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000位老人拍遗照，她记录了山村的消失
这是一条满载希望的单行道，走出去的孩子们像蒲公英般落地生根，不再回来。留下来的人们则与土地紧紧相依，生在这里，老在这里，了无痕迹。
杨鑫是山沟里为数不多的来客。多年来在农村采访的经历让她发现，山里的老人普遍有一个念想——希望能在生前拍一张遗照。那是在自己去见阎王爷之后，可以留给孩子的一张大照片。
从2018年开始，杨鑫和商洛彩虹公益的伙伴们频繁来到山沟里，给老人拍大照片，12寸、带相框、不褪色的。4年来，近4000个老人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遗照。
那是山里最后一代人留下的物证。
当彩虹公益的汽车抵达商洛市麻街镇肖塬村的时候，村委会路口小河边的扶栏上正倚着五六位老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群外面来的人。
一张红色背景布摊开，往杆子上一挂，露天照相馆便落成了。这是彩虹公益中心准备给老人拍遗照的现场。
住进村委会旁边安置房的老人先来报到。正在干农活的老人听说村里来了免费拍照的，提着镰刀就赶过来了，身上还带着湿润的泥土痕迹。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老人越聚越多，三三两两围成一堆聊了起来。
老人们迟疑着走近了瞧：“这拍照到底要不要钱？装相框要不要另外收费？”直到终于确认不要钱，老人们才挪进登记的队伍里，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用手帕包好的几张证件。
在正式拍照前，志愿者会先帮老人整理仪容。有的老人头发比较蓬乱，志愿者就给头发喷水。被梳头的一瞬间，老人怔住，不好意思地笑了：“家里人都没给我梳过头。”担心给志愿者增加工作量，老人还愧疚地絮叨着：“把娃都害死了。”
杨鑫熟悉这种反应，“他们这一辈子也许都没有这么被细心地照料过”。在山上，老人洗澡、洗头都不太方便，“他们也许知道自己的头发不太干净，害怕被嫌弃”，志愿者知道老人的心理，便像邻家晚辈一样和老人聊天，三言两语过后，老人才慢慢放下心来。
得知今天要拍照，不少老人提前在家里给自己剪了头发。有位奶奶明显是“盛装打扮”过，她戴着一串看起来有了岁月痕迹的素珠串，衣服上还有一朵带着坠子的花。杨鑫夸她“阿姨，你的项链真好看”，老人一听，呵呵笑了起来。
但真到要拍摄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紧张无措，左手攥着右手，右手攥着左手，心里直嘀咕：眼睛该看哪里？手怎么放？嘴巴该不该张开？
这是绝大多数老人第二次拍照。第一次是多年前办身份证的时候，第二次就是拍遗照了。
如何让老人留下一张自己会满意的照片？放松表情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不敢笑。对他们来说，“照相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一定要把自己的表情端起来”，杨鑫和志愿者们只能千方百计地逗他们笑。
杨鑫拥有一种几乎是自来熟的社交能量，吼着大嗓门儿说话。有的老人会不自觉地侧着头把耳朵往前凑，那是“年纪大，耳背了”，杨鑫知道“喊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姨，你笑笑，照相不疼。”
老人被逗得笑了出来。杨鑫迅速按下快门，随之也发出整个村广场都能清晰听见的豪爽笑声。
“想抓拍下一张对方最自然放松的照片，不能着急，你着急他也着急。”杨鑫向我分享拍摄老人的技巧。
但有的老人总是紧张，前脚放松了，等喊完“一——二——三”，瞬间又僵住了。直到杨鑫确定“这张可以了”的时候，老人脸上的表情才真正松下来，像个被老师留堂、刚被允许回家的孩子，得意地遛到旁边和其他老人聊天。
在村里，死亡好像是一件很轻盈的事。
老人们总是笑呵呵地赶来拍遗照。看着正在拍照的老人怎么都笑不出来，旁边拍完照的老人会对着其他人开起玩笑：“你老怂，今天笑好点，你儿子到时会把你摆在柜子上。”
另一边，三位拍完照的奶奶正在认真地讨论试穿寿衣的事情：“你准备那身衣服没有？人死后身体就僵了，穿不下，试不了。”“要提前准备，现在就挑好。”“我的已经买好了。”
三位老人在讨论身后事，一旁是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女孩。（图/作者 摄）
