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后部长邱会作回忆录:全国到处饿死人,北方比南方更严重,军队必须开展农副业生产自救
作者:邱会作,老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判刑16年的反革命份子
一九五九年开始,全国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灾情可能给部队带来的危害和影响我是特别警惕,力求防止军队饿肚子,发生浮肿病,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军队搞农副业生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参加过全国救灾的领导工作,对这次遍及全国的自然灾害,从局部到全国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农村是天灾人祸都有,两者是夹在一起的,自然灾害是基本的,由于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及时有效救灾,以至发生灾上加灾。
这里,我不去说灾害的一般情况,只说周总理要我处理的有关灾情的几件事,就可见一斑了,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广西饿死人的情况。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领四十五军参加解放广西的,在广西剿匪的整个战役中,我又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一九六〇年五月间广西横县的驻军给我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几万斤,我特将电报呈周总理批示,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总理让我亲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广西贵县由驻军派车到横县去的,在随行卡车上带有数千斤粮食。我到达横县时,正是群众做晚饭的时候,但所看到的情况是有些凄凉,家里冒烟的都很少。我见到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只是有气无力地向我作揖流泪,他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有吃饭了。我立即要人去车上搬下粮食,熬了两三锅稀饭,并端给他们每人一碗。多数人喝了稀饭之后不久,就能坐起来说话了。
由于周总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区党委联系,也不公开露面,只是亲眼看一下情况。第二天,县委书记的身体继续好转,我同驻军的师政委和县委书记三人到城外附近的各村庄看了一下。几乎村村都有饿死人的,每家每户家里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数都是青菜叶、树叶,一粒米也看不到。我问:「你们家的粮食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我们家里就没有放过粮食,收到的粮食都交给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们又问:「现在食堂还管饭吗?」回答说:「要有人管饭,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当天的晚上,县委书记和其他几个干部同我们谈了全县的灾荒情况。他们说: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全县饿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还在死人,数字很难掌握得准确。我问县委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不想办法搞粮救灾,连党政机关都饿死人了!县委书记以沉重的心情说,我们县是一九五八年的「卫星县」,宣布粮食增产一倍,一年产的粮食够三年吃,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体吃饭,无计划、无节制,今年的春节期间就把粮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准我们报灾情,说是要保护「卫星县」的名誉:全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确实是丰产了,丰收的生产队现在都戒备森严,不准向外运粮食,为了粮食的问题,已经有些生产队之间进行械斗,根本不会互救。
我们向县委书记提出:应当立即向地委如实报告灾情,不要再保留「卫星县」的虚名了,否则就要犯大罪了。由于我的目的是了解情况,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第二个例子,一九六一年冬,空军作为一个社情,报告了甘肃河西走廊玉门地区的灾情很严重。周总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并当面交代由军粮拨出五万斤,调几台汽车,把粮食直接送到村子里去。总理说:「争取时间,实行紧急救灾,把口粮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总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并要他们星夜兼程把粮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车团派副团长带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到达了指定地区。对此,周总理非常满意。
