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海报 ©官网
在宁静的风景背后，往往隐藏着无声的痛楚与愤怒。瑞士导演Nicole Vögele执导的纪录片《怒之风景》（The Landscape and the Fury）斩获了瑞士真实影展（Visions du Réel）的国际竞赛单元大奖，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影片聚焦于波黑和克罗地亚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通过展现那里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创伤和复杂人性。导演以冷静的镜头和内敛的叙事手法，让观众在平静中感受到边境地区难民和居民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透过影片，我们不仅看到了大自然的双重面孔，也引发了对边境、全球化和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瑞士导演Nicole Vögele，出生于1983年，自2002年起在国家电视台担任记者。早在2019年，她就拍摄了一段克罗地亚边境警察非法驱逐难民的视频。到2021年，她与几家媒体合作，拍摄到克罗地亚特警殴打难民的特写照片。这些证据揭示了欧盟执法机关在边境地区对难民的暴力行为。
Vögele对欧盟边境与大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克罗地亚和波黑的边界线长达932公里，几乎全是树林和山脉，人烟稀少，缺少监管，成为执法者暴力驱逐难民的隐秘场所。自2016年起，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克罗地亚对穿越边境者采取“即审即决”的措施，并对他们实行虐待性的集体驱逐。警官们在夜间将被逮捕的非法穿越者送回偏远的界石或界河，用追赶或殴打的暴力方式强迫他们退出欧盟。这种残酷手段，正是欧盟所谓“保护最外部边境”政治口号的现实体现。关于欧盟在边境对移民人权侵害的报道屡见不鲜，不仅见于导演长期关注的克罗地亚边境，在保加利亚、希腊、马耳他、匈牙利、塞浦路斯等国的边境也有类似报道。然而，欧盟似乎熟视无睹，在欧盟国际边境管理署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并没有采取更多的改善措施。* 欧盟国际边境管理署FRONTEX成立于2004年，其2023年度预算增加到8.45亿欧元，共有超过2800名员工。相比之下，2005年FRONTEX的预算仅为550万欧元，仅有45名员工。迅速增加的预算和扩大的人员规模，意味着FRONTEX需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确保其执法过程合法，尊重和保护人权。影片的开头展示了几组走线难民在山间或村庄道路上前行的场景。他们有的是年轻人，有的是家庭，大多数人只带着一个书包，身上衣服破旧。有时候遇到大雨，衣服鞋子被淋湿也很难晾干。他们找个地方避雨休息，有的会得到当地村民的好心帮忙，给点水和食物或者借个手机打电话。村庄里一个废弃的小学成为难民借住的据点，当地村民们也都知道。在寒冷的夜晚，难民们撕掉学校里遗留的书本，把书页珍惜地放进火中燃烧。有些穿越边境境者至少失败过一次，他们回到这个废弃学校，以此作为据点重整旗鼓。
影片还多处使用间接的方式展示难民的存在。比如经常有定住的镜头对准留在安静树林里的物品，有一次性雨衣、塑料瓶、烂掉的手机、照片、断裂的书包带，这些痕迹明显显示出难民们曾经到过这里，并且还颇为狼狈，毕竟没有人会主动把手机砸烂、把书包剪短、把亲爱的家人的照片半埋在这没有人到访的土地里。我们无法得知这些难民的命运，只能从这些被迫遗弃的物品中感受到不幸的可能性。影片还有少数的夜间场景，晃动的镜头表明手持镜头的人在树林里艰难地紧张地前进。黑蒙蒙的镜头对着树林，却能听到难民的惨叫声和求救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观众与拍摄者一样陷入紧张情绪，屏住呼吸，害怕被发现，不寒而栗。
△ 影片截帧 ©官网
以走线为主题的剧情片，常常会着重展现难民在走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比如受到黑道或者边境警察的虐待，被抛弃、殴打、抢劫甚至强奸；或是受到大自然的威胁，比如对着活人或尸体虎视眈眈的动物和烈日炙烤下脱水的场景。走线的过程是非常残忍的，但是直接地、近距离地展示难民受到生存威胁的过程，虽然能够让读者或者观众和难民们“感同身受”，但对观众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虐待”。然而《怒之风景》的镜头总是以第三者的旁观的角度，以较远的距离去拍摄，保持相对客观冷静的风格。导演并没有刻意直接地展现警察对难民的非人道对待，尽管导演确实曾拍摄到这样的证据。相反，这种安静的诉说带来了沉痛却不失温柔的体验，含蓄的表达一来对观众来说观感上更舒适，二来能够提供更加安静的思考空间。此外，这种方式也规避了纪实录像的道德风险。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保持一定距离不仅是减少介入和打扰，维护当下的真实，也是对彼此双方的尊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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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创伤存在于边境居民
