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权势熏天，死后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胡耀邦如何推动对康生的历史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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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周说

作者：周志兴

康生的运气很好，他属于寿终正寝，在1975年12月16日病死在床上，而且还得到了很多老同志都得到的那几顶桂冠，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还有一顶一般人没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

康生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公墓。如果再晚一年去世，他的骨灰放在哪里就不好说了。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没有揭露，不代表没有问题，也不代表人们没有怨气。

阎明复有过这样的回忆：

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这几位医生的闲谈中，他知道了一些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事件，例如“苏枚谋害案”。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康生经手给她恢复了党籍。后来，康生一直和他们姐妹住在一个屋檐下。

“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拘捕，还有五十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王新德教授等，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

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

由于王新德教授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过一劫。

阎明复住院是在2002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大夫说起这些事情还是义愤填膺，可见积怨之深。

这些怨气能不发出来吗？

顺便说一句，阎明复是公认的正派人，他的记述，极为可信。

康生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整了不少人，太多人恨他，但是，对这样一个死去的中央领导人，还戴着很多顶桂冠的康老，总要有一个突破口。

第一枪是在中央党校打响的。

文革之后，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这里的很多教授都很有见识。但“文革”时期却是重灾区，因为这里的负责人是康生。

新中国建立以后，康生对自己的职位不满意，一直称病休养。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重新启用，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所以，他实际控制中央党校近二十年。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两个人在这里呼风唤雨，而且一言九鼎。

“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这些事实面前，参加整风会议的党校成员都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提出要休整一段时间，让与会人员都思考一下当前整风面对的问题。

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到党校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考虑到康生、曹轶欧重用的人在中央党校还占据相当多的领导岗位，受“四人帮”影响思想极左的人也有很多人担任部门领导职务，胡耀邦做出一个特殊规定：参加整风会议者，不是按照级别确定，而是由各单位举派。这个办法，能使一些长期受到迫害的人也能够成为代表参加会议，既保证了会议的民主，又能够广泛听到各方面意见。代表视会议情况还可增加。一开始，会议代表仅70多人，后来会议代表达到180多人。

胡耀邦还决定，整风会议分成若干小组，小组的正副组长也不是按职务产生，而是经选举产生。他为整风会议定的基本方针是：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党员进行教育，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7年9月，整风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发表讲话。虽然当时他已经掌握了康生、曹轶欧在中央党校的严重问题，但由于康生的问题还没有全面揭露出来，中央更未定性，因此，胡耀邦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康生，只部署党校内部整风，强调要分清是非，对错误和问题，不论是谁犯的，都要认真揭发和批判，不讲情面。胡耀邦为了使会议既达到目的，又能够按照正确方针进行，在会上讲了一段既有深刻道理又有很高政策水平的话：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切应以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应以某个人的意见，以小道消息，以个人得失为标准。凡是坚持原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勇于揭发、敢于批判的革命行动，都积极支持。但是，对问题不要随便下断语，任意上纲上线。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讲错了可以改。登上《简报》的个人发言，原原本本地反映本人意见，讲过的话也可以收回或修改。重要事情，都交给大家议论。

耀邦本人也是挨过康生的整的。

在1942年延安整风后期，当时掌管中央社会部的康生提出投奔到延安来的革命青年，大都是国民党打入我党我军的特务，于是开展了以“逼供讯”为主要手段的“抢救运动”。而胡耀邦因为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受到过康生的批判。

所以，曾经担任胡耀邦机要秘书的高勇，他也是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他回忆说，胡耀邦是不赞成那种打特务那种办法，而且他试验过，有几个人一吓唬他，他就承认了，因此他在这方面他就比较软，他不是那么强硬，他说当时扣个帽子，扣什么帽子都扣不上了，最后说他不是姓胡嘛，“糊涂主义”，老批他糊涂主义，当时说他是个小胖子，挺胖的，从那批了以后瘦下来，再也胖不起来了，批成了个小瘦子了。

确实，他是有些害怕党内斗争的，所以才有无私无愧，而不是无畏。

因为懂得历史，经历过历史，所以，耀邦格外小心。

因为康生在中央党校的势力太大，所以，这个死去近两年的人一开始就成为阻挡会议真正揭批问题的障碍。有的人刚刚讲一些康生领导下中央党校的问题，造反派出身的领导立即说，这是康老指示的。他们也检讨，但一切都推到康生那里，说：我们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工作中有失误。参加整风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识到，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的问题根本揭露不出来，更谈不上平反冤假错案了。

这时候，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支部代表王富长站了出来。他是一个行政干部，并不是教授，他在发言中对康生和曹轶欧开了第一枪。

王富长说了十点意见，其中主要是这样几点：

康生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康生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

康生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

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

矛头直接指向不可一世的康生。

王富长揭露康生的发言稿

但王富长也心慌，他说，讲完这个十条以后，我在心里头还在嘀咕，我说这个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将来是个什么恶果还不知道。

不能不紧张，康生虽然在差不多两年前死了，但是桂冠还在，遗孀曹轶欧还在，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康生在上层的势力还很大，王富长的发言有点摸老虎屁股的感觉，虽然是死老虎，但是余威还在。

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是比较慎重的。他当然知道康生的分量。但是，他也知道康生的为人，特别是在中央党校清查造反派时，造反派供出了康生和曹轶欧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对康生在中央党校的所作所为也心中有数。

胡耀邦在会上说了很策略的话，他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

看起来，胡耀邦没有直接表态，但是，在体制内工作多年的人都不难听出弦外之音，耀邦是支持向康生开火的。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的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这次会议开了三个月之久，康生的问题得到了全面的揭发。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一起，整理出一份康生点名诬陷过的干部名册。

1977年底，耀邦已经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了。

1977年12月8日，距离康生忌日两周年没几天，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12月9日，到1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有党校教员，也有学员，许多高级班学员也纷纷来看，多数人看完后沉默无语。直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这天，胡耀邦不顾秘书的劝阻也去看了小字报。看完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有人贴出了揭批康生的小字报的消息传播的很快，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有603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陈云在党内威望高，他的话分量很重。

据于光远记述，陈云说：“‘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5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1967年，曹轶欧红极一时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铁面包公，任何说假话和任何捣鬼的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这也是他们，康生和曹轶欧自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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