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绑架，为何瞄准留学生？

▲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31日，美国犹他州，庄凯在郊外的一顶帐篷里被安全找到。（视觉中国 / 图）

然而，两天后，警方在犹他州百翰市附近山区的森林里找到了庄凯。被发现时，庄凯正待在一顶帐篷里，虽然又冷又怕，但无生命危险，身边亦无绑匪。

这起“绑架”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诈骗。案中并没有真正的绑架行为，诈骗人员先哄骗庄凯自行前往山区露营，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尔后要求他拍摄自己看似遭到绑架的照片，营造假象；另一头，他们联系庄凯在中国的父母，通过照片让父母确信儿子遭到绑架，进而要求他们支付赎金。

作为传统电信诈骗的变种之一，这样的虚拟绑架并非新近出现的骗术。长期研究线上诈骗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犯罪学在读博士生周由发现，伴随海外中国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与越发严重的身份信息盗窃，主要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第三代虚拟诈骗案件数量正在上升；因案件通常涉及跨国犯罪，监管与打击困难重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建议，遏制此类犯罪，要坚持源头治理。

按照沃伦的说法，早在庄凯失踪约一个月前，诈骗人员就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庄凯。最初，他们以庄凯父母的人身安全为要挟，不断要求庄凯给他们转钱，否则就会伤害他父母。庄凯也照做了，“他相信他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保护他在中国的父母”。

但到了一定时候，不断给儿子打钱的庄凯父母起了疑心。此时，诈骗人员转变策略，走向了虚拟绑架。

2023年12月28日，里弗代尔警方接到庄凯所在高中的报警。学校得知，庄凯的父母此前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中，儿子看起来的确是被绑架了。与此同时，“绑匪”也向他们勒索赎金。警方随即前往庄凯的寄宿家庭调查，发现寄宿家庭并不知道庄凯已经失踪，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庄凯是在当天凌晨3点半。

里弗代尔警方一面着手寻找庄凯，一面也开始寻求与郡警、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合作。最终，通过追踪庄凯过往手机信号位置等方式，警方在2023年12月31日于百翰市的森林里找到了庄凯。他是遵照了诈骗人员的指示，将自己隔离在了林区的一顶帐篷里，还拍摄了自己“被绑”的照片。尽管庄凯并无性命之虞，但他的父母已经向诈骗人员支付了约8万美元的“赎金”。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里弗代尔市警察局，试图获知该起案件更多细节。里弗代尔市警察局以目前所有案件信息均可在网上查到为由，并未透露更多信息。

34岁的周荃不是虚拟绑架的直接受害人，但目睹过一场与庄凯案极为相似的骗局。如今是一家公司经营者的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23年8月，她的一位朋友找到曾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她寻求帮助。朋友的孩子刚到澳大利亚留学，一天，朋友接到孩子的语音电话。电话那头，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响起，要求朋友准备100万元，否则就撕票。

孩子的父母在国内报警，也联系澳洲的学校报警。周荃记得，报案当天，朋友就在微信上收到孩子嘴巴被塞毛巾、手脚被捆绑、脸上有血的照片。与此同时，一个视频电话打来，朋友接起后发现，视频中正是孩子被捆绑的样子。随即，又一个语音电话打来，对面再次强调，要在次日下午6点前收到100万元，还发来了银行账号。

当时，同在现场的警方看了视频，认为不是真的绑架。周荃同步收到照片，看过后，她也发现了不对劲之处。“手脚是用电话线绑的，特别松，感觉随时可以自己解脱出来，脸上的血颜色也不太对。”

周荃另外联系了一位在澳洲的朋友前往学校了解情况。好消息很快传来，出事第二天，澳洲警方就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孩子。周荃得知，这是一起骗局——诈骗人员以孩子父亲给他留学的钱来路不正为由，要求孩子转账，并称若不转账，其父会在国内被抓，孩子也会被澳洲警方抓捕。

从父母那里要了几十万元转账后，孩子不敢再要钱，打算取出父亲给他存的理财产品。银行给父亲去电询问，父亲不允许取出。失败后，诈骗方告诉孩子，可以在宿舍以外找个地方，拿电话线绑自己，用番茄酱伪造血液，制造被绑架的假象。拍摄照片后，诈骗人员拿着照片向父母勒索钱财。虽说100万元没有骗到，但先期转给诈骗人员的几十万已难追回。

