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事件,但是尼采
作为音乐专业的“槛外人”,我与瓦格纳的最早联系纯粹是文学性的。大约在27年前,首次接触尼采时,瓦格纳——作为反面人物——就进入了我的视线。最初接触的是楚图南译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更多地了解作者,就从图书馆找到所有能找到的尼采译著,从《悲剧的诞生》到《权力意志》等。这很不公平——因为作曲家并没有发言的机会。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读文艺学研究生时,瓦格纳也仍然是一个被指控的沉默者。我一直站在尼采这一面——这里的最大后果可想而知,那便是会产生逆反心理。最近二十年多来,当年的导师和同室同学中间,有尼采译者及批评家,但是就像我一样,他们一直是从语言文学角度去讨论(伐)瓦格纳,不曾研究音乐。翻译、批评、阅读《悲剧的诞生》、《尼采反对瓦格纳》、《瓦格纳事件》甚至《尼采全集》的同仁,绝大多数不曾从瓦格纳的管弦乐来讨论尼采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当代中国普通大学及研究生教育中付诸阙如,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又很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于是,喜欢瓦格纳的人(占少数)认为尼采无关紧要,只多是忌妒瓦格纳而已;而人文学科的人(占多数)大多拥护尼采,对瓦格纳不屑一顾,也缺乏深入瓦格纳管弦乐的能力和素养。
于是,全面解案情就成为一种义务——必须倾听瓦格纳。大约在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进入瓦格纳的世界。在这期间,通过关于瓦格纳的长文短论,陆续揭示瓦格纳音乐的力量,时不时旁敲侧击,如通过尼采喜爱的作曲家——特别是比才——来反思“瓦格纳事件”。这已经开始以音乐为中心,避免纯粹的哲学争论——瓦格纳的哲学观念被认为是相当混乱的。但后来我意识到,瓦格纳本人也有一个坚实的哲学之核,这就是叔本华。在这一段岁月里,我一直是一个瓦格纳派。2010年前后,我曾经答应一家国家级社会科学刊物撰写一篇《尼采评传》,以衔接自己关于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评传系列。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最后仍然不了了之——从音乐学角度批评尼采,就像从哲学角度批评瓦格纳一样,超出一个业余哲学研究者及爱乐者的能力。这是一种双重欠债,迟早得偿还。通过文体不甚严格的“说乐”,是一种较为轻松的还款方式—— 2017年复活节圣周成为一个难得的机缘。此次圣周期间倾听瓦格纳《帕西法尔》中的《神圣星期五音乐》,不再是往年习惯听的巴赫《复活节清唱剧》。《帕西法尔》是尼采与瓦格纳的最后决裂点。尼采不得不强烈反对《帕西法尔》对于弃世的渴望,对精神怜悯、没有肉体的“爱”,以及一个“十足傻子”拯救世界的寓言。当时尼采一声不响地离开《帕西法尔》现场,从此一生一世再也没有同瓦格纳说话。
歌剧《帕西法尔》剧照
就此次决裂,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缺乏对自身的坦率和真诚,我决不认为他是伟大的。我一旦发现这种缺乏,那这个人的成就便与我不再有任何干系。”尼采研究者知道,尼采对瓦格纳的永恒讨伐主要针对瓦格纳“是一个戏子”。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何谓戏子,瓦格纳在何种意义上扮演了戏子,在《帕西法尔》中,瓦格纳如何是一个“戏子”?
就本剧而言,很少有人说过的事实是:尼采反对的“戏子瓦格纳”主要针对伪造的基督教假面下,一种既非基督教、又非犹太教、更不是佛教的东西,但又是这些宗教思想的混合物,一种叔本华改造过的印度哲学。这是瓦格纳从内心深刻理解的、并为日耳曼虚无主义所开发利用的佛教。瓦格纳以其天才的手腕,给这种虚无主义披上基督教和佛教的双重外衣。在《帕西法尔》中登峰造极的管弦乐,是对虚无主义的极端沉缅。任何精神都有趋于变质的倾向。“以牙还牙、经眼还眼”的希伯来民族主义精神,向基督教普世主义变形即是如此,原始基督教普世精神向祖母式怜悯变质同样如此。最终的堕落一定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欧洲文明同时也是印度哲学的宿命。叔本华把佛教哲学中的厌世主义同日耳曼神秘主义融为一体,打造了一种彻底的悲观哲学。这种彻底的悲观主义,从佛陀那里汲取悲观的论证力量:“意志”即世界的原动力,意志是盲目的冲动,统治一切。这种意志就像来自外星的异形一样,本身需要繁衍,通过人类无法抵抗的性本能与生殖欲望,绦虫一样自我繁殖。蝇营狗苟的人类,作为意志的宿主不可能真正认识意志本体。(通过艺术以对抗意志的命题,是尼采对叔本华哲学的革命性改造)。对于叔本华,唯有通过艺术(音乐艺术),人类才可以目击意志的真面目,而解脱办法只有主动、沉静地寂灭(脱离“轮回”)。在生活中,绝望的人也会自杀,但这是对生存本身最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仍在意志的牢笼中。“对抗意志的唯一可行方式,是沉静地绝食而死,静静地看着意志被慢慢地饿死。”叔本华被悲观主义摁倒在冰冷的地板上,也把他的知音、信徒摁倒在冰冷的地板上。叔本华的思想充满了真正的毒素,我们不可能通过逻辑来反驳。就像当年在大学讲席上的对立一样,叔本华坚定地站在黑格尔历史观念论的对立面,对客观理性主义采取完全的否认。叔本华通过哲学阐述了(后来弗洛伊德晚年强调的“死本能”——比“性本能”更加古老、顽固)。叔本华给完全无能为力的生命,留下一个小小的紧急出口:天才,特别是艺术天才(尤其通过音乐艺术),可以体验与意志合一、甚至同意志一起安祥地“饿死”,就是在艺术中创造自杀体验。
