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当市长，倾家荡产只为干一件事

公众号新闻

2024-05-17 03:05

作者：荠麦青青

“我父亲告诉我，人活在世上就两件东西，第一，你有一条命；第二，你有一个包袱，就是你的背包。命是拿来拼的；背包是拿来干什么的？命拼完了就扔了。我这条命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我的五百亩地、八百多万件文物、一百多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我的背包。”

他负荷着这个硕大无朋的“背包”，为其倾尽家财，并在立下的遗嘱中强调，死后全部上交国家，以完成自己毕生的追求和梦想。

樊建川在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馆长前，曾是一名登上胡润富豪排行榜的房地产商人，在成都不仅拥有自己修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但为了建造博物馆，他将其全部卖掉。

再向上追溯，下海之前，当年34岁的樊建川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副市长，前途无量，在即将提拔为市长之际，他却毅然辞职，只为供养自己的“收藏梦”——留存历史，唤醒民众。

● 樊建川

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成长，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我就想做这样的一个敲钟人。”

与平庸作战

“回去要印一件新T恤，把‘大馆奴’三个字印在后背上，以后在馆里就我一个人穿。”

对于“大馆奴”这个灵感突发而诞生的称谓，樊建川和来访者谈起时，颇为兴奋：“现在有‘房奴’‘车奴’‘孩奴’，人们为了生活，无可非议，所以仍然是中性词。可是‘馆奴’不同，给博物馆当奴隶啊，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什么的颁给我这样一个奖章，那真是最大的奖励了。”

樊建川当初异想天开，想建博物馆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尽管都知道他收集成癖，但“大家都说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

诗人流沙河回忆：“我虽外行也明白，这是个无底洞，任你金山银海，也填不满。所以，不敢说半句鼓励妖精的话。”

“妖精”是成都一代报人车辐先生生前对樊建川的“戏谑”之辞：“旧时蓉城，人怪异谓之妖，物怪异谓之精。妖精之称，实有赞美之意。”

这个被称作“妖精”的男人，是一条血性的汉子，他的一生都在与“平庸”作战。

1975年，高中毕业的樊建川到宜宾县日成公社当了一名知青，尽管是城里来的年轻人，但他从不偷懒。因为拼命干活，他的手脚都结满了老茧，甚至在田里饿晕过两次。

一年半后，樊建川从四川远赴内蒙古当兵，在沙尘肆虐、气候极端的边塞驻守了一千个日夜：“当时劳动强度极其大，扛水泥，挖战壕，修碉堡......我干得吐血，写信给我父亲，我父亲给我寄了云南白药，叫我去买瓶酒。吃一点云南白药，喝一点酒，把吐血就治好了。”

● 当兵时的樊建川，来源：樊建川微博

高考恢复后，樊建川备考军校，当时全军七八十人报考，却只录取一个。“每次选择也会害怕，但是结果打了才知道，肯定要去拼，最后走过来也许还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最终，樊建川一举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并在毕业后进入重庆三医大教书。

但四平八稳的大学教师身份让他似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于是，不安分的基因再一次“蠢蠢欲动”。

1987年，樊建川转业到宜宾政策研究室做了一名干事，因为接连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高屋建瓴的调查报告，继而成为了参与地方文件起草的“笔杆子”。

之后，卓有建树的樊建川再度获得上级赏识，被调至大林业开发办去做副主任，不久，因为能力超群，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一职。

那年，他只有34岁。

● 做副市长时，樊建川给书记汇报工作

年轻有为，未来一片光明。两年后，樊建川却在有望成为市长的当口突然辞职了，这在当地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但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

“公务员的工资太低了，不能支撑我的收藏梦想，万一我把持不住，贪污了怎么办？”

之前父亲被关“牛棚”的时候，樊建川每天收集小报、传单，他很想了解在这片他无比热爱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自己铁骨铮铮的父亲为什么要被批斗？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就有了收集报纸、书信的习惯，后来又因对抗战前辈满怀敬意，于是，他又开始收纳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但那时，他还不富裕，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答应好给妻子买衣服，半路看到想要收藏的珍品，就和妻子软磨硬泡：“先把钱借我，下次给你买。”

既不想成为一个敛财无厌的贪官，又想继续搞收藏，于是，在众人的一片惋惜声中，樊建川放弃了大好的仕途。

他先到成都的一家港资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办公室主任，一年后，他决定在银行贷款，和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为了尽可能盈利，有些地产开发商偷工减料，樊建川却放出狠话：“谁敢偷工减料，谁就走人！”

