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和侯孝贤的电影，影响了他拍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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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0 01:06

周兵，中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艺术史博士。

他别出心裁以电影技术拍摄电视纪录片，每一部作品都历经好几年的时间精耕细作，因此才有了中国纪录片历史上丰碑般的《故宫》《敦煌》《台北故宫》《梅兰芳1930》和《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等。

拍摄《故宫》时的周兵老师

在这些纪录片里，周兵导演以华丽的包装深入浅出说历史，精心考究的制作，既赢得了口碑，也获得了许多奖项的肯定。

7月9号，由周兵老师开设的《周兵纪录片工作坊（第二季）》就要开课。

在这门课上，周兵老师会总结自己30年来创作纪录片的一线经验，对自己曾经拍摄过的纪录片课题进行精华提炼和全面复盘，由此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纪录片拍摄和学习体系。

开课之前，我们采访了周兵老师，聊了聊他的求学经历、与纪录片的不解之缘，以及从业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传媒大学到《东方时空》

您本科读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编导专业，博士读的是南开大学的文物及博物馆系艺术史专业；但从1996年开始，您就策划、拍摄了一系列大型的专题性、历史类纪录片——这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跨度?

周兵：这个跨度大，对我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发展。从十几岁开始，我就喜欢读历史书，从初中到高中，日常所有的考试，我成绩最高的一直是历史，数学、化学那些课的分数就比较差。高考的时候，有幸因为各种机缘，我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那时候还叫北京广播学院。我读的是电视编导，很自然地就从事了电视编导的领域。

当时我的老师有高鑫老师、王纪言老师、朱羽君老师和任远老师，教的最多的也都是纪录片，所以我对纪录片有比较深的认知。等到工作以后，我在兰州电视台待了一年多，主要也是在做纪录片——等于是我一毕业就在做纪录片。不过那时候在中国行业里都叫“专题片”，其实也是在纪录片的范畴里。后来我进入《东方时空》，学习和实践最多的，也是纪录片。所以对我来说，从事纪录片，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

《东方时空‍》早年片头

至于为啥以历史类纪录片为主，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小到大我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读历史书籍，喜欢博物馆的各种瓷器书画背后的故事。所以在做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会很自然地去关注历史，关注跟古代器物、古代艺术相关的知识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去南开大学读博士，专门学习中国艺术史的原因，我希望自己有一个相对专业的学术训练，这样在我的创作中，我自己就是半个专业，可以去做比较偏学术的研究和调查，这能让我的创作更有效率，也更准确，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门外汉，单方面地依靠某个行业的学者或专家。

您去读艺术史博士的这个决定，是在您拍大型历史纪录片之前还是之后？

周兵：在这之后。这个时间点比较巧合。2003年我开始做《故宫》纪录片的策划，当然也包括纪录片《敦煌》的策划，就是在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去读一个比较专业的艺术史或古代历史这样一个专业。机缘巧合，2006年我还在央视工作，在职考进了南开大学，读的专业其实是博物馆考古专业。这个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特别难得，可以接触很多中国古代字画、瓷器和中国古代艺术史类的东西，我花了6年的时间去学习。

《故宫》海报

能介绍下您是怎么加入的《东方时空》吗？

周兵：十多年前有人专门拍过一个关于《东方时空》初创期的纪录片，就是《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每个毕业生都有工作——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陌生、很遥远的概念了。我当时正处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特别好的时代，各个城市的电视台，都很稀缺这种专业人才。

当时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政策，就是你作为甘肃、青海等西北五省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要回你的户口所在地，或者你的家乡出生地去工作。国家是希望这些专业人才，能为中国西北地区带来更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以我毕业后，必须回到兰州，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兰州电视台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大概是在93年的5月份左右，我突然发现，中央电视台的早上，出现了一档新节目。那个时候，电视台不是24小时都播的，它只是在下午六七点开始，到夜里12点就不播了。这让我很好奇，早上怎么会有新栏呐？我就早上七点钟起来看，看了一两天之后，内心特别激动，有种很难以表达的情绪。我突然发现，我在大学时受到的专业训练，在这个平台上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它成了艺术理想标杆的一个地方。

《敦煌》海报

机缘巧合的是，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些同学，也在那工作，他们恰好来甘肃拍摄，我记得是去敦煌拍。当时因为《东方时空》初创，经费也很缺乏，各种条件都很简陋，人手不太充足，就想在当地找一个帮手。经过同学介绍，我就成了制片助理的角色，帮他们落实设备、联系车辆，甚至吃住行也是我负责。就这样，帮他们顺利完成了敦煌的拍摄。

印象最深的，是我参与采访了当时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段文杰先生——现在回想起来，好难得呀。

段文杰先生（1917-2011）

后来他们离开兰州的时候跟我说，在甘肃也可以帮他们拍一些素材短片，放在《东方之子》里。其实就是8分钟的人物类纪录短片。现在想起来，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吸引——因为在甘肃，能给中央电视台做片子。后来我就自己出创意、策划，既做摄影又是编导，完成了两三部短片，《东方之子》也播出了。那时候我还没想过要去北京，是后来成为我师傅的时间老师，他作为制片人，看上了我这个年轻孩子，就主动邀请我到北京跟他们一起工作。我大概在93年10月到的北京，成了《东方时空》的一员，在央视干了20年。

拍纪录片，要坚持

在接触并从事纪录片之前，您对纪录片的认知是什么样的？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纪录片作品或者导演?

