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论战：鸟鸣到底算不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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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Vogelkonzert (The Bird Concert) 

by Jan Brueghel the Younger, c. 1640-1645

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鸟鸣的优美，因而将音乐的发轫归功于神鸟凤凰。吕氏春秋古乐篇载，黄帝令伶伦作律，于是伶伦“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翻版故事还出现在野史之中，据称唐玄宗曾于骊山作名曲《阿滥堆》——“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作曲子名……播于远近。” 此等逸闻颇为风雅，也侧面凸显了莺啼鸟啭间的自然魅力。

到了近代，我们的唢呐曲《百鸟朝凤》、广府音乐《鸟投林》都是围绕鸟鸣展开的杰出曲作。在西方，音乐对鸟鸣的演绎同样普遍，如维瓦尔第、贝多芬等人都有过脍炙人口的篇章。而法国作曲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更是兼具鸟类学家的身份，曾远赴北美、希腊、印度等地区观察鸟类，记录鸟类习性，甚至发表过一些鸟类图鉴。他创作了著名无调性钢琴套曲《鸟鸣集》，囊括了共77种欧洲鸟的鸣叫声。

法国作曲家Olivier Messiaen

不过，在音乐艺术逐渐发展成熟的同时，人类也在认真反思鸟鸣与音乐的关系。虽然演绎鸟鸣的音乐作品不胜枚举，但鸟鸣本身真的能够称作一种音乐吗？事实上，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哲学家、科学家和音乐家们就已经开始围绕鸟类世界的音乐性争论起来。到了中世纪，文献则多将鸟鸣描述为一种缺乏意义或思想的“纯粹的声音（vox inarticulata）”。当时的正统神学、哲学观念认为，意义与思想等理性的产物是上帝和人类的专属领域，鸟类自然难以置喙。教父哲学家圣奥古斯丁也声称鸟不具有创造所需的理性。在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宗教音乐是音乐艺术的主流，而宗教音乐对形式的注重远大于情感表现，表现为一种“理性大于感性”的创作倾向。因此，被“理性拒之门外”的鸟鸣，自然也就不可能登堂入室成为音乐了，即便它们十分婉转动听。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艺创作理论也不断变化。先是古典主义音乐试图调和理性和感性元素的冲突，随后浪漫主义音乐的崛起，则高扬起对主观情感的崇尚，向理性桎梏发起冲击。这种创作理念嬗变的背后，是理性主义的衰落，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而当音乐创作走到了非理性主义，或者说反理性主义这一步，无调性音乐就开始出现了。阿诺德·勋伯格是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1909年，他创作了第一首无调性作品《钢琴三重奏》。无调性音乐的出现，给鸟鸣在音乐中留出了一席之地——鸟鸣这种杂乱无章，但却十分动听的声音，现在至少可以被称为“无调性音乐”了。

1922年，美国音乐家威廉·本杰明·奥兹（William Benjamin Olds）以《鸟类音乐》为题在美国的《音乐季刊》发表了文章，表示鸟鸣不仅是一种音乐，而且是一种独特、美丽、有力量的音乐。奥兹在文章对鸟鸣大加褒扬，还举出了一大堆的例子。他声称原野春雀的歌声是“完美的渐快”；而白喉麻雀的歌声则令他感叹“哪里还能听到比这更精细的连奏”；最令他受启发的是红宝冠戴菊鸟，他写道，“如此一连串的明快音调，极高但又非常清晰。这种声音竟然能从如此小的喉咙发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红宝冠戴菊鸟

by Paul Jacyk

当代作曲家霍利斯·泰勒（Hollis Taylor）是奥兹的“坚定盟友”。2017年，她在文章《鸟鸣是音乐吗？》中列出了自《鸟类音乐》以来科学和音乐方面提出的新论据，力图稳固鸟鸣的“音乐地位”。她抛出了一个有力的口号：“想要剥离掉鸟鸣的音乐性质，不仅落后于时代，而且极为傲慢。” 

泰勒在澳大利亚饲养了两只“明星鸟”。在她2010年发表的研究《余音绕鸟园：即兴创作与澳大利亚花斑屠夫鸟》中，这两只鸟是主要研究对象。两只鸟一只叫Two Tree，一只叫Wordsworth。在研究中，泰勒发现屠夫鸟具有惊人的“即兴创作才能”。她针对两只鸟单独鸣叫、一起鸣叫、互相模仿鸣叫三种行为模式进行研究，观察到屠夫鸟在鸣叫过程中会不停地对叫声进行创新、“翻花儿”，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音色上，也体现在节奏上。泰勒表示，这表明鸟类并非只是机械性地复读，而是像所有人类演奏家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创造，而且这些即兴创作往往带有其意图，并非随机发出。泰勒认为这挑战了“认为只有人类音乐才有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研究过程中，泰勒还用到了一个名为“音色旋律（Klangfarbenmelodie）”的术语，用以描述屠夫鸟的一种歌曲方法。这个术语正是由勋伯格首创，他为了有意识地避免音乐材料的重复，提出了“音色旋律”的概念，认为音色也是“音高的一个维度”，应避免重复。所以在其作曲实践中，会出现一段旋律被切割为多种乐器演奏的局面。泰勒认为，她研究中的明星鸟——Wordsworth——就是一只很有“勋伯格风格”的鸟，称它与许多伟大的爵士乐和摇滚乐即兴演奏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表示：“音色旋律是对许多即兴演奏者的表演方式的确切概括，比如Derek Bailey、Paul Lovens、John Butcher 和 Jim Denley等人，而Wordsworth无疑也采取了同样的演绎风格。”

