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抛弃的钢铁工，落入了算法的陷阱 | 人间

1965年，18岁的詹姆斯·德雷顿刚进初轧厂房的劳工组，当时他每小时能挣2.3美元。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麻雀角工厂，老德雷顿是一名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这时，工厂还在使用种族隔离的更衣室。但改革一点一点地扎下了根。

德雷顿目睹了许多白人同事从嗤之以鼻到后来的逐渐适应。“他们最终明白了，”德雷顿说，“我想他们明白了，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不得不安下心来接受这个想法。”

德雷顿成了第一批黑人起重机操作员。此后在工厂中担任其他职务时，他作为普工的工龄被计入资历，如此一来，他就比后辈享有更多权威。随着收入水平稳步攀升，他在20世纪90年代退休前，年薪达到4万多美元。他在西巴尔的摩一个不错的地段买下一栋房子，5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儿子后来成了黑人律师组织“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

“我属于中产阶层。”德雷顿说。

不过，德雷顿是赶上了好时候。他和厂里其余数千名黑人工人刚站稳脚跟，麻雀角的世界便开始瓦解。早在繁荣时期，警告信号就已出现，但是当时骄傲自满的伯利恒不愿探索新的经营模式，也不愿为市场的转变做准备。

在研究和开发方面，伯利恒的支出少得惊人，比起自由思想派，公司更喜欢招揽直性子的职员。后来，在50年代末的扩张行动中，伯利恒坚持沿用几十年前定下的配置，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长达两个足球场的露天平炉，而没有尝试欧洲人开发的更高效的技术，比如碱性氧气转炉，该技术可以在45分钟内实现平炉6至8小时的产量。

钢铁行业整体上抱有这种傲慢的态度。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较小的行业巨头们绕过反垄断规则，推动钢铁价格上涨，在那些油水满满的年月里，钢价涨幅轻轻松松地超过工会合同下工人工资的增长。没用在给工人涨工资上，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呢？在伯利恒，这些财富被用于野蛮的工厂扩张——再就是转化为高管们的薪酬和福利。

几十年来，该公司董事会没有任何外来人员加入，伯利恒高管的乡村俱乐部耗资巨万，会所用水晶吊灯装饰，种满木兰花的露台连接着三池游泳场和室内泳池休息室，还有一座高管专用的壁球馆。

1956年，尤金·格雷斯成了全美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3年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0位执行官中有7位在伯利恒。该公司一名法务人员告诉来自伯利恒镇的记者施特罗迈尔：“当时伯利恒拥有这样一种名声，人们都说这个公司的走廊上堆满了黄金，当你被雇用后，他们会给你一把镐来开采这些金子。”

这种过度的自豪感对后起的竞争对手来说是个诱人的奋斗目标。

铝制造商生产出成本更低的啤酒罐；塑料和混凝土也作为各种产品的替代材料加入竞争行列。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小型工厂利用非工会劳动力的优势，以更低的成本在电炉中用废料制造小型钢铁产品。

欧洲人，还有特别是日本人，开始挑战美国的老牌巨头，他们的价格更具竞争力，这不仅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且得益于巨头们不屑一顾的那些创新技术——结果日本产的钢条价格比他们便宜15%，钢板和钢卷每吨便宜60美元。

美国钢铁进口量从1960年的330万吨猛增至1978年的2110万吨，到1978年年底更是超过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年产量。同年年底，麻雀角工厂的产钢量相比巅峰期下降了200万吨，跌幅达到20%。造船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拉伯国家实行的石油禁运摧毁了产能过剩的油轮业务；到1978年，船厂就业人数已不到4000人，只有高峰期的一半，而麻雀角工厂的总人数已降至2万以下。

伯利恒公司最终被迫考虑改善烟囱、排污管道状况，修建人工湖，以降低因污染产生的部分代价：每天有6.4亿加仑废水排出，其中夹杂着腐蚀性酸洗液、油类、焦油化学品以及铅、铜、镍等重金属。昔日麻雀角的居民毫不费力就能从海湾水域舀起一桶螃蟹，现如今家里人甚至不允许年轻人把脚指头伸进去沾一沾。

