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揭露日本之耻，新作《黑箱日记》：是绝望让我做了这一切

2015年，26岁初入行新闻行业的实习生伊藤诗织遭到山口敬之迷奸；2017年，她对这位与前首相安倍晋三私交甚密的、前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提出性侵诉讼；2019年胜诉，这也是新闻上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时刻，她和律师举着写有“胜诉”二字的白纸冲出法院。

一切好像有了结果，有了交代，但是她的生活仍在继续。她仍然需要去面对创伤之后的各种情绪，但她也成功熬过了所有黑暗的时刻。

今年4月3日，关于此事的纪录片《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ies港译：《黑箱日志》）在第四十八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进行亚洲首映，并入围火鸟大奖纪录片竞赛单元。这部纪录片在电影节上一座难求，刚开票就已售罄，作为媒体需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开始排队才获得观影机会，两场放映后因观众们高涨的观影热情更是加场放映，即使工作日也近乎满座。放映时现场更是哭成一片，大家互相分享纸巾。每一场问答结束后观众都排着长队，找她签名合影拥抱。

首映结束后在问答环节时远远见到伊藤，当时就觉得她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人。在电影创作者下榻的酒店咖啡厅里，凹凸镜有幸采访到了导演伊藤诗织以及制片人Eric Nyari。这次采访可以近距离与她对话，更是有种追星成功的感觉。性别议题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她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采访过程并不沉闷，更像是与朋友的一次聊天，结束后更是被她的热情和活力感染。在香港短短几天，在繁忙的电影节日程里还去赤柱看了海。她是多么有生命力啊，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痛苦，那么多对她作为受害者的质疑，她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创作者，一个对生活怀着巨大热情的人，永远相信爱的力量，相信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努力会变得更好。就像影片中也加入了许多她与朋友们大笑的片段一样，因为即使在生命低谷时，生命也不总是苦大仇深，这些笑声也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希望外界对她的理解不止是关乎这个案件，不只是“受害者”、“幸存者”，她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是作为“伊藤诗织”本人的存在。

一、从记录到纪录

一开始，伊藤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开始用视频及录音记录下跟案件和相关方沟通时的关键信息。这部影片不止是一份对案件过程的调查记录，也融合进第一人称“日记体”的自白，视角在记者的职业身份与亲历者的角色之间游离，让观众看到一份更立体有力的作品。

影片从一片深蓝泛光的海面开始，片头浮现出文字提醒大家需要深呼吸来面对这一场电影。

制片人Eric告诉我，在2017年，一名瑞典的独立纪录片人Hanna来到东京鼓励伊藤诗织一起拍摄，她们有了做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即使最初对影片的呈现方式、架构都还没有清晰的结构，但她们尽可能捕捉能拍到的所有瞬间。

第一个画面是伊藤对着手机镜头的叙述：2017年5月10日，就在28岁生日的5天前，她有机会说出之前发生的事。5月29日，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实名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受害经历，宣告已向检方审查机构提交复议申告书。

她在日记里写道：Today is the day I’m going public。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中，她面对镜头的口头表达，以及日记的书面表达都是以英文作为第一语言。高中时就依靠自己的力量申请奖学金去美国读书，在美国接受教育。伊藤在书中也提及过对英文和日文的反思，日文无法直接拒绝、表达愤怒或“粗口”，英语却可以。这两种语言就像是两种人格，在影片中，手写的英文日记以更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观众也更直接地感受到她的情绪。

“我想重申强奸的可怕，以及这会如何影响人生，我体会到我们的声音其实非常微弱。”在发布会上，她穿着黑衣，笃定而直接，却用尽所有能量。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选择站出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让案件变得公共化。而在日本，揭露和谈论这些事情被认为是可耻的。死亡威胁、网络欺凌和仇恨邮件涌来，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公寓去朋友家里居住。

“原生家庭”是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题目，伊藤诗织也受其困扰。影片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家庭的片段，我们也看到伊藤童年时的照片。“家为何物”也是某种围绕着她个体经验的母题。与她关系最亲近的妹妹发来“你会被污名化”的一段语音。伊藤诗织坐在车上给妈妈打电话告知不予起诉的结果。父亲提出会陪她上庭的决定。各方的来电，语音在漫长的隧道画面中一条条播放，隧道曲折蜿蜒没有尽头，就像这一段挣扎于家人与对真相坚持的路途漫长遥远望不到边。

