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发言她号召“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自己却申请赴美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作者:燕志华
近日在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那就是某个985高校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号召大家“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激励同学们投身国家建设,自己却申请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这样对比过于强烈,引发网民不满。
其实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一次,在另一所985高校的毕业典礼上,一位后来引发更多学术非议的美女同学,在毕业典礼上也是宣称要扎根于西北荒漠,结果,被网民形容为“转身就进了国防科工”,捧上了金饭碗。
自己宣称的东西,和自己实际做的事情,两者之间大相径庭,几乎隔着一个太平洋,难怪引发人们不满和嘲笑。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于写作者来说,会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也是一种观念和写作理念的分野,一个分水岭。
你可以抨击这种现象,从而赢得流量和喝彩。毕竟不喜欢这种现象的人大有人在。不满的人常常情绪高涨,成为流量爆发的一个条件。
但是网络的复杂性在于,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批评不喜欢的东西,而对于支持的东西,却往往报以沉默,或者不明确表态。就是说,网络言论更多表现为否定性和批评性,而肯定性、赞誉性的言论,少之又少。肯定的人都在沉默,或者不那么明确地表态。如果你不明白网络言论和网络舆情的这个特性,那或许表明你并不了解网络生态和网络舆论的特点。
如果你支持这样的学生,或者不明确反对这种现象,可能也会有流量,不过都是喝倒彩的流量,人们转而来批评你,认为你不合时宜,竟然去支持如此撕裂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本文里,我想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些事物和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就以上述两个案例来说,我提供如下一些系统运作的真相,以及关于类似事件的6个观点。
一.学校的“正能量”宣传,掉入了流量思维的陷阱
类似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的高调发言,学生们往往身不由己,仅仅是学校宣传和群体表演的一个道具。
近年来,高校的毕业典礼成为引发社会聚焦的场景,往往引爆流量,出现了不少网红校长、网红学生等,但是也有失败案例,似乎教育成败,不在学生质量,而维系于这个高光时刻。这使得高校负责人和宣传部门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焦虑到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正能量和主旋律显然是必须高举的旗帜。为此主题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口号和奉献社会的激励。但是由于这些话题不具有新闻性,因为几乎每个高校都在这么说。为此,要想让这个轰轰烈烈的仪式出圈、破围,就需要一个引爆的导火索。又跟和面似的,你需要一个发面引子。
在流量时代,美女是流量的秘诀。为此,在典礼上通过美女同学再加正能量的内容,很快就会迎来“颜值和才华都在线”的点赞。这种正能量+颜值+流量的做法,近年来几乎屡试不爽。
但是学校想的只是在毕业典礼的高光时刻赚个流量,谁知道网友们看了之后当真了,还搞了个事后跟踪呢!结果搞得事情翻了车。
二.宣传的宏大叙事和个体具体发展之间产生了强烈冲突
我在上面提到,学校认为毕业典礼是个重要场合,需要仪式性的表演。正能量和颜值会被当做道具,实现宣传和流量的双赢。发言者的人设和发言稿,都经过了审慎的挑选、把关和打造。学生本人作为道具,反倒失去了发言权。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道具是有生命力的,有自己想法和理想的。她说出来的华丽之词,是学校的宣传话语,不一定是学生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就是导致了这种现象,学校宣传的宏大叙事,和学生个体具体理想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如果被遮掩得很好,那就不是问题,但是一旦公之于众,被人扒出来晒到阳光下,就是巨大的冲突,看起来还是个丑闻。
有的网友会说,干嘛不找一个能够心口合一、言行一致的学生呢?问题在于,这样的学生肯定有,而且是大多数,但是可能距离宣传要求有点距离,比如颜值不一定高、或者学习不一定最优秀、或者优秀但是又不入老师法眼,等等。
这其实也是一个教训,就是学校在关注宣传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后果,找到更为合适的发言者,或者更合适的发言稿,否则可能埋下一个风险种子。
还需要提醒的是,不少网友认为颜值是个高度排他性的前缀,如果她们又有颜值有才华出众,那么他们就会怀疑,并密切关注后续发展,结果往往歪打正着。
三.毕业典礼降低宣传的调门,或许能够降低风险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不必过于追求宣传效果和流量大小,而更为关注学生的人生和价值的实现,会不会更为稳妥呢?
