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巨虎的落马

2012年5月，有着“金融老将”美誉的朱从玖，卸任中国证监委主席助理一职，“空降”浙江履新副省长。

当时媒体对其人事变动，有这样的描述：“经济大省迎来一个新的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他圆脸，戴黑框眼镜，憨厚敦实，他叫朱从玖。” 

不过，浙江金融圈内却悄悄在传：朱十亿来了。

这可不是戏谑的称谓，而是这位曾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的管理者，确实家财万贯。

虽然国内官场从没有正式对外公布过官员的家庭财产，但体制内一直有家庭财产组织申报制度。

朱从玖早在证监会时，便有人传出其“向组织申报的财产就有近十个亿”，因而得名“朱十亿”。

十个亿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甚至都没啥概念。

这么说吧，按照一个月薪8000元来算，普通人不吃不喝需要至少打1000年工。

按照体积来算，网上有人公布过，1亿元人民币的体积约为1.19立方米，10亿元也就是11.8立方米，差不多可以装满一个集装箱。

耐人寻味的是，这么雄厚的资产，人家还是合法收入。

据说是他在上海工作时，趁着房价低，工资高时投资了多笔房产业务，其中不乏数套价值上千万的别墅。

当然，朱从玖的工资再高，也不至于上千万的别墅说买就买。

重点是他有个做私募基金的太太。夫妻俩一个会理财，一个会投资，所以在房地产领域获利颇丰，赚钱赚到手软。

不管怎么说，朱从玖既然敢申报，就不怕查。

但钱多也未必是好事，特别作为体制内官员却有如此丰厚的家产，且其妻的职业又与其分管的领域密切有关，很容易让外界产生微妙的联想。

时至今日，朱从玖的家庭财产是否合规合法，还要等待权威部门的最后认定。

不过，也是因为这个无法言说的原因，朱从玖这副省长一干就是10年之久，成为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金融副省长，不曾进入省委常委会，也没有继续高升，很不寻常。

要知道，朱从玖当副省长时才47岁，正是仕途中最黄金的年龄，事业也正当时。

更何况，他是著名的“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毕业生，有着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工作经历，资历非同一般。

2022年7月，57岁的朱从玖终于换了“位置”，不过却是去了浙江政协赋闲。

结果不到一年，他就被宣布落马，成为2023年以来第三个落马的副部级“金融虎”，第18位中管干部。

俗话说：“有油水的地方最容易滑倒。”

朱从玖这位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到底是在哪里滑到的呢？

朱从玖，1965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

1981年，年仅16岁的他考入安徽财经大学（原安徽财贸学院）攻读金融专业。

正常这个年纪一般还在读中学，朱从玖这么小就能考入大学，说明他可能跳级过，也证明他确实在学习上有天赋。

最重要的是，他在众多专业选了金融，要么是他家里有高人指点，要么就是他误打误撞，实在运气不错。

毕竟，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金融专业一直是热门，也是一个造梦的专业。

1985年7月，20岁的朱从玖大学毕业。按理说，他当时可以顺利分配到省内任何金融部门工作，舒舒服服捧起“金饭碗”。

毕竟，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都是香饽饽，根本不愁工作，所有去向都会由相关部门进行分配，成为一名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干部。

不过，朱从玖志向更为远大，他放弃了工作分配，选择了考研，目标是有“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朱从玖与五道口结缘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一方面，当时国家刚恢复经济，求贤若渴，考研之风盛行；另一方面，五道口作为本专业最高学府，身为金融专业的学生没有不知道的。

而且，当时的安徽财贸学院，据说每一届均有毕业生考进五道口，对渴望考研成功的朱从玖更是莫大鼓励。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9月，20岁的朱从玖和同届的研究生同学顺利跨入五道口央行研究生院的大门。

多年后，从五道口走出的这批年轻人早已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中流砥柱，更是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改革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1988年，朱从玖从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后，在央行金融管理司工作了4年，直至一场金融风波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

1992年，随着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全国。

彼时，上交所成立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刚成立1年。

在当时老百姓眼中，证券交易所就是“摇钱树”，买到股票就是赚到。

不过，当时买股票需要先买认购证，相当于买个资格证。

1992年8月10日，深圳“1992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预发认购表500万张，每人凭身份证可购表1张。

当天，120万股民涌入深圳争抢认购抽签表，可原本有富余的抽签表不到半天就全部售罄，没买到的人质疑其中有“猫腻”。

当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深南中路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上街示威，最终酿成“8·10事件”。