影片制作的另一难点在于公共与私人表达之间的取舍，制片人Eric说，她以电影制作者、记者的身份工作，随着事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时，她不得不面临更多的伤心和困难。不同身份的存在，这种角色的交织变得更加艰难，不过她一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应对，她能够做到的事情，以及愿意将自己的经历做成材料，这非常强大。

在这部长片之前，2018年BBC曾经上线过一部59分钟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更聚焦于事件本身以及日本的社会问题。在问到新闻纪实与电影长片之间的区别时，伊藤表示，叙事方式非常不一样。这部纪录电影需要更私人化，更情感化的表达和电影感的叙述。不管是文本形式的私人日记，还是面对手机、相机镜头的喃喃自语都是素材的一部分。而影片最大的困难是在剪辑环节，他们一直拍到了2020年，有400余小时的素材，用了四年的剪辑时间。首先从400个小时的素材中去寻找构建能够成一部影片的内容就极为挣扎，而其次是因为由于保密性和各种法律等原因，她只能记录一些调查过程的音频。所以这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当没有谈话者或其他视觉化的内容时，为了电影的成立，必须想办法在屏幕上做一些更抽象的创作。

纪录片《日本之耻》

影片中有多段录音，特别是与警方调查人员A的通话录音是她在梳理案件时发现的关键点。我们在电影中能更直观地看到了《黑箱》书中没有呈现的片段。虽然这位调查员A在案件推动中起到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提供了许多有效线索，但是在摄影机记录下的通话片段中，我们也听到了他的酒后失言，包括希望邀请伊藤吃饭，如果工作丢了希望伊藤养他等等，如此种种介乎于玩笑与调戏之间的冒犯话语。现场观众在看片时也大为震惊，嘘声一片。画面中的伊藤需要强忍装笑来应付，通话结束后，她才可以卸下所有，长叹一声。这些需要于男性周旋的瞬间，不止是发生在伊藤身上，更是女性的日常，相信所有女性都能感同身受，无需多言。除了A，在案件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方，都像太极图一样，黑白交织：有最后一刻才选择站出来作证的酒店门卫，也有出于选举目的邀请伊藤加入政党的东京都知事，人性没有绝对的善恶，这些人物的存在一一被呈现出来，没有多余的评价，但让这部影片多了可以深入分析的社会性。

“她希望不单纯被视为受害者，而是作为一个保持初衷的个体，带着记者的敏感与使命，去完成这部纪录电影，揭开日本社会的黑盒子。”影片的制片人Eric说，“她一直在努力追求让人们谈论一些事情，使之不被遗忘。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对她来说经历这一切并且再一次的回溯也异常痛苦，对观众来说也是如此。”画面上的日本街景，无数脚步略过，行色匆匆的人群，街道上着黑衫西服、穿高跟鞋的打工族，密密麻麻，压过斑马线，暗示在乌合之众中要做吹哨人，揭开黑箱，压力可见一斑。

二、多种身份

因公开“案件”而成为公众人物后，被当成一位“受害者”或是“幸存者”，背负起“日本反性侵第一人”或“#metoo运动代表人物”的标签，让人们常常忽视她也是一名新闻记者。

伊藤从小就憧憬成为新闻记者。然而，当她进入报道现场，却发现新闻也有其局限性，她开始思考是否有一种报道形式，能够真实地呈现事物的本质。“开始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我学习摄影和新闻。但是由于我的第一份能找到的工作是视频记者，所以当我在这家媒体工作时，必须只用 3 分钟的时间来讲述一个故事。可是3分钟远远还不够，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无法真正看到其中的人类情感，故事在短视频里被消耗和遗忘。我想探索什么是更好地讲述故事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决定投身纪录片领域。她在《裸泳》一书中也提到，如果她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对现行法律有任何不满之处，或许她也在拍摄跟这些主题相关的片子了，可是偏偏却遭遇了性侵。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新闻，都是对真相的追寻与挖掘。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不是其他人，而是诗织本人。首映映后也有观众问到，为何选择自己来主导这部作品。她觉得原来也看到过其他类似的片子，但是亲历者作为导演自己讲述的情况并不多，这不公平，为他人发声也并非一件易事。她知道所有的真相与事实，她可以在片子中加入情感的表达，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除了这一部纪录长片的尝试，她一直默默地在纪实专题片的领域深耕。性侵发生后，她一边忙自己的案子，一边也从未停止过工作。腾讯视频上甚至还能找到第一部伊藤自己做导演，关于日本老龄化孤独死的片子-《老年公寓清洁队》。她关注人权和女性处境，非洲女性割礼、环境议题等影片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及网站如AI Jazeera、经济学人、Vice等上播放。