比如,如果发言人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将自己的理想和工作的要求更好地匹配,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希望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独特的人生之路,不负生命,不负韶华,等等。这样说,是不是就更为安全了?这些虽然很平实,但是不也是正能量吗?
我们很多人撒谎、不老实,并且从来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因为从小写作文都被老师教要写宏大叙事的理想。一个孩子如果写自己想长大做个厨师,可能会被老师当做一个笑话。结果后来一写东西,就习惯性地说假话。写和做,言和行,就出现了分裂,并发展成为道德的瑕疵。结果,长大到大学都毕业了,还要写宏大叙事的东西,自己和老师都不认为是假话,而且可能还会觉得表演挺成功的。但是网民作为围观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不能兑现的东西,就是假话,结果就很难堪。
四.最为优秀的学生往往不按宣传的路径走,这也是冲突表现之一
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者的人选,往往比较难选。选一般的学生,大家不认可,不具有代表性。选优秀的学生,具有代表性,但是发言需要体现学校宣传的思想,结果又往往会出现冲突,这是因为,最为优秀的学生往往不太按照宣传给出的路径走,往往有更多、更高的理想,为此导致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宣传要面对更多的、更为普遍的群体,为此宣传给出的理想和路径,也往往是针对一般的毕业生,这意味着这样的路径不可能符合最优秀的学生的理想。后者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思路,不大可能按照宣传给出的路径去走。
这就导致这样的风险冲突:毕业典礼的发言人需要最优秀的代表,但是主题又需要有宣传性和普遍的教育意义,而优秀学生又往往不太可能按照宣传的常规路径走。这种经常存在的内在的冲突,使得毕业典礼翻车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比较稳妥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我的看法是,面对即将走上人生之路的年轻学子,学校可以降低宣传的调门,更多关注个体的生活,关注剧烈变迁的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给与更多的平凡人生的祝福。这也是宣传,而且可能是更为人性化的宣传,也更易于为学生接受。
五.今天舆论引导的难点之一,在于人群已经分层,观点已经分层,但是社会却追求舆论的统一
我在此前文章已经提到过,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成果表现之一。人群一旦分层,背后常常是利益的分层,而利益不一样,他们的观念和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人群分层已经是个显著的现象。任何一个城市的各种小区,已经根据收入的高低自然出现了分层,大家都在谈论哪个是高档小区、哪个是普通小区、哪个是经适房小区,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不忌讳。
已经分层的人们,他们对于事件的看法也往往不一样,表现在舆论上,就是不同的人群,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也常常出现不同。这也导致,在一个重大热点爆发的时候,就会迅速出现舆论的分化,但是网民往往会占据上风,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观点往往会具有压倒性。
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很多重大舆情事件常常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观点的反映。因为这个群体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中国的基本面,人数众多,而且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所以他们的留言和表态往往就会将一个事件引爆,从而成为热点舆情。而持相反观点的人,往往抱以沉默,或者声音没有被听到。
这导致这样的现象,为了追求舆论的统一,防止社会的撕裂,主流媒体往往仅仅报道一个观点,而忽视另外一个观点;或者某个群体的观点,媒体并不同意,但是又不好反驳,只好保持沉默;或者只能支持一个观点,打压另外一个观点。
但是各个分层的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你很难说这个观点就是对的,那个就是错的。甚至更多的时候,这取决于你的立场,你所站的位置。这就导致这样的现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观点: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舆论,他们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被尊重,而不是被淹没、被无视。即便打压,也不会消失,还会潜滋暗长,成为风险舆情。大家基于共同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如同共同的土壤上面百花齐放,这才是常态。
但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社会观念,是二者只能取其一。所以倾向于认为,多种舆论观点,只能保留一个。这也导致一个极端的现象,那就是人们惯于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打倒另外一个观点。因为他们惯于认为,不可能存在两个平行或者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必然是错误的。今天的网络之上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观念冲突,乃至极端的观点,这源于人们没有意识到彼此是同胞,需要彼此尊重,尊重彼此的利益,尊重彼此的观点,他们只相信观点只能存活一个,需要打倒对方。网络暴力和戾气往往来自于此。这其实并不是“真理愈辩愈明”,而是你死我活的民族精神内耗。
