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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妮娅的六四 (上)

冬妮娅的六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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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有本小人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并不喜欢这本洗脑的革命书籍,但是里面有一两页插画我特别喜欢,每次看这本书就只看那几页插画,因为那几页插画里有保尔漂亮的女朋友冬妮娅。

 
冬妮娅打扮得漂亮时髦,冰天雪地里穿着貂皮大衣戴着貂皮帽子,但是她是这本书里批判的对象,她不求上进,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个只知道享受的落后的资产阶级小姐,而每次我想到六四,我就不自觉地想到冬妮娅,觉得自己就是六四中的冬妮娅。

六四来临的时候,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记得4,5月份学运渐渐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我现在都还记得论文的题目是为一个小型工厂设计一个变电站。当时老师将两个同学分为一组写论文,我一直祈盼老师能将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分来和我一组,这样我就不用费心了,可是老师分了N同学给我,N同学成绩一般,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让我心里有点不踏实。于是我就每天找到N同学,和他一起去教室,督促他写论文。他也知道指望不上我,所以都是一个人皱着眉头冥思苦想地慢慢写,我就在边上看小说什么的干别的事,看见他开小差,我就提醒他快点写,我就差明说:“你不好好写直接影响到我能否顺利毕业。”

我们论文还没写到一半,罢课上街游行就开始了,去教室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也没心思再去找N同学写论文了。我对游行没什么兴趣,但我对人多的时候出一下风头有些兴趣,我只去参加过一次游行,特别穿了条漂亮的裙子,还蹬着高跟鞋,出了学校才知道目的地是火车站,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中途几次想溜出游行队伍坐车回学校,怎奈旁边被围观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坚持走到火车站时我的脚都要断了,一点儿都不好玩,后来就再也没参加了。

我记得那次游行前学运会的领袖们准备了好多写着口号的小旗子,横幅标语,甚至还有绑头上的布条,我在一个装着好多写着标语的小旗子的箩筐里顺手拿了个上面写着“打倒李鹏!”的小旗子,想也没想就上街了,一路走还一路摇得起劲。一位市民对我的旗子很感兴趣,追着我问:“同学同学,请问你为什么要打倒李鹏?”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李鹏,李鹏三角眼看起来就让人讨厌,可总不能因为人家三角眼就打倒人家吧?幸好来了个学运会的同学给我解了围,我过后赶紧把旗子卷起来,再也不敢摇了。

我不想代表任何人,我甚至不代表我们同宿舍的女生,对我来说,游行就跟有人吆喝一声:“蝴蝶,食堂开门了,走,打饭去。”一样,想都不用想就跟着去了。我承认我上街游行之前,我从没想过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我相信我们宿舍的女生也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三毛荷西的撒哈拉,郭靖黄蓉的儿女情长,从来也没涉及过政治。

要说我对民主,自由,人权有一点理解的话,那只局限在我们家里。我们家我妈是个非常强势的女人,我和我姐,包括我爸,都长期屈服在她的“淫威”之下,我一直希望家里有民主,我妈也能听听我的意见;我也希望有自由,我妈不要把我当孩子,事无巨细都要管;我也要人权,我要我妈尊重我,不要动不动就骂我,其实我就在我们家客厅里游行绝食静坐就行了,没想过要搞到外面大街上去,既然说家庭是一个国家的最小单位,我想民主,自由,人权大概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只不过不是跟我妈要,是跟政府要。

说到六四就不得不提到我当时的男友L,我们一年级就好上了,到四年级的时候两个人跟到了更年期似的,三天两头的吵架,水火不容。有一天两个人吵了架又开始冷战,几天没见到他,我们宿舍一个女生芳芳回来跟我汇报:“今天在游行队伍中看见L了,剃了个大光头,在游行队伍里带着喊口号,听说在学运会任纠察队长。”我好奇地问:“纠察队长是什么的干活?”芳芳说:“就是出去游行时负责同学们安全,他让男生们手拉手把游行队伍和市民隔开。”我一听心里就更火大,人家的男朋友都拿着高音喇叭气宇轩昂地去台上演讲,你倒好,剃个大秃瓢跟个敢死队似的,要出风头也出个高雅一点的好不好?不过话又说回来,纠察队长这份职位也非他莫属,他在学校里以打架厉害出名。这样又过了几天,听说他和一帮同学去了北京。