“后面孩子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相信诈骗（者）说的。那些人把他的信息都了解得很清楚，说的信息很多都很真，加上孩子刚到国外没多久。”周荃回忆。

“虚拟绑架”套路多，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视觉中国 / 图）

2022年，周由开始撰写一篇有关虚拟绑架的论文。他概括，虚拟绑架即骗子通过非接触的方式虚构绑架情节以勒索赎金的一类网络诈骗。

虚拟绑架有其特殊之处。周由称，他发现该领域过往文献很少，但近年来相关案件数量激增。仅在澳大利亚，2020年，联邦警察就收到了54起虚拟绑架案件报告，这个数字是2018年的两倍有余。

周由将虚拟绑架分为三代。从1990年代座机时代的虚拟绑架，到互联网初期的虚拟绑架，再到如今的精准虚拟绑架，三十年过去，虚拟绑架的特征亦随时代而变。

周由发现，第三代虚拟绑架冒头，与大数据时代有关：人们在线时间增加，信息暴露的可能性变大，个人身份信息盗窃与贩卖亦开始产业化，诈骗人员能够更为精准地提取受害人的家庭情况、住址、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姓名等信息。

除此之外，根据多国警方披露的受害人信息，第三代虚拟绑架也更多瞄准了中国留学生。周由分析，除了中国留学生群体本身数量庞大，相较于欧美国家的国民，中国人也被认为有更好的储蓄习惯。

李春勇分析，此类案件中，诈骗人员会首先使用窃取、购买等各种手段搜集受害人的信息。随后，他们利用公众对于官方机构的信任，冒充公检法机关或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诱骗受害人说其涉及某犯罪案件，要求其接受询问、调查。“因为一旦涉及犯罪案件，受害人心里才会高度紧张。”

使用此类话术“粘住”受害人后，诈骗人员一面利用心理恫吓套取受害人家属联系方式、护照信息等更深层次信息，一面要求受害人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以便进行行为控制，例如要求受害人将手机暂时关闭、卸载社交软件等，仅与诈骗人员单线联系。他们还会要求受害人离开居住地，到一个隐蔽且陌生的地方，防止受害人身边有人识破骗局。最后，他们会使用受害人的照片或视频联系其家属，勒索“赎金”。

除了两头骗，亦有受害人怀疑，这一代虚拟绑架已经开始运用新技术。一位在英国读本科的19岁中国留学生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3年11月，她在国内的母亲曾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母亲，她的女儿被绑架了，一个与女儿很像的声音也在那头哭。来电者要求母亲在30分钟内凑齐50万元，并加他的微信，每10分钟截图银行卡余额。母亲希望与女儿视频通话，对面答复称，如果她联系女儿，就立即撕票。

前述留学生回忆，挂断电话后，母亲很快报警，同时在英国时间早上6点半给她打了电话，才确认此为一场骗局。她怀疑，那个与自己声音很相似的哭声，是此前她接到无人说话的电话时被录下了声音，进而合成的。

近五年来，中、美、澳等多国警方均曾披露过虚拟绑架案例及诈骗人员的作案手法。然而，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仍不断有受害人上当？

“其实对于任何一类网络电信诈骗，我们都可以用脆弱性操纵这个概念去理解。”在周由看来，诈骗人员操纵了受害人及其家人的“脆弱性”。以中国留学生家庭为例，周由认为，该类诈骗一个成功的要点就是实行通讯阻断。此种情况下，孩子远在中国的父母无法证明孩子没被绑架，自然不敢冒险。 

留学生同样有脆弱之处。周由记得，自己还在澳洲读研期间，一位朋友曾问他，借高利贷是否属于犯罪。朋友接到了自称是国内警方的电话，对方说，他先前寄的包裹里有三百多个护照，可能要面临审判；不过，他们能够帮忙摆平这件事，前提是得花钱。

周由一听，便猜到来电的是骗子。可朋友找到他时，已经陆续给对方转了20万元，手上没钱了，这才考虑借贷。周由分析，诈骗人员先借罪名恐吓受害人，再给他一根绝处逢生的稻草，让受害人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是来帮忙的，这就对受害人建立了一种心理支配。

回到虚拟绑架的情形中，周由分析，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对国外的陌生环境怀有恐惧。另外，他们普遍年龄较轻，缺乏阅历，更容易陷入假冒公检法人员以协助脱罪为名索要钱财等骗局中，继而被支配。