随着事态逐渐严重，深圳政府连夜讨论后，决定增发50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才得以逐渐平息。

受其影响，两地股市大跌，从8月11日到11月17日，上证指数的最高跌幅达到60％。

事后，国家深感证券市场必须有专门机构进行监管，证监会应运而生。

1992年10月，央行副行长刘鸿儒走马上任，成为了证监会首任主席。

新成立的证监会在北京保利大厦租了两层楼面办公，一切安排妥当后，踌躇满志的刘主席便开始招兵买马。

其实，刘主席的心中早有合适人选，这便是85届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学历还懂政策，再合适不过。

而且这届学生，还和刘鸿儒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他甚至可以算是很多人真正的“恩师”。

85届当年原计划招生60人，可实际录取时发现报考生源远大于招生比例，如果放弃这些高分人才实在太过可惜。

于是，刘鸿儒火速向国家教委要求增加招生人数，最后实际招生95人。

在中国金融史上，五道口1985届是无可争议的“梦之队”，金融系统高官最多，但落马也是最多的一届。

这批落马的金融精英就包括朱从玖，以及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以及原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等人。

其中，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先后担任了刘鸿儒的秘书一职。

初创时期的中国证券业问题不断，其中最有名的，几乎都发生在90年代中期。

深圳“8·10”事件刚刚结束，1995年的上海证券市场又爆发了更为罕见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此事件在之前原万国证券董事长管金生一篇中有过详细记录，这里不再赘述。

“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后，万国证券被接管，管金生被判17年有期徒刑，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被撤职。

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刘鸿儒也在2个月后宣布辞职，黯然离开证监会。

好在他的弟子们受其影响不大，仕途依然一片光明。

这一时期，朱从玖先后担任证监会办公室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证监会机关服务中心主任，已经是权力不小的处级干部。

1997年9月，朱从玖从证监会调任到深圳，担任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专员。2年后，又赴上交所担任副总经理。

2000年，当大部分中国人正沉浸在千禧年的憧憬和期待时，35岁的朱从玖正式出任上交所总经理、党委书记，成为一名正厅级领导。

35岁是体制内的分水岭，如果此时只是个科级干部，上升空间就很有限；如果是处级干部，那么上升潜力就被很多人看好，但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天花板”了。

而这个年纪的朱从玖已是金融系统的正厅级干部，无论是谁，都只有四个字的评价：前途无量。

从2000年5月到2008年1月，朱从玖担任上交所总经理一职将近8年之久，也是该所有史以来最久的一位负责人。

虽然上交所相比证监会是个基层单位，但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又有着特殊政治背景环境，朱从玖必然十分显赫。

朱从玖也很感慨，当年他还在五道口读书时，时任纽交所董事长凡尔霖做客学校，与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那时全场的聚焦都是台上的凡尔霖，没有人会注意到远在角落，默默无闻的朱从玖。

朱从玖自己也想不到，十多年后，他将会主政上交所，与包括纽交所在内的全球主要交易所的负责人平起平坐。

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讲座场景，朱从玖说：“很多事情都会超出你的想象。”

在上交所时期，朱从玖已经结婚，太太方瑞枝，曾任华夏基金督察长，与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王亚伟、华夏基金原总经理范勇宏、郭树强同事多年。

其中，王亚伟与朱从玖同为安徽老乡，只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信国际合作业务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研究经理。

1998年，王亚伟参与筹建华夏基金并陆续担任旗下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因其管理的基金产品业绩突出，业内称其为“公募一哥”。

自然，同为安徽老乡，又有太太的关系，朱从玖与王亚伟关系匪浅。

金融圈的关系不是一般关系，亲密和疏远分分钟钟都意味着金钱。

事实上，担任华夏大盘精选基金经理后，王亚伟屡屡精准押中重组股以博取收益，一直颇受市场争议，其中也有人暗指其与朱从玖关系密切。

对朱从玖来说，这些非议根本不重要。

到了他这个级别，又在熟悉的领域，上有赏识他的领导，中间是亲密无间的同学，周围都是迎合的笑脸，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当然，作为专家型金融监管干部，朱从玖在上交所时期也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否则上面也不会将他再次调回证监会。

在上交所八年时间，他一直致力于金融创新，包括推出上证50指数、推动开发指数ETF，推动四大国有银行、中国石油、宝钢集团、长江电力、中国神华等巨型蓝筹企业在A股的上市以及推出了国债回购。