与此同时，麻雀角镇完全消失了。

在隔壁的城市里，如出一辙的命运转折也在上演。

几十年前巴尔的摩悄然兴起的白人外逃，此时已如火如荼。如果说早些时候远离新邻居的行为很是可耻，那合理化新一轮逃离则容易多了。在小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几天内，一场暴乱夺去了6条生命，导致5000多人被捕；海洛因的地位越来越稳固，犯罪和毒品问题丛生，当地还出现了程度前所未见的去工业化。

20世纪70年代，巴尔的摩总人口减少了11.9万，几乎所有人口流失都来自白人居民。1970年，白人在巴尔的摩占多数。经过十年的出逃，白人比例跌破一半，可能将跌至不到1/3。

麻雀角还是可以找到活计的，而且，要说小博热爱他的工作，这话并没有夸大其词，尽管他在麻雀角的3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普工。1967年，在他参加工作时，他的工友大多是黑人。随着工会等改革的启动，这些工人里有一部分实现了晋升。

小博仍留在普工层级中，他被安排从一种工种换到另一种。这意味着他长期处在基层岗位，也意味着他各种活都做了个遍，所有东西也都看了个遍。钢铁厂所有工作流程，几乎没有他没碰过的。

他从机械维修工转为机车维修师，负责修理运送钢锭到各个精轧车间的窄轨列车。后来，他被调到68英寸带钢热轧机车间，负责打捆。从生产线上下来的钢卷呈樱桃红色，他得给它们套上金属带并捆紧，同时确保自己不要抬头，要是抬头了，热量窜入工厂配置的塑料面罩，脖子会马上出现三级烧伤。一轮班次中就得消耗一打面罩。

小博从热轧机车间被调到运输部门，他父亲仍然在那里工作。他有时候会遇到父亲，父亲会取笑他的长发。“这是我女儿。”他跟其他伙计开玩笑道。小博负责驾驶自卸卡车，运送平炉里的“沉淀粉尘”，这种红色粉尘很可能就是让他在小时候患上哮喘的元凶。

他清理热轧机的炉渣。炉子关掉后，得穿着1.5英寸厚的木鞋进去，半套在自己的鞋子上，以免被炉渣的热力所伤；然后要用手提钻打碎炉渣，其他人会用独轮车把碎渣运出去。严峻的高温之下，不得不轮流工作——每人干45分钟，然后下来休息45分钟。里面有时甚至热到木鞋都会冒烟的程度。

小博还做过清理烟道的工作，这些小隧道位于三号和四号平炉地下100英尺处。它们大约有六七英尺长，三英尺宽，他带着手提钻进去清理尘土，合同工则开着玩具一般大小的推土机将尘土运走，然后会有其他人装车，再有一人用起重机把它拉上去。假若在这些隧道中发生塌方，后果不堪设想。

他在光整机车间干过，处理被大家称为“死机”的状况，这种情况下所有东西都卡住了，必须用钳子把金属扯出来，让机器重新开动。在他32岁那年，有一天他走在光整机的安全通道上，一根4英寸宽的蒸汽管爆裂，甩下来正好抽中他的嘴巴，把他高高抛向空中，摔到光整机另一头。牙齿被砸碎，下巴8处骨折。他花了3万多美元看牙科，公司承担了全部8次手术费用；为了学习如何重新正常说话，他还接受了多年的语言康复治疗。

他还在砖头部门工作过，就是进入高炉，把破损的砖头敲出来，扔到较低的位置让推土机清走，让砌砖工人补好炉子，然后给铺好的砖头喷上6英寸的石棉。

处理粗糙的砖头会让工人的手指上出现一些小坑，每当出汗时，会有灼烧感。他被要求戴上一个小小的防尘面具，扛着4英寸宽的消防水管去喷洒石棉，在高炉里面连续待上8小时。

第一次换班出来时，小博的衣服上沾满了石棉，他摘下口罩，指着自己的衣服问另一个人：“我怎么处理这些东西？”被问到的人拿起一根空气管，将小博身上的石棉吹掉，这样一来，他就呼吸到了本应由小小的防尘面罩阻挡一整天的东西。