在村里，过了60岁，就到了该准备身后事的年纪了。“谁还不得去见阎王爷？”
聊完了寿衣，她们又谈起了各自的身体状况。一位婆婆倚着木棍站着，声音从她掉光了牙齿的口腔里漏出来。她说自己已经不太吃得下饭了，每天就煮点挂面。另一位婆婆拉着她的胳膊：“可把自己照顾好，还能吃的时候就吃。”
我定睛看，皱纹像爬山虎一样爬满了她的脸。
从商洛市区出发，沿着滨江南路开，往西边绕，绕过商洛最重要的河流丹江，一路盘山进去，开车一个小时，才能来到处于秦岭南麓纵深处的麻街镇肖塬村。
在中国地形图上，秦岭是两道短短的横，它是地理课本上“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南北的分界线”。丹江便从陕西省秦岭南麓最高峰，向东南方向注入汉水。如果在这里航拍，你能看到连绵起伏的山脉上，嵌着清亮婉转的丹江，景致之美令人心旷神怡。
但另一方面，丹江河道险峻，特别是由黑山嘴（陕西、河南分界处）至巡路口，大石堂到丹江口，两岸山势陡峭，悬岩林立。每当船行至此，船工们便认为进了“一步三瞪眼，八步不见天”的鬼门关。1950年代，在“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号召下，运送货物商品的航船不再通行，上下游之间断了交通。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秦岭和丹江对当地人过去生活的影响。险峻的丹江河道以及起伏的山峦，共同造成了腹地村庄与外界的隔离。
肖塬村的别名“野人沟”由此而来——并不是因为这里出现过“野人”，而是地理上的偏远。彩虹公益中心的二哥告诉我，从前村里的人想从“野人沟”里出来一趟，必须徒步绕过丹江，要走上一天一夜。
第一拨赶来拍照的老人里，有位奶奶叫段绣花。20世纪70年代，十几岁的段绣花跟随抄家的队伍，从甘肃庆阳老家一路南下，翻越秦岭，来到这个村庄，后来认识了如今的老汉，便在这待了一辈子。
最近几年，为了方便孙子上学，他们家从山上搬到了现在的安置房，就在村委会旁边。相比起其他老人，段绣花性格外放，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在现场，她给其他老人介绍起了流程，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总闪着几分灵光。
段绣花本来不姓段。因为不识字，又或许是方言不通的原因，在登记姓名的时候，“尹”被写成了“段”。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她养育了三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在外地打工，另一个嫁到了外地。大儿子离了婚，把孙子留在这里。
段绣花不识字，志愿者正帮她写名字。（图/作者 摄）
听说我是来采访的，她“哦”了一声，还是觉得疑惑：“山沟沟里，有啥好采访的？”忽然，她眼睛一抬，想到了什么似的：“野jiu。”
她停下了正在搓洗衣服的手，张开两只手臂比画着，“有这么大，吓人得很，地里的苞谷叶子都被吃了，长不出来，害死人”。我方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野猪。
近些年来，野猪出没的新闻时不时闯进人们的视线，段绣花也接受过记者采访。还没搬到安置房的时候，段绣花经历过独自与野猪对峙的时刻。一只野猪四五百斤，都跑到房前屋后来了，她吓得不敢动，怪害怕的。
不止一位老人提到野猪出没。这是大山里的普遍状况，孩子们长大了，纷纷外出，村里的人越来越少，野猪便大胆闯进村里来。
2022年年末，苦于野猪泛滥，渭南市林业局发布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奖励自发狩猎野猪的通告》，群众自发组织5人以上的狩猎团队，依法依规猎获野猪的，予以2500元奖励。但村里并不总能找齐5个尚能捕猎的劳动力。
在车沿着山路进村的路上，杨鑫指着一些大门紧闭的、崭新的房子：“这些房子盖得好好的，但可能里面都没人住。”老人离开后，这些房子会永远成为空房。
马路通到了村里，但里面极其安静。（图/局外人视频）
在商洛当了十几年摄影记者，杨鑫沿着山路走访过大大小小的村镇，农村在她眼里呈现出两副的面容。一方面，这些年来村村通了公路，环境改善了不少，尤其是雨后，朦胧雾气总让大山呈现一派田园牧歌的宁静美好；另一方面，村里只剩下老人和留守的小孩，他们仍在过着一种与现代化无关的简朴生活。
