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垄断被打破后，一位年轻人影响了美国核战略
一天，基辛格在哈佛校园巧遇亚瑟·施莱辛格（返朴编注：历史学家，曾任肯尼迪特别助理），施莱辛格请他看一看他刚刚写完的有关核武器的论文。文中，施莱辛格攻击了“大规模反击”说——美国威胁在受到苏联常规或核打击时将进行无情核回应的官方战略。基辛格趁周末写了一篇评论，结果这位历史教授赞赏之余决定将其送给由纽约外交关系协会主办、颇负盛名的《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于是，基辛格第一篇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论文在1955年4月发表于该季刊。
文中，基辛格辩称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反击说已过时，并且非常危险，因为如今苏联已自造核弹。美国威胁全面应战已不足以吓阻苏联向世界边缘或“灰色地带”扩张。“随着苏联核力量渐增，与纽约、底特律或芝加哥被毁相值的地带将越来越少，”基辛格写道，“因此，一个‘全部’或‘全不’的军事政策将使外交陷于瘫痪。”基辛格主张应该有一个不同于大规模反击的选项——打局部“小规模战争”的能力。
《外交事务》季刊上的这篇文章带来了两大结果。它给基辛格的美国应准备打“有限核战争”理论——肯尼迪政府“灵活反应”战略，以及北约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决定的学术理论前身——奠定了基础。此外，该文还帮助基辛格在外交关系协会找到一份工作，让他从默默无闻又没有终身教职的讲师一跃成为明星核战略家。
在把基辛格的文章送到《外交事务》杂志后，施莱辛格还把基辛格这个人也送去了。当时，杂志编辑汉密尔顿·菲施·阿姆斯特朗正在物色一名副手。阿姆斯特朗最终认为基辛格的文笔不如他的心思明晰，没让他做副手。但基辛格是否考虑担任协会新成立的分析核武器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小组主任？主任需要在最后写一本书。
基辛格有些迫不及待。研究小组就像扩大版的哈佛国际研讨会：他将有机会见到纽约对外政策界的精英，并了解他们的想法，新兴核战略领域的顶级专家又能随请随到，最后人家还付钱让他写书。他在申请这份工作时，施莱辛格、邦迪、埃利奥特均应邀给他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信。
同时，芝加哥大学要他（他已暂时同意），条件更好的宾州大学也要他。“金钱的尴尬，”他在1955年2月给母亲的信中说，“宾州大学给的钱多，但名声稍差。哈佛名声不错，给的钱却少。外交关系协会要请我写书。《外交事务》杂志什么也没给我。”
他决定不去芝加哥，暂时离开哈佛到外交关系协会上班。清净的学术界到底没有灯红酒绿的曼哈顿有吸引力。
意识到教授生活无法满足他的雄心，基辛格的事业出现了重要转折。当他埋头从事外交关系协会的工作时，他意识到尽管哈佛是所清新高尚的学府，但相对于真正的世界权力中心它却像一潭闭塞的死水。在曼哈顿的这段时间更坚定了他想要在现实世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同时也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他不会像他父亲和祖父那样一辈子做教师。
对基辛格这样善于取悦他人的人来说，在外交关系协会任职真是天赐良机，因为协会里尽是有权有势又急于找青年才俊随侍左右的领导人。
该协会是1921年由关心国际事务的曼哈顿商界及法律界精英创立的一个民间组织，是将近3000名既有人脉又热衷外交事务的人的清谈俱乐部。会员们在公园大道府邸的水晶灯和名人画像下，听演讲、聚餐、出席高官与来访世界领导人济济一堂的圆桌讨论会。
协会最受器重的活动就是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十数人，均为名人才俊，他们花一年时间定期开会，深入探讨某一主题。每个小组有一名主任，通常都是学术界后起之秀。他们请基辛格带领的小组成立于1954年11月，专门探究“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该小组每月开一次会，从下午5点开到晚上10点，由戈登·迪安——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主持。其成员均为对外政策大腕，如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保罗·尼采；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罗伯特·鲍伊，此人日后成了基辛格在哈佛的对头；即将出任大通银行总裁兼协会会长的戴维·洛克菲勒；以及詹姆斯·加文少将，此人对核技术可以弥补美国军力不足的信念似乎颇为坚定。
尼采自从1954年1月在外交协会宴会上听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宣讲大规模还击说之后即一再提出严厉批评。就在这个新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也就是基辛格到任几个月前，他就提出或许美国需要发展在小规模、地区性冲突——大家熟知的“有限战争”——中使用小型核武器的能力。尼采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曾解释，除了常规战及全面核战争，“似乎还有一个选项，即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战术性核装置”。
这就是后来让基辛格成名的“有限核战争论”。
在1955年1月的会议上，尼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他提出的 “信誉”论据与基辛格同年4月在《外交事务》杂志文章中所提论据类似。尼采说，随着莫斯科核能力的增强，美国威胁要对苏联侵略使用大规模核反击就越来越不可信了。尼采还说，比较现实的政策是“递增威慑”政策。