小博在20世纪90年代被诊断出患有石棉沉滞症，他是约9000名获得赔偿的原告之一，拿他本人来说，多年来共获得的赔偿款共计约2.5万美元。

生意越发不景气，恐怖事件就越发平常。

仅在1978年和1979年的18个月内，麻雀角就发生了12起致命事故。这让人想起工厂早期的情况，当时的工人缺乏工会的保护。现在，公司将死亡事故归咎于工会，指责是因为工会推动的资历改革让许多缺乏经验的工人得到了岗位。也许是吧，但不断老化的设备和公司图省事的做法更可能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利恒公司大幅度收缩。工人数目削减真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公司关闭了钢管厂、棒材线材厂以及钉子厂，3000多名工人无限期停工。工会在1983年和1986年同意就工资做出重大让步，但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依然愈加激烈：到1988年，美国钢产量已降至全球总量的15%。

多年以后，有分析报告指出工会和工人如何作为同谋推动了自身的消亡。公司无力负担工人的合同收益——这里不仅仅指工资，还有养老金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等福利，以及延长的假期，等级较高的工人还享有每5年13周的假期。他们坚持合同中的“遵循旧例”条款，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到这一条，以保护会员免受工厂自动化变革的影响，但是这么一来，公司便无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分配工人岗位。工会经常为那些懒惰或不劳而获的工人打掩护，例如那些躲在卡车驾驶室里打盹的人。

上述所有情况都属实。但同样属实的是，就放纵或疏忽而言，工会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伯利恒的高层管理部门。在这里，官僚主义的膨胀和权力扩张可与任何政府机构相媲美。在新任董事长的主持下，公司亏损了20亿美元，但他在6年后离任时给自己加薪11%，还批准了全部13位副总裁各100万美元的解聘方案。普通员工非但对这种过分的行为视而不见，还将之视为楷模。

前工会代表莱恩·辛德尔认为：“这是一种糟透了的企业文化，源头就是公司高层。”

衰退对工人的士气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毒品和酒精一直潜伏在工厂周围，到这时，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尝试更带劲的东西——海洛因之外，还有可卡因，一些年轻的工人甚至直接在工厂里贩卖后者给年长的工人。

小博没有受到这种腐化现象的影响，他在1998年得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份工作。为了应对工人数量的下降，公司创建了一支新的“多元工种”团队，起名“顶级工队”。这标志着公司进入不景气时期，但对小博来说，被选入团队是一种涅槃，是对他多才多艺的肯定。

如果他们需要电工，他就是电工。如果他们需要更换连铸机线路，他也可以。他帮助公司建造了价值3亿美元的新冷轧机，规模相当于8个沃尔玛超市，公司终于在2000年启动该生产线——工人们此前已经催促好多年了。

冷轧机启用后不到一年，伯利恒申请了破产保护。大约一年后，当小博在为连铸机更换输出辊道时，起重机电缆断裂，他未能及时脱身，腿被夹在两条巨大的辊道之间。他痛苦地喊叫起来，工友们从工厂另一端跑过来。他被救伤直升机送走，并被告知他永远都走不了路了。

不过在经过两年的手术、金属棒置入治疗和物理治疗后，小博又能下地了。但他在麻雀角的工作生涯已经画下句点，他带着残疾退休了。你可能会猜想，他应该顺势接受这个让他喘息的机会。他当时50多岁了，在麻雀角这些年，他失去了牙齿，患上石棉沉滞症，现在还差点失去双腿。因为在20年前的事故里伤到了嘴，他到现在还在接受语言康复治疗，有些词还是没法说清。

在公司破产谈判期间，工厂也再无欢乐可言，但小博仍不想离开。“我本来打算永远待在那儿的，”他多年后说道，“我想都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因为我热爱那份工作。我不在乎它有多脏、多危险，我会受多少伤。我就是喜欢它。”

因伤退休前，他每小时挣35美元，每次发工资时还有几百美元的奖金。根据轮换情况，几年来，他至少得到过7周假期。在经历了20年白班-晚班-通宵夜班的轮班后，他才只用上白班。但这并不是支撑他的原因，他喜欢这份工作本身，喜欢这份工作的全部。甚至可以说，他认为这份工作成就了他。