短短的几年后，他把自己的企业做到了四川省行业前十名。

● 2005年左右，樊建川的资产就已经高达20亿

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之中，很多建筑墙倒屋塌，被夷为废墟，然而樊建川造的房子却岿然屹立，被人们赞誉为“房坚强”。

一个人的“抗战”

2001年，卢沟桥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

得知消息后，樊建川兴致勃勃地带上自己的藏品去凑热闹，没想到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看后颇为震惊：

“14件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还多！”

这让樊建川大喜过望：“如果只是单纯做收藏，这些宝贝就只能蒙尘，只有建一个博物馆，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惨痛的历史才会被更多人铭记。”

尤其每当目睹满满一屋子的文物时，樊建川就仿佛看见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无数的妇孺百姓被屠杀，十室九空；浴血疆场的勇士，马革裹尸还；战斗机在城市上空呼啸而过，被炮弹轰炸后的地方火光冲天，变成焦土一片……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坐言起行的人从不喜欢拖泥带水。于是从2003年起，樊建川转型做博物馆。

● 樊建川和他的藏品，来源：樊建川微博

“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其实我有点蠢，有种使命感，觉得这个事就该我干。”

于是樊建川开始“南征北战”，到全国各地去选址，但很多地方的负责人一听樊建川要地用来修建博物馆，纷纷质疑其动机：是不是打着建博物馆的幌子，圈地骗钱？

因此，多次考察过后，樊建川均无功而返。

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鲜少一呼百应者，他们往往要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最终，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政府被樊建川的真诚所打动，将安仁的一片500亩的荒滩划给了他。

安仁镇名出自《论语·里仁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圣人的核心思想“仁”“礼”“美”“善”恰好与博物馆的修身养性、提高民族素养的宗旨一脉相承，堪称机缘天成。

从博物馆动土开始，樊建川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15时开馆！

然而，待办完前期手续，真正大规模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距离预期仅剩9个月。若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博物馆盖好，并顺利布展，无异于“天方夜谭”，放眼整个世界，也断无此先例。

为了赶工期，樊建川将每个馆的工地都立上倒计时木牌，晚上经常就住在工地上，垫几块包装用的纸板，只睡两三个小时。

● 工人为顺利开馆赶工

博物馆光陈列一般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樊建川感慨当时也是“无知者无畏”：“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8月15日开馆，三天前都觉得不行，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樊建川在他的自传《大馆奴》中有过这样一句感慨：“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九个月，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 建川博物馆航拍，来源：建川博物馆供图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等5个场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后经当时的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后正式开展。

在开馆仪式上，当樊建川讲话时，天空突降大雨，但蹊跷的是，他刚讲完话，就不下了。

樊建川于是提笔在被雨水打湿的稿子上，写下了4个大字：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才让热血忠骨，魂归来兮。

● 不屈战俘馆的陈列是樊建川亲手做的

在川军抗战馆的文物展出中，一面“死”字旗格外醒目。当年奔赴抗日战场的川军有300万之多，而“以死明志”的旗帜则是一位父亲送给即将上战场的儿子的：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 “死”字旗，来源：建川博物馆聚落微博

当时装备最差的川军鹑衣百结，提着随时可能哑火的土造步枪和手榴弹，穿着草鞋，跨越大半个中国，去战场杀敌。川军将领刘湘病逝于第七战区司令的岗位上前留下一句话：“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川军一日不得返川！”

每当说起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场伟大的抗战时，樊建川都很激动：“我当过兵，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军人。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老父亲1人幸存。这些人，值得用一生去纪念他们。”

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矗立着219位壮士的铁铸雕塑，他们代表着全民族抗日将士英雄的群体形象。

●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来源：建川博物馆聚落微博

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指挥官左权将军，他的女儿左太北在父亲牺牲时年仅两岁。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左太北看到了父亲的雕像，顿时泪倾如雨，她驱前紧紧与之相拥：“爸爸，我抱您了！”

她对樊建川说:“平时看父亲都是平面的照片，今天拥抱了立体的父亲。”所以，那一刻，她感觉特别满足和幸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同时也少不了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为纪念美军对抗战的帮助，樊建川特意修建了“援华美军馆”（后更名为“飞虎奇兵馆”）。

