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龄杂技演员，从高空坠落

记者｜吴淑斌 陈银霞

一台吊机升出十几米长的大臂，大臂尽头的钩子上挂着两条米白色绸带。男演员把双手手腕和绸带缠绕在一起，后退一两米，为助跑做准备。穿着蓝色演出服的女演员从舞台左侧走过来，双脚踩在搭档的脚背上、男演员搂住她的腰。在炫目的灯光和充满动感的音乐中，两人向前小跑，吊机大臂加速升高。这对搭档开始了今晚的第二次合作，在此之前，节目已经进行了近8分钟。

这是4月15日在安徽省宿州市蒿沟镇尹楼村举行的一场演出，是当地首届文冠花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一部分。蒿沟镇是全国有名的马戏之乡，驯兽、表演马戏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最近十几年，随着抵制动物表演的呼声越来越大，以及对马戏团“顶梁柱”老虎的运输管理日趋严格，马戏表演随之没落。为了寻求转型，当地开始种植有药用价值的文冠花。4月中旬正是文冠花开花的季节，今年是第一次以文冠花主题设置文旅节。舞台就搭在尹楼村村委会门口五六十亩的空地上，现场人山人海，当时在现场的何欢欢估计，“至少来了三五千人”“水泄不通”，挤在人潮里的她感到“温度都升高了一点”。

插图｜老牛

晚上8点30分左右，几个唱歌节目结束后，来到了整个晚会最刺激的节目——高空杂技。演员还没登台，大屏幕上已经开始播放他们的介绍：“魅力舞姿、傲行天下”“中央电视台嘉宾组合——影子组合”。“影子组合”由38岁的男演员张凯和36岁的女演员孙艳艳组成，他们是一对夫妻，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表演组合，曾经在《黄金100秒》《中国达人秀》等综艺节目里亮相过。舞台的大屏幕上播放着他们在电视台的表演录像，两人悬挂于绸带或大铁环上，在高空中旋转腾挪。

让人眼花缭乱的视频和隆重的背景音乐中，男演员先登场了。他做了两个后空翻，从舞台右侧落到中央的吊机和绸带旁。他用双手缠住绸带，独自升到高空中，熟练地做出引体向上、换手、劈叉等动作。几分钟后返回地面，此时女演员已经在舞台上候着。她双腿缠住绸带，双手拉住男演员的手臂，吊机快速上升，三五秒内，就把这对搭档带到了15米高空中，两人开始在空中旋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主持人激昂的语气回荡在夜空中，“我们要演就要演真实的！”

在现场的何欢欢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一种隐隐的不安。吊机上升速度很快，加上那天风很大，扬起地面的沙尘，也摇晃着空中的吊机。此前男演员的独演环节，他被升到五六层楼的高度时，何欢欢看到，吊机的钩子和两根绸子都在风中“荡着”。两人升空开始旋转后，长长的绸带在空中画出大圈，“感觉离心力挺大”。女演员还在一边做着动作。她的双手已经移到搭档脖子处，钩住脖子的同时双腿向后翘起，整个人悬挂在搭档身上。但还没来得及做下一个动作，她突然脱手，从十几米高空中直直坠下。

台下传来一阵惊叫声，“掉下来了？！是掉下来了吗？”观众席里的人们大声地相互询问，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可置信。何欢欢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起初，她甚至以为这是节目设计的一部分。但站得靠前的观众看得真切，“真的掉下来了！”甚至还有人听到女演员着地的脆响，清晰的“砰”的一声。

嘈杂的观众区忽然陷入寂静。舞台上的背景音乐也停了下来，只有大屏幕还在轮流播放着“影子组合”的表演视频和当地的广告片。在闪烁但沉默的缭乱荧光中，吊在空中的男演员被缓缓放下。他冲到女伴身边，急切地跟周围的人比画、叫喊着什么。一位参加了现场救援的村医向媒体回忆，当时女演员躺在地上，“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从演出现场到市区医院有40分钟车程，但更大的难题是，现场的人和车太多了，距离舞台三四公里远的地方都停着来观演的车辆，原本只能容纳两车交会的村道已经被占用了一半，救护车根本不可能开进来。