特别是他在任期间，上证指数从2000年左右的2000点，涨到2017年的6100点，到2008年1月朱从玖离开上海时，上证指数坚挺在5400点左右。

当然，这期间的朱从也有不少争议，比如太平洋证券借壳上市等，由于涉及层面远超他的级别，所以并未对他造成什么直接影响，仕途依然顺遂。

而且，朱从玖那时也赚了不少钱。

据说他和太太一直在炒房，而且总是以最低价成功抄底。

一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其实就是一条“连裆裤”，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需要我在资本市场呼喊，我需要你在房产市场卖概念，相互炒来炒去，都赚得合不拢嘴，唯有接盘的股民欲哭无泪。

关键是，这些政策也好，条令也罢，玩的就是个信息差，很多人真真假假还没搞清楚，游戏规则制定者就又换了新的套路，套现走人。

积累了这些海量财富后，由于证监会的人员变动，2008年1月，43岁的朱从玖重返京城成为副部级大员，担任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依然是当时最年轻的证监会领导。

重回老单位，朱从玖已经是叱咤一方的金融大员，身边多了一位北大法学院毕业的秘书王青山。

作为中国金融监管权力最大的部门，朱从玖手中的证监会发审部，可谓是核心中的核心。

证监会的发审部，主要就是规范股票发行审核工作，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他们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部门。

可想而知，这种资源配置的权力有多大，又肯定会招致各种投机者的觊觎。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救市资金投入市场，许多企业得以喘口气。为了加速中小企业融资，中国设立了创业板。

但由于监管和审核问题，创业板上市过程中存在的灰色交易，一直为市场所诟病。

围绕着发审特权，证监会“靠发审、吃发审”的多人被查处，给国内的证券市场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2011年，原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的肖时庆（时任银河证券总裁），因受贿和内幕交易罪被判死缓，涉案金额高达1亿多元。

不过，主持证监会工作期间，朱从玖在暂停A股新股发行（IPO），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方面卓有成效。A股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有效恢复，IPO公司家数和融资总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也是看中其专业领域的背景和魄力，中央有心让他再回地方，去整治浙江那时期混乱不堪的民间借贷乱象。

浙江素有民间借贷风俗，尤其是浙南地区历史悠久、自成体系，早期更是在基层融资体系中稳居“C位”。同时，潜藏其背后衍生出的高利贷、暴力催收、诉讼纠纷等系列风险，也一直为人所诟病。

即使着眼于金融视角，作为现有金融体系的补充渠道、解决融资难题的古老方式，民间借贷的是非功过，至今依然存在争议。

但是站在国家角度，有效控制民间借贷风险，将其纳入到合理化的金融融资渠道，早已势在必行。

2012年，47岁的朱从玖从证监会主席助理位置上“空降”浙江担任副省长，成为当时还不算多见的主管金融的副省长。

作为金融老将，从中央到地方，都希望他能一方面整治民间借贷乱象，另一方面破解当地的金融困局。

浙江是经济大省，中小企业最多，也最缺资金。但由于各种原因，浙江长期存在，金融机构的钱放不出去，民间需要钱的企业又借不到钱的尴尬局面。

因此，有金融专家评价称，“作为少壮派的朱从玖被调到金融矛盾最为突出的浙江省主抓金融改革，可谓临危受命”。

从证监会到“封疆大吏”中的一员，朱从玖面前的机遇很明显：既有金融机构背景，现在又有了地方政府主政经验，仕途将不可限量。

新的人生棋局，朱从玖依然是抢了“先手”。

上任之前，温州刚刚经历了民间借贷风波，获批成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因此，上任的朱从玖便立即赶赴温州调研，半年后便推出“温州金改12条细则”，掀起温州当地轰轰烈烈的金改风潮。

一年后，他又推动《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立法出炉，成为我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规，从制度上实现了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法治化。

随后，他针对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重点特点，将“普惠金融”作为浙江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2013年，旨在打通政府、金融、民间信息孤岛，填补民间借贷体系中的信用信息空白的温州成立征信中心。

各地闻风而动，个人信息从此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同年，为了保障民间小额贷款需求，浙江对P2P行业开始放开监管，各类以金融创新名义出现的P2P平台和项目雨后春笋般出现。