那时大概是5月20几号的时候吧,北京已经戒严了,我们学校很安静,学运积极分子都去了北京,那时学生坐火车都不花钱了,低年级的同学回家的回家,旅游的旅游,走得都差不多了,只有我们毕业班的还坚守在学校,等着毕业分配。那段时间没事干,男朋友也不在,我就借了一堆小说,买了一堆瓜子,躺床上一边看小说一边嗑瓜子,经常下床找不到鞋子,因为被瓜子皮埋没了。

有一天就我一人在宿舍,我的上铺芳芳脸憋得通红地从外面匆匆忙忙跑回来,然后一屁股坐在我床上就开始哭,芳芳虽说比我大一岁,可却比我低一年级,所以我总是以学姐的身份和她相处,于是我关切地问她出了什么事。芳芳泣不成声地说:“下面大字报上的新消息,5个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浇汽油在身上自焚了。” 我眼前立刻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之类的英雄人物,我也忍不住跟着她伤心地哭起来。那时候没有网路,官方的报道又不可信,唯一的新闻来源就是美国之音。有同学专门监听美国之音,听到新消息就写个大字报贴到食堂外的报刊专栏,六四以后光是清理这些大字报学校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当时美国之音是敌台,是不能公开地收听的,我记得我曾出于好奇偷偷地收听过,印象中波段特别短,要耐心地找很久才能找到,杂音也很大。我和芳芳就这样坐在我的床上哭了一会儿,然后我提议我们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出来。

到了食堂附近,我们碰到刚从北京回来的同学,于是很多人就围过去听他们讲北京的情况,我听到他们提到L带着一帮同学去木樨地躺路上拦军车,我一点也没觉得惊讶,我知道以他的性格他是干得出来的,我还没哭,芳芳又哭开了,好像是她男朋友的事一样,然后还催着我去北京把L弄回来。我于是就去找L的一个铁哥们儿,虽然我知道他刚从北京回来没两天,我还是叫他再陪我去趟北京。

我们在XX火车站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去北京的火车,铁哥们儿就说:“我们先坐到郑州,郑州是交通枢纽,应该有更多去北京的火车。”人家有地理常识的人就是不一样,果然我们在郑州站只等了一会儿就等到了广州至北京的火车路过。当时在郑州站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整个站台上大约有好几百从西南西北方向涌来的学生,(地理知识都比我好,都知道来这里转车去北京比较容易,)火车进站的时候,大家夹道热烈鼓掌,火车司机大概从来没这样荣幸过。本来就拥挤不堪的火车,一下上来几百人,当时的惨况可想而知,我觉得我被挤得脚都没挨到地儿。如果没记错的话,郑州到北京22个小时。亏得那时年轻,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站了22个小时,如果是现在这把老骨头去闹革命,到了北京可能半条命都没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到的北京,北京火车站附近其实很平静,一点看不出有学运的痕迹,也看不出首都已经戒严了,直到来到天安门附近,才看到红旗飘飘,人山人海。整个广场以纪念碑为中心,围着一大圈都是帐篷,帐篷外飘扬着该学校的旗帜。又亏得叫了铁哥们儿一起来,不然偌大个广场要找我们学校的帐篷,真要找死人。

我们学校当时有几十号人在广场,有认识的我的同学看到我来了就告诉我说L去他二大爷家了,晚上会回来。 L的父亲本是北京人,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所以L的七大姑八大爷的都还全在北京。我一个人没事就到广场四处溜达,本来想串串门找找中学同学的,可一个也没找着。人家在北京读书的,闹完革命回学校洗洗睡了,只有我们外地来的学生很受罪。

快到晚饭时间我回到我们学校帐篷,L果然回来了,远远地我就看到一个秃瓢,他剃光头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很是反感,就没好气地说:“你剃个大秃瓢想干嘛?”他坚定地说:“我要一切从头开始。”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俩的关系要从头开始呢还是他的人生要从闹革命从头开始。我也懒得问明白,就提议说:“明天我们去爬长城吧,后天去颐和园划船好吗?我们上次来没有划船。”他说:“你可真会算,你看,你坐火车不花钱,等下晚饭又有市民送来,晚上睡天安门广场,你是一分钱不出就想游北京啊?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我撅着嘴反驳说:“就你觉悟高,你跑你二大爷家还不是受不了广场的艰苦,改善生活去了。你少废话,你明天倒是去还是不去?”他说:“去去去,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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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紫蝴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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