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如何成为花园城市天花板？

文 | 刘向林

“海棠枝朵，探入室内”是蒲松龄《婴宁》里的词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董梅是植物爱好者，她将其作为自己拍的手机照片的标题。二楼窗户里探进的海棠花是她种了二十几年的，为此，她这么多年不曾搬过家，“太有挂碍，舍不得这些树”。

像董梅一样的植物爱好者日渐增多，朋友圈里秀花秀草，阳台不够大，就去郊区租院子种花种菜，过上周末田园生活。中国的城市化不过几十年，挡不住几千年沉积下来的基因对“一亩三分地”的蠢蠢欲动。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造就的焦灼，让人们在花草田地里寻求慰藉，与植物相关的活动越来越盛行。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建设花园城市，这个舶来的概念在国外已经历经了两百年的浮沉。如今人们赋予了“花园”更多的精神和意义，绚丽的外壳之下，应是一个运作健康的社会机制，最大限度地体恤居住者的感受与体验，使其安居乐业。

北京城在历史上是花园城市建造天花板，背靠燕山、太行山，坐拥五大水系，城市、水利和园林三位一体统筹规划，最大限度贯彻了传统生态自然美学思想。时代更迭，进入现代城市化进程后，人口规模剧增，新的现实需要新的营造模式去细细理顺。

4月25日，“城市就是花园——北京花园城市高峰研讨会”举办，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会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主办，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指导，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三联人文城市承办。研讨会邀请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生态环境、风景园林、人文社科等领域的专家，聚焦如何延续“千年古都”北京营城智慧的议题，分享了花园城市建设的前沿理论和实践。

植物是花园里具体的存在。董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太使用“植物”这个词，而代以用“草木”。说的是同样的东西，草木一词却显得更为生动。“植物”只是一个标签，“草木”却具备了情感与人格，可以与诗人、与你我的喜怒哀乐交融呼应、互相慰藉。

“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种植物？”董梅的疑问，在她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中得到了解答，“这样一种物与我的关系，物与人有情，人与物多情，人与草木、自然、植物的关联，已经进入到我们族群的基因之中。你也许意识不到，但它总在那里。”

中国人总喜欢种点东西，农耕时代，生活在土地之上，身上衣、口中食都来源于植物。对植物物质性的依赖，延伸出与植物之间的情感依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当你伤心的时候，花可能陪你垂泪；当你欢喜时，草木也可以呼应你的欢喜。

山桃花盛开的北海公园

来源：视觉中国

“除了物质层面、情感层面，我们还和草木植物有着精神层面的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夫子的思想体系之中，他已经将草木引入到理想的体系，以草木所含有的某种自然特性来隐喻文化、精神、人格之中的理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为什么植物会被称之为君子，因为它所隐喻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之中的理想人格之寄托。”

仿佛谈到草木就只是花花草草，但它实际关联着中国人的自然观、生命观以及宇宙观。具体而言，自然观反映出人类在自然中的自处方式，尤其对起源于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来说，可以说自然观是他们认知外部世界最重要的维度。

从董梅所说的中国人的自然观，能看出今天所探讨的“花园城市”在中国语境上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北京城是最好的案例。古人讲“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其亨研究北京的园林，曾讲当年每处皇陵选址，涉及周围广大山水范围，都是几易方案，反复论证。这种严谨在于一种确信，也就是自然的山川形态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

北京的园林是在更大的区域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城市、水利和园林的统筹规划。尤其是到清代，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将城市规划和园林水系规划相结合，达到了“城中之园，园中之城”的境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石晓冬说，“这是中国古代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居环境的生动展现，体现了‘平地起蓬瀛，城市而林壑’的高度完美境界，城、园融合的整体性思维贯穿始终，这正是古代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在营建模式上非常显著的差异。”

“北京城市特色，我们研究之后发现它是传统营城思想与智慧的集大成者。北京的选址是依山定址、以水营城、以园兴城。太行和燕山作为山形，五大水系作为北京最主要的水系贯穿全城，也是全城生活的基础。”

“园城并举，从周代的燕都和蓟城来看，就有了北京最早的园林。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考证的时候，就挖掘出来跟园林相关的历史遗迹。在清代，北京园林以宫城和皇家园囿建设为主线，同时推进坛庙、寺观、陵园、宅园等的营建，大大小小不同位置是穿插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园林艺术形式。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 

某种程度上，古都北京是“花园城市”的一个典范。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自然之道”，显现的就是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里，自然远比建筑更重要。农耕时代，人们生活于土地之上，是某种非常接近自然的状态。在中国新的现实中重返“自然之道”，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回归，回到对自然的亲近、观照，对土地与花草果蔬的关照上。

“花园城市”的概念最早源于19世纪的英国，西方文化中没有“自然美”这种说法，但内在的安居理念殊途同归。1898年，英国社会规划家霍华德发表了论著《明日的花园城市》，提出了“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论框架，目标是为了避免工业城市的城市病，建立一个既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又有美好自然环境的新型城市。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多少有些野心勃勃，不仅注重城市绿化，还能体现活跃的经济与运作良好的政治体制。他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了30年，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最终由他主导规划建造的花园城市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通勤郊区。

