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童话1

1950年左右，我父母在南昌市粮食局工作过几年，那也是他们相识的原因。后来他们分别读大学、毕业、分配、下放、回南昌工作，从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进入了中年，二十多年，我父亲因为既读了大学、也读了研究生，少浪费了十年。

他们在粮食局的同事，是交往朋友的一个主枝。

三毛是李叔叔和戴阿姨的第三个男孩，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不出意外地叫大毛、二毛）。

父母回南昌后第一个住处在象山北路，在汤家园和下水道巷之间。1972年新建，称为“新洋房”，实际并不怎么样，1990年代就被拆了。我家在1977年搬到省政府大院以后还拥有它一段时间，后来父母看三个儿子没一个会回南昌的样子，把它给了亲戚。父亲一辈子没有分房，而且因为公心强，每次都被单位拥戴为分房委员会主任。医学院曾有领导专门对我说“对不起，你父亲一辈子没有分过房子，学校应该补一个”。我家主要是住在省卫生厅分给母亲的房子。四十七年后的今年母亲才把它卖掉，地段生活很方便、老房子的房价很低。在我回国后，父母实际大部分时间与我住在一起，直到弟弟回国。

房子有两个门洞，四层。一个门洞进去的每一层有五家人（严格说是五套，有一户在房管局工作的一家两套），共六十套。我家住右边的二楼。三毛家在左边门洞的三楼。他比我大几岁，那几年是高中或到高中毕业不久。

我跟着父亲从下放的农村先回南昌。母亲和弟弟还先去樟树农校一/两年，之后再来南昌。

那段时间，父亲与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年龄到了中年、事业还在青年阶段，还需要努力工作。父亲先在医学科学研究所，但它实际没有研究主要是行政，父亲联系去医学院二附院内科，从总住院做起。早上起来，父亲来不及照顾我。那时我念小学四年级的第三学期和五年级。

通过戴阿姨帮忙，安排我每天早上在旁边的东湖区粮管所的食堂吃饭。食堂很小，一般只有几个人吃饭。人少的时候，只有厨娘和我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因为是粮管所，它的面很白。菜很简单，记不得了。母亲和弟弟来了南昌以后才一家人在家早饭。

李叔叔经常来我家聊天。可能因为我父亲是他那时唯一见过的研究生（那是他们同事十年之后去读的研究生），他经常“饶博士、饶博士”笑哈哈称呼我父亲。他脸通红，有高血压，也咨询我父亲。戴阿姨心宽体胖，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受害者。

与一般人家最疼爱最小的男孩不一样，李叔叔戴阿姨最疼的是二毛。大毛特老实憨厚，二毛调皮捣蛋让周围邻居都怕，三毛聪明活泼可爱。

我父亲一辈子非常不喜欢娱乐，认为是浪费时间。导致母亲也会有时有好的电影票让三毛带我去看，估计有三五次。理论上应该作为医生的父亲容易有人给电影票，但是好像一次都没有发生过，至少没有票给我们用过。而母亲有时搞得到票，包括万人空巷的“闪闪的红星”，是我父母让三毛带我去八一礼堂看的。八一礼堂是省政府开大会的场所，好像可以容纳千人。看“闪闪的红星”在外地传言踩死了人。当时八一礼堂也是人山人海，但三毛灵活地带我钻进去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因为我也是被带去看，太小的弟弟就没有机会了。我们还看过几个阿尔巴尼亚电影，如“第七个是铜像”、“沸腾的生活”等。一般都是八一礼堂或医学院的礼堂。冬天在路上冷得要死。

那时邻居矛盾司空见惯。三毛那个门洞一楼有抚州人袁家与北方人何家比较长期矛盾。袁家就是有个小男孩曾与我赌硬币的那家。老袁不招邻居喜欢，很多人不同情他。老何是一个小工厂的厂长。有一天傍晚，三毛正要带我去看电影，街上老袁被几个成人抓。

我那时小，有点害怕，其他人也都袖手旁观。而三毛冲过去，先是问什么情况，几个人说你不要管，我们是民兵。三毛挺身而出，大呼：“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私自逮人，私刑犯法”。

显然三毛猜到了不是老袁违法乱纪被公安民警抓，而是老何动用了厂里的工人以民兵的名义绑、吓老袁。

胆小如鼠的我还以为对方几个人会打三毛，但对方居然当场放了老袁。

我心有余悸地跟着三毛，而三毛显然比较得意地带着我去看电影...

这个场景，我记了一辈子，后来逐渐长大更新认知，先知道三毛是“打抱不平”，后知道老何那是“公权私用”。

不到二十岁的三毛行事是按公正公平而不因为大多数邻居其实喜欢何家、乐意看老袁被虐而一样袖手旁观。他的行为教育了还在小学、初中的我不能媚俗，不能跟着多数人而违反原则、做错事。

凡有是非、有原则、有对错的，只能是按良心讲是非、坚持原则、分清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