杨鑫一直在思考：能否在老人和留守儿童群体及自己日常接触到的企业之间，达成需求上的匹配和资源互换？
一开始，她着眼的还是最基本的生活问题。2017年，杨鑫成立了商洛彩虹公益中心，做起了“老有所衣”项目，给农村贫困老人发放“温暖包”，其中包含羽绒服、羊毛护膝和羊毛袜等御寒用品。
后来，随着走访的深入，更多隐秘的需求开始浮现。
杨鑫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在山里拍风光时，遇到了一位老人。看到他拿着相机，老人便问：“小伙儿，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后来他才恍然，老人想要的照片，是自己的遗照。
杨鑫曾在一位老人家里，发现纸做的牌位。那是一张A4纸大小的硬纸板，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某某某之牌位”的白纸，竖在正对着房间门的一张方桌上，牌位前还有燃过的香。她去的时候，门口的土灶台上还烧着火，屋子里炉烟袅袅。
这些事情不断在杨鑫心里激起涟漪：人死后什么都没留下，该多难过？
村里一户老人家里的正堂。（图/局外人视频）
死后的世界是寂然，但生人有自己对死的理解。可给活着的人拍遗照，老人真的不会忌讳吗？
后来，她果真找机会去走访了一圈。有天，杨鑫发现山上有位老人在给菜浇水，便过去搭讪。一开始老人不太相信，于是杨鑫一再强调，不光免费拍照，还装裱好了送过来，也不收钱。老人这才笑开了。
这是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地方，山顶上住着三十几位老人，年龄大的八十多岁，年轻些的也有六七十岁。老人说，山上的老人想照相，得下山到城里去。有的老人年纪大了不敢坐公交，也不会开摩托车。对于他们来说，有人能提供上门拍照服务，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2018年，给老人拍遗照的“老有所忆”项目就这么展开了。一开始，他们自己对接村子，后来活动有了知名度，不断有村子会主动来联系他们。但资源有限，她尽量筛选离城市远的、交通不便的村子。
对一个老人来说，一张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野人沟”给老人拍完照片之后，我们跟随杨鑫和商洛彩虹公益团队的车，去往洛南县巡检镇石墙村。车的后备箱里，放着120张此前拍好的“遗照”。
到达之后，志愿者和村干部冒着雨在广场上搭起帐篷，把一张张金色木框、红底的12寸照片挂上展架。
老人们把手背在后面，悠悠地挪到展架前，惊奇地看着眼前全村老人的照片。发现了自己照片的老人，在展架前细细端详起来，脸上流露出既陌生又熟悉的表情。就像人类第一次在水中发现了自己的倒影的场景，那是一种“我原来长这样”的感慨。
当天来领照片的二三十个人里，只有三四位男性。他们往往只看一眼照片，便走到一旁和熟人一起抽烟、聊天，似乎是不好意思多看。女性则长时间在展架前徘徊，看着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斑点，发出感慨：“都老到不成样子了。”
也许是因为照片勾起了回忆，或者只是贪恋难得的热闹，几乎没有老人着急取下自己的照片。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点评着彼此的照片，“那个最好看”“这都没牙了”……对于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一次相聚，可能是彼此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谁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离开。
突然，他们盯着一张照片啧啧称奇：“你看他这照得还挺好。”那是一个上半身瘫痪、脖子已经无法动弹的老人，靠志愿者把他扶起才能拍照。而他歪着的头，在后期处理时被修正了。
杨鑫提到，修照片的时候，她想尽量保留老人最真实的、自然的样子，多数时候只是做简单的参数调整，绝对不会磨皮，“不然那就不像他们自己了”。
但也会有特殊情况。她拍过不少缺失了一只眼睛的老人，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之后，她会帮忙复原另一边眼睛的样子。这是老人们第一次知道修图技术的存在，等拿到照片之后，他们往往感到不可思议：“原来这辈子还能看到自己原来的样子。”
