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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贾鹤鹏
最近，源于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反以抗议，在校方清场拘捕甚至开除部分学生后迅速向全美校园中扩散，包括我曾经求学、生活的位于偏僻的美东小镇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在内的一大批名校，都发生了学生占领校园中心区域的群体抗争事件。与以往的学生抗议活动不同，这一次各大学都迅速采取了清场行动。
与美国舆论对此关注不多形成对比的是，在大西洋彼岸的中国，这一事件得到了不同类型的媒体和评论人的报道与点评。除了官媒对诸多院校抗议及其随后的“镇压”行动进行报道外，在各种公众号上，认为校园抗争不过是美国很随意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美国社会的割裂，再到声称大学中大部分亲巴活动分子是混进校园的社会政治人士或移民，各种声音，不一而足。
我不在现场，从美国媒体得到的信息以及深入分析也较少，因此对这场算得上席卷全美的抗争的是是非非本身难以评论。但更加引发本人观察和思考的，却是大学生这一政治上最为激进的群体，实际上在近年来极少发生大规模校园抗争这一现象。上一次如此广泛地发生占领校园（中心区域）活动，还是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彼时本人刚刚到美国，第一站坐标是麻省理工学院，对学生大学校园抗议这一缺乏经验的现象，当然充满好奇，也做了就近观察。
实际上即便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真正去占领校园的也不多，更多的是占领所在城市的中心商业广场，只有比较偏僻的附近又缺乏商业中心的校园所在地才会成为学生们“占领”的目标。这也难怪，因为顾名思义，“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剥削，抗议和占领的目标当然要成为投行或金融界人士经常光顾的地方。
此后，我在长达13年的时间中，虽然历经麻省理工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高校，但再也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学生校园聚集事件了。即便2020年疫情期间燃遍全美的以黑人佛洛依德被警察虐杀为导火索的黑人反暴运动，也很少发生在校园中。为何大学生这一政治上最激进的群体，反而很少在校园中群体抗议呢？
根据我观察，其实缺乏校园集体抗议的一个首要原因，是美国大学生们、尤其是各类研究型大学的大学生们太忙了。这么说，绝无意对比中国的状况。如果我们说因为要做实验，全世界的“理科狗”们都很忙，而政治上更容易活跃的文科生，在美国的状况也绝不轻松。这不是因为美国大学生会有更多课程或更多作业，而是有更多的让“做作业”显性化，因而也很难开小差的习惯和安排。与国内类似，美国大学课程尤其是文科课程基本上分成大班公共课和小班研讨课（seminar），本科生两者兼具，研究生则基本上都是小班研讨课，十几个人围绕着动辄十数篇教授预留的文献讨论上2-3小时，加上美国学生普遍愿意表现，想课前不仔细看文献而蒙混过去，那需要巨大的“勇气”。而对于上百号人的本科生大班，学生们想轻松一点也有困难，因为博士生助教们会差不多按照10-20人一组来“关照”大家。而博士生助教们也不敢偷懒，因为大部分文科博士的助学金或津贴来自助教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性的议题很难激发学生们放下学业去集中抗争。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察，目前似乎还没有文献研究佐证校园学术负担与群体抗争事件的相关性。但另一个原因则是显而易见，并得到了美国公共舆论的广泛认可。那就是校园政治氛围本身已经很左，也就是很自由化。在西方，激进的学生们一般都偏左（认为公平重于效率）和偏自由派的（认可气候变化与环保、支持移民与弱势群体、赞许同性恋和性别自由等）。在校方和教授们同样都很偏自由派的情况下，学生们也就没有什么动力组织校园群体事件了，因为没有靶子。学生们不是不抗争，而是不在校园中抗议。比如佛洛依德被虐死事件导致的全美抗议，都发生在各类城市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近年来，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势力回潮，虽然特朗普能否再次当选还存疑，但越来越多的州政府是由更加保守的共和党力量所把持，在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阿拉巴马等南部红州（共和党势力处于支配地位的州），一大政治议程就是通过施加财政压力，努力破除校园中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此前，校园偏蓝确实愈演愈烈，2016年，我所在的康奈尔大学，96%的教职员工政治捐款都捐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以至于倾向于保守派的福克斯新闻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具有挑衅性的钓鱼采访——福克斯新闻采访拍摄团队堵在学生们必经之路（背后有康奈尔名称和Logo以烘托氛围）上采访此事，并把被校警干涉的事件搬上电视，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校干涉新闻自由“舆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占领校园，应该是由右翼人士发起来针对偏左的校长和教授们，偏偏这样的人在校园中数量太少。2016年大选年，我出于好奇的目的专门去“观摩”了康奈尔共和党党团集会，结果很失望，党团集会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十名学生的样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的大选年我正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奥巴马来演讲，校园中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在大方向上政治立场一致，并不意味着学生与校方或教授们之间没有分歧和冲突，那这些分歧冲突为什么不会引发各种哪怕是局部的“占领校园”运动呢？我在康奈尔求学和生活的9年时间中，曾经目睹的一次政治立场一致但很多学生与校方意见相左的“事件”，大致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这一事件是研究生们要求建立研究生工会，而校方反对。在几个月时间中，研究生中的活动分子广泛串联，校方也不甘示弱，除了进行公开陈述外，还给研究生大约加薪了5%左右。最终，在研究生大会公投中，反对组建工会的研究生占了多数，研究生工会动议受挫。