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娅的六四 （上）

小时候家里有本小人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并不喜欢这本洗脑的革命书籍，但是里面有一两页插画我特别喜欢，每次看这本书就只看那几页插画，因为那几页插画里有保尔漂亮的女朋友冬妮娅。

 

冬妮娅打扮得漂亮时髦，冰天雪地里穿着貂皮大衣戴着貂皮帽子，但是她是这本书里批判的对象，她不求上进，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个只知道享受的落后的资产阶级小姐，而每次我想到六四，我就不自觉地想到冬妮娅，觉得自己就是六四中的冬妮娅。

六四来临的时候，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记得4，5月份学运渐渐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我现在都还记得论文的题目是为一个小型工厂设计一个变电站。当时老师将两个同学分为一组写论文，我一直祈盼老师能将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分来和我一组，这样我就不用费心了，可是老师分了N同学给我，N同学成绩一般，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让我心里有点不踏实。于是我就每天找到N同学，和他一起去教室，督促他写论文。他也知道指望不上我，所以都是一个人皱着眉头冥思苦想地慢慢写，我就在边上看小说什么的干别的事，看见他开小差，我就提醒他快点写，我就差明说：“你不好好写直接影响到我能否顺利毕业。”

我们论文还没写到一半，罢课上街游行就开始了，去教室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也没心思再去找N同学写论文了。我对游行没什么兴趣，但我对人多的时候出一下风头有些兴趣，我只去参加过一次游行，特别穿了条漂亮的裙子，还蹬着高跟鞋，出了学校才知道目的地是火车站，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中途几次想溜出游行队伍坐车回学校，怎奈旁边被围观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坚持走到火车站时我的脚都要断了，一点儿都不好玩，后来就再也没参加了。

我记得那次游行前学运会的领袖们准备了好多写着口号的小旗子，横幅标语，甚至还有绑头上的布条，我在一个装着好多写着标语的小旗子的箩筐里顺手拿了个上面写着“打倒李鹏！”的小旗子，想也没想就上街了，一路走还一路摇得起劲。一位市民对我的旗子很感兴趣，追着我问：“同学同学，请问你为什么要打倒李鹏？”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李鹏，李鹏三角眼看起来就让人讨厌，可总不能因为人家三角眼就打倒人家吧？幸好来了个学运会的同学给我解了围，我过后赶紧把旗子卷起来，再也不敢摇了。

我不想代表任何人，我甚至不代表我们同宿舍的女生，对我来说，游行就跟有人吆喝一声：“蝴蝶，食堂开门了，走，打饭去。”一样，想都不用想就跟着去了。我承认我上街游行之前，我从没想过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我相信我们宿舍的女生也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三毛荷西的撒哈拉，郭靖黄蓉的儿女情长，从来也没涉及过政治。

要说我对民主，自由，人权有一点理解的话，那只局限在我们家里。我们家我妈是个非常强势的女人，我和我姐，包括我爸，都长期屈服在她的“淫威”之下，我一直希望家里有民主，我妈也能听听我的意见；我也希望有自由，我妈不要把我当孩子，事无巨细都要管；我也要人权，我要我妈尊重我，不要动不动就骂我，其实我就在我们家客厅里游行绝食静坐就行了，没想过要搞到外面大街上去，既然说家庭是一个国家的最小单位，我想民主，自由，人权大概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只不过不是跟我妈要，是跟政府要。

说到六四就不得不提到我当时的男友L，我们一年级就好上了，到四年级的时候两个人跟到了更年期似的，三天两头的吵架，水火不容。有一天两个人吵了架又开始冷战，几天没见到他，我们宿舍一个女生芳芳回来跟我汇报：“今天在游行队伍中看见L了，剃了个大光头，在游行队伍里带着喊口号，听说在学运会任纠察队长。”我好奇地问：“纠察队长是什么的干活？”芳芳说：“就是出去游行时负责同学们安全，他让男生们手拉手把游行队伍和市民隔开。”我一听心里就更火大，人家的男朋友都拿着高音喇叭气宇轩昂地去台上演讲，你倒好，剃个大秃瓢跟个敢死队似的，要出风头也出个高雅一点的好不好？不过话又说回来，纠察队长这份职位也非他莫属，他在学校里以打架厉害出名。这样又过了几天，听说他和一帮同学去了北京。

