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书记之女：给我的特权让我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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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走的当天，其家人急告远在美国西雅图进修的女儿满妹赶紧回国。情况紧急，满妹急匆匆地拨通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我家里出事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对方听后极不耐烦：“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十点多了，你们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说罢，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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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四十年前家乡的一位“新郎官”。这天是他的婚礼，按照村里的规矩，晚上我与同学代表各自家庭前去付礼祝贺，吃了一点酒菜后告辞离席。新郎官听说人走了，快步追到街门外，急忙从身上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同学，并擦着火柴点上，但却把一旁的我给“忘”了——因为同学有“背景”，其父是大队干部，而我家却是普通社员。上述那两个外交官，别看他们洋装在身，也混在美利坚的大都市里，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洋文，但灵魂深处的东西，与老家农村里的那位“新郎官”，实在差别不大。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看等级下菜碟，此等市侩，历存久矣，以至令人见怪不怪。市侩的眼中无人，只有人之外的权和势。一旦“上等人”沦为“下等人”，其“待遇”同样会从“春天般的温暖”转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多年来，这句话我们一直在喊，但是，“站起来”首先应是精神站起来，具有健康、健全的人格，懂得并自觉践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尊重人权、反对特权等等，倘满脑子封建遗臭，怎么能“站起来”呢？一些自认为“站起来”的人，其实仍是在跪着。 

显而易见，满妹笔下那两个外交官，既乏现代公民理念，又少传统美德的“恻隐之心”——“我这里将两位好有一比呀”，比作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不差毫分。 

忽然想到，有的同胞到境外旅游为什么不受欢迎？我们的国家形象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为什么存有“争议”？我们的“软实力”为什么总是硬不起来？乃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总是低迷？……这些疑问，都可以从几十年前驻旧金山领事馆的那两个外交官的言行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