放量投资，加大杠杆梭哈，金融手段全叠加上，翻身致富，阶层跃迁，均在此一举。

在朱从玖和推动者看来，他们是用让金融的活水去普降甘霖的善举，是一片公心。

可惜，朱从玖他们要么低估了人心的贪婪，要么高估了制度的约束性，臭名昭著的P2P项目成为洗劫普通人的“致命武器”。

P2P里藏着短线财富，炙热梦想下，激进最终演变为高亢，所谓“理财”被演绎成击鼓传花的博弈，人人亢奋又激动。他们不再耐心理财，而是迷信“短平快”的金融杠杆。

P2P还在鼓吹财富故事时，2015年的中国股市遭受重创，当时接任朱从玖证监会主席助理职务的老同学张育军随即落马。

有意思的是，朱从玖两度离开后的空缺，都是这位老同学接任。只是案件还在审查时，张育军因为癌症病逝，其案一直未有定论。

2017年开始，P2P暴雷，无数人成为“金融镰刀”下并不无辜的韭菜。

当浙江包括草根投资、微贷网等数家大型P2P相继倒下，涉案600亿的温州瑞安人卢氏兄弟突然跑路，引发了一场P2P行业大地震。

2018年P2P暴雷，游戏最终戛然而止，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多地都爆发了继2016年E租宝、快鹿案之后又一轮暴雷潮。

P2P企业最集中的杭州一度被戏称为“雷都”，幕后推手朱从玖人称“雷公”。

当时，位于杭州的投资理财平台“人人爱家金融”暴雷后，投资者损失惨重。受害者指责杭州方面消极办案，打压受害者，禁止媒体报道，并且在网上删帖，点出朱从玖是其背后最大的保护伞。

朱从玖彼时也颇受争议，因为此前在浙江、江苏两省以PPP基金模式向两省高净值人士大肆非法集资的金诚集团，导致浙江和江苏两省陷入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案值达750亿元。

有人不仅曝出操纵金诚集团的韦杰与朱从玖有私人交往，同时也指斥由于浙江当时刹车最晚，后果最严重，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朱从玖有失职之嫌。

面对一片质疑，朱从玖可能觉得委屈，他主管金融期间，提出了旨在推进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的“凤凰行动”计划，让浙江两年内新增了238家上市公司，使得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名列全国第1、第2、第4和第5位。

但是，业内也对浙江这些一夜之间冒出的上百家上市公司资质提出疑问。

因为凡是他涉足的领域，相关金融干部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倒下，而这些人都与这些上市公司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其中，有原温州金改干将的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曾任副行长的张长弓、原浙江和上海证监局局长韩沂、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等，均参与和负责过中小企业上市项目。

因此，2022年7月，自朱从玖辞去浙江副省长一职，转任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后，坊间便隐隐传出他要出事的“预言”。

道理很简单，按照体制内惯例，现职地方官员到达退休年龄后会转任政协或人大的同级别职位，作为一种待遇。如果未到退休年龄而提前“转岗”，则预示一个不太妙的结局：调离原岗位，方便后续调查。

要知道，转任浙江省政协时，朱从玖刚刚57岁零四个月，几乎还是“65后”部级干部中的少壮派，此时的平级调动，信号再明显不过。

其实就在朱从玖落马前的今年3月，他原来的秘书王青山，时任浙商证券总裁已经被带走。此人一直被视为朱从玖的“铁杆马仔”，参与了很多浙江金融改革项目。

浙江官场内，人人都心知肚明，静静等着属于朱从玖的那只“靴子”落下。

2023年5月4日，当人们刚从五一假期回到工作岗位时，中纪委官宣朱从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

悬在朱从玖头上的“靴子”终于落地了，成为今年第三个落马的副部级“金融虎”。

朱从玖落马后，他的太太方瑞枝也被带走，随后华夏基金内部出现动荡，跑的跑的，躲的躲，显然也是屁股不干净。

至此，当年曾是“五道口”校友，又曾同为证监会原主席刘鸿儒秘书的几位“金融虎”，被一网打尽。

当年朝气蓬勃从五道口走出的年轻人们，许多已是云泥之别。有些人开始安享晚年，著书立说；有些人却身陷囹圄，缝纫机踩得飞起。

事实上，正是这些来自“五道口学院”的学长学弟们彼此串联、私相授受、纵横捭阖，才让如今的中国证券市场乌烟瘴气。

他们可能未曾想到，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证券市场如今早已是一片狼藉。

欲望之城内，只要贪婪和野心不消失，这样的故事总会循环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