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2日，俄罗斯莫斯科州“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枪击事件。俄新社报道称，现场有数名袭击者对准人群开枪扫射，并投掷手榴弹或燃烧弹引发火灾，火灾面积约1.4万平方米，部分楼顶已发生坍塌。截至发稿前，本次恐怖袭击事件已造成139人遇难、182人受伤。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示，本次恐怖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目前，直接实施恐袭的4人均已认罪，并提供了关于犯罪情节、雇主和协助准备恐袭人员的详细证词，另有3名涉嫌协助准备恐袭的人员也已被拘捕。恐怖主义一直是国际政治的难题，如何打击恐怖袭击是“烫手的山芋”。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布什政府决定将“反恐战争”作为重要战略，以回应恐怖袭击。但一直以来，反恐战争都遭到了大量的指责，批评者们认为，反恐战争实际上打开了恐怖主义“潘多拉的魔盒”。今天的文章，法学与政治哲学学者周林刚将从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的概念切入，探讨反恐战争在技术、战术及策略上的特点，以及当前恐怖主义与文明的冲突该如何化解。
讲述 | 周林刚
来源 | 看理想节目《现代的冲突：战争与国际秩序》
01.
什么是反恐战争？
提到恐怖主义或者反恐战争，也许大家的印象主要都来自于国际新闻或者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比如电影《拆弹部队》《猎杀本·拉登》中刻画的情节就十分惊心动魄。在现实世界中，2001年“9·11”恐怖袭击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68年到“9·11”事件之前的三十年左右时间，全球各地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将近13000件，伤亡人数超过62000人。从“9·11”事件以来到2006年的五年左右时间，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超过13000件，伤亡人数超过65000人。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也是非常多的。但是“9·11”事件之后，类似事件的数量大幅度提升。恐怖主义越演越烈了。第二，在“9·11”事件之前，虽然也有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但并不存在反恐战争。只是在“9·11”事件之后，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美国布什政府才决定发起“反恐战争”。那么，为什么要用战争来回应“9·11”事件呢？事实上，用战争来回应，意味着美国把自己所受到的恐怖袭击视为对自己的战争。用一位前白宫发言人的说法，“9·11”袭击在一天之内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们很难不把这次袭击理解为军事攻击。它被当作战争罪行。袭击者使用的手段并非正当的战争技术，但是它的目的是战争。因而，美国人用战争来回应战争。其次，用反恐“战争”这样的说法，也更容易动员美国的公共舆论。“9·11”事件发生后，人们经常把这次事件与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指出“9·11”事件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又一次遭受袭击，这在美国公众当中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当然，它同样也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因为全球的公众都能从电视网络中看见双子塔被撞击和随后的灾难。这种震撼也部分解释了美国何以在“9·11”事件之后能够迅速地组建起庞大的国际反恐联盟，为后来打响阿富汗战争做好准备。但是“反恐战争”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说到“反恐战争”的时候，也很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战争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不同。他说，反恐战争不会以某一艘军舰上的投降仪式结束，但它会以胜利结束。比如，美国人把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最终击毙本·拉登，当作这种胜利的标志。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标志是可疑的，因为恐怖主义本身因为反恐战争反而增多了。小布什关于胜利的说法里包含了修辞与鼓动的因素；他希望他的听众相信，美国最终会取得胜利。无论如何，用“战争”这个说法来界定美国的反恐行动，是为了让人用传统意义上战争的基本特点来理解政府的决策，那就是战争双方最终会结束战争。战争是会有个结局的，是会结束的；反恐战争也应该是会结束的，不是无休无止的。然而事实是，反恐战争不但没有彻底结束，反而刺激了更多的恐怖主义。批评者们经常指出这一点，说“反恐反恐，越反越恐”。从基础性的问题着手看，反恐战争自身就存在巨大的困难。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反恐战争这种战争，它的敌人是谁？可以简单地说，敌人是恐怖分子和他们的老巢。