那时大概是5月20几号的时候吧，北京已经戒严了，我们学校很安静，学运积极分子都去了北京，那时学生坐火车都不花钱了，低年级的同学回家的回家，旅游的旅游，走得都差不多了，只有我们毕业班的还坚守在学校，等着毕业分配。那段时间没事干，男朋友也不在，我就借了一堆小说，买了一堆瓜子，躺床上一边看小说一边嗑瓜子，经常下床找不到鞋子，因为被瓜子皮埋没了。

有一天就我一人在宿舍，我的上铺芳芳脸憋得通红地从外面匆匆忙忙跑回来，然后一屁股坐在我床上就开始哭，芳芳虽说比我大一岁，可却比我低一年级，所以我总是以学姐的身份和她相处，于是我关切地问她出了什么事。芳芳泣不成声地说：“下面大字报上的新消息，5个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浇汽油在身上自焚了。” 我眼前立刻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之类的英雄人物，我也忍不住跟着她伤心地哭起来。那时候没有网路，官方的报道又不可信，唯一的新闻来源就是美国之音。有同学专门监听美国之音，听到新消息就写个大字报贴到食堂外的报刊专栏，六四以后光是清理这些大字报学校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当时美国之音是敌台，是不能公开地收听的，我记得我曾出于好奇偷偷地收听过，印象中波段特别短，要耐心地找很久才能找到，杂音也很大。我和芳芳就这样坐在我的床上哭了一会儿，然后我提议我们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出来。

到了食堂附近，我们碰到刚从北京回来的同学，于是很多人就围过去听他们讲北京的情况，我听到他们提到L带着一帮同学去木樨地躺路上拦军车，我一点也没觉得惊讶，我知道以他的性格他是干得出来的，我还没哭，芳芳又哭开了，好像是她男朋友的事一样，然后还催着我去北京把L弄回来。我于是就去找L的一个铁哥们儿，虽然我知道他刚从北京回来没两天，我还是叫他再陪我去趟北京。

我们在XX火车站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去北京的火车，铁哥们儿就说：“我们先坐到郑州，郑州是交通枢纽，应该有更多去北京的火车。”人家有地理常识的人就是不一样，果然我们在郑州站只等了一会儿就等到了广州至北京的火车路过。当时在郑州站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整个站台上大约有好几百从西南西北方向涌来的学生，（地理知识都比我好,都知道来这里转车去北京比较容易，）火车进站的时候，大家夹道热烈鼓掌，火车司机大概从来没这样荣幸过。本来就拥挤不堪的火车，一下上来几百人，当时的惨况可想而知，我觉得我被挤得脚都没挨到地儿。如果没记错的话，郑州到北京22个小时。亏得那时年轻，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站了22个小时，如果是现在这把老骨头去闹革命，到了北京可能半条命都没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到的北京，北京火车站附近其实很平静，一点看不出有学运的痕迹，也看不出首都已经戒严了，直到来到天安门附近，才看到红旗飘飘，人山人海。整个广场以纪念碑为中心，围着一大圈都是帐篷，帐篷外飘扬着该学校的旗帜。又亏得叫了铁哥们儿一起来，不然偌大个广场要找我们学校的帐篷，真要找死人。

我们学校当时有几十号人在广场，有认识的我的同学看到我来了就告诉我说L去他二大爷家了，晚上会回来。 L的父亲本是北京人，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所以L的七大姑八大爷的都还全在北京。我一个人没事就到广场四处溜达，本来想串串门找找中学同学的，可一个也没找着。人家在北京读书的，闹完革命回学校洗洗睡了，只有我们外地来的学生很受罪。

快到晚饭时间我回到我们学校帐篷，L果然回来了，远远地我就看到一个秃瓢，他剃光头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很是反感，就没好气地说：“你剃个大秃瓢想干嘛？”他坚定地说：“我要一切从头开始。”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俩的关系要从头开始呢还是他的人生要从闹革命从头开始。我也懒得问明白，就提议说：“明天我们去爬长城吧，后天去颐和园划船好吗？我们上次来没有划船。”他说：“你可真会算，你看，你坐火车不花钱，等下晚饭又有市民送来，晚上睡天安门广场，你是一分钱不出就想游北京啊？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我撅着嘴反驳说：“就你觉悟高，你跑你二大爷家还不是受不了广场的艰苦，改善生活去了。你少废话，你明天倒是去还是不去？”他说：“去去去，姑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