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女孩被击毙，止不住的美国悲剧

15岁的萨瓦娜本是警方费力营救的人质，但在经过一场高速激战后，她却倒在了警方枪下。

当地时间9月28日，即事发后次日，加利福尼亚警方没有具体说明是谁向这位15岁的少女开枪，只提到警方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这个女孩向他们跑来。因为她当时戴着头盔，穿着一件军用背心。

而当地的一些新闻报道坚称，是警察杀死了这个女孩。当时，警方追逐的正是女孩的父亲，而她在父亲车上。在那之前，萨瓦娜的父亲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即萨瓦娜的母亲。

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9月27日，萨瓦娜的父亲带着她，跟警方在高速上发生了一场“追逐战”。当时，警方认为萨瓦娜的父亲绑架了她。解救她，是这场追捕的目的之一。然而，在经过70公里的追逃后，萨瓦娜父亲的皮卡车停下，她从副驾驶位走下去，跑向警方，接着中枪。随后，他的父亲也被击毙。

警方目前并未承认是他们开枪射击了萨瓦娜，同时还模糊地表示，萨瓦娜可能参与了枪战。

但这一问题的认定，似乎并不棘手，只需鉴定子弹的型号便可。真正棘手的是，美国警方频发的“暴力”行为。长久以来，美国警方枪击嫌疑人和误伤他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的问题一直受人关注和被人诟病。

2020年，弗洛伊德被美国警方“跪杀”后，曾引发一场“黑命贵”的全美游行，以此抗议警方的暴力行为及种族主义。这成为美国民众抗议、批评警方暴力的标志性事件。

误伤或误杀人质、受害者虽跟击毙“嫌疑人”性质不同，但深究其背后原因，都跟美国警方的体制及其暴力执法习惯、警察问责机制等有关。

在这次萨瓦娜的事件中，美国当地警方强调她当时所穿的战术背心，以此解释他们误判的原因。警方可能据此将15岁的萨瓦娜认为武装人员，并判断其会对警察生命造成威胁。

在事发后的回应中，警方又模糊透露萨瓦娜可能参与了枪战。这像是警方在为自己的枪杀行为寻找合理化解释，尽管他们并未确认是警员开枪射击了萨瓦娜。

如果这种解释被采纳，萨瓦娜年轻生命的消逝可能不会有任何交代。因为美国法律赋予警察在判断对方有危险时开枪的权利，尽管这种判断很多时候是一种极其主观的判断。

而翻看同类的案件，并非每一案件都有这种合理化的怀疑，有些甚至显得难以理解。

2021年10月4日，美国芝加哥一名非裔男子克雷格被妻子刺伤后报警求助，不料警方赶到后却对报警男子直接开枪，致其当场死亡。

克雷格家人的律师表示，警察在赶到现场的路上得到的克雷格本人的陈述，表明克雷格是受害者，在警察抵达现场后，没有迹象表明克雷格持刀。就案发现场来看，刀在克雷格身后的地板上，离克雷格妻子要更近一些。但警察仍毫不犹豫地向克雷格开了枪。

律师还补充道，克雷格至少被刺了4刀，而他的妻子完全没有受伤，并强调“克雷格是现场的受害者，警方明知道这一点，却让他再次成为受害者”。

2022年2月4日，明尼阿波里斯市一队特警闯入一间公寓执行“不敲门搜查令”，几秒钟后杀死了22岁的阿米尔·洛克。事发后，当局和洛克的律师都指出，阿米尔·洛克不是警察们搜查的对象。

也就是说，警方进错了门，然后在没有确认身份的情况下，在9秒钟内枪杀了阿米尔·洛克。而不到两年前，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杀死了乔治·弗洛伊德。

美国警方这种枪杀或其他暴力行为导致平民死亡的事情，并非是近两年才出现。根据“警察暴力地图”项目的统计数据，2013以来，有10311名平民命丧美国警察之手。而这些数据，仅是从公开渠道获得的。

“警察暴力地图”表示，执法机构和政府未能提供被警察夺去生命的准确数字，所以仍然无法了解警察暴力的真正范围。

数据还显示，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更容易遭受警察暴力，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9倍；在没有攻击或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黑人青少年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少年的21倍。

对美国民众尤其是有色人种而言，警察暴力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顽疾。长久以来，这种事情的频发，使得美国民众对这种事司空见惯。