在签订合同担任研究小组主任前，基辛格曾以来宾身份参加过1955年2月的会议的讨论，他还谈到在中南半岛地面战中使用核武器是否说得过去。4月基辛格就任后，他就起草了一份他希望小组探讨并表态的详细问题清单。
最初，基辛格不同意尼采关于核武器可以在“有限”或区域战争中使用的论点。他说：“我并不特别同意这个假设。”但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年届五旬的尼采坚称，“一场可控范围内的有限核战争”是可能做到的。时年31岁的基辛格反驳道：“一旦战争变成核战，再对其设定有效限制将非常困难。”
尼采与基辛格之争也有个人原因。尼采出身名门，有点儿高傲，他的祖父是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移民到此的德国富商，而他的妻舅不但是对外政策精英中的头号人物，也是捐出公园大道豪宅给外交关系协会的人。他觉得这位就这么唐突地接过主任一职的毛躁犹太难民太过自负，他不喜欢。“亨利给人的感觉是，在他亲自出马前，还从来没有人缜密思考过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问题。”尼采后来说。
到夏末，基辛格决定研究小组不再开全体会议。他把小组又分成几个小小组，变成就具体问题向他献策的专家组。他还说明，最后成书将是他的书，而不是研究小组的书。如此将研究小组从审议团体变成帮助主任写书的支持团体（少不了引起一些成员抱怨），这还是协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基辛格从他的研究小组成员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与核武器无关。这些人全是圆滑世故的成功人士，是基辛格所渴望的将来能成为的人。有些人原来就家世显赫，但他们还是努力证明自己有天赋；其他人则靠自己闯荡起家。他们十分精通与权势人物的游说谈论艺术。基辛格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他学到了如何影响他们，学到了他们如何用证据、用小插曲、用自我挖苦的故事支持自己的论点。别人的意见他并不照单全收，但他总是会认真听取，让他们觉得颇受重视。此外，他还着意完善搞好关系、培养关系的技巧。
就像他当年请权势人物给《合流》杂志撰稿，或到哈佛国际研讨会演讲一样，现在，他也邀请这些人给研究小组讲课。他给一系列政府要员写信，一番赞扬之后就询问是否有机会与他们讨论有关核战略的想法。
来宾中就有他的院长麦克乔治·邦迪，他于12月南下主持过一次讨论。当时，他与基辛格和尼采就北约战略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这还是第一次把有限核战的抽象理论与后来人们所熟知的灵活反应防御学说相关联的讨论。当尼采说到大规模核反击威胁或被认为是虚张声势时，邦迪答道：“难道我们不能弄出一套‘渐进使用武力’的概念吗？我们必须制定比较灵活的政策。”六年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邦迪终于协助制定了这套灵活反应战略。
基辛格虽仍有些许保留，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尼采的观点，即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必须依赖核武器打一场有限战争。他的辩解是，如果相信使用核武器必然自动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因此陷于瘫痪，将是“极为危险的”。同尼采一样，他也同意渐进威慑——愿意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的概念。11月，基辛格告诉研究小组：“美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提出一个渐进使用武力的学说。”
在 1956 年初研究小组最后一次会议上，成员在离开时纷纷祝基辛格好运。他的工作确实不容易：把他们讨论过的所有问题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书。他窝在自己在东73街的曼哈顿寓所内，经春入夏，试图将众人拉拉杂杂的论点捋出头绪。他不耐烦地告诉安妮（返朴编注：基辛格第一任妻子）他需要专心，请她没有必要别打扰他，也别跟他说话。于是她尽可能不出声，当他在书房奋笔疾书时，她就乖乖地将餐盘轻轻放到门内。
基辛格写成了一本450页的巨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力陈有限核战争学说，其中的观点经常被重重迷雾的行文笼罩。一如他的博士论文，一开始他还是重复他的现实主义信条：避免开战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因为没有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外交根本起不了作用。艾森豪威尔宣称“除和平外，别无选择”，基辛格认为，这样说很危险。“现代武器威力惊人，人人都认为选战争是下下策，但拒绝冒任何风险相当于给了苏联统治者一张空白支票”。
美国决定自己面前只有两个选项，有限的常规战或全面核战，两者之间有余地。这个决定“或将导致瘫痪，”基辛格写道，“而且对于意图通过蚕食办法打破这个战略平衡的苏联的模糊战略来说可谓正中下怀”。大规模反击说有一个基本缺陷，“我们的摧毁能力越大，使用它的确定性就越低”，它的威慑作用也因此受损。再说，美国政策的基本假设是争可能起始于一次突然袭击，这个假设也错了。“我们没有看到苏联侵略的首选办法——内部颠覆和有限战争，无法应对这些情况就成了我们的软肋。”
由此，基辛格的结论是美国必须发展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反对此战略的人认为，忌讳使用核武器等于一道防火墙，可以阻止有限战争扩大到不可控的地步。大家不言而喻的理解是，如果任何一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必将造成相互毁灭。模糊常规战与核战的界限是危险的，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了预防迅速升级的规则。