玉门、酒泉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灾情,死人估计上万。对此,甘肃省委一个字的报告也没有,周总理追问也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总理是不爱生气的人也生气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毛主席立即调省委书记到北京,向中央报告全省的灾情,为了此事,张仲良也就下台了。
第三个例子,国务院直接发放锄草粮。一九六二年吉林省进入夏锄的时候,只锄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进行了。因为农民没有口粮,必须自己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过灾荒。在周总理的办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粮区,锄第二遍草,有的锄第三遍,今年可增产粮食十亿斤以上,这是一个公私都有利的大事。
对吉林提出的问题,在会上周总理沉思没有轻易表态。过了一会儿总理对着我说:「会作呀,怎么办?有办法吗?」我了解总理处理问题方法,如果他对我不是胸有成竹,就不会向军队开口的。我对总理的问话立即回答说:「军队借出一千万斤粮食,但在秋后要归还,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军队的供应。」
我的几句话,周总理立即转忧为喜,并连说:「好,好!总后对国务院是很大的支持。」吉林的同志听到我的话,尤其听到总理同意向军队借粮的话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问题解决了。周总理指示给到会的人,每人上了一包饼干,一碗汤面条,大家都吃了夜餐才散会。
黑龙江知道吉林经周总理批准,向军队借到了粮食,他们也找到国务院去了。周总理批准,也借给该省部分粮食,两省的夏锄没有吃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三年灾害的时候,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的救灾工作只是部分的。我认为用举例的办法来说明情况,比抽像的总结能够比较好的说明问题。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人祸天灾,是全国性的,总的情况是北方严重些,南方稍微好些。灾情并非全国一律「赤地千里」,那为什么抗灾能力这样差?主要是由两股风造成的,一股是浮夸风,一股是本位风,除这两股风之外,也还有工作上的问题。
浮夸风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我们国家农业确实是丰收了,是解放以来最好的年成。那么粮食又哪里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条:一是没有收起来,地里粮食长得好,但是颗粒还家之类的口号连说都没有人说了,头脑发热,认为粮食吃不了,据事后推算,全国掉在地里的粮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开吃吃掉了,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开肚皮吃饭,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饲料粮过多,用粮食喂猪,喂大牲口是普遍现象,家禽则根本不愁没有吃的,这三条都是「人祸」问题了。
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究竟多少,这是神仙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从中央到公社的会计都是「丰收」二字。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就减产了,但究竟减到什么程度,也是神仙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浮夸风、假话风害死人。
本位主义害死人。在一个省,一个县之内,对于缺粮情况,如果能及时调剂,近水可救火,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在「恐粮病」的情况,要调剂粮食实在是太难了,极大多数地方则根本不可能办到。
除「两股风」之外,还有工作上的问题,例如存粮情况究竟怎样?很难搞得清楚。又如运输条件也是很大的问题,农村有粮要运到铁路线是很困难的。当时,不少农村连公路都没有,人力运输往返消耗的数量就很大,北方有粮运不出来,南方可调剂一些粮食也存在运输困难的问题。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从一九六〇年春起,部队生活开始紧张了。凭证领不到东西,已经习惯按供应标准过日子,突然来个不能保证供给,对我军是个致命的问题。这就是自然灾害对军队影响的实质问题。
三年灾害对我军的影响,由杂粮代替细粮,凭票买不到东西,有钱买不到蔬菜成了普遍的问题。部队报告很多例子,但谁也提不出怎样解决问题。这里我回忆三个例子,来说明当时部队生活的紧张程度。
地瓜干。一九六一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个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这种地瓜干又是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苦得难以下咽。胶东还是山东比较好的地方,部队都得不到粮食供应,驻该省其他地方的部队就更困难了。
杂质面。一九六一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河南周口是比较好的地方,对部队供应的粮食都是如此之差,驻其他地方部队吃的粮食就可想而知了。
