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全面放宽落户限制，有什么影响？

图/视觉中国

文 |《财经》记者 张倩 

编辑 | 朱弢

7月31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表示，浙江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放开放宽城镇地区落户限制，放开人才落户，放宽投靠落户，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杭州市城区要取消落户名额限制，精简积分项目，确保居住年限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分数占积分的主要比例。

此前浙江已发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施方案，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方案；以及放宽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职称落户、购房落户等系列落户条件。

浙江省发布的一系列户籍改革政策，放宽省域内的落户限制，有何影响？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表示，浙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围绕推进共同富裕开展体制改革探索，是浙江承担的重要任务。而推进共同富裕，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流动人口和家人彻底融入长期就业地。

浙江一直是中国民间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多元的产业结构，在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人口整体流动。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八位，流动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对比2022年31省份常住人口数据后，不难发现，浙江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国榜首。

与活跃的人口流动现状互相促进的则是经济的增长。数据显示，2022年浙江省GDP总量超过7.77万亿元，同比实际增长3.1%，总量居全国第四位，增速比全国高出0.1个百分点。而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发布的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超过3.8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9个百分点，仍位列全国第四位。

但如何继续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挖掘更多的增长潜力，成为了各界关心的话题。

对此，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7月举办的“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决定了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和引导，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已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常态化因素。

蔡昉建议，要重视户籍制度改革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以目前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来看，由于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担忧，导致其消费能力被抑制了约23%，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效释放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意愿，“这个总额度可以高达万亿级。”蔡昉表示。

上述建议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7月17日印发的《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不谋而合。

而对于浙江放宽落户限制的政策组合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宇哲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适应了国家层面倡导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而且还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此外，刘培林同样认为，落户限制的解除或门槛降低有利于刺激消费。他分析称，允许人在空间上自由流动并使其能融入相对适合的地区，可以使得人在通过流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组合配置格局方面不断优化，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而一系列变化带动的则是消费、产业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及新格局的形成。

“不难想象，一个在城市里打工的人，如果无法在工作地落户，可能也就不会选择在工作地置业，而是选择回到根（户籍）所在的地方置业”，刘培林指出。

同样，吴宇哲也认为，户籍政策松绑的背后与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关联，“浙江省各级政府年初便想稳经济的同时，让大众保持对浙江楼市的信心。但4月过后，形势逆转，这或许是户籍改革政策出台的原因之一。”他说。

在浙江，2022年衢州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率先取消了限购，但在省内其他区域限购政策依旧处于仅松绑、未解除的状态，其中杭州主城区的限购政策在松绑后相对地级市仍稍显严格。

“落户政策放松之后，原来很多被排除在限购政策之外的人群便有了购房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有有效需求的人群的数量”，吴宇哲表示。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数据，2023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表现为先扬后抑，主要特征为“一季度恢复，信心提振；二季度不乐观，预期转弱”。具体到杭州，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的数据，上半年杭州住宅供应4.1万套，半年度环比下降45%，同比下降47%；成交3.4万套，环比下滑53%，同比大幅下降了71%。

吴宇哲认为，目前最重要和最显现的症结并不在于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而是在现在的大环境下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无法扩大，而低收入群体无力增强消费能力。“这直接导致无法形成橄榄型社会，楼市的回暖或许会因此受到影响”，吴宇哲坦言。

刘培林同样认为，构建橄榄型社会至关重要。

“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人口规模高达3.7亿，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了2.2亿。也就是说，目前3.7亿人处于跨省或省内跨市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状态，这意味着目前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处于流动状态。这些人难以完全享受长期就业地的公共服务，他们的家人更享受不到，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长期和家人处于分离状态”，刘培林指出。

在刘培林看来，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而如果他们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无法很好的享受常住地的公共服务，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也会影响中国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对于浙江此次出台的政策，有分析认为或将有超百万人因此受益。此次《通知》最为主要的做法是，全面放宽居住落户条件限制，明确取消杭州市城区积分落户名额，其他地区缩短居住年限；由县级及以上职能部门确定符合本地需要的人才范围，为人才落户地址提供更多的选择；放宽投靠落户条件，扩大亲属投靠对象范围。

以杭州为例，有媒体测算，根据杭州调整后的积分落户办法，一名40周岁以下、高中学历的外地人，只要在杭州居住4年、缴纳社保4年，积分就可以达到100分，如果参加无偿献血、社区义工等活动，还能拿获得额外的积分，落户时限还会被进一步缩短。

因此不难看出，依照《通知》的要求，各个阶层的流动人口在浙江省内的县、区、市落户的时间有所缩减，门槛也降低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工作所在地。

“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涉及到国家层面的事权，也需要地方展开试点。从这个层面来看，浙江的先行先试，正是示范区建设的题中之义，意义重大。”刘培林表示。

但在城市落户之后，又该如何为人们解决稳定的栖身之地，以真正的让这些未来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事实上结束流动的状态，完全融入常住地，实现住有所居？

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曾长期跟踪监测中等收入群体。根据他的测算，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了4.6亿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中等收入的标准为人均每月3000元左右。在中国4.6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中，高收入人群的比重为2%-3%，低收入人群的占比则高达65%。

而在吴宇哲看来，现在的房价已脱离了中等收入及潜在中等收入者的支付能力。“我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住房结构失衡，普通商品房已经结构性过剩，这导致房地产在拉动经济方面的作用有限。所以接下来，对于人口流进的城市，应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以满足低收入、购买力不足群体的住房需求；而对于人口不流进的城市，需通过发放住房消费券等形式，以撬动普通商品房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