照片是存在的物证。在现场，我问了好多老人照片的用途，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老了用的”“留给子女的”。
在智能手机已经拥有1300万像素、5G网络基本覆盖乡村的今天，拍照已经成了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山里的老人不懂“互联网”是什么。一张放在屏幕上的、发在朋友圈的照片，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
杨鑫说，你跟他们说上网，他们就会联想到实体的“网”，比如蜘蛛网、渔网，他们不能理解互联网。“老年人需要的是，一张可以拿在手上的、可以摸得着的照片。”
取下照片，老人们先是宝贝地套上两层袋子，再放进自己的外套里，生怕照片被雨淋湿。有的老人帮村里其他人捎带，把相片一块放在纸箱里装好，再三三两两地离开。临走前，他们不忘再三感谢，嘴巴里还念叨着“这群娃们真好”。
拍完照片，我们走进村委会隔壁的房子里，三个女人正在屋里包饺子。聊天时我们得知，年龄较大的奶奶87岁了，旁边是她65岁的女儿。老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女儿，给身边这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赘。
聊了一会儿，女儿才不好意思地说，老汉中风，在旁边炕上躺了好多年了，上次杨鑫来拍照时她不在，错过了。杨鑫提议，这就拍一张。
房间很暗、很简陋，却很整洁，三面墙壁贴满了报纸，时间仿佛被凝固在了墙上。一张靠着墙的炕上，躺着她中风多年的老汉。
志愿者和她一起，一人一边，把红色背景布往炕上拉。另外两个志愿者，把躺在床上的老汉扶起来。他的身体几乎不能动，两条细细的腿耷拉在床边。
杨鑫在对面举着相机，“叔，你笑一笑”。老人好像很努力地动了动嘴。
见老人反应不大，杨鑫又补了一句：“叔，你笑一下，我看看你还有没有牙齿。”他终于被逗笑了，紧绷的嘴巴突然松了一下，大家也跟着笑了。
转头，我在身后的柜子上，发现了一个合木小相框。那是夫妻在城里给孩子带娃的时候拍的。照片里的老汉，还不像现在这样干瘪，那时候他的脸很丰满，胳膊看起来还强壮有力。他和妻子坐在一张仿欧式的床上，中间是小孙子，他们笑得很开心。
一个礼拜以来，我们跟着杨鑫的车到各个村里，每一程多则两个多小时，少则一小时，但车里从来不会冷场。十几年采访经验，让杨鑫对这个地方的一切分外熟悉。有时候，她也会说起自己的猫和狗，说起本该在5月成熟的大樱桃。
杨鑫的个子很高，扎着个大马尾，一说起话来丹田气足，做事也没有丝毫扭捏。跟她待在一起，人们很难不受积极情绪的感染。她害怕寂静的感觉，所以从不让话落地。她害怕人们悲伤，所以喜欢逗人们笑。
但寂静和悲伤又难免总是撞上门来。
在石墙村展出照片的现场，我们遇见了一位失魂落魄的老人。她先是在展架前走来走去，突然间，她似乎找到了什么。那一瞬间，她低下了头，用手捂住嘴巴，痛苦地哭了。接着，她又不舍地抬头看了一眼。
顺着她的眼睛看过去，照片里是位憨厚的爷爷，笑得很开心。他头顶上的头发已经掉光，咧开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寥落的牙齿。那是她上个月刚去世的老汉——这张“遗照”最终没来得及用上。
杨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在送照片好几天前，她就接到村干部通知，有一位老人已经去世，来不及用上遗照。她心里充满了自责。她想起了这个只有一颗牙齿的老人，“拍照的时候，精神还很好”。
雨还在下着。杨鑫走出雨棚，来到老太太身边，自然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姨，你把自己照顾好，好好再享几年清福，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她经常对老人说的话。但实际上，她自己也无法面对这件事情。
杨鑫在拍照。（图/局外人视频）
在过去的采访工作和生活里，老、病、死等人生之苦频繁跑进她的生活。
她曾经在山里遇到过一个得了癌症的留守女童，当时已经瘦成皮包骨。当她筹了款把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却说孩子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杨鑫想帮孩子完成最后一个心愿，在幼儿园里给孩子过一个有玩伴的生日。那天，孩子吃了生日蛋糕，玩得很开心。再次去医院的时候，病床已经清空，医生说女孩已经被送到了太平间。她没有去看女孩最后一眼，只是在病房门口坐了很久。
