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造福他人，能不能把我的姑姑干掉
哦，我的姑姑贝尔塔！她的一生都用令人厌恶的方式折磨着这个家庭。谢天谢地！她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兄弟，就是我的父亲，他也已经去世了。几十年来，她每时每刻都能感到邻居们的指责，关于房地基的边界，关于她的狗在邻居家的花园里到处大小便。特别是那只狗！一只好咬人、狂吠不停的小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只小狗从来没有放弃过追逐邮递员。这就是让人厌烦的贝尔塔。
我忘记说明一点，她很富有。可以说非常富有。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很早便去世了，留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她很好地利用了这笔财产，将其投入到不同领域，如：不动产、有价证券和股市，价值超过百万。最幸运的是，我是她的继承人。可惜年迈的贝尔塔就像一匹马一样，虽然她已经70岁了，但是极其健康。她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而且从来不庆祝生日。除了钱，她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她肯定能活到90岁或者100岁。如果她真的活到100岁，那我也有70岁了。谁知道我那时在干什么，又或者我到底还需不需要她那些钱。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她明天就死了该多好呀。要是今天那就更好了。
无法找到杀害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的理由，或许这样做只是为她做点好事？也许存在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让过早去世的阿尔伯特为姑母辩护？我确实想起了一个理论：哲学的功利主义。
杰里米·边沁于1748年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富有的保守党家庭，从小就读于享有盛誉的维斯敏斯特学校，城里所有富有家庭的孩子都就读于此，如：哲学家洛克，建筑师克里斯多夫·维纶和作曲家亨利·普塞尔都曾就读于此。1760年，天资聪颖的杰里米年仅12岁就正式在牛津女王学院就读，15岁毕业，获得法律学士学位。24岁开始作为律师在伦敦生活，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与家人预先为他设想的完全不同。边沁痛苦地抱怨18世纪中期英国法律和英国法院之间的各种不合理情况。从那时起，他不想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律师，他意愿从事法律改革，使其更合理更民主。他当时已经生活无忧，1792年他继承了死去父亲的遗产。其余40年他一直从事写作，每天至少可以写出10至20页。因为他已经开始厌倦法律上的一些繁文缛节，就委托一个学生把他的建议起草成一部变化了的民法，将其翻译成一部让人尊重的法典。边沁是一个了不起的真正的男人。就像法国人通过革命来废除掉教堂和贵族的阶级特权一样，边沁寻求的是将英国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宽容。他经常思考社会变革，致力于思想自由，草拟建立人性化的监狱并且支持最初的妇女运动。
他的出发点简单而且吸引人：幸福好，痛苦不好！如果这种假设是对的，哲学和国家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社会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痛苦感，促进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通过一个好的措施给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幸福，这就证明这个措施越好，越有利用价值。边沁把这一原则称为功利主义。1832年，天资高深的边沁去世了，那时他早已经是一位名人了。无论他自己是否认为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法国的革命者和之后法国共产党人都对他的哲学体系充满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的三个城市纽约、南卡罗莱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采纳了边沁所编的法典。
关于“幸福是好的，痛苦是不好”的原则早已深人人心。为什么不将这个理论运用到我的姑姑贝尔塔身上呢？最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姑姑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幸福。她只给人们带来痛苦，例如，给她的邻居们还有那个可怜的邮递员。还有就是她存在银行里的钱，也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好处。当然这些都可以改变。如果我有那么多的钱，不只可以为自己做许多事，还可以为其他人做许多事！例如说，我可以帮助一个亲戚，他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正在医院里受苦。还有一个朋友正在致力于帮助巴西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如果我拥有我姑姑的钱，我可以给她们每个人汇一百万。这个世界将增加多少幸福呀！我想到在医院里得到细心照顾的孩子，以及在我面前巴西儿童幸福的笑容，我用这种方式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让这些梦想变成现实我必须要做的就是…不，这是我不应该做的，那就是我必须杀掉我的姑姑贝尔塔。边沁的理论是有道理的，我有义务这样做，除掉这个老太婆。我唯一要思考的，就是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毫无痛苦地将她送到另一个世界。我的亲戚，那个医生一定能让她安详温和地死去。谁知道她以后会不会更糟糕更痛苦地死去呢。没有人为她的死而掉下一滴眼泪。我这样评论她还是非常友善的，其他人一定会更无情一些。如果令人厌恶的女皇去世了，又有谁会不高兴呢？邻居们再也不用为自己千净而整洁的花园担心了，邮递员期待着一个和善的人搬进这个房子。我的亲戚，那个医生，要做的就是让她的死看起来像个意外，然后开具一个死亡证明，让一切看起来非常自然，没有人对此感到怀疑就可以了。这一切看起来不是显而易见吗？在这件事中我有杀害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吗？
来源：（德国）普雷希，《该不该把桥上的国人推下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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