澳大利亚花斑屠夫鸟

by JooJoo41

在拥护鸟鸣音乐地位的阵营里，还透露着这样一种思想。即，音乐不应该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应当触及到世界上每一种文化。虽然欧洲的艺术传统曾对鸟鸣的音乐性付之一哂，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在西非瓦苏卢地区，受人尊敬的歌手被称作kònòw，其意义为“鸣禽”。当地的人们将人类音乐与鸟鸣相互交融，并且充分认识到鸟鸣对其音乐的影响。

但也有部分人不赞同鸟鸣具有音乐性，他们有着另一个出发点。2003 年，华盛顿大学语言学家帕特里夏·库尔 (Patricia Kuhl)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语言和鸟鸣：交流与社群性大脑》的评论文章，文章从习得行为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鸟鸣与人类的语言系统更为相似，而非音乐。她介绍说：“对于婴儿来说，最初的语言学习只涉及记忆母语的音节和韵律特征（音高和语调），鸟类也一样，它们的大脑存储了代表其物种的特定音节和韵律特征。”

证据还不仅仅在于学习行为的相似。Foxp2基因是控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因，不仅人类，大多数具有复杂发声及发声学习能力的动物都拥有这个基因。鸣禽亦然。研究证明，Foxp2基因异常的鸟类将无法学会鸣叫。科学家认为，这一点从基因层面说明了鸟鸣是一种语言行为，而跟音乐关联不大。

表现主义音乐代表人物阿诺德·勋伯格

这一观点看似极有说服力。但是关于鸟类的一个生理学事实令一些人怀有疑虑。人类使用喉部说话或唱歌，鸟类虽也有喉部，但它们却并不赖此发声。它们的主要发声器官是鸟类独有的鸣管（syrinx）。几个世纪以来，鸟类学家认为，鸣管的构造、作用更像是一种乐器，而非一个语音盒子，这跟人类的发声结构相差很远。多年来，科学家一直没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双方各执一词，似乎鸟类的发声结构游离在乐器与人声之间，兼具两者的特点，而又两不相同。

在两个阵营争论不休的局面下，第三种解释成长了起来。这种观点认为，鸟鸣既是音乐，也是语言，它是两者的结合——诗歌。这个粗看令人忍俊不禁的观点，细品却也有一番道理。意识流作家伍尔芙钟爱鸟鸣意象，并将它放在了许多作品之中。在其死后才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她认为抒情诗歌乃至文学本身，其实都起源于人类对鸟鸣的解释。不难想见，“鸟鸣是诗歌”这一派的拥趸，多少都带一些诗人气息了。

Virginia Woolf

汉密尔顿学院文学教授Onno Oerlemans支持伍尔芙的看法，他对鸟鸣痴迷的不低于奥兹，对鸟类的研究不逊于泰勒、库尔，但他认为鸟鸣与诗歌之间的联系才是最重要的。他将这种联系称之为“一种深刻的同源性，一种具平行出现的进化史现象”，他表示，“鸟类唱歌是为了引起其他鸟类的注意和影响，正如诗人为读者和其他诗人所做的那样。交配结束、雏鸟离开或是在它达到任何可识别的生物学目的后，它都会鸣叫，就好像它必须表达自己一样。” 显而易见，在诗人眼里，鸟鸣被提升到了生存与美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人与鸟共享着同一套生活哲学。

关于鸟鸣，教父哲学家、表现主义流派音乐人、动物行为学家、意识流作家竟然能够跨越时空地域阻隔争论不休，也可说是十分有趣。但笔者想，这份关注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人们对鸟、对大自然的喜爱、敬畏。沈从文曾写，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可见自然萌发的勃勃生机是何等慷慨无私地赠予到每个人，人们眷恋这一声声婉转鸣啭，自是情理之中。但据统计，仅在北美一洲，如今的鸟类数量就相比1970年锐减30亿只，损亡数量高达四分之一。警钟在耳，宁不心惊。爱护人与鸟的共同家园，是全人类的责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迎来那个“寂静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