开车的时候，杨鑫无意间提起女孩来，我看见她憋住了眼泪，“已经尽力了就好了”。生命里有太多无奈和个人能力无法照拂的困境，但她不想停在那里。或者说，她抵消这种无奈和不安的方式，就是不要停下来、不要想。
杨鑫的车买了不到6年，却已经跑了10万多公里。她不是在采访的路上，就是在去山里做公益的路上。她很少去外地，这大山里的一切就已经让她忙碌不停。
十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杨鑫原本和很多商洛的年轻人一样，选择留在西安工作、安家。但她适应不了西安的生活。
城市很大，“人和人之间的心也很远”，她喜欢的是想去哪里马上就能抵达、有一群知根知底的朋友可以随时见面的感觉。她性格里的热络和直爽，似乎也与城市陌生社会的边界感格格不入。
在西安当了几年摄影记者之后，她回到商洛，走了一条逆流的路。
回家之后，她感受到了身心合一的舒服。2017年，她和朋友一起做起了商洛彩虹公益中心，也因此认识了一帮江湖儿女，团队里如今有了18位核心志愿者，有开羊肉泡馍店的三哥，有卖衣服的老唐，有曙光救援队的副队长二哥，家庭主妇小仙女儿，不爱说话、对弱势群体和小动物呵护有加的女孩李燕……
杨鑫不喜欢外界对商洛“穷山恶水”的评价，那是一种把这里的人统统都否定了的感觉。
往前追述，公元前336年，商洛所在的地方成为商鞅的封地，“秦封之于商十五邑”，这是商洛引以为豪的历史。2022年8月，商洛西北边的秦岭·商洛博物馆开始建设。不久前，在巨型起重机的作用下，商鞅广场上巨大的商鞅雕像转了个头，得以面向博物馆。在效果图里，秦岭·商洛博物馆就像一枚玉牙璋一样，从低处呈弧度往上升起。
这个昔日的商鞅封地，在迷茫和沉默中不断寻找今天的位置。但“西安离商洛太近了，以至于它对商洛有巨大的虹吸作用，年轻人纷纷往西安走”。杨鑫记得自己采访过的经济学专家对商洛经济如此分析。
这里走出过很多名人，其中最为全国人熟知的是贾平凹。在写尽商洛故事之后，他以决绝的姿态定居西安。比起遥望式的“乡愁”、深沉的悲哀或者愤怒，留下来的一些人，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熟悉和记忆的纠缠，主动或被动地融于这片土地。
5月份，正是商洛槐花漫山开的季节。一路上，只要见着这白色的花，杨鑫就会摘下来往嘴里放。这是商洛孩子小时候的零食之一，甜甜的，吃完嘴巴里是花朵的清香。杨鑫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如此熟悉，但始终保持着初见时的兴奋。开车路上，雨过后的商洛被缭绕的云雾笼罩，她时不时爆发出惊叹，“呀！你看那山头的云”。
去给山里的孩子送完“六一”心愿单的那天，天空下起了小雨。原本我们准备早点回旅店，二哥坚持要带我们去个好地方。山路崎岖，在路最窄的地方，车轮几乎要飞出去。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由于眼前的坡太陡了，我吓得闭上了眼睛。一脚油门，我们越过了泥泞的斜坡，来到了山顶，眼前视线瞬间开阔。
放眼望去，一条江绕着弯把山劈开，绿树环绕着江水，形成了一个天鹅形状的湖泊，险峻迷人。二哥放眼前方，用手指着仙鹅湖后面的山，以及山后面蜿蜒的山路：“这就是咱们商洛人生活的地方。”但是随着人们老去，山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下山路上，一位背着背篓的老人正赶着他的牛，准备上山回家。杨鑫下车和老人聊了起来。老伴去世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孩子们都在城里工作。习惯了山里的生活，他从没想过离开。
小牛见着生人害怕，便躲到山上去，老人的目光始终追随。五只“牛娃子”是他的经济来源，疫情几年，牛都没有来得及卖，现在养久了，养出了感情，也不舍得卖了。
那时候已经6点多，雨越下越大，老人赶着前面的大牛，后面的小牛也机灵地跟上。等我们上了车的时候，他几乎消失在山路中，不一会儿，山上的雾更深、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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