过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破灭，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却始终保留。花园城市的概念在时间更迭中也在发生变化，过分强调政治性的理想因素被剔除，开始更多考虑人的居住感受、体验与便利。

新加坡是贴着“花园城市”标签的国家，在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地方，实现了“自然城市”的愿景，城市规划师通过规划高密度的大型建筑来开放更多地面空间，将地面还给人类，形成更加绿色舒适的地面空间。

但新加坡只代表新加坡，地域与文化的差异必然使得这种规划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普适性。相较于“小而美”的新加坡，“千年古都”北京城已是2000万人口的高度密集的大都市区。所面对的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大量问题已经不能靠传统营城模式去消化。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均直接或间接与城市化有关。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研究城市生态，数据非常明确，“我们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新增城市人口超过7个亿，是美国和日本人口的总和。未来20年，预估中国还能增加2亿城市人口，大概一年一千万的速度。”

在不到20年时间里如此高的城市化率带来的后果就是城市生态空间碎化、生态功能退化、人居环境恶化。增加绿化面积看上去是最迫切直接的改善方式。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李雄给出另外一些数据：从园林绿化角度看，北京的绿化总量表现出色。全域森林覆盖率已达44.8%，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9.3%。生态空间（林地、绿地、湿地）的比例超过了70%。此外，北京公园数量达到1065个。

数据很乐观，但站在人的感知角度，会发现很多不如人意之处。例如绿地结构相对简单、生态服务效能有待提升；居住在北京的人会更期待推窗见绿、开门入园、临水望山......这些更为鲜活的花园感知。

城市是一个综合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与霍华德的初始理想相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厘清“花园城市”的概念，“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花园，并不意味着只讲花园这一件事，其实是针对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包括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一旦涉及到实际的规划与设计工作，就需要把生态价值的实现纳入其中。”

建设花园城市，并不意味着只有花园，还有内涵更为深远、形式更为丰富的多元场景。谈到规划中提出的八类花园场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设计所所长吴克捷强调，“它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要把人、经济、时间维度、活动都考虑在里面，才能成为场景，否则就只是一个场所。”

如何让

自然的感觉

重回北京城？

从大地园林化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都园林绿化工作不断推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花园城市是首都园林绿化工作的赓续发展。” 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顾问柯焕章回顾到。

“花园城市”终究是要由表及里地维持一种全面平衡。北京市政府近日印发了《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在此次规划编制中，石晓冬提出要构建“一屏五带、两轴三环、九楔十五片”的城市空间格局。“我们提出了‘连、亲、融、丰、韧’五个关键词，不仅是规划理念的体现，也是实施策略的具体指导。”例如，北京山野多，通过绿道系统连结城市的各种自然和文化资源，包括山野、滨水、森林步道、城市骑行路、防火道等，形成一个功能多元、布局均衡的全域绿道系统，即是“连”。北京市为此还专门出台了《北京市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规划师徐聪艺在一线从事城市设计工作，他抱怨去奥森公园锻炼，连瓶水都买不到，所以在实操过程里，首先应该考虑功能性设计。“建了这么多公园，到底能给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自上而下的改造总会与居住者的需求产生矛盾。杨梅竹斜街改造时，原本就局促的环境是否还要留出空间做绿化？当时参与其中的一位资深设计师是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王磐岩的同学，发现矛盾的化解自然而然，居民会自己种花种草，哪怕用简陋的罐头盒。放在外面时，周围的人都会细心保护。“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与精神的寄托。我们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也要把文化艺术纳入生态的构建中。”王磐岩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景泉热爱农田，认为田地是最好的景观，在他看来，花园城市有更多精神性的东西在其中，是强调精神性与生命综合体的感念，人与自然应互相共荣、互相成就彼此的生长。

规划、设计、建设之后，如果仅是政府投入，维持这些意味着大量资金与人力的投入。从新加坡的例子看出，不论是建设规划，还是后来的维持，从来都是公众积极参与的过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何芩强调，“共建、共治、共享是非常核心要害的工作。要通过一系列与城市更新结合的、与公共艺术联动的活动，来带动城市品质的提升，突出这个城市的特色和可识别性，最终服务于人，让老百姓满意。”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恽爽指出，绿地多了，怎样去运营和维护？不同于单纯完成绿化指标的一次性投入，可持续的治理和运营，才是最大的挑战。

美观宜居的北芦草园胡同

来源：视觉中国

“我设计了很多公园，知道运营维护的钱很多，每平方公里就得几千万。能不能有更新的参与模式？比如有些城市的中央公园有非盈利组织，整个支出成本才百分之几，剩下全部是自筹运转；中国也有一些街道委员会参与治理街道的模式，大量减少财政投入，同时也能够利用公共空间创造价值，只要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建设花园城市过程中，如果从治理结构上有一定突破，会对城市未来建设有更大的帮助。”徐聪艺说。

“花园”其实更像一种精神指代，承载了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含义。就像在中国的北方，院落是中国人居的核心。梁思成说，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院子，精神才会真正有着落。城市生活中更要把空间沉浸出人文情愫。即便“孩提时代玩耍的街道、邻里交往的院落空间正在不复存在”，但我们建造的花园，让这些静谧和甜美，让森林和自然的感觉能重新回到城市，城市的公共空间会再次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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