最后，女演员被救援队用担架抬出去，送上了救护车。事故发生大概20分钟后，演出又重启了。但现场观众已经散去一半，几位歌手唱了三四首歌，主持人便草草宣布活动“圆满结束”。那天晚上，何欢欢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才知道，坠落的女演员孙艳艳在抢救三个多小时后去世了。后来的调查通报认定，承办方“演出过程中未提供必不可少的演出安全应急防护，违规使用吊车吊人，操作不规范”。

4月下旬，一阵寒潮席卷了北方好几个省份，其中就包括河南省永城市。孙艳艳的老家在永城市西南方向的村子，连续两天的大风、暴雨过后，这个三四百人的小村庄更为冷清，只有村里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显出一丝生气。孙艳艳家就在一条小路尽头，是一栋灰白色外墙、红瓦斜顶的两层村居，门口还用活动板搭了一个储物用的大棚。坠亡事故后四天，家里为孙艳艳举办了葬礼。本刊记者是在葬礼结束后第二天到达村子的，村里一位个子矮小、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姑娘指着远方麦田中央，“艳艳就埋在那里”。

几乎所有村民都知道这起悲剧。村里学杂技的人不多，36岁的孙艳艳是中年人里唯一的一个。和很多杂技演员不同的是，孙艳艳并不是从小学起的“童子功”，而是在二十出头时，才突然选择了杂技。

“当初就不该让艳艳入这一行。”孙艳艳的叔叔看起来很疲惫，他正在帮村里盖房的人家砌墙，说一句话，叹一口气。那几天，孙艳艳父母和孩子的精神状态恍惚，许多后事都是叔叔婶婶操持的。他和妻子都劝过孙艳艳，像村里其他姑娘一样，在县城里寻一份卖化妆品、收银这样的普通工作。在他口中，干杂技“就是受罪的活儿，很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得已学的”。

孙艳艳的家庭算不上“很穷苦”。永城市是商丘市代管的县级市，因为拥有煤矿资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水平在全省一骑绝尘，至今仍是全国百强县。30多年前，在县城开运煤车、收煤渣、做矿场食堂师傅等一系列和煤矿有关的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孙艳艳家离煤矿资源集中的老城区只有两三公里，父母长年种地，年轻时也曾在老城区打工，靠着“半工半农”，这个家在村里的条件中等。孙艳艳在家中三个姐妹里排行老大，长得清秀，大眼睛、鹅蛋脸，从小留一头黑长发，“在村里见人就打招呼，爱笑”。一位小学同学至今记得，孙家父母很疼爱这三个女儿，三姐妹常穿新鞋子，“一人一双，不是大的穿完留给小的”。

等到孙艳艳长到十几岁时，煤炭资源带来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千禧年起，永城市的煤矿开始限制开采，整个城市的发展中心向老城东北方向二三十公里转移，在那里，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这一头，孙艳艳十五六岁辍学，到沿海的发达省份打工。没有特别的技能和学历，她辗转在江浙一带：去过上海，在一位老表开的饭店里做服务员和后厨帮工，也短暂地进过纺织厂、制造厂，一年到头忙得只有春节才能回家。

这样的经历，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高度相似，就像一列列驶上既定轨道的火车。直到二十出头，孙艳艳遇见了如今的丈夫张凯，才在轨道的岔路口选择了一条与别人都不同的路——学杂技。

《云中行走》剧照

张凯今年38岁，因为长年在外演出，皮肤晒得黝黑，这反而让身材显得更加精壮。在张凯过去发布的短视频里，他总是穿蓝色演出裤，赤裸着上身，露出饱满的肌肉。这种力量感是一名男性高空杂技演员必不可少的，但张凯练得比其他人都要好，下的功夫也多。他曾经在自己的短视频里说，没有演出时，自己会在家里客厅做俯卧撑。视频里，他做俯卧撑的速度快，动作也标准。

张凯练杂技已经超过20年。他的老家在商丘市另一个县城的村庄里。这是一个比永城市穷困的地方，张凯的邻居叔叔记得，“三十几年前连电视都没有，出门打工不敢跑太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张凯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于只靠种地养家的父母而言，负担不小——一直到现在，村里许多人盖了小楼，张凯家依然是三间平房。十二三岁辍学后，因为年龄太小无法打工，张凯选择到十几公里外的“杂技村”温良村学杂技。