“我喜欢这些人，”他说，“他们让我感到快乐。黑人也好，白人也罢，我们是个大家庭。不管是不是刚认识不久，他们会接纳你。他们互相照应。每个人都知道钢厂的工作很危险。不管我受了多大的伤，或者事情有多糟糕，总是会有光明的一面。因为有这些人陪着你。”

跟许多垂死的事物一样，麻雀角的消亡来得不爽快也不利落，仿佛是一场被虚假的希冀拉长的戏剧，只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

2003年，华尔街金融家威尔伯·罗斯的国际钢铁集团将申请破产保护的伯利恒纳入囊中——结果，退休员工的健康福利被取消，短缺40多亿美元的养老基金被推给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导致小博和其余数千名工人每月退休金被大幅削减。

18个月后，罗斯将他名下的公司——包括麻雀角工厂在内——打包卖给了印度亿万富翁拉克希米·米塔尔名下的一家公司，赚了3亿美元。安赛乐米塔尔集团则在2008年将麻雀角卖给了俄罗斯的谢韦尔钢铁，后者又在2011年将其出售给纽约的一家投资基金公司融科集团，融科将其与另外两家工厂合并，重组为R.G.钢铁公司。

一年后的2012年5月，R.G.钢铁公司宣布破产。麻雀角工厂被卖给了一家资产清算公司。6月15日上午7点21分，最后一根钢筋通过了那台68英寸带钢热轧机。弗雷德里克·伍德建立麻雀角工厂的125年后，这里只剩下2000名工人；麻雀角正式关停。

虽然麻雀角苟延残喘了那么久，许多人仍然对这个结局毫无准备。在长达十年的衰亡中，清算责任的情绪愈演愈烈，凝结的怨恨在整个帕塔普斯科河口都能感受到。

“今天，我只想去怨恨，”在写给麻雀角的挽歌中，曾经在该厂打工的克里斯·麦克拉里翁写道，“我想去怨恨那些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从我们身边带走，让你死去的人。我想去怨恨那些没有为你站出来的人，那些没有为你的存活而把自己投入到疯狂的自我牺牲中的人。”

当麻雀角在做最后的挣扎时，巴尔的摩大部分其他工业遗产也在不断画上句号。

2005年，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布罗宁公路旁的工厂。到2012年，巴尔的摩总人口已下降到62.1万人，名列全国第26位，而在半个世纪前它曾位居全国第6。

2015年，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拘留期间受伤死亡，巴尔的摩因此爆发抗议和骚乱。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1月，拆除承包商将94捆炸药插入麻雀角工厂剩下的最大机器结构中，也就是该公司于1978年耗资2亿美元建造的32层高的L型炼钢炉。

行动细节保密，以免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在这场内爆的轰鸣声传遍帕塔普斯科河口时，人们才终于得知真相。“这座城市曾攀上山巅，而今却全然衰落，”巴尔的摩县社区学院退休劳工研究教授比尔·巴里告诉《太阳报》，“没什么可以取代它。”

同年9月，巴尔的摩都会区的高层民选官员聚集在布罗宁公路通用汽车厂原址。现在，这个地方伫立着一座巨大的仓库。仓库占地100多万平方英尺，相当于18个足球场，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浅灰色建筑，墙壁空白，长将近三分之一英里，周围有1900个停车位。仓库侧面大大的黑字写着：亚马逊履单中心

这几个字让人眼前一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个商业用语。在这个大型封闭建筑中，工人和机器人从货架上挑拣货物，然后由工人打包、装运。公司把这样的一级仓库称为“履单中心”。毕竟，它们是履行并完成客户订单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规模较小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分拣中心”，负责分拣已装配好并贴上地址的包裹，以便完成特定区域内的配送任务。