“援华美军馆”开馆后，曾在飞虎队开轰炸机的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这位84岁的老兵，看到队友们在中国作战时曾经使用的装备，见到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某一天，某一场地的“飞行记录”，止不住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我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格鲁伯坐在轮椅上，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说:“我代表美军士兵感谢您。”格鲁伯还把珍藏了多年的私人抗战物品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 格鲁伯和樊建川，来源：建川博物馆聚落微博

在樊建川的心中，博物馆贮存着国家记忆、民族记忆，以此作为今天的“镜鉴”。

在日本侵华罪行馆，展出着的一件件文物令人气愤填膺：曾活活烧死过普通百姓的汽油桶、褴褛残破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军绿色钢盔、被捆绑，被凌虐，甚至被杀戮的一张张充满惊恐和布满泪痕的脸......

不让历史湮灭于时间，樊建川说，一件物品，就是一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像素。文物多了，历史的像素就多了，历史的面貌就由模糊变得清晰。

为了打捞这些承载沉甸甸历史的藏品，他四处奔波，历经千辛万苦：为了寻找飞虎队一架坠毁的飞机，他曾多次爬上海拔4000米的汶川宝顶山，终于在震后将飞机两具起落架残骸运回来；高五米，直径五米，重达数十吨的抗日碉堡，是他远赴天津，将其切割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从两千里之外运回的......除了在国内收集文物，樊建川更是赶往日本，发动线人，不惜成本，不管是什么，樊建川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装进集装箱拉回来，我把市面上能见到的基本都买光了。”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个正气凛然的少年，特别引人注目。

这个孩子名叫季万方，他肃立于那里，两脚立正呈45度，是非常标准的军人姿势。

当时正值长沙会战，日军攻占一个村庄后，发现顽强抵抗的，只是3个中国小孩，季万方是其中年龄最小的。牺牲时年仅10岁。

● 季万方，来源：樊建川微博

很多遗照是战俘们一生之中唯一的存照，樊建川将其运回祖国。在战俘馆曲折的回廊里，无数流亡异邦的忠魂得以安顿。樊建川说：他们虽然吃了败仗，我们也不能遗忘他们，我们怎敢遗忘他们？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

“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樊建川有自己收藏的三条准则：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反映社会变迁的。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他第一时间跑到商店买了一箱奶粉。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他又立即去现场收了一集装箱的残骸：“明天，今天就会成为历史，你选择性地、系统地收集它、说明它，它就会焕发出意义。”

在建川博物馆，不仅有抗战的历史，还有记录“当下遗产”的博物馆。

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馆，浓缩了汶川地震的怆痛与记忆。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十几年的时间内都没有走动过。

● 地震博物馆

在3000余平方米的展区，有一件新娘婚纱尤为令人叹惋。地震前，一位摄影师带着三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灾难猝发后，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后，樊建川带领工作人员回到银厂沟寻找新人的遗物。

最终，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纱。这件婚纱连同新娘曾穿戴过的高跟鞋和花环一起，被安置在了展厅。展品的上方，写有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

● 遇难新娘的婚纱，来源：樊建川微博

甚至，他还为在地震中丧生的小女孩胡慧珊盖了一座纪念馆，“通过一个圆形的天窗，阳光洒入房顶下这片粉红色的空间”——“粉红色”是慧珊生前最喜欢的颜色。

后来，妈妈抱着新生的小女儿来看望慧珊，她将博物馆收藏的慧珊的乳牙贴在脸颊上，久久不放......

● 胡慧珊纪念馆

汶川地震馆的前言是樊建川亲自书写的，其中有句话振聋发聩：

“我们也知道多难才能兴邦，但前提是，汲取教训，铭记灾难。”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在《古史钩沉论》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断流”的国度，她的辉煌与悲壮，都值得铭记，因为只有明从所来，才能知向何方。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每年有100多万人次来到这里，几乎又都泪流满面地离开。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坊间戏言，如果你想让一个富翁变成穷人，那就让他建博物馆吧。

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曾经赚来的辛苦钱，十几个亿全都砸进去了。而他自己的生活，简朴至极：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抽二十多块钱的烟。无论是做节目，访谈，签售，他都穿馆内自制的宣传T恤。

20年前，别人笑樊建川是“傻子”，拿巨额财富打水漂；也有人赞其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手执长矛和风车“搏斗”，永远前进的“骑士”，尽管被人讥讽为不切实际的冒险者，但樊建川不否认在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身上同时寄寓着正面意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往无前的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在他看来，不疯魔，怎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