温良村流传着一句俗语，“喝了温良水，傻子也能踢两脚”。村里遍地是杂技艺人和私人杂技团，招人的方式更像是传统的“拜师”，学员交很少的学费甚至不交钱，就能加入团里学习，同时要无偿参加团里的演出，偶尔也能分到很少的一点收入。在这里，杂技学徒的学习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花七八个小时练劈叉、下腰、肌肉训练等基本功，稍微大一些，才开始学具体的表演节目。

练杂技是个辛苦活。张凯的大哥曾经也学过杂技，邻居见过他在家练气功，一块木板钉满三四厘米长的钉子，人躺上去，“一不留意，背上就戳出血印子”。和张凯一起去的还有同村另外三个十几岁的孩子，几个月后都跑回家了，只有张凯坚持下来。那时，他练的是耍猴、骑独轮自行车之类的简单节目，开始能跟着杂技团到沿海富裕的村子里“巡回”演出。演出结束后，需要有人拿着碗向观众收钱或是粮食，年纪小的张凯就承担了这一角色。邻居记得，张凯“能说会道，从来不怯场，还能讲两句俏皮话”。

孙艳艳的亲人们对张凯的过往并不了解。以前，“杂技”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直到听说孙艳艳找了个男朋友，“家里好几个人是搞杂技的”；再后来，孙艳艳干脆自己也要学杂技。“她想能和男的在一块，两个人一起出去表演做个伴。”叔叔虽然觉得不妥，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心里琢磨，杂技这样高难度的身体动作，“不得是小娃娃开始学起吗？”

高空绸吊是高空杂技里比较成熟的项目。正规演出时，需要在有“顶”的场所进行，以固定绸带（视觉中国 供图）

孙艳艳最常出现的舞台是在各个县城或乡镇。安徽、河南一带的农村地区习惯在举办“红白事”，或是村里各种大大小小的节日时，邀请唢呐班、杂技演员或戏曲演员来“热场子”。场子说不上专业，但有股热闹劲儿，音响的音色嘈杂浑浊，鲜艳的灯光照在亮晶晶的演出服上，混杂出怪异的颜色。这些年来，她和丈夫就辗转在安徽、河南交界处的不同小城，回家的次数也更少了，住在同村的表妹甚至不知道孙艳艳做的是高空杂技表演，“一直以为是平常的酒席演出，真不知道会是这么高风险的工作”。

所有杂技项目里，高空表演的风险是最大的。张凯的一位朋友杜明也是高空杂技演员，他有些夸张地将之称为“刀头舐血”。杂技演员身上少不了大大小小的伤痕，表演时间长了多少都会习惯，但高空表演“只有一次失误机会”。

在高空杂技领域，绸吊表演是个相对成熟的项目。今年44岁的尹国富从事杂技行业已经快30年，如今是河北吴桥一家杂技学校的高空杂技教师。他告诉本刊记者，演员在空中需要变换动作，一般不会在身上系保护绳，但平时训练，不影响演员助跑的前提下，会在地面铺设一张很大的弹性安全网。更重要的是，正式表演高空杂技时，需要在有“顶”的室内才能进行，舞台顶部有一个固定点用来连接钢丝，再把绸带连接在钢丝上。现场通过卷扬升降机来控制演员的上升高度，根据排练时设置好的升降速度和节奏，用电脑精准操作，保证绸带的稳定性，“不会因为升降太快，或者风大，突然变得晃晃荡荡”。

 图｜视觉中国

但安全而理想的舞台，几乎只存在于中高端剧院里，科班出身的知名杂技团才能享用。孙艳艳、杜明这样的民间杂技演员，在整个行业里占了八九成，他们的舞台往往是农村大地。在孙艳艳以往的许多演出视频里能看到，舞台不大，三米多宽，拉一块大幕布做背景；有时甚至连舞台也没有，演员直接在沙土地上表演。室外没有“顶”，也就没有固定绸带的地方。

