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佬们都是如何度过的？

中国自晚清开始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中国近代史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如学者罗荣渠所言近代中国变革至少贯穿了四条明显的线索：自身衰败的过程、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过程、革命化过程、现代化过程。而最本质的则是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可谓是中国近二百年历史最根本的主题。

“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为根本动力，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等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转型”说是主要范式，即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

如唐德刚提出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把中国历史发展比作船行三峡，在前后两个社会形态的转换间必有一转型期。“转型”说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不足，即它把中国现代化进程视为线性的尤其是直线式的，甚至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看成二元对立的，即将中国现代化进程视为从此岸传统社会到彼岸现代社会，中间则是过渡状态，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也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实际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并非对立，传统社会也有现代性 ，现代社会也有传统因素，且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进程是连续的，即中间并非是过渡状态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另外，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并非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式的，如罗荣渠所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内源性现代化，即不是比较平稳的阶梯式推进，而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波折式推进。”

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也是如此，是波浪式推进而非平稳的阶梯式推进或线性发展，如亨廷顿认为迄今有三波民主化浪潮，如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至今经历了三次浪潮。对于全球现代化，很多学者也认为已有三次或四次现代化浪潮。

早在 1990年，罗荣渠就在论文《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提出世界各国现代化有三次浪潮，中国处于第三次浪潮。“第一次现代化的浪潮是英国工业革命启动的，大约历时一百年（约1760—1860），首先把西欧和美国卷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是伴随第二次科技革命而来的，时间是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约1860—1930），它是一个工业化这西欧和北美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过程；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是一次真正世界性的大浪潮，它是一次席卷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真正全球性的大变革，这次浪潮从20世纪40年代起步，经历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它促使20世纪前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相继不如了现代化的高级阶段。”

因此，我认为用“浪潮”说可能比“转型”说更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化进程。且我认为中国现代化最早开始于晚清，即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大清衰亡其实主要就是被现代化浪潮所推动、所吞没。

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现代化早期进程明显地有三波浪潮，第一波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以工业、科技、军事等器物层面开始现代化为标志，第二波从甲午战争到维新变法，以文化、教育、制度等深层层面开始现代化为标志，第三波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以政治、思想、行为等根本层面开始现代化为标志。在这三波现代化浪潮中，是前浪接后浪、一波随一波、由浅入深的，是现代性裹挟在传统社会一起奔流，是波浪式推进甚至有时也有退潮，是受西潮影响也有自身脉络。

中国现代化由外来冲击启动，属于外缘型而非内生型现代化，但也不是如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所言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也不是如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模式”所言都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模仿，而是如许纪霖所言中国现代化有自身历史脉络。

现代化模式具有多样性，中国现代化受到西方重要影响，但也有自身源头、动力、努力、逻辑、特点，如“洋务运动被称为‘自改革’，‘自改革’的合法性源头无法来自西学，只能从中国自身的儒学传统中寻找”，实际上龚自珍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提出了“自改革”的主张。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其实就是清廷的“自改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实际上也是国人应对“大变局”的本土探索。汪晖在著作《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中通过大量史料，也认为中国在成为“现代国家”之前就已有许多现代因素。

我们需要如柯文所言“在中国发现历史”，最典型的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知识人对于近代中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感时忧国”又最先了解现代文明，如费正清所言“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中国“每一次政治变动都由知识分子的推动而引起，经世致用而洋务兴、自强保种而变法行、三民主义而革命起、民主科学蔚为‘五四狂潮’”。

而这些知识人大多既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如夏志清所言的“感时忧国”正是中国知识人优良传统，如余英时所说：“晚清经世思想的兴起决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种新发展，其外在的刺激也依然来自中国本土”。

经世致用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重要的思想资源、历史底蕴，“关注社会现实的经世思潮构成了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内在动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最大的功绩是在学界酿造了颇具生机的务实求变的新学风，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和西学的传播铺路搭桥”。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时代“弄潮儿”都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他们如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救国强国追求中国的现代化？本书便主要以这些知识人为主角“借人以明史”，以大变局为背景，以经世致用思想为视角，以现代化为视域，以真实历史为脉络， 尽可能地文史融合、雅俗共赏。

我始终相信，人才是历史的主人，历史中最精彩的是人的命运、人性。所以，我其实更想写出“大变局”即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才是历史最值得记录的，也是我们现在最能共情共鸣的。

整体上，本书创新地采用现代化“浪潮说”，原创地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三波浪潮为框架，叙述大清帝国的衰亡和中国现代化早期进程。“除旧布新”，中国近代史既是大清帝国衰亡的过程即传统社会开始覆灭，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即现代社会开始进行，既有屈辱、悲痛，也有觉醒、奋起。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其说是黄仁宇所言的船行三峡，不如说是长江奔腾，船不过是江上载体，如晚清政府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艘“破船”而已。“大江东去浪淘尽”，“长江”一定会通过历史三峡流入“东海”，中国现代化一定会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推进。

“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构建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 20 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人21世纪最根本的大业……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并且它也逐渐汇成一个日益强大的潮流，我们不能回避它，必须应接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没有权利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必须以良心、智能与热忱加以拥抱。”

以史为鉴，中国现代化早期进程非常艰辛，但也由浅入深不断波浪式推进。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主要启示是要融会中西古今，既要立足本土国情也要走向世界，既要传承传统也要顺应时代，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尤其是要积极融入现代化浩荡浪潮，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晚清距我们不远，现代化仍在路上，今天依旧处在大变局中的我们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当铭记、珍惜前辈的心血。各位读者也当明白笔者写作本书的良苦用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