砂子米。一九六一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驻在天府之国的部队都吃这样的粮食,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事。
这里回忆的三个例子,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天每人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
部队除了干巴巴地吃一斤多粮食之外,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自己没有生产,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军队困难,国家也困难,看到总理那忧虑、疲惫的面孔,向国家要粮我是张不开口的,为了不「自取灭亡」,必须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自然灾害对军队的影响确是严重的。怎样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军队自己动手搞农副业生产渡过灾荒。军队现在搞生产,同一九四二年延安的军队搞大生产,时代背景是不同的,但也有共同点,都是逼出来的。延安搞生产是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没有饭吃逼出来的,现在搞生产是自然灾害逼出来,不管愿意不愿意,搞生产这座「梁山」是非上不可的。
对军队一定要走生产渡荒的道路,多数领导干部的认识过程是比较长。因此,军队搞生产的阻力是很大的。以我的记忆,军队对搞生产是经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两年的时间才逐渐统一起来的。
阻力之一是军队搞生产会冲击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冬,快要过元旦的时候,军委举行常委会,罗瑞卿向常委汇报了全国的灾情和经济形势。最后,罗瑞卿说:「灾情对军队供应影响不小,请邱会作同志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我非常珍视这一发言机会,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实地把军队的供应情况,发表了意见。我说:「军队还是按照标准供应,但地方并不能保证供应。有的地方供应的粮食,一半以上是地瓜干,有的地方粮食很不好,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蔬菜也很难买到。全国的供应情况都不好,部队生活比较紧张。」
贺龙元帅主持会议,他对着我说:「邱部长,怎么办呀?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说说这方面的问题。」我立即回答说:「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我的话音一落,主管军队政治教育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历史上的教训值得注意。林总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军路线在部队刚形成势头,又要去搞生产?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军队的供应,当然是重要的,这就不能向国务院提出来解决问题吗?军队搞生产是牵动建军方针的问题。」对刘志坚的意见,我只说了一句:「战士的肚皮最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刘的意见是很吃得开的,会场上,对我和刘的意见都无人表态,我心里想:这可给军委出了一个难题。这时罗瑞卿用请示的语气向贺帅说:「我的意见,由邱部长起草用军委名义向总理写个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贺点头同意罗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我有意不把问题提的过于尖锐,否则阻力会越来越大,不利于解决问题。因此,这次的军委常委会上,对部队搞生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阻力之二是军队搞生产会妨碍军事训练。一九六〇年夏天,驻胶东部队要搞一个月的游泳训练,要求每人每天补助训练粮一斤,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认为这是解决军队搞生产会冲击军事训练的突破口。
针对济南军区的报告,我起草了一份复电:「同意给游泳训练部队每人每天补助训练粮一斤,由总后发给粮票。希望你们同山东省特别交涉,以求得到供应现粮」。电报是用总参、总后的名义起草的,我把来电和复电一起送给罗总长了。罗批示: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第二天军委办公会议开会,罗总长一进门尚未坐下就对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说:「宗逊,全国到处都饿死人,游泳训练还要增定量呀?」张宗逊说:「可以考虑不训了!」罗总长对着我说:「老邱,有办法吧?」我说:「我没办法。请总长决定!」罗瑞卿:「你是没办法的人吗?周总理说你是最有办法的人之一。你不是向总理提议,全国基本建设,不分大小,一律『剃光头』?」
接着罗总长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气说:我国的灾情确实是预料之外的严重。在平常的时候,补助训练粮的问题,邱部长早就处理了,不会送到我这里来的。我看训练照样进行,可以改每天训练半天,以保持体力,另外,用多余的时间,部队自己动手搞代食品,以补助粮食不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处理办法。我心里感到高兴,部队生产会妨碍军事训练的阻力,事实上就冲破了!
