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由我：女性为什么不结婚？

【我为什么反对“女拳民”？】最近婚姻家庭领域的恶性事件很多。

家庭伦理惨案频发，重庆母亲“高空抛娃”，令人发指。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扭曲的中国家庭：缺位的丈夫，冷漠的婆婆，崩溃的妻子。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婆媳矛盾、产后抑郁，关爱女性、关爱年轻母亲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女拳主义者却趁机频频打拳，挑动性别对立，散布仇恨，撕裂社会，把一切问题归结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现代女性被这种“女拳”主义充斥头脑，“女拳民”追求的不是“男女平等”、“自爱自强”，而是寻求性别特权，只肯享有权利，不肯承担义务，只许我挑你，岂容你挑三拣四？只许我出轨，不许你劈腿；彩礼不能少，嫁妆不可有，即便有也应当属于女方专有财产。甚至“女拳PUA”课程大行其道，如何通过恋爱和婚姻敛财致富，合法搞垮夫家，“毒妻”翟欣欣竟成为另类偶像。

最新出台征求意见的《民法典婚姻编司法解释》也是添乱，以“保护弱者”的名义，慷他人之慨，给离婚增加了家务补偿和离婚后经济帮助。家务补偿对全职太太尚有其合理性，但经济帮助把婚姻关系当成了扶贫的依据，让前夫前妻去扶贫。这只会让男性更加“恐婚”，尤其是高净值男性，不结婚才是理性的选择。只同居不领证，针对这种情况，司法解释有一大创举，男女同居关系某些条件下也可比照准婚姻关系处理，分割同居财产。这意味着，未来的一代人可能是最孤独的一代，不但恐婚，连同居这种亲密关系也排斥。独居为主，偶尔约会滚床单，可能是未来主流的生活方式。这种规则，就是中国特色女权主义的产物，貌似优先保护女性，实际是抑制男女结婚和同居，尤其是女性“上嫁”将变得更加艰难。

恶果就是，“女拳”意识越来越强，城市剩女越来越多，结婚率暴跌，离婚率暴增，现代婚姻制度风雨飘摇，命若游丝。不婚不育保平安，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但对整体而言，无异于社会自杀。

现代很多中华田园女拳民，盲目崇拜西方，断章取义，是错误的，她们追求的不是平权，而是特权，不是成长为独立的女性，而是蜕化为高度自恋的巨婴。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让男方供养，而是把女性当做劳动者解放出来，让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活，解放妇女的生产力。经济独立才有人格独立，人格独立才有自由选择，真正的女权主义是让女性成为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上野千鹤子是日本的女性主义者，以批判“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著称，《结婚由我》是她的婚姻观，不是鼓励不婚，而是给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上野千鹤子女士自己其实是秘密结了婚的。

我其实是女权主义者，赞同自由、平等、理性、友爱基础上的女权主义，反对建立在性别对立、零和博弈、愤怒与仇恨之上的巨婴式女拳主义。

只有结婚和生育大幅减少，

这个世界的下一代才会幸福

作者| 夏冰雹

在上野千鹤子《结婚由我》一书中，我们窥见了日本社会在不婚和少子化浪潮中的个体挣扎。这本社会学家的对谈录不仅是对日本现状的剖析，更是对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社会变革的预言。在这一背景下，个体如何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30岁之前，读一读这本书挺好的。

1. 结婚负担重，日本男性比女性更不想结婚

上野说: “对女性来说，亏的是时间；对男性来说，亏的是金钱。女性之所以感觉失去的时间，是因为她们的结婚观念是‘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全都要自己扛’。男人之所以感觉失去了时间，是因为他们的结婚观念是‘是男人就要独自养活一家老小’。”

在日本，男性不婚意愿比女性更强，因为结婚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工资上交家庭之后，男性几乎没有零花钱，另外，年轻一代男性收入水平低，职业晋升通道狭窄，很难吸引到愿意与他们结婚的女性。总体来说，收入水平越低的男性越不愿意结婚，但是一部分高净值的男性也选择不婚， 因为娶到的老婆很可能要求他也承担家务和育儿工作，无法满世界乱飞，那么家庭也是成本和风险。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结婚无法改善生活，还会陷入“时间贫困”，既要上班挣钱，还要照顾丈夫、养育孩子、照顾老人，还不如和原生父母一起生活。越是持有传统的男外女内的思想的日本女性，越不愿意结婚或晚婚，因为在萧条的日本，多数年轻男性的薪资水平低，无法让她们安心当全职主妇，“被迫走出家庭”，成为疲惫的双职工家庭。

当结婚无法提供男女经济、情感的保障时，结婚自然而然从生活的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

2. 全职主妇是上流阶级的专享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了严重的内卷，黑心企业越来越多，剥削年轻人直到重度抑郁、跳楼，所以无论男女，对劳动都有忌讳和恐惧的心理，他们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不工作。但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会受到不同待遇。上野千鹤子说：“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可以被当作一个退出劳动市场的借口，她们可以用爱做家务、想结婚一类的性别用语来粉饰这一愿望，但是男性就没法用这个方法，所以就只能是家里蹲（蛰居），或者变得愤世嫉俗。”