但是，用黑色大字贴在公司名称旁边的Fulfillment这个词，似乎是为了让人联想到比这栋建筑的功用更广阔的东西。它向所有路过的人宣传公司的承诺，那些想买些什么但仍在观望的人，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将从何处被送到自己手中。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厂上班的工人平均时薪为27美元，还有丰厚的福利。十年后，亚马逊给同一地点的工作人员支付12或13美元的时薪，福利也更薄。可这并没有阻止地方和州政府领导给在此开设仓库的亚马逊提供高达4300万美元的激励。

布罗宁中心是亚马逊在巴尔的摩地区开设的首家履单中心，于2015年年初开业，当政府官员同聚一堂参加盛大的开幕式时，中心已经招募到3000名工人。官员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不仅赞扬亚马逊入驻巴尔的摩，还谈到这件事会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

民主党国会议员杜奇·鲁佩斯贝格说：“我再也不用换掉汗衫，外出购买除臭剂了。”

巴尔的摩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说：“你们非常值得信赖，因为你们保证了我下单的润肤霜能及时送到我手中。”

在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的大厅里，矮矮胖胖、大小如沙发脚凳的橙色机器人，在一个围起来的区域内嗡嗡作响，它们给工人送来一摞又一摞货架，工人则从这些货架上分拣购物订单：亚马逊设计了几十间这样的仓库，机器人替代了手持扫描仪在过道里来回拣货的工人。

机器人把货架取来，人类员工则负责从货架上取走货物。在基瓦机器人出现之前，人工履单拣货员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00件左右。有了基瓦机器人取来货架，拣货员的速度有望达到每小时三四百件。他们再也不用无休止地在廊道中来回走动，以前这些“亚马逊僵尸”每晚都要泡脚舒缓，还得服用亚马逊自动售货机里提供的镇痛药，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固定岗位的单调性。

他们面前的屏幕上闪烁着下一个待取的物品，以及该物品所在的位置；在一些仓库里，有些仓位甚至会发出亮光，拣货员都无法从这一场小小的“寻宝”游戏中获得满足。

《纽约时报》商业记者诺姆·沙伊贝尔指出，与其说机器人取代了工人，不如说它们让工人愈加机器化。自动化可以解放我们，让我们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去思考——或者，在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将思考从我们的行动中完全清除掉。

仓库内有1400万件货物；这里设有14英里长、每分钟可运行600英尺的传送带；还有4万个黄色塑料“提包”，将物品运到传送带上包装。每分钟可以打包好100个包裹，每小时就是6000个。

包裹沿着传送带飞驰而下，到达分拣区，然后由小推杆踢上驶向目的地的货车。如果包裹排列得不够整齐，无法被扫描器读取并送上正确的货车，包裹就会从传送带上被踢开，重新兜个圈子。

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公司仍在想方设法杜绝偷懒。首先，亚马逊设计的腕带获得两项专利，可以跟踪工人的一举一动，甚至能在检测到偏离任务时振动提示。

在大楼外，换班时的效率就没那么如意了，数百辆汽车等着进出停车场。巴尔的摩曾打算修建一条新的轨道交通路线，从西巴尔的摩一直延伸到距离仓库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余下的里程可以由班车补上，但在弗雷迪· 格雷之死引发抗议活动之后几个月，马里兰州州长终止了该项目，退回了8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将原本的州政府拨款转移给了郊区的高速公路项目。

作为替代方案，亚马逊开通了往返市中心的班车服务，政府资助的巴尔的摩发展公司为此提供了10万美元。

2016年，小博来到布罗宁公路仓库。他一开始在维修部门工作，不过在几个月以后转为驾驶叉车。在50年前装配舍韦勒汽车的同一地点，如今的他正在给卡车卸货，大部分货物由外国制造。

仓库里还有几位伯利恒钢铁厂的老员工，但小博是目前为止最年长的一位。年轻工友管他叫“老爹”或“老头”。有一段时间，他被安排负责晚上11点到早上7点的夜班。他的生物钟很难适应，不过也有一个好处。“上夜班嘛，他们对你的要求不像日班那样多，”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周围全是上级。”你甚至可以在厕所里多待一会。