南风窗记者就萨瓦娜事件电话采访了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随后，他到当地超市随机询问当地居民。在他询问的几人中，几乎都不知晓萨瓦娜这件事。其中一个在看过上述中国留学生向其展示的新闻链接后表示，这种事情他们早已“见怪不怪”。

上述中国留学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在没有发生像“黑命贵”那般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时，美国普通民众并不会对每一件警察暴力事件表达意见和做出行动，因为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据“警察暴力地图”项目数据，2022年1月至今，美国只有5天没有发生过警察杀害受害者的事情。

而美国警察暴力如此频发，是在复合因素下产生的结果。

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警察开枪的概率更高。对此，一个直观的理解是，美国警察面临的风险也更高，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持枪自由。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美国警察，面对的每一个嫌疑人或普通人都可能持有枪支。而这意味着，执法过程中一旦爆发冲突，可能就会面临生命危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随时可以开枪的状态。美国法律也对这种状态赋予合法性。法院授权警察在他们认为对方有“合理理由”构成人身威胁时，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然而，在没有为“合理性”或“可能的原因”设定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法院授权警察根据瞬间的推理采取行动，而这些推理可能会被瞬间的压力和个人偏见所蒙蔽。

这种偏见在诸多的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身上体现的颇为明显，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遇到黑人等时，受种族主义和反黑人传统影响，更容易采取暴力方式。

此外，占主导地位的警察训练策略会进一步扭曲警察对工作危险的认知。例如，警察培训的叙述通常将例行的交通拦截描述为危险的遭遇，要求警察高度警惕。实际上，2019年的一次统计表明，650万次交通拦截中只有1次导致警察死亡。

对危险的高度认知，加之法律对警察判断决定的宽容和训练时“夸大”的执法危险叙述，综合产生了美国警察的暴力行为。而问责机制的不甚完善，让暴力行为的成本变低，从而使得警察暴力行为反复出现。

人们对警察暴力行为并非没有行动。早在1991年，罗德尼·金被洛杉矶警方殴打的视频被一台家用摄像机拍下后，人们就做出了一系列改变。例如，在汽车上装行车记录仪，随身携带摄像头，以及对警察的偏见进行培训。

然而，这些变化并未让警察收敛并负起责任。多数情况下，警察不会因为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尤其是黑人而被起诉，即使他们被指控，最后也很难被定罪。

202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研究组从1500多个部门获得的平民投诉数据中，每9个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投诉中，只有1个被裁定有利于平民。在接获25宗或以上投诉的510个司法管辖区中，只有19个(4%)司法管辖区接获大部分市民投诉。

美国警察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当一个警察做了什么时，多数人会认为他是为了保护社会更大的利益。因此，对警察的指控和定罪标准比普通公民要高得多。同时，检察官也会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保案件的可靠性，然后再提出指控。

但两年前，乔治·弗洛伊德案件中，对涉事警察提出指控的时间异常之短。美国媒体将此原因解释为，关于此事的视频证据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引起了较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这时，刑事程序就会加快，而在其他情况下，刑事进程缓慢而无望。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对美国警察部门的不当行为投诉，往往是由内部事务部门处理的，也就是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处理自己。多数情况下，警察发生暴力行为后，警局会安排他们带薪或无薪休假，或在未来的工资中按比例罚款。

更严重的不当行为会导致该警察被解雇，但解雇的警察并非从此离开警察队伍。当一个警察将被解雇时，“警察兄弟会”会帮助其悄悄辞职，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解雇。这使得有过不当行为的警察还可以在其他部门工作。

如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警察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至少参与了18起警察暴力行为案件。2014年在克利夫兰杀害塔米尔·赖斯的警察，以及2018年在东匹兹堡杀害安特文·罗斯的警察，都是在以前的警察工作中被解雇的。

此外，有些立有《警察权利法案》的州，警察局也不太可能维持对警员不当行为的投诉。因为该法案有一系列有利于警察的规定，比如被调查警员的个人信息不得透露给媒体、对哪个政府实体可以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进行限制、通过警员自己的方式或工会获得法律代表的权利、要求由其他执法官进行调查等，这些法律某种程度上成了警察问责的障碍。

相比于那些轻易丢失性命的平民而言，问责机制的不甚完善和警察内部对有不当行为警员的“包庇”，使得美国警察不会为自己的暴力等其他不当行为付出多少代价。

而这个警察暴力这个顽疾如何治愈，目前似乎仍没有太好的答案。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煎尼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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