影片关注的是位于波黑和克罗地亚的交界处、靠近Velika Kladuša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宁静，影片从一个冬季一直讲到下一个冬季，按照季节分成了五个章节。辛苦劈柴的阿姨和在空旷山坡上玩耍的摩托党一直存在，而风景在变化，草地从绿色变成了黄色。这个村庄似乎进入了一个静止的状态，四季轮转，只有时间在向前走，而当地居民的生活似乎日复一日，这正是普通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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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并不是真的脱离了世界的真空地带。这里也曾充满了悲痛。1990年代对于前南斯拉夫人来说都是充满转折悲剧的。1992年，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组成包括33%的塞尔维亚族、17%的克罗地亚族和44%的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人和波族支持波黑独立，而塞族坚决反对独立。但在独立公投中，多数塞族人拒绝投票，投票结果就是独立的支持票更多。1992年4月6日，欧共体承认了波黑独立。但塞族人对此非常不满，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1992年4月战争爆发到1995年10月停战，波斯尼亚战争持续了3年半，造成约20万人死亡，200万人沦为难民。
影片里，村庄的妇女们围坐在一个客厅里讨论难民。20多年前，她们也因为战争逃难，所以看到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时，旧的回忆涌上心头，她们能够感同身受。妇女们分享了自己帮助难民的故事，比如难民敲了窗户，她就把家里的食物都给他们。当地的村民也都知道，废弃的学校已经被难民们当作休息的据点，她们也都同意了。有一个小女孩发问，说不理解有一些东亚面孔的人也需要逃难，明明东亚国家没有发生战争。一个长辈说，如果他们原来的生活过得好，就不会选择这么辛苦的方式离开，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另一个长辈说，他们可能只是长着亚洲人的脸，但在战乱的地方长大，我们不能凭外貌判断别人的来历。这样的对话在当今急速右转的世界非常珍贵，更何况是在临近欧盟的边境地带。这里的人们对难民有很强的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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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对话聊起过去战争给村民带来的心理创伤外，影片中特地拍摄了村里有一个专门扫雷的人，他会安静地去山上扫雷并标记出危险区。地雷，作为实物上的证据，证明了战争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创伤，但影片回到了“时间”这个主题：时间在缓缓前进，地雷虽然存在，但可能会失去效用。过去的创伤可能会很慢很慢地愈合，但这些创伤始终存在，虽然不会直接地突然地爆发，但仍然像疤痕一样留在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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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震撼的部分是影片最后有两位过去参加过战争的村民，他们一边抽烟一边烤香肠，深沉地聊起了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和村民，以及当时他们战死的惨状。他们一提起那些名字，彼此都知道是谁，讲完后他们就默默抽烟，似乎是用烟来缓解战争的创伤。记忆之所以是记忆，是因为有无法忘怀的伤痛；而记忆既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也是为了保护人们，告诉人们过去已经远去。此时，两人对话仍在进行，而镜头转向了山坡下风景：风在吹，草在动，这片大地风景依旧，当地居民过去的创伤和走线难民此刻的痛苦无声地共存。 两个人群的创伤连结与温情互动除了通过村民的谈论表现了两个人群之间的互动，镜头还选择了村里的小卖部作为一个固定的场景来展现这种互动。小卖部是村民和难民都会去的地方，大家都会在那里消费、然后聚在一起聊聊天，老板和消费者有互动，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有互动。有一个场景是村民和难民分别坐在小卖部的两边，表现出村子里有的一种和谐和平衡。小卖部作为社区的中心和纽带，把所有人都串联了起来，所以拍摄小卖部能够很直观地向观众展现社区的氛围和人际关系。
选择某一个场所作为固定观察地点是很聪明的做法，尤其是拥有某种“变”与“不变”元素的场所，仿佛一个小剧场。来者在这里短暂地展示自己的一部分，而留在这个舞台的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既替观众观察来者，也作为舞台的一部分被观众观察。类似选择固定场景拍摄的纪录片有很多，比如《后视镜里的世界》。导演作为志愿者开着小卡车接送乌克兰难民逃离战争，将镜头对准后座，每个上车的难民都会讲述他们的家庭和战争故事，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就下车了。还有《中央机场》，背景是柏林的废弃机场THF，已被改造成难民营，难民进入后接受各种辅导，然后离开进入德国社会。