那么，得到这样回答之后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拿美国的反恐第一战阿富汗战争为例。这场战争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个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美国政府认定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就是“9·11”事件的元凶，因而是向美国宣战的恐怖主义敌人；第二个是当时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因为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本·拉登，它成了支持和庇护恐怖组织的政权，从而成为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这两个对象，一个是拥有正规军的当权政府，一个是拥有成规模的武装力量的地下组织，但在都拥有组织化的武装力量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类似的，也是能够以类似的军事力量予以打击的对象。这对于“战争”来说看来是恰当的。然而，这两个对象仍然存在重要的区别。一个政权是公开在一块领土上负责治理的力量，它确实可以被击败、被推翻。阿富汗战争也实现了这一点，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是赢得了战争的。但是对于基地组织来说，它也能被打败甚至被消灭，然而，它是无法像一个政府当局那样被“推翻”的。在传统战争中，战争的对象是另一个国家。就像阿富汗战争的对象之一是塔利班政权一样。作为一个政权或一个国家，是有统一的意志的。这种敌人类似于一个普通的人，只有一个头脑。一旦头脑没了，战争也就结束了。但是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其实是多头怪物，就像《西游记》里的九头虫，砍掉一个脑袋，又会长出一个，难以用一次军事行动彻底地将它根除。因此，对于这种怪物，你就不可能运用传统的战争形式来对付。其实，游击战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难题。研究战争理论的学者们也指出过，游击战，只要是成功动员起来的游击战，也就是说，获得了所在社群广泛支持的游击战，是无法被打败，而只能被灭绝的。其中的原因是，这样的组织，本来就不是按照国家，由一个制度化的权威来垄断和代表的群体。恐怖组织同样具有类似的特点。本·拉登被消灭了，可是基地组织换个领导人继续存在；基地组织消停一点了，另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又兴起了，比如“伊斯兰国”。还可以从数量上，来直观地感受一下反恐战争的困难：2004年联合国安理会确认的恐怖组织有27个；同一年，美国确认的恐怖组织有77个。恐怖组织不像国家，公开地存在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可以被看见。它们是隐蔽和流动的，像蚯蚓一样，截断了身子，还会在泥土里悄悄的生长起来。可以说，反恐战争的真正对象是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并不是传统的战争手段所针对的恰当对象。从这个角度看，反恐战争的难点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还具有更加广泛的法律、道德和政治意义。美国政府虽然把恐怖分子当作战争的对象，但是，恐怖分子却很难被纳入美国的相关法律概念当中。比如，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究竟算什么人呢？是俘虏吗？不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也不属于哪一个得到承认的交战团体的士兵。那么，他们是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吗？也不是。因为假如他们是的话，就会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可以要求得到正当司法程序的保障。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保护。据说，因为关塔那摩这个地方在古巴，所以美国的法律管不到；可是古巴又说，既然关塔那摩是美军建立的基地，关塔那摩实际上就是由美军控制，所以他们也管不到。结果是两不管，于是这个地方好像就自然而然成了一个“法外地带”。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具体的法律争议，根据我有限的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主张美国是有管辖权的。因此，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反恐战争没有属于战争对象的恰当的敌人，这是反恐战争的根本困境。阿富汗战争从2001年开打，到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历经20年的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撤军并不意味着凯旋。相反，反恐的目的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实现。倒是恐怖分子迅速用新的恐怖袭击来回敬了美军的撤离。比如2021年，在美军撤离前后，喀布尔机场附近就发生了爆炸袭击，造成了一百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军士兵。
02.