行业里的默认工具是吊机，吊机大臂下方的钩子连接着绸带，与演员的身体相互缠绕——尽管“吊机吊人”在安全规范里是被绝对禁止的。吊机一般由演员自行联系，承办方负责费用。杜明说，演员和吊机师傅之间能看懂简单的手势，但“谈不上默契和配合，演出当天，哪台吊机有空就哪台来”，升空的速度也无法准确控制。孙艳艳从高空坠落那天，现场的人都能看到，吊机上升的速度太快了——这很可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张凯的解释里，夫妻俩选择做高空杂技表演，是因为“成家后条件不好，没别的本事”。2010年前后正好遇到高空杂技市场发展的火热期。那时候，尹国富所在杂技团的高空杂技演员一天要扑两三个场子，即使这样，也无法应付巨大的市场需求——从大城市的剧院，到县乡的文艺汇演，“都想要高空杂技”。尹国富觉得，一方面是因为马戏表演数量逐渐减少，杂技行业的关注重点逐渐从“与兽共舞”转移到演员本身功力上；另一方面，简单的喷火、走钢丝等节目已经不够看了，人们更愿意为观赏性、刺激性更强的高空杂技掏钱，杂技界也掀起了一股“绸吊热”。高空绸吊成了杂技团的必备节目，一个百人的杂技团有四五组绸吊人马都不算是稀罕事。

《马戏之王》剧照

当大批演员进入高空杂技领域后，为了能在行业竞争中立住脚，大家心照不宣的是，表演的节目难度越大，越惊险，演员就能接到更多的订单，拿到更高的出场费。“观众图的就是刺激，背上加一条绳子，就没有心跳的感觉了。”杜明说，高空杂技常常需要做出助跑、空中翻转等动作，系在演员身上的安全绳可能成为干扰。至于安全网，“在舞台上铺一块那么大的垫子，成本可能比请我们演出都要高”。

演员们唯一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办法，就是检查吊车的钩子和绸子勒得是否足够紧，以及看看搭档有没有身体上的不适。当然，也很少有演员给自己买保险。一般杂技公司的正式员工，才会有公司买的团体险。本刊记者接触的几位民间杂技演员都没有给自己买保险。他们说，个人买保险很麻烦。因为本来就是高风险工作，买保险的限制很多。

虽然有这么多风险，孙艳艳还是在高空杂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入行了。尹国富说，高空绸吊表演的关键是强大的臂力和身体平衡控制力，每天让演员锻炼手臂肌肉、练习走钢丝，1米、2米、3米，慢慢抬升高度。一位有着七八年基本功的杂技演员，至少需要一年、1000多小时的训练，把动作练习到形成肌肉记忆，才能从事高空杂技表演。

张凯的一位同行告诉本刊记者，张凯曾特地到山东的一所杂技学校学习高空表演，加上他小时候的杂技习练经历，算是有些功底。但孙艳艳跟着他一起学时已经20多岁，成年人从零基础开始学杂技，并很快成为高空杂技演员，这样的发展路径还是让尹国富觉得震惊。尹国富所在的杂技学校里设有速成班，可以招收零基础的成年人，但只是学骑独轮车、走钢丝之类的简单项目。即便这样，也“要很有天赋，而且比别人多吃了好几倍的苦，才可能两三年时间走完别人八九年的路”。

看起来，孙艳艳确实是“有天赋”的演员。虽然“半路出家”，但她已经多次参加高难度的演出。在过往的演出视频里，她拉着一个大吊环，身体像蛇一样柔软地缠在吊环上，升上十几米的高空做出腾空翻转、倒立等动作。她也表演过坠亡当晚的那套动作——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孙艳艳应该在高空中用双手钩住张凯的脖子，然后快速一跃，用双腿夹住搭档的身子，整个人轻盈地倒挂在空中。

现场视频截图

举办葬礼那天，村里少见地来了许多“外人”，都是孙艳艳四处表演时认识的同行。孙艳艳家门口的大棚外堆满了悼念的花圈，孙艳艳13岁的儿子和不到10岁的女儿跪在大棚的角落里烧纸钱，不停地给前来悼念的宾客鞠躬回礼。