唯一清醒地表述了虚无主义的哲学家是叔本华。这是一种劝人向死的哲学,是对“向死而生”的倒转。瓦格纳则是唯一领会了叔本华哲学本质的艺术家。《帕西法尔》进行了一场关于放弃生命的绝食尝试。瓦格纳靠着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手段——一半出于悲观的天性,一半出于天赋的才华——阐述了叔本华改造过的寂灭主义。这种哲学令人尼采难以容忍,在于它是对从《唐豪瑟》《尼伯龙根指环》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全面反动。在《唐豪瑟》中,瓦格纳对肉欲情色的执著是无法战胜的,那音乐的肉感,使关于罗马教廷的救赎说教苍白无力,相比之下理查 ·施特劳斯《莎乐美》“七层纱舞”只是一种青春期的性幻想;而《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齐格弗里德的鲁莽、布伦希德尔的叛逆,成为一场烧毁天国的大火;他最伟大的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性本能与死本能、艺术本能融汇为“求死之意志”的洪流,但其本身极其清澈、高贵。可以说,在《爱之死》中,特里斯坦并非因受伤不治而死,而是与伊索尔德一起清清楚楚地盯着意志并与其一起饿死——一种沉静坚定的“我决定去死”之意志,是完全可以自我实现的。这首死亡音乐充满了清明的力量,生命与意志拥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在《帕西法尔》中,这一切都被弃绝了——在艺术手段炉火纯青时,瓦格纳给出的答案是涅槃。这是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反动:“傻子”帕西法尔打败了浑小子齐格弗里德,老女人昆德丽打败了伊索尔德。这里的一切人物,特别是这些人物的音乐都是贫血的,并由于贫血而发热(放血使人兴奋)。安福塔斯的唯一人性,恰恰就是他被诱惑而留下的永恒伤口——但他被傻子“治”好了;昆德丽的唯一人性,恰恰是她对基督受难的嘲笑,但她也被“拯救”了,也就是咽气了。在剧情中,为抵抗诱惑而自我阉割的巫师克林索尔烟销云散,但这不是以所有人都成为克林索尔为交换吗——我们都因为阉割而获得永生?
歌剧《帕西法尔》剧照
当《神圣星期五音乐》那苍白的圣光从天而降时,主要人物围绕着圣杯跪下,这一场景与《尼伯龙根的指环》结局的瓦尔哈拉天宫被付之一炬完全相反。在这里的音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无边大火,而一个“帕西法尔王朝”的诞生。这里的音乐如此华美、绮丽,犹如致幻剂一样不可抗拒。传说中的那首听者必然自杀的“黑色音乐”,就应该是这一段音乐!我们知道,音乐可以使人产生直接的生理反应,《帕西法尔》的音乐不仅使人生产生理反应,而且诱使人追求生理反应的极致——体验灵魂脱壳(死亡)。
跨越时空的老女人昆德丽是柯西玛吗,傻子帕西法尔是疯王路德维希二世吗,被永恒伤口折磨的安福塔斯是瓦格纳本人吗,自我阉割者克林索尔是彪罗吗……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音乐在行进,死亡在行进,阉割已完成,伤口变为甘美——这音乐洁白无血、冰冷不坏,这是恋尸癖艺术的最高形式——斯特拉文斯基说:“这是焚尸炉的音乐。”希特勒在他最爱的《神圣星期五音乐》唱片滑动中自杀时,一定是陶醉的。任何人在这一音乐中,都将只能是陶醉的。纳粹集中营的瓦格纳音乐,事实上是把施虐者与被虐者统一起来的精神力量。瓦格纳根本不对纳粹主义负责,他只是通过音乐魔法揭示出,在普通人内心的某个死角,确实存在着对死亡而非生活的隐秘渴望。
瓦格纳的伟大就在于,在他之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音乐,本质是颂扬存在、表现生活,是一种肯定性的公共活动(从雅典到耶路撒冷无不如此);从瓦格纳之后,音乐可以颂扬非存在、表现反生活,作为一种否定性的私人行动。这何止大大开拓了音乐表现的空间,简直是颠倒了音乐本身。
“今天,我同他讨论了佛教和基督教。可以设想,佛教的世界伟大得多——尽管佛教中缺乏直接进入历史时空并抵达我们良心的福音。佛教的优势在于,它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信条,在科学无能为力之处,给出了象征的体系。而基督教源于犹太教,这让人难堪。基督受难,比佛教徒受苦更能打动我们,我们通过沉思冥想而成为佛教徒。基督渴望受苦、更多受苦,以血来救赎我们。而佛陀以悲悯之心凝视着我们,教导我们步入涅槃之路。”——柯西玛 1873年 10月 28日的日记,是这一时期她与瓦格纳没完没了讨论《帕西法尔》的记录。我曾经说过,李斯特神父和女儿(他们对天主教信条的虔信,对犹太人的偏见)对萨克逊新教徒瓦格纳产生甚至致命的影响。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致命——瓦格纳哲学信仰的内核,叔本华的虚无主义是不可摧毁的——在这位巨人的暮年,内在的叔本华走到了前台——这是化妆成基督的佛陀 -婆罗门。正是这种精致、优雅的寂灭无为的印度思想,严重挑战了信奉希腊生命哲学的尼采,挑战了晚年日益罗马化的尼采,也挑战了作为一位牧师之子并作为牧师培养的尼采本人。当这位发疯的哲学家最后签名“酒神抑或拿撒勒人耶稣”时,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把尼采以及整个欧罗巴撕成粉碎的现代性矛盾,这种内在于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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