这种支配建立后，受害人会对诈骗人员言听计从。例如，假借阻止国内警方联系受害人之名，诈骗人员会要求受害人关机，受害人会出于对诈骗人员“告知了内幕消息”的感激而照办。

不过，纵使是一位了解此类手法、阅历更丰富的人，面对第三代虚拟绑架的精准信息提取，从容应对也非易事。“突然有一个人打电话跟你讲，你有一张法院传票，并且把你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讲出来，你一点都不会慌吗？”周由说。

对于执法机构来说，对虚拟绑架进行监管与打击亦有难度。周由发现，此类案件本身报案率就偏低，这使得许多骗子得以逍遥法外。原因之一，是被骗资金能追回的概率极低。

除此之外，便是普遍存在的受害人谴责。受害人大都有一种羞耻感，甚至心理创伤：“被骗是不是我太傻了？”周由在做虚拟绑架的研究期间，就很难找到愿意诉说自己受骗经历的受害人。一位在澳生活近五年、曾就职于悉尼一家华文媒体的华人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20年，她所在媒体曾接到当地一名男子的求助，称其亲属失踪，希望协助发布寻人启事。后来，当地警方证实，他的亲属遭遇虚拟绑架，这个家庭被骗走了20万美元。她希望深入采访此案件，但遭到受害人家庭的拒绝。

而在那些已被报告的案例中，警方也很难打击诈骗人员。周由解释，虚拟绑架案件里，诈骗电话的呼叫中心大多位于受害人所处国家之外，收取“赎金”的账户则可能在第三国。打击这种跨国犯罪通常存在执法权与管辖权的问题。庄凯案中，沃伦就提及，联邦调查局很快发现，诈骗人员在中国，用于收取“赎金”的也是中国的银行账户。里弗代尔警方相信，中方能将这批诈骗人员绳之以法。

即便不同国家执法机构合作打击此类犯罪，难题依然存在。广东警官学院治安系副教授李向玉称，许多诈骗人员会使用匿名通信手段，如假电话号码、互联网电话或其他数字平台，这令追踪他们的身份变得困难。

周由也称，国家间的正式合作可能要耗费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诈骗人员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销毁证据、处置资金，并逃避抓捕。

在李春勇看来，遏制虚拟绑架，要坚持源头治理，尤其严厉打击贩卖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在案件中，如能查实有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身份将个人信息贩卖给诈骗人员的，应从重处罚；如有留学中介机构出售学生信息，且能证明出售行为导致了一定数量的虚拟绑架案，应取缔该机构。

除此之外，李春勇认为，一旦留学生家庭遭遇此类案件，国内的受害人亲属还是要及时报警，警方能梳理近期是否有类似案件发生，并判定绑架的真伪，也能通过公安部、使领馆等机构了解案件发生地的情况。受害人亲属们也需要尽快稳定情绪，及时与人沟通，“因为诈骗人员利用空间距离大打时间差，等时间一过，有可能不是那样的情况”。

李向玉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国内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警方响应虚拟绑架的报警后，应尽快使用电话追踪、网络监控等手段，识别、追踪诈骗人员的位置及身份，电话运营商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均可协助此类调查。与此同时，警方也要收集通话记录与金融交易记录等证据，用于完成案件的调查程序。

李春勇表示，此类案件中，打破信息屏障十分重要。诈骗人员得手的关键在于设立信息屏障，受害人则要尝试反其道而行，适时中断与诈骗人员的通讯，及时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咨询交流，或者直接联系驻外使领馆，骗局就很容易被识破。“通过正式渠道交流信息很重要，不要轻信诈骗人员的话，也不要盲目顺从诈骗人员的诱导。国内公检法机关绝不会在电话里索要你的身份、银行账号这些信息，不会在电话里要求转账汇款，使领馆也不会在电话里通知当事人在国内有案件需要处理。”

在周由看来，现阶段，与其研究如何在末端进行打击，不如强化在前端的预防，例如反诈宣传。虚拟绑架既然做到了精准信息提取，宣传也可尝试精准宣传。“比如说，大学是否可以统计一些有潜在留学意愿的学生，我们能否给他们做一些精准的反诈宣传？讲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网络诈骗犯罪，以及虚拟绑架的一些形式。我觉得这种精准宣传会比广撒网的宣传更有效一些。”

（文中周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