反恐战争的新颖性
关于反恐战争的确存在各种形式的争议，即便如此，仍然应该注意到，反恐战争在技术上带来的创新。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恐怖分子本质上与战争的恰当对象不同，才迫使“反恐战争”更新了自己的战争技术。关于阿富汗战争的军事方面，军事专家们有很多专业的评论。可以从中概括出这次战争显示出来的特点。首先，由于阿富汗多山地，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为此，美军动用的武器和战术很多都是针对游击战的。游击战的特点之一是隐蔽性。而美军的先进武器和侦察系统对于破除隐蔽性确实具有很大的威力。它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自然不用说。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军使用的一些特殊武器。比如被称为游击战克星的“食肉者式”无人机、威力巨大的钻地炸弹等等。这些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隐蔽的掩体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为美军取得战斗的胜利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先进武器综合起来，除了它们的打击能力，还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精确识别打击目标的能力。在我看来反恐战争中最能体现其新颖性的地方，就在这种“精确性”上。在战斗中，战斗人员的能力当然体现在“瞄准然后射击”这样的基本能力上。但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有原则的不同。因为精确制导技术，不仅可以在公开的战场上使用，还可以使用在战场之外。更重要的是，恐怖分子的隐蔽战术不仅仅指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找到山洞或其他各类隐蔽的场所。真正的隐蔽性是隐蔽在平民人群当中。我们不能想象传统的飞机大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平民社会中加以使用，但是精确制导技术却有这个潜力。说到这里，我要提一部英国电影《天空之眼》。这部电影的整个故事，就是围绕一次反恐行动展开的，决策者们要决定，是否发射导弹消灭聚集在一所房屋里、准备出发去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故事之所以具有“戏剧性”，是因为这次反恐行动中，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孩，她在恐怖分子聚集的房屋边上卖饼。袭击这座房屋会连带杀死这个平民小女孩。大家应该也不难理解，决策者们的困难就在这里。“天空之眼”能够将恐怖分子从人群中识别出来，制导武器也能准确地发射到确定的地点，但是爆炸性的武器暂时还没法避免殃及一定范围内的平民。这部电影提出了反恐战争当中关键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就是平民的伤亡问题。传统战争法的要点，就在于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但是像游击队一样，恐怖分子的策略之一，就是隐蔽在平民当中。而现实中，“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就是伪装成民航客机的普通乘客，来实施他们的计划的。精确制导技术具有创造性的潜力，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方向，不但在战场上准确地识别和锁定具体的敌人，而且最终，有可能用来应对恐怖分子利用平民来掩护自身的恐怖策略。当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技术上的能力与战略战术的定位是需要互相适应的。刚才说的战争技术的特点，与美国采取的基本策略一致。就阿富汗战争而言，针对塔利班政权的正规军和基地组织的有组织武装，基本原则当然是打败他们。但是，对于本·拉登等首要分子，美国的这个基本策略应该说是“击杀以及抓捕恐怖分子”，尤其是“抓捕”。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击杀和抓捕的策略，比技术本身更有说明价值。因为它使得被命名为战争的行动，同对付刑事犯罪的警察行动，混淆起来了。应该说，这是由恐怖分子那种隐蔽和流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武器技术向精确识别和锁定具体目标这个方向的发展，以及战略战术向追踪和抓捕敌人这个方向的转移——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构成了反恐战争的新颖性。但是，这些新颖性对于反恐本身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是警察系统再发达，它起到的作用也只是最大程度地惩罚罪犯和遏制犯罪，但并不可能消灭潜在的犯罪行动；同样，反恐战争也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
03.