阻力之三是部队不愿意搞生产。一九四九年我军南下时,中央曾经提出: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但对生产队的问题,我军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教育,其实,我军只有不愿意搞生产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有不愿意搞生产的部队。部队不愿意搞生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把生产同部队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样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对怎样解决部队渡过灾荒的问题,我认为从自己这个总后勤部长的职责来说,不仅要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来。我自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称职的总后勤部长,要认真解决部队的生活,要拿出魄力来进行斗争。
于是,一九六一年一月间,我在河北、辽宁西部、冀东、天津地区走了好多的部队,并在天津的一个团蹲下来了。经过调查研究,向军委写了简要报告,并代军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于二月间,春节除夕之夜回到北京,并在当晚就把文件送给罗总长了。向军委的报告,我主要写了部队供应的严重情况和部队一定要自己动手搞生产的建议。在报告中指出:我亲自看了一下驻石家庄、锦州、冀东、天津部队的供应情况,一、粮食还可以按标准供应,但杂粮多:二、肉食和食油停止了供应的时间至少在三个月以上;三、蔬菜根本买不到。这次我在河北,辽宁都同地方政府商量过对部队供应的问题,也亲自去各地粮库看了一下,粮库基本上都是空的。用钱买不到任何东西是普遍的问题,省、地、县的干部都说:军民是一家人,我们从良心上、责任上都要负责军队的供应,但又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代军委起草的电文之中指出:部队的供应出现严重的问题情况,政府对部队按照标准供应都不能保证。在全国灾情严重的情况下,军队也绝对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额外要求,军队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来保证自己的供应,我们一定要用生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今年开春在即,各部队要立即布置搞生产,把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农副业生产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队的农副业生产,从自己当地的条件出发,以种菜、养猪,小规模种粮开始。全军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认识到军队搞生产的重大意义。
我的调查报告和代军委起草的电文送上去之后,我预料到在春节四天假期之内是不可能开会讨论的,这样大的问题,罗一个人也不会批发的。但到了春节后第五天、第六天还没有讨论,我着急了。我在电话上询问萧向荣,他说:「值班秘书作为急件,放在急办的夹子之内,已经一个星期了,罗总长还没有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春节后的第七天,我派人搭乘空军的飞机把文件送到广州林总那里去了,林彪当时在广州。当天晚上,林总直接同我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上对我说:「送来的文件收到,你的报告和起草的电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问题。军委明天开常委会,你的报告会批准的。」这下我心中有数了、我心里十分高兴!
春节后的第八天,军委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军队搞生产问题,即讨论我提出的报告和建议。罗总长走进会场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即想到可能是我把文件报到林总那里去,引起了他的不高兴。会议开始时,各位元帅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我的报告和起草的电文,发言的多数人也说到了,军队自己搞生产是唯一的出路,邱会作同志很好地抓住了大问题。罗总长并没有问到会的人还有什么意见,就宣布:「邱会作起草的报告和电文压在我这里好几天了,耽误了时间,由我负责。」同时就宣布散会。
会议之后,罗把我留下来谈了两个问题。首先,罗问:「你同林总打电话,还谈到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林总只是说,要我不要过于着急,我的报告会得到批准的。」接着我又说,林总在电话上说:「我的报告和代军委起草的电文都是很好的,所提办法也很好,抓住了解决困难的大问题。」此时,罗的表情有些喜悦了。罗接着又说:「林总在电话上,同你说过的话,也同我说了。此外,林总还同我说了一句可能没有同你说的话,要我重视你的意见。这几个月来,我们合作得很好嘛。」我只回答了一句话:「我坚决服从罗总长的领导!」
罗又问:「你发了一个什么通报?杨勇打电话说,你提出了人吃稻草的办法。」我回答说:「吃稻草,言过其实,我发了通报,可以在稻草上提取淀粉。」今年一月初,我在天津一个团里同他们交谈搞代食品时,有人提出了在稻草提取淀粉的意见。首先,将稻草用械具砸碎,泡到水里两天草粉就可以分离出来。每百斤稻草可以出七斤粗粉。我说:「这个方法可以。长征路上我们也从草里提取过淀粉。」说完我叫人把提取的淀粉煮成糊糊,我带头吃了几大口。
接着我就简单说了一下,我去天津观看稻草提取淀粉的情况。听后罗总长笑了起来,并说:「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对我的工作最大支持。应当告诉全军部队都要因地制宜注意搞代食品,做到能吃饱肚子。当然,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止中毒。」我把罗的指示转发了全军。
军委关于搞农副业生产的电文发出之后,对搞生产就算「立法」了,我们的工作也「注册」了,这解决了一个好大的问题,可以说是救了几百万军队的大问题。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军队搞生产的电文之后,都向军委发了拥护搞生产的表态性报告。
对军队搞生产,我的指导思想是:搞生产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这不是课余的副业,应当是军队的任务,是堂堂正正的正业。后勤机关应当做好搞生产的组织工作,更多做实事,力争做出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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