最终他还是被分配回日班，公司需要他在那个时间段培训司机。你不得不多留心主管，你不得不留心摄像头，你不得不留心算法。公司设有一个自动化系统，通过生产力、脱离任务的时间来跟踪业绩；如果业绩落后，系统就会给你打上待解雇的标签。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算法给炒了。

在2017年和2018年间，该仓库大约有300人因为工作效率低下被解雇。在一封为某次解雇辩护的书面材料中，代表该公司的一名律师写道：“亚马逊的系统跟踪每个同事的生产率，并自动生成与质量或生产率相关的任何警告或解雇通知，无须主管人员输入。”

一开始，小博每小时大约挣12美元。全国范围内，因亚马逊工资和工作条件引发的骚动越来越大。最臭名昭著的一起事件于2011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附近的一个仓库内，亚马逊派驻医务人员在仓库外治疗因高温晕倒的工人，却不愿意花钱给他们开空调。亚马逊仓库时薪中位数仅13美元左右，折合每年2.8万美元——如此之低，甚至在其工人规模激增时，拉低了全国仓库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

经济学家怀疑这是“买方垄断”，意思是一种商品只有一个买家，对应只有一个卖家的“卖方垄断”。在我们讨论的这种情况里，劳动力是商品：亚马逊的规模越大、它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越高，面临的雇用竞争就越少，需要付出的雇用花费也就越低。

近至2012年，亚马逊在全球仅有8.8万名员工。但在21世纪1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其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成为仅次于沃尔玛的美国第二大私营行业雇主，买方垄断的前景有可能真的会实现。至2019年年底，亚马逊在全球拥有超过75万名员工。

仅在2017年，该公司就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13万名员工；在2019年夏天，亚马逊雇用了9.7万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谷歌公司的员工总数。这一切还是在2020年春季之前，随着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到来，亚马逊迎来了招聘狂潮。

仓储和配送曾经被看作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个人每小时可以赚20美元以上，而且可以做好几年。在亚马逊，仓储配送工作的临时性较强。工人往往比较年轻，流动性非常高。季节性劳动力往往如字面所示般短暂，举一个例子的话，为应付假日订单高峰，亚马逊部署了“露营者大军”计划，招募那些住在房车里在全国流动的退休老人。

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却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工人在建立起纽带前就离职，使得扑灭仓库工人组织工会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阻碍工人团结起来的，还有仓库本身的“原子化”。

在一家亚马逊仓库工作后，记者埃米莉·根德斯伯格指出，仓库的布局和算法似乎有意将员工相互隔开。在工会组织工作设法获得支持的地方，公司部署了屡试不爽的应对措施——雇用专门阻挠工会的律师事务所、煽动对工会贪腐现象的恐惧，这类策略曾令工会仅能代表全国6%的私企劳动力。

不到几年，布罗宁公路仓库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该地区的所有需求，不仅是巴尔的摩地区，还包括快速增长的更为广阔的华盛顿周边市场。公司四处寻觅仓库选址，2017年，它找上了麻雀角。

作为整改的一部分，麻雀角被重新命名，现在，它叫“大西洋贸易角”。亚马逊本身为新仓库取得了1900万美元的州与地方税收优惠。新仓库几乎和布罗宁公路仓库一样大——占地85.5万平方英尺，拥有长达11英里的传送带。

公司在2018年8月开始发出新仓库招人的消息。它在该地区举行了8场招聘活动。申请人首先得填写一份在线申请，还要完成一份线上技能评估。

“因为客户指望着我们，亚马逊的员工需要以出色的职业道德和积极的态度迎接所有挑战，”申请人被告知，“用我们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话说，我们的方法是：‘努力工作。认真玩耍。创造历史。’”

2018年9月，十多名申请人来到邓多克镇索勒斯角多功能中心，这里距离空置的前钢铁工人工会只有几英里路程。巴尔的摩县劳动力发展办公室的代表，以及一些穿着亚马逊T恤的年轻女士，在大楼的小型体育馆内接待了申请人。这些穿T恤的人并非亚马逊员工，而是隶属于一家名为“职业操守”（Integrity）的临时人员招聘公司。她们让申请人在折叠椅上坐下。