所以我们说,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为自己的群体和利益服务。当然,你的舆论不能背离社会价值观,不能破坏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也不能冒犯道德文化的禁忌。
六.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于社会来说或许不是坏事
上面两位毕业典礼发言的学生,受到抨击当然主要是因为言行不一,但是应该说,主要还是群体表演的大型仪式的结果。他们说的或许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心声,但是为了学校利益而不得不如此。
我看到也有人将他们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表达了厌恶之情。我们当然也不能因为学校的安排而豁免了他们个人的责任,因为你由此成了网红,享受了荣光,也需要承当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你却一转身“跑了”,这就对学校宣传、大众感受和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责任,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抨击这种现象,就是必须的,也倒逼我们很多高校不要再随便搞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反倒形成“回旋镖”,伤害了自己。
但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曾经论述过,这对于社会或许并非坏事。
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本质就是指为了自己的目标和成功,而不惜钻营的人。
在北大钱理群教授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念后,因为击中了人们的普遍感受,而成为一个时代下某个群体的标签,并成为一个社会的“耻辱柱”。但是钱理群是研究鲁迅的,并深受其影响,正如鲁迅批评的锋芒主要针对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之后,批评的锋芒反倒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力量。因为群体承受了批判,而个体反倒没有了压力。为什么鲁迅的文章常读常新,今天依然具有力量?反倒证明了他所针对的人性一直都在、从未消失。所以鲁迅和钱理群的观点仅仅可以做社会批判,而不能用作个体批评。当你以此剑指对方的时候,你也会感到剑气逼人。
为什么我们感觉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甚至感觉一个朴素的人,上了大学之后就变得精致了、利己了?
这种感受源于两点原因:一是钱理群教授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正是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浓厚、但是改革开放又成为热点的时候,人们追求个体的成功,并且在当时计划经济氛围浓厚的条件下,又需要左冲右突,拿出非常之力打破掣肘,而常常冒犯了集体主义思想,由此社会观感不佳。钱理群教授也被这样的学生冒犯了。这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帽子及时出现,它极具概括性,也有针对性,而且也能表达愤怒情绪,因此一时流行;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脱离了原生生活环境的年轻人,会面临更多的机遇诱惑和更激烈的竞争,他们的人生之路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可能创造条件,让自己脱颖而出。这样的人多了,人们就觉得到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并非是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辩护。这个概念依然具有批评的价值,指那些为了个体成功而精于算计的人。但是这个概念囊括不了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因为后者缺乏“精致”的意味,因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评对象,常常特指知识分子。但是我是想说明,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时代性。今天的学者或许不会提出这个概念用于社会批判,因为这个概念产生的时代的社会心理土壤,已经消失了。今天人们使用它,常常是用作批评对方,并为自己作道德辩护。
就以上面两个毕业发言者来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们言行不一的行为表现,以及对于学校宣传本身的伤害,但是不宜批评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作为个体,需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理想、体现自己价值的去处。个体如果不能为自己和家庭而奔波,那么市场经济反倒会失败,无数个体追求利益才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因为它调动了个体的积极性。包产到户和多劳多得,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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