在安徽、河南交界处的许多县城里，这对夫妻搭档是小有名气的“明星演员”。包括杜明在内的好几位同行觉得，他们的技术在小圈子数一数二，“动作难度大，敢升得高，在空中能翻转的圈数也多”。如果不是特地提起，没有人能看出孙艳艳是大龄入行的演员。另一位舞蹈演员梦玲印象最深的是孙艳艳的豪爽，“从不斤斤计较，忘了带演出的袜子或是其他什么东西，问她要，没有不给的”。一些小型表演没有主持人，孙艳艳就担起主持人的角色，丈夫表演时，她在一旁调动气氛，声音利落，“看看男演员这个肌肉，这个力量，还不多给点掌声！”有时同场演出，其他演员临时有事，找她对调出场顺序，孙艳艳和张凯也是二话不说就应承下来。

他们的勤快和能吃苦在圈里是有名的。2017年，梦玲曾经和孙艳艳一起在大理的剧场排练一出舞剧。那是孙艳艳少有的进入大剧场的机会。她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每周才有两个空闲的半天。即便如此，孙艳艳还是挤出时间考了驾照，就为了以后到外地演出时，自己能和丈夫交替着开车。杂技演员们往往会加入三五百人的微信大群，群里常常有演艺公司发单，“×月×日晚，××县城，需高空节目一个，有时间的私（信）”，一场演出根据规模大小和节目难度不同，演出费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接单群里，张凯出现的频率很高，杜明翻看了今年3月某一周的记录，发现张凯一周内接下了8单。如果那晚没有发生坠亡意外，孙艳艳和张凯结束宿州的演出后，马上要驱车赶往30公里外的亳州，开始第二场表演。

《马戏之王》剧照

也是因为这样，他们的经济条件有了不小的改善。“前些年，赚了很多钱。”即使对侄女从事杂技行业并不放心，叔叔依然为孙艳艳的成绩感到自豪，“他们在永城新区买了两套房了”。在张凯老家的村民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他的邻居数了数，“村里能在县城里买房买车的，不到十分之一”。结婚后，张凯通常只在春节时才会回家，待上一天就走，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依然不错，“孝顺，会把钱转给留在村里的两个哥哥，让他们照顾父母”。

不过，过去三年的疫情打破了他们向着好生活继续前进的步伐。往常，夏秋两季是演出的旺季，跑得勤快的杂技演员一个月最多能接近20场活动，一年下来，平均每个月挣七八千元不是难事。但疫情期间是杂技演员们最难挨的三年，“红白事一切从简，没人敢办大活动，能不能接到活儿、接到了能不能演，全看命”。有时候，接单群里大半个月都没有一个单子，杜明还有过好几次“接单”后又被临时取消的经历。那三年里，他还受过一次伤，有一年多行动不方便，但总的工作收入并没有比同行差太多。

也正是这样，4月15日的那场演出让孙艳艳和丈夫难以拒绝。这是一个久违的大场面：现场来了几千名观众，演出舞台有七八米宽，背后还有一块三四米高的电子大屏幕。按照以往的经验，杜明估计，那天晚上孙艳艳和丈夫的演出费用能达到1500元一场。

看得出来，张凯也抱着很高的期待。从那天中午开始，他发了三条短视频，第一条是坐在面包车的驾驶座上，“我现在正在赶往宿州的演出，今天的演出规模比较大，会来不少网红”。随后，他又发布了现场正在搭建舞台的视频，号召网友关注孙艳艳新注册的短视频账号，以便收看节目直播。

不过，孙艳艳似乎并不打算把账号用来宣传杂技。她的账号简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写着“记录宝贝的日常生活”。她也有过转行的想法。疫情期间，孙艳艳曾经和家里人提起，夫妻俩长年奔波在外，靠父母帮忙带孩子，“对老人和小孩都不是好事”。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她今年已经36岁，在杂技圈子里是“大龄”杂技演员。因为生育过两个孩子，最近几年，她的身材也明显发福。无论从观赏性还是安全性上，她都不再适合从事高空杂技。但要放弃这个十几年来赖以生存的技能，孙艳艳同样难以下决心。她后来和梦玲说起，“不知道是该再拼两年，给孩子多攒点钱，还是退下来陪他们更重要”。就像朋友间所有家长里短的闲聊一样，她们没有就去留得出什么结论，很多时候，生活的惯性总是大于个人意志。对话框的最后，孙艳艳发了一个笑脸表情，结束了那次关于未来的讨论。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20期 文中孙艳艳、杜明、梦玲、何欢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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