在日本，全职主妇不是普通阶层能享受的，学历越高的女性越想成为全职主妇，实现的可能性也更高。随着日本经济低迷，男性收入普遍下降，家庭经济压力增加，双职工家庭的比例超过了全职主妇的比例，但是双职工家庭的年收入普遍比全职主妇家庭的年收入更低。

这一趋势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在美国，家庭主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中产必须为生计奔波，把孩子孤零零丢在托管所；但是高学历、高收入父母选择在家亲自教育孩子，从而赢在教育起跑线上，更好地巩固阶级地位。

3. 结婚和生育减少，下一代才会幸福

如果结婚、生育是迫于外界压力，而不是发自内心快乐的选择，只会痛苦加倍。上野说：“日本的男女出于习惯去结婚，出于习惯去生育，成为父母。我认为，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之下，最大的牺牲者就是孩子。所以我的立场就是：只要结婚和生育的人减少，那么牺牲者就会减少。” “如果忍受无爱婚姻的男女变少，被无爱的父母抚育长大的孩子会变少，这样不是很好吗？”

劳动力工作时间过长，必然会导致家庭育儿的不幸。日本一些双职工家庭，没时间带娃，孩子的祖父母年纪也很大了，社会托儿场所也不齐全，只能硬着头皮面对极高的生存和育儿压力。还有许多女性在有孩子后，发现丈夫是甩手掌柜，沟通无效，从此一辈子心怀怨恨，夫妻关系僵化，孩子也跟着被连累，社会学家水无田气流认为，丧偶式育儿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而不能一味归结为丈夫的懒惰以及性格问题。毕竟打工时间越长，养育时间越少，孩子越受罪。

日本女性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想生的没法生，不想生的却必须生。在许多发达国家，结婚和生育已经分割开来了，没有合适对象的女性也可以合法生孩子；但是在日本，只有进入婚姻才可以生孩子。水无田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做到想要孩子就可以生孩子，想要多少就可以生多少。而与此同时，不想生育的女性也不再遭受批评和责难。”

4. 担心出生率低的只有财界而已

上野指出，孩子变少了，没什么不好，国民经济规模小了，那就去适应缩小经济就行了，实际上，为不婚、少子化苦恼的只有财界而已。

我非常认同上野的观点，毕竟“人口红利”的受益者或许并不是个体，而是大型资本。个体被汇集到狭小的城市空间里，争夺有限的资源，劳动力越是受着高度竞争之苦，资本家越欢喜，用着比AI技术还廉价的人力，不必搞创新，维持现状就能巩固现有的资本和权力。更何况在一些福利制度、社会养育缺失的地区，人们用辛苦的劳动换取微薄的薪水，还要承担养育下一代劳动力的责任。

对于财界来说，太划算了，每付一份工资，每个家庭就会贡献两份市场劳动力，附赠无偿的生养服务，这和商周时期的中国奴隶主、几百年前的西方奴隶主如出一辙。‍

我认为，少子化是中国未来的机遇，让下一代不必当廉价的劳动力，人少了，才有和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倒逼企业戒断劳动密集型的瘾头，创新经济模式。

更何况，全球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依赖新的劳动力、新钱、新资源的增长模型简直是庞氏骗局，提出这个模型的凯恩斯早在100年前就预言，人类的资本累积只能维持450年（从1580年到2030年），那时人类已经解决了基本需求的问题，新技术能分担大部分辛苦的劳动，人类一周只用工作15小时，不再追求财富，而是专注更高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除了坐拥江山社稷、金山银山的人士，普通人对于少子化现象没什么好操心的，无论你生不生，世界照样转。正如上野所说，“人不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去生育的”，而是出于个人意志的选择。

5. 女性生育的动机是什么？

一些生娃的人表示，有孩子更快乐，真是如此吗？一项研究统计了22个发达国家的父母的幸福感，无论男女，当家里有未成年孩子时，他们的个人幸福感和婚姻幸福感都会降低一些。普林斯顿大学和石溪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父母和非父母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水平相似，但父母比非父母的喜怒哀乐波动大，像坐过山车。所以，有孩人生与无孩人生相比，主要的差别在于情感波动。

有的日本女性生娃的动机是希望孩子可以继承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向社会持续产生影响力。上野认为，这样的父母没有将孩子当成有独立人格的人，和大企业老板把生孩子当作接管家业的工具，没有任何区别。

上野提供了另一个常见的生育动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了这种有限的东西与未来相连，就会想去播撒新的种子，这种欲望是发乎自然的。” 我们也可以将其解读为生物学所说的“自私的基因”，生物体是基因的生存机器，生物的行为和特征是为了服务基因的复制和传播，人类就像牵线木偶一样，稀里糊涂地繁衍。

我们应该如何做选择？我认为，在考虑生育决策时，应当问自己：如果不用结婚也可以合法生孩子，如果女性不需要男性精子也可以生孩子，如果没有传统婚姻和养老压力，你要不要带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事情，让你想要冒着生命危险和另一个新生命分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真爱，这个孩子会幸福；如果不是，还是慎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