反恐战争与文明的冲突
对于反恐战争的很多批评确实是很公正的，比如“反恐反恐，越反越恐”。2003年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打出了一个比基地组织更加残暴的恐怖组织。它就是“统一和圣战组织”，也就是后来的“伊斯兰国”的前身。当然，说“打出了一个”的意思，不是说伊拉克战争创造了它，而是说，战争带来的动荡局面，为这个组织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分析家们指出，这个组织能够打持久的游击战，并通过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大规模的处决，将恐怖主义行为提升到了新的水平。这不仅仅指它的残暴无度，也不仅仅指它更有效的组织和运作。“统一和圣战组织”上升的那个新高度，在于它要建立国家的野心。“统一和圣战组织”几经变形，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恐怖组织分分合合，于2006年宣布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2014年它又宣布成立“哈里发国”，这样“伊斯兰国”就升级了。它不只是众多伊斯兰国家当中的一个，而是声称自己就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是唯一正统的伊斯兰国家。换句话说，从它自己作为“哈里发国”的定位出发，世界上应该只有它一个“伊斯兰国”。它的实力不断扩展，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在整个中东、非洲、东南亚，甚至所有有伊斯兰教徒的地方，都有潜在的影响力。2015年，“伊斯兰国”向印度、中国、索马里、高加索、菲律宾、伊朗、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宣战。想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从表面上看，一个恐怖组织宣布建国，也就是以占领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成为负责任的治理者为其目标，是某种“倒退”。因为恐怖组织原有的优势，在它的流动性和隐蔽性，而成为国家则意味着它最终要变成固定和公开的，这将使它成为容易打击的对象。但是“伊斯兰国”的建国比这一点复杂。它将要抹去现有的合法国家边界，也就是说，“伊斯兰国”否定了既有的国际秩序。所以，这个“国”虽然在现实中是占领并试图扩张领土的，但它本质上是没有国界的。“伊斯兰国”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但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的极端分子加入它的圣战，而且还能向全球各地释放出它的成员。它在扩张自己的“国土范围”之前，首先已经能够以无形的方式扩张它的成员。这里指的就是那些加入了“伊斯兰国”之后，又回流到自己原来的国家的恐怖分子。以这种方式，“伊斯兰国”的部分成员，以原有国家的公民身份，潜伏在世界各地。这种回流在伊斯兰国遭到美俄等国的强力打击，甚至认为已经被“击溃”之后，反而更加具有威胁性。因为这会促使更多溃散的恐怖分子被迫向其他国家回流，比如伪装成难民。这一点对欧洲国家可能最有潜在的破坏性。因为欧洲在接受难民的问题上，也许是相对比较开放的。比如2015年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恐袭事件，随后不久在丹麦发生的恐袭事件，以及“伊斯兰国”对法国和比利时发出的恐袭威胁，这些都对欧洲国家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欧洲各国也都绷紧神经，严控中东回流人员。很多反恐战争的批评者，都会把矛头指向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把恐怖主义的问题归咎为反美。这样批评当然有道理。但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至少在面对“伊斯兰国”这样的现象时，重点要到其他地方去找。“哈里发国”的建立指出了线索。因为“伊斯兰国”升级为“哈里发国”，这点透露了“伊斯兰国”终究是把自身的正当性，建立在这个“国家”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基础上的。它不仅对欧美这些国家，而且对所有现存的伊斯兰国家，都构成基础性的挑战。它的号召力来自宗教，来自它自我宣称的建国基础。它的内部治理也以它自身确认的严格伊斯兰教法为特征。强调宗教，并不是否定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大量转向“伊斯兰国”的势力，都跟当地的动荡局势有关，还跟“伊斯兰国”有能力发出诱人的薪酬有关。但是，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也只能产生普通的犯罪组织或恐怖组织，并不能支撑一个有全球号召力的恐怖主义势力。支撑“伊斯兰国”的，还是它的精神基础。但正是这个精神基础，是反恐战争无法触及的对象，战争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人或者组织、国家。大家不要误以为，反恐战争和“伊斯兰国”，这些问题是文明的冲突带来的结果。恰恰相反，“伊斯兰国”不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而是引发文明冲突的原因。今天的这些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的存在，是在制造所谓的文明冲突，然后再加以利用。那些被“伊斯兰国”视为敌人的，首先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异端”，是那些不同的教派，甚至教派相同的普通百姓。也正因如此，由美国等大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无法治愈的“根本”，不在于几个恐怖分子的头目，而在于伊斯兰世界本身。但愿未来伊斯兰世界自己能够意识到，他们需要联合起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形式和国家合作，解决它自身内部的“宗教战争”。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作结：如果说，保家卫国的游击战争是在一国的边界内部，挑战了国家制度，那么恐怖主义则是在超越国界的意义上，挑战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它的存在和运动，将会激发这个国际秩序自身发生转变。*本文整理自看理想App节目《现代的冲突：战争与国际秩序》第23期，内容有删减，完整节目内容欢迎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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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ruicen、山楂
微信内容编辑：布里、婧文
封面图：《天空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