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生活动分子主要利用电子邮件组和脸书推特进行组织和串联，偶尔也会在学生食堂举牌呼吁，不过人数似乎不多。通过这一事件似乎可以看出，制度化的异议表达叠加社交媒体带来的低成本聚集功能，让学生们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必要来组织高成本的对抗性的占领校园或其它大规模校园抗争运动。顺便说一下，建立工会这一看似保证劳工权益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到工人阶层的支持，因为很多工人担心，工会带来的对抗性行动，会减少企业利润，最终影响了自己的生计。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康奈尔研究生们，似乎更大的顾虑是怕成立工会可能带来很多对抗性活动，影响学业吧。既然在大方向上师生政治立场一致，在具体问题上学生们担心影响学业，那这次亲巴反以的校园抗争，何以会席卷全美校园呢？这可能要从与这一事件直接相关的犹太人利益群体对美国社会尤其是对精英阶层的强大影响说起。上文所说的大方向上校方与学生政治立场一致以及制度化的异议表达机制化解了大部分校园抗争，但在针对以色列进行抗议这个议题上，这两点显然都不灵了。如果说在如今严重对立的美国两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双方立场高度一致的议题，支持以色列无疑是其中一条。本文并非政治时论，不打算对此进行深入分析，而更关注这一点对校园政治文化的影响。以我个人学习和工作过的大学而言，学校的最大赞助方，多数是犹太富翁。像其他大学赞助者一样，犹太捐款人在名义上是不能提任何政治要求的，但抵制排犹反犹，似乎从来都是政治正确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需要专门提出来，这就像支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具有天然的道义正确性一样。在我所见所感的大多数情况下，对排犹反犹的抵触和压制，一般都没有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更像是社会共识，至少是包括大学师生在内的社会精英的基本共识。但这样一个共识，却在哈马斯越境暴恐、以色列大规模报复导致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中，与另一个自由主义的共识形成了尖锐对立，后一个共识，正是同样具有天然政治正确性的支持弱势群体的共识。作为一位传播学者，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就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信息和态度被政治立场所扭曲，所以在最近，我也格外关注了巴以以及俄乌冲突中既定态度如何导致人们呈现迥然相异的事实。回到本文的议题上，一些国内亲以论者似乎认为美国大学校园的亲巴抗争，是被社会别有用心之人混入（美国大学校园都是没有围墙的）造成的。本人没有赴美调查，不敢对此做出任何断言。但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长期把支持非法移民、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和弱势群体作为政治正确的基本信条的美国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游行来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同情，以及由此来抗议以色列政府，这非常正常。但公开游行来同情巴勒斯坦苦难甚至是抗议以色列政府是一回事儿，支持和表达排犹言论则是另一回事儿。在城市中心广场去游行亲巴甚至是反以，几乎不会有任何政治或行为后果，即便因为现场言行过激被警察拘留，返校后一般也不会受到校方处理。但这次情况不同的是，在公共空间抗议和网络空间上公开进行反犹甚至重复哈马斯的“在地球上抹去以色列”说法的行动同步存在。这就越过了美国精英尤其是执掌权力的精英们的底线了。在广场上批评以色列政府，这一般会被默认为一种政治言论或行动，在美国和西方的大学中，这种行动一般会被默许。但在校园中发布过激的反犹声明则会被迅速追究。康奈尔大学一位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去年就因为在脸书上发布了过激的反犹言论而被开除。但让这一次的事件更加复杂的，是扶助贫弱这一校园自由派的基本政治信条，与压制反犹主义这一美国精英政治的底线，形成了激烈冲突。而经由弗洛伊德事件等激进行动洗礼的“扶助贫弱”理念，自身也在走向激进，并助长了从同情巴勒斯坦到批评以色列再到进行反犹宣示的过渡。这也就导致了一大批本身就是自由派信徒也得益于大学自由派思潮的大学领导人，左右为难。例如，前不久刚刚辞职的哈佛大学非裔女校长盖伊（Claudine Gay）2023年5月刚刚获任校长职位，而她作为该校首位非裔女校长的身份曾经被作为新闻亮点。但在亲巴反以的抗议活动中，她对各种反犹言论一度持有默许的态度，这为她及哈佛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终，盖伊于今年1月2日辞去了校长职务。而另一所常青藤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女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已于12月9日宣布辞职。两位顶级名校校长因为压制校园反犹主义不力而去职，以及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被要求出席国会听证会，这自然说明了美国精英阶层亲犹力量的强大。始于今年4月的哥大校园抗争及其此后向全美各大名校的蔓延，说明了同情贫弱的校园自由主义信念，终于与一贯容忍学生其它自由主义行为的亲犹护犹的精英主义的底线立场，形成了直接冲突。而亲犹力量让顶级名校校长辞职的能量，很显然远超过特朗普阵营对自由派精英们的抱怨（以及上述的南方红州希望通过财政压力来抑制校园自由主义的行动），这也导致了愤怒的学生们不再像此前一样，把抗议的主战场选在校园之外，而直接在校园内安营扎寨，把校方也当做抗议的对象甚至是主要对象。学生们提出的斩断大学与犹太金融集团通过接受捐款和进行校友基金投资而形成的利益关联的诉求，也明确指向了学校管理方。而对于顶尖大学大学来讲，拒绝犹太大亨捐款是想都不用想的不可能的选项，这又进一步会激化学生们的情绪，导致抗议螺旋型升级。因而，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何很少校园群体抗争的美国大学生（也包括不少左派教授）们这次选择了占领校园？因为在校外抗议已不足以反映师生们的诉求，而过去默许学生们的校方，这次自身成了抗议的对象。无疑，经过一段时间们的抗议，不论警察是否清场，学生们都会散去，因为情绪宣泄过后，学业还不得不面对。但抗议所体现的美国社会的撕裂，尤其是深入到校园这一传统上自由派一统天下的地盘中的撕裂，恐怕还将持续下去。
（本文作者贾鹤鹏为苏州大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有过20余年科学报道经验的科学文化评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