周兵：接触纪录片主要是在大学四年。当时对纪录片的认知就是两种风格：一种是来自欧美、日本的原生态的纪录片，另一种戴维宇导演的《话说长江》系列，和刘郎导演的《西藏的诱惑》，这是以文字、文学或某种主题概念为主的纪录片。快毕业的时候，看到了刘效礼导演的《望长城》，它是像BBC那样带有主持人风格的纪录片；还有康健宁和高国栋导演的《沙与海》，是以小人物为主的纪实风格。

《话说长江‍》片头

其实电影带给我的影响，可能要更震撼一些。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电影特别不便利，不像现在。很幸运，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在现在的电影资料馆上，从高碑店出发，来回要坐三个小时的汽车——那时候地铁还不怎么通——虽然很辛苦，但我每周都坚持去，因为它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电影。

就是在那里，我看到了来自中国台湾新浪潮的杨德昌导演、侯孝贤导演。这些艺术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和教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覆。以前我们看到电影都是高大上的英雄主题，像《董存瑞》《红色娘子军》。看了那些艺术电影，才知道电影可以这么拍，像纪录片一样，能安静地去观察，很接近我们看到的生活真实。

您开始以导演身份制作的纪录片，全是历史人文类的纪录片（《故宫》《敦煌》《台北故宫》《千年菩提路》《干将之剑》《当卢浮宫遇到紫禁城》《外滩》等），这些题材的选择，是命题作文，还是您个人的兴趣使然？

周兵：像《故宫》和《敦煌》，都是我主动申请去做的，正好央视也有这个需求，等于是一拍即合。像《台北故宫》就是个命题作文，就是有机构来邀请我去做。这些选题，有一部分肯定是我的兴趣使然。我也回顾过自己这二三十年，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幸运的，能去创造一个题目，然后在体制的帮助和支持下，去完成这些作品。

周兵导演（右一）在拍摄纪录片《外滩》

您的纪录片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庞大！您是怎样做到，在庞大的拍摄对象面前，完成对资料的搜集整理、查找和应用，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讲述角度和方式的？

周兵：再大的题材，也是有规律的。我是从电影和文学里，学到的经验。年轻时我读最多的就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还有其他经典的文学故事。它们和电影一样，都有自己的核心事件、核心人物、核心场景。这对我创作纪录片是有帮助的，它们让我知道，即便面对庞大的历史题材，只要抓住核心事件、核心人物、核心场景，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

这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特别复杂，尤其是面对历史的时候，浩如烟海，但实际上它又很简单，抓住基本规律就好了。像《故宫》就很简单：谁发起的、谁创意的、谁推动的，抓住这些就抓住了核心事件跟核心人物。

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你基本的认知历史的基本常识和审美训练。这个是需要长年累月训练的。像最近还在创作关于敦煌的纪录片，如果是一个陌生导演，他要花很长时间去翻阅资料。但我对敦煌有十多年的不断学习和观察，所以我能在两三个小时里，去解决陌生导演可能要花十几天才能完成的资料查找工作。

纪录片《敦煌‍》片头

也就是说，这个积累过程特别重要。包括刚才你问我为什么要去学中国艺术史，这都是我在不断地积累、学习。像我背后这个书架，里边有大概上百本关于敦煌的文献资料，这都是我十多年里慢慢积累来的。

接受采访的周兵老师

《当卢浮宫遇上紫禁城》投资近千万，《外滩》的投资有1300万，《下南洋》总投资超过2000万，《千年国医》投资更大，好像有3000万。这对纪录片来说，算是超大体量的投资了吧？能分享下您是怎么为这些项目找到投资的吗？这中间有什么窍门吗？

周兵：作为纪录片的导演和制片人，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创意完成后，你怎么去落地？也就是有没有资金支持你去完成创作。我是被迫变成找钱的导演和制片人的。之前在央视，体制内是有计划的，做项目是有预算的。《故宫》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找钱，后来的每个项目都有去找钱，中间经历了很多挫折、失败和困难，甚至被人忽悠、欺骗。

纪录片《故宫》片头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做了好几部上千万级别的纪录片，大家都觉得“哇，周兵导演你很会找钱”，其实每一部都是血泪史。这个很多导演都会经历的，但我之所以能找到，现在想来是我在央视遇到了很多很好的领导，他们非常有见识，鼓励、支持我的创作热情。像《敦煌》，投资成本也是超过1000万，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一点点去申请、落实的，需要很多重要资源的负责人和领导来帮助我。

最大的困难和痛苦，就是我要去坚持。像《千年国医》，我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去找钱，因为它是一个超大体量，没有人愿意投资。其实对很多娱乐真人秀来说，它是一个小成本，因为有明星。但对纪录片来说，这就是非常多的钱。我还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千年菩提路》，大概也是2000多万的投资。当时是上海的一个企业家，他非常支持我，我们花了8年的时间完成这次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