而《怒之风景》并未只选择单一场景作为全片背景，而是通过多个场所的串联，形成对这个村庄的由点到面的扫描式全景图：从田间到树林，从平地到山坡，从废弃学校到小卖部。个体被置于人群之中、场景之中，带着语境被观察。场景里的人和物在图层中被合并，所有元素都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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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还突出展示了一个温情的小故事。难民家庭获得了小卖部老板赠送的一个小泳池，虽然这个泳池很浅，还不到小孩的膝盖，但他们还是非常兴奋，大人们轮流给泳圈用嘴充气。孩子们在草地上发出愉快的尖叫声，大人们笑着互相泼水，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们因为收到了礼物而兴奋，他们的状态一点都不像难民，而是像其他和平地区的家庭一样幸福。在影片的最后，难民家庭们到达英国，小卖部老板和他们打视频电话。虽然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只能通过翻译器交流。翻译器机械地翻译出“你们过得好吗？”、“我们过得很好，你呢？”，此时屏幕两边的人都忍不住哽咽了。语言的隔阂和网络的不顺畅是现实存在的阻碍，但并不能真正阻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边境”这种政治概念不仅阻挡了人们的交流，而且纵容了施暴的行为。但总体来说，导演还是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较为乐观的结尾，就是至少这个难民家庭到达了目的地并且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并且，虽然难民们在面对警察施暴和边境政治策略的暴力时显得无力，但在平民之间，特别是边境居民和难民之间，却存在着一种温暖的关系。然而比较可惜的是，由于《怒之风景》只是定在波黑这个村庄里拍摄，作为取舍，我们只能看到两种人群的存在：一个是波黑这边非欧盟地区的边境居民，一个是隐藏在黑夜里暴力对待难民的克罗地亚那边欧盟地区的警察。关于克罗地亚那边的居民的态度，影片是没有关注的。而像《绿色边境》这一剧情片是展示了多个群体对难民的态度，除了有波兰和白俄罗斯两边的警察，还有帮助难民的国际人道组织，以及当地的居民。这些居民中，有的愿意接受和帮助难民，甚至加入人道组织；有的则反对移民进入并举报看到的难民。
△ 影片截帧 ©绿色边境 Zielona Granica 大自然作为边境的双重样貌大自然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为村民们提供了生存的资源和美丽的风景，村民们在这里过着宁静的生活，劈柴、骑摩托车，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另一方面，对于难民来说，大自然却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边境地区的森林成为政府用来阻挡难民的天然屏障。影片通过这些自然景观，隐喻了边境作为政治概念的存在。柏林墙倒塌后，我们以为全球化进程不会倒退，全球成为一个村，大家都在拥抱彼此。然而今天，《怒之风景》提醒我们，虽然柏林墙倒塌了，但在政治意义上的“柏林墙”仍然存在。边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在大自然中本来是没有边境的，边境是人类通过制造政治概念而树立起来的。在《绿色边境》里，难民们需要去问才知道这里到底是哪个国家，因为在森林里走真的看不出来自己到了哪个国家。边境的存在是由国家这一概念携带的，然后由执法机关确保边境作为国家的界限不受侵略。欧盟本身是强调去除欧盟内部的界线，强化对欧盟外部界线的保护。然而，波黑和克罗地亚的这条界线长达932公里都是树林和山脉，大自然天然成为了一种屏障。《移民路上的生与死：美墨边境人类学实录》所观察的美墨边境是大片大片的沙漠，更是恶劣的环境，作者认为：“沙漠成为了边境执法者的工具和战略武器，极端气温和无人区的危险被用来对付边境穿越者，执法者将暴力“外包”给自然环境，使得这些穿越者面临时间和自然因素的双重威胁。”并且，边境穿越者是非法进入主权领土的无证者身份，在国家的角度看来他们并不属于需要被保障人权的公民，因此难民的权利以保护本国利益的理由被剥夺，难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受到国家的伤害，也是被默许的，因此作者也称难民的命是“伪命”，即如果同等的待遇放在文明社会里，就随便某一个小区里，都一定是不被容许的；但在边境地区，所有针对难民都无视和虐待都变得合理起来，并不会得到关注。大自然对人既是庇护所，也是一种威胁。大自然对难民来说既是一个躲避的地方，可以掩人耳目穿越边境，越是险恶，就越有可能穿越成功。但大自然也会带来伤害，就像那本书提到的，有些政府利用边境地带的自然环境作为帮凶，阻止企图翻越边境的人。因此，标题The Landscape and the Fury，这种狂怒也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威慑。大自然的存在究竟是怎样的，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 影片截帧 ©官网 结语导演的镜头总是远远地注视着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多数是平静的、日常的。拍摄线索较为散漫，没有提出坚定鲜明的观点和口号。然而，这正是本片的独特之处。导演用远观的视角和全景的展开方式，展示了这片大地的过去和现在。所有人和物都融入全景图中，与其所属的群体共同经历着过去和当下。虽然悲痛依旧存在，但生活仍在继续。
四季的变换不仅展现了风景随时间流逝的变化，还带来一种残忍与希望并存的感觉。残忍在于，时间是线性流动的，然而创伤一旦存在，就会留下疤痕，把人们永远困在这些“疤痕”里。但影片也充满了希望，因为未来是未知的，地雷可能不会再爆炸，幸运的难民或许能到达目的地，时间会治愈这片大地的伤痕。
△ 影片截帧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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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阿强
编辑 | yuting、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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