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塞命运共同体”，看塞尔维亚缘何脱离西方，选择中国

《克服欧洲》 [塞尔维亚]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 著，彭裕超 译，活字文化 策划，涵芬楼文化 商务印书馆 出版，2023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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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伊奇认为，那些主张南斯拉夫人因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就注定要将融合东西二者作为使命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处，都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就算东西文化之间真的有明确的分界，就算这一条分界线正好落在南斯拉夫，这种人为的文化融合依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化不是可以任意组合的特征集合，而是一种有机合成，不能靠人为的概念和死板的理论拼接出来。

如果南斯拉夫人不是欧洲人或者西方人，如果道德教化者所想象的东方不存在，且南斯拉夫不需要，如果东西之间的融合不可能实现，那么南斯拉夫人还有什么出路？在武伊奇看来，关于东西方的争辩完全是徒劳的。所有被提出的问题都是错误的，它从外国人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得到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答案。南斯拉夫人的文化未来并不取决于是否愿意模仿西方，是否在想象的东方里发挥作用，也不取决于是否能够融合两者。正如斯宾格勒所指出的那样，它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找到自己风格的能力，不要在乎外人将其归入西方还是东方。只有对其自身的过去加以观照，对自己世界观的特定表达加以了解，对自己的生活形象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加以认识，才能找到自己的风格。

“我们既没有被东西方的分界线分隔开，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找不到这条虚构的抽象分界线，它把一部分人划到西方去而把另一部分人划到东方。”武伊奇还指出，从文化上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实体，“它的基础可以从遍布南斯拉夫各处的口头诗歌中找到，那是我们对世界和生命的史诗表现”，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到萨洛尼卡之间的民族的思想吗？可以发现他们的原生世界观和对生活的理解吗？武伊奇认为，南斯拉夫文化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是否能为这个问题找到积极的回答。

武伊奇让范畴得到传播，让理论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旅行——他把归属东方和模仿西方的问题与南斯拉夫文化的本真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既不是归属东方，也不是模仿西方，而是以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民俗传统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原生文化风格。矛盾的是，尽管武伊奇坚信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和文明的二元对立，但他还是成功克服了十多年来在东西方争辩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身份认同和他者性的二元逻辑，并且提出了对欧洲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质疑。不过，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伊沃·安德里奇的小说出版，才算是塞尔维亚文化对欧洲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火力全开。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许多路标已经立起来了：茨维伊奇主张东西方文化都要吸收；表现主义者主张广泛的文化融合，不但可以看作是抵抗欧洲化的标志(它抵抗的是让一切地方文化黯然失色，让欧洲文化实现统治的现代文明)，也可以看作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抗争。但是，要进一步对表现主义者的话语起源进行更广泛的考察：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柏格森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批判，泰戈尔对现代性精神的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乌托邦的设想，都属于泛欧洲现象。朱里奇和韦利米罗维奇等人对欧洲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泰戈尔在欧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证明在欧洲的大城市里，“去欧洲化”进程已经如箭在弦。在这时候，塞尔维亚表现主义者寻找欧洲中心主义以外的发展出路，很容易被理解为随大流。在这场全欧洲范围内关于文化的讨论中，塞尔维亚文人的贡献不是他们拿出了新的东西，而是他们让知识和理论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传播。他们对讨论的对象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定向，旨在更好地适应本地语境，其他文化体中出现的议题，在塞尔维亚也得到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俄罗斯性”，是一种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建构，在精神上与“非西方”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最开始先传播到斯拉夫人，之后传播到了南斯拉夫人当中。同样，德沃尔尼科维奇对柏格森提出的“没有灵魂的机械主义”进行发挥，用于批判帝国主义。还有，对“理性的野性”的批判，也从德国传播到整个欧洲。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对非欧洲文化体验的欢迎，对于塞尔维亚的艺术和文化来说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博格丹·波波维奇认为人们对非洲艺术的兴趣是“回归野蛮”的征兆，但是他的学生却推崇毕加索和高更的非洲艺术，认为这些异域的文化元素开拓了欧洲视野，从而让传统艺术形式重获活力。如果非欧洲社会的传统可以成为当代艺术合法的生产资源，那么地方的文化传统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这些地方文化传统在19世纪文化欧洲化的浪潮中被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忽视，被认为不够欧洲。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对古斯拉夫民歌和神话的兴趣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尝试，旨在重新审视当地的文化传统，同时躲避了本土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陷阱。斯凯尔利奇可能不会赞成拉斯特科的观点，在他看来，古斯拉夫民歌中没有任何西方性的元素，它不能构成具有合法性的主体。但是斯凯尔利奇已经去世很久了，现在是毕加索的年代。佩特罗维奇的诗句“我曾是狂野的斯拉夫人的孩子，但现在是旅行者”表明了他对古斯拉夫民歌的理解：我是斯拉夫人的后代，他们曾经是野蛮人；但是，我不是野蛮的斯拉夫人，而是世界主义的旅行者，对我所继承的史前文明的艺术和文化形式感兴趣。

本文节选自《克服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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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欧洲》

作者: [塞尔维亚]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 译者: 彭裕超 出品方: 活字文化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 Getting over Europe 出版年: 2023-6 马上复制淘口令 5👈￥anSeWuyJRkx￥ 将《克服欧洲》加入购物车🛒

作者米卢蒂诺维奇用他的巴尔干之眼，梳理并阐释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巴尔干的“野蛮人”撞见了欧洲的雅努斯之神，在一系列的盲目崇拜、误解、缠斗、反思之后，完成了塞尔维亚文化的自我确证。 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叙事 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从“不西方，毋宁死”到“克服欧洲”的过程中显影，打破“巴尔干—欧洲”等于“野蛮—文明”的叙事模型。 打破偏见和刻板印象 塞尔维亚对欧洲的想象与欧洲对巴尔干的想象互为镜像，误解和偏见在此成为一种常态。对误解和偏见的研究，为互相理解提供了新的愿景和可能性。 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样本 欧洲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被塞尔维亚文化吸纳，或被改造。对欧洲形象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同样作为后起“他者”的中国应如何为现代性刮骨疗毒，塞尔维亚作家们的反思将会给我们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