然“AI对齐”致力于训练“合适”的回答，但究竟何为“合适“？绝对的价值中立是存在的吗？一篇关于ChatGPT政治倾向测试的研究文章发现，ChatGPT的回答展现了左倾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有趣的是，不同人工智能由于模型、训练语料库的差别，最终形成的价值倾向也会呈现变化。有微博用户发现，向文心一言和ChatGPT提出“女性应该何时结婚”的问题，二者的回答截然不同。类似的问题在界面文化与同济大学哲学余明锋的专访中也有所谈及——“如果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政治共同体训练出不同的聊天机器，是否会导致人与人的隔阂越来越深？”

不同AI对于同一问题的回答

另一方面，被戏称为“端水大师”的ChatGPT，总是强调回答没有偏见，不设立场。然而，没有立场就意味着客观？如何在道德上评价它？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文章讨论了ChatGPT回答里力图呈现的“理性客观中立”，这样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如同“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