但基辛格仍然认为“有限核战争是我们最有效的战略”。基辛格说，美国排除了在小型或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选项，这等于给苏联提供了决定何时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机会。
不到几年时间，基辛格就对他所支持的有限核战争学说进行了修订，不过，主要还是出于如何制约战争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在战略层面有任何疑虑。“我还从来没碰到能告诉我这一切将如何发生且如何运作的军人。”他回忆说。
基辛格的那些概念并非原创，许多都来自研究小组的与会者，如尼采和加文将军。此外，钻研防卫问题的众多人中也有人探讨过核时代的有限战争概念，包括最知名的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和伯纳德·布罗迪。
但基辛格的书却对这个题目下的诸多观点做了最有力的综合评析，书很快就出名了。“别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布罗迪事后没好气地说，“不过他的书出版的正是时候。”
名不见经传的教授对防御政策细节的严肃论著很少能成为畅销书。令出版社和基辛格自己都意外的是1957年问世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竟然连续14个星期名列畅销书榜。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印了 7 万册精装本，“每月一书俱乐部”也将其列为指定阅读图书。“我确信，它一定是自汤因比以来阅读人数最少的畅销书。”基辛格跟协会的一位专员说，他的自嘲性幽默展露无遗。他已开始用这个办法消除他的傲慢所招致的反感。
事实上，从此书的影响及因此掀起的风暴来看，读它的人还不少。有一张照片显示理查德·尼克松手上就拿着一本，而且他后来还写了张字条给基辛格，讨论某篇论述。本人政策遭质疑的杜勒斯也表示批评的意见很宝贵。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在《纽约时报书评》中对基辛格赞誉有加，他说：“在有限核战争中，一如任何有限战争，如果我们目的适中，外交到位，是可以避免大规模冲突的。”
才出版几个星期，基辛格的书就引发了一场争辩，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政府最高级别官员对‘小’或‘有限’战争理论表示感兴趣，”时任该报华盛顿分社记者拉塞尔·贝克写道，“这场辩论的主角并非与政府有关的人士，而是外交事务学者亨利·基辛格，是他最近出版的书引发了辩论。”《时代》周刊也有一篇长文称道他：“在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顶级美国决策者都在对这本新书展开辩论，该书对美国战后与共产主义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斗争做了精辟、独立的分析。”
但有一篇评论则丝毫没留情面。保罗·尼采在《记者》杂志撰文抨击基辛格，说他在不了解军事现实的论据基础的情况下竟侈谈理论。“有好几百处不是事实或逻辑存疑，就是不清楚。”尼采写道。
尼采的某些批评并不在点子上。他说基辛格的学说“主张在我们的原子垄断期打一场预防性的大战或一系列小型攻击战”。这是对基辛格论点的误读。尼采提出的其他意见则比较技术性，甚或有钻牛角尖之嫌。基辛格对核武器爆炸威力计算有误，尼采声称，“他用的是加强爆炸力的立方根，而不是立方根的平方”，而据他说，后者才是正确的比例。所以，基辛格所建议的有限核战争中使用的弹药威力其实杀伤力极大。
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尼采对基辛格的根本批评在于他未曾解释一场有限战争开打后如何继续其有限性。“如果限制要真能承受一场‘小型’战争的巨大压力，”尼采写道，“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就不只是一张关于人为限制的繁复图表了。”
基辛格一生中习惯于认真对敌。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像移民那样急于讨好他的批评者，得到他们的认可，并让他们改变看法。一个朋友曾说基辛格“有让每个人都喜欢他的强烈需要”。他对《记者》杂志编辑马克斯·阿斯科利就是这么做的：基辛格先是打电话抱怨尼采的书评，后来又努力并成功地与阿斯科利成了朋友，经常为那本杂志写稿。
基辛格与尼采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一开始他威胁要告尼采诽谤，但始终没有兑现。数月后，他在罗马附近彼尔德博格俱乐部开会时与尼采偶遇，他设法缓和两人的关系。基辛格说，《记者》杂志曾给他机会著文反驳，长短不拘。“我的反驳文章写到第147页，”尼采引述基辛格的话说，“后来我决定，如果需要这么长的反驳，肯定我的立场也有问题。”尼采说他不为所动。
基辛格努力取悦他的批评者并使他们改变立场的努力也有其消极面：有时反而让嫌隙持续发酵，达到疑神疑鬼的地步。与尼采的关系就是一例。此后30年，他俩的关系一直冷淡，而其后果也不容小觑。当基辛格得势时，尼采曾在他手下做过军控谈判人员，但很快就辞职了，并对基辛格的让步不以为然。后来，在是否需要在联邦德国部署短程导弹的问题上两人立场相左，在《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两人之间的敌意表露无遗。
回顾两人就有限核战争的争论，基辛格说：“尼采想对这个题目下点功夫，也许也写一本书。他觉得我应该帮他的忙。我不愿做他的研究助理。两人为这件事闹得不愉快。他不应该写那篇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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