最后，一名来自职业操守公司的女士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走到坐在椅子上的申请人面前。她告诉申请人，他们马上要去另一个房间做药检，他们将同时测验。

她说：“你们将作为一个大家庭参加药检，因为我们工作时也是一个大家庭。”

她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嘴里什么都不能有——不能有口香糖，不能有任何东西。然后，引导姗姗来迟：“祝贺你们。你们正在迈出成为亚马逊人的第一步。”

这份工作需要举起重达49磅的物品，她说。这份工作涉及分拣和包装你能想到的一切，从糖果到皮划艇。这份工作没有着装规定，可以穿任何想穿的衣服。但衣服上不能有PG级或以上等级的标语。如果你不好动，这工作可能不适合你。但一旦开始工作，你的身体就会适应它。这些都是体力活，所以穿太精致的鞋子是行不通的。

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播放了一段视频，在一排人面前走来走去，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视频展示了他们将要做的工作。有分拣员、包装员、标签员和装载员。她说：“这就是亚马逊订单到达你们家的履单流程。”

他们将得到每小时13.75美元的报酬。如果头30天都准时上班，将有1%的加薪。如果团队达到绩效目标，他们会再得到1%加薪。她说：“这2%很有用，如果你家有等着花钱的孩子就更是如此。”

就这样，整个介绍结束了。很难想象还能有比这更匿名和临时的工作宣讲活动。曾经，那些前往麻雀角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密集的关系网进入工厂——高中毕业典礼上的招聘台、工会大厅、由父亲或叔叔介绍给新同事。“伙计们，你们认识加里，对吧？”现在，在走廊的墙上，有一张印着AMAZON的纸，还有一个指向折叠椅和职业操守承包公司的箭头。这个活动更像是属于某个资金不足的政府动议，丝毫不像是进入全球最成功企业之一的时刻。

几天后，通过药检的申请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祝贺你获得亚马逊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聘用。”

在点击接受聘用之前，他们必须签署一份协议，承诺永远不透露任何有关仓库工作的信息：“在就业期间和此后的任何时候，除非出于本单位相关业务之要求，雇员将对所有机密信息严格保密，在没有亚马逊授权人员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不得获取、使用、公布、披露或交流任何机密信息。”

亚马逊以机场代号来命名履单中心。位于布罗宁公路的第一个巴尔的摩仓库以巴尔的摩机场命名，叫BWI2。麻雀角仓库被命名为DCA1，以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命名，因为华盛顿本地没有仓库，这个名字仍然可用。华盛顿可不是一个适合建仓库的城市。

启动DCA1仓库的众人中有小博，他接受了公司为工人提供的转职机会。你或许以为，看到此地变得面目全非会让他痛苦，不愿意每天都来找不痛快。但这恰恰是他转到新仓库的原因，这样他可以在工作的麻木中体验那种感觉——“那是回家的感觉，”他说，“身处那里的感觉就够了。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这是种回到家的感觉。开始很痛苦，但之后感觉很好，你明白吧。”

去麻雀角需要经过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从桥上望去，可以看到过往的一切都已消失殆尽—昔日巨大的产业工程以及整个城镇，他和父亲都在此长大成人，如今在广阔的潮水之上，一切都被抹去了—有时，他会流下眼泪。

他会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讲述他们到来之前发生过的故事。他说，这里曾经是68英寸热轧机的位置，这边是马口铁厂，那边是钢管轧机。

入职新仓库有一个短板：新仓库的上司对他的要求比布罗宁公路仓库的上司更高。在麻雀角仓库上班后，小博现在的时薪勉强超过他最后几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时的1/3，还不算那时候的奖金。他没有加入工会，事实上，经理们警告他和同事不要找什么工会代表，不然就等着失业。

一个多世纪以前，弗雷德里克·伍德曾让工人签字同意将“煽动”作为解雇理由。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为了更好的报酬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努力争取组织起来的权利，并且获得了成功。几十年来，他们享受到了比往昔更高的报酬和更安全的环境，获得了作为中产阶层来养家糊口的体面，拥有了以近乎平等的身份为工作谈判的尊严。

而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本文选自文汇出版社《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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