她是记者，也是两本书的作者。《黑箱》主要是关于案件的细节内容，多国性别法律的对比，以及社会教育意义的指导，第二本书《裸泳》更多是个人生活的随笔，其中也包含对亲密关系，家庭的反思等等。伊藤说，实际上最开始写作是为了能更好地制作这部电影。她开始翻看之前写的旧日记。“那是我最诚实的地方。我觉得我需要继续面对我的感受，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作为一名记者，我感觉自己与自己的情绪有距离，所以这是一种检验我能在多大程度上面对自己的方式。”

“因为我真的必须经历作为幸存者、作为记者、作为一名来自日本的女性所经历的一切。我认为关键是找出我的感受，如何让自己对自己诚实，发现自己是如何变得脆弱，如何重新坚强的过程。”

三、力量

“是绝望让我来做这一切，因为我相信讲述故事的力量”

反复陈述糟糕的经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揭开黑箱，也面临重重阻力。特别是在面临监察系统的失语、无力，新闻的噤声时，我好奇她是如何可以坚定走下去。

“实话实说非常难，就像那些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被拘留了，我的朋友也有被拘留的情况。不过我认为永远都有空间。如果从司法系统开始，警察工作得很好，我就不必发声了。如果其他媒体或其他记者能够找出真相，我就不必自己去制作纪录片了。我猜正是他们的失职，我才不得不站出来。是“绝望”让我来做这一切，因为我仍然相信故事讲述的能量。但有时这很困难。有时很难突破。但这次我学到的是，或许有时很难在自己的家乡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如果从外部的视角你或许可以尝试。你可以与其他人建立联系，这也是寻找其他方式的机会。”

如果大家想支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们？

“有人告诉我，我一直在默默为你祈祷祝福等等，我非常感激，他们很善良。但是我没有第六感，即使你在心里为我祈福，我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大家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得在网上留下温暖的，爱的话语。当我作为幸存者，在面对网络上其他可怕的评论时，这些善意的话会越过那些负面评价，会脱颖而出。即使你不认识面临这种威胁的人。如果大家可以留下充满爱意的评论，把不好的评论淹没，那我们就只能看到更多支持性的话了。”

四、性别运动的反思

“当然还是要相信爱啊！”

东亚社会里的女性主义者们在身体力行的践行着女性主义，韩国女性“生育罢工”，日本也有“花朵运动”。我询问她对于婚姻，爱情和家庭的看法。

“当然还是要相信爱啊！我从未结婚或离婚，我只是不相信纸上的日本合法婚姻，因为我看到我最好朋友的朋友经历了离婚的艰难时期，离婚真的很难。结婚、爱情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如果可以自由地选择去留也很好，但在日本，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不太相信。也许有一天我会选择，但只有当我觉得我有自己的基础，并且也许我感觉足够独立以便我可以随时退出婚姻时，我才会选择。我不会在经济上、情感上依赖这个人，我需要一个自由的身体。

有趣的是，日本和韩国的法律背景非常相似，但运动却截然不同。韩国妇女勇于走上街头，这一点我在日本还没有看到过。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近代历史中，我们并没有真正成功的社会运动。就像八十年代的韩国一样，他们的运动非常成功，他们提高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试图恢复民主。但我们几乎同时在日本失败了。

不过我们日本的花朵运动也是一种进步，我们有空间在公共场合谈论性别问题。在这之前，我无法想象人们会在公共场合分享他们的性暴力经历。手上拿着你最喜欢的花，温暖地相互支撑，真是太好了。大家聚集在一起，倾听不同的声音，倾听人们的意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日本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也在以某种方式践行女性主义。”

同时她也告诉我，在日本如片中所见，大多都是中年老年的女性才会有这样的意识，参见公开活动进行分享。但是这次在映后签名交流时，她发现有许多中国内地的年轻人专门过来，还带着她的书，这样年轻的群体让她觉得备受鼓舞非常惊喜！在香港见到的年轻观众们让她感受到了更多的觉醒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