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为三百万老干部平反是历史功绩？还是历史罪过？
在邓小平先生取得中共统治地位之前，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先生，就开始大刀阔斧对文革遗留下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1977年12月胡先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此多达300多万的老干部和55万“右派分子”被胡先生平反。文革中受冲击的这批300多万老干部和55万右派，在胡耀邦先生和邓小平先生的安排下，先后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大权。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朱镕基先生，从一个右派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可以理解这些掌握了各级党政军领导大权的老干部从内心里感谢胡耀邦先生，运用手中的宣传机器，对胡先生进行了几十年的宣传。从报纸杂志的宣传文章，到广播电视的正面歌颂，直到网络赞美帖子非常之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四十年来这些被胡耀邦先生平反的300多万老干部和55万右派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有着那些作为呢？无需置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GDP第二。但对中共干部队伍本身来说有了更惊人的变化。
从1978年邓小平先生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开始，这些老干部子女纷纷下海经商，利用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批文大发横财。据《悉尼晨锋报》记者约翰称：“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支持的垄断领域，这些领域基本上都被老干部和子女们用权钱交易等手段，形成红色家族垄断。朱镕基先生的子女也不例外，其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任公司总裁达十多年，并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除了利用权力合法“先富起来”，中共干部腐败之风越演越烈，非法贪污上百万是小意思，几千万几亿才是常态，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根据维基披露的资料，这四十多年中国大约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身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以及已退休的前中央政治 局 委员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2007至2012年五年间被处分的有66万人。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布查处官员中，中共党内机构、国家机关与政协官员副部级及以上171人，解放军军官和武警警官副军级及以上64人，合计235人。而实际上，这些只是冰山上露出的一角，没有被揭露的贪官比这个数字还要大的多。
为何这些被胡耀邦先生平反的300多万老干部和55万右派以及他们的子女，在短短的四十年里会有如此的作为？原因有两条，一是胡耀邦先生在思想上批判“大公无私”的文革极左，提倡“一切向钱看”、“白猫黑猫”，这样老干部们和他们的子女们为了先富起来可以不择手段；二是在胡先生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制度上批判“僵化封闭计划经济”，推行“有水快流”大卖国企和“私有化”政策，这样老干部们和他们的子女们就可以容易地利用权力把国企变为私企，把全民财产变为自己所有。
对中共来说，党内腐败之风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不仅给中共全党带来巨大的信任和生存危机，也对腐败官员个人和家庭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那些被揭发出来的国内腐败官员自己难逃牢狱之灾，家人也跟着倒霉；那些没被揭发出来的国内腐败官员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胆颤心惊，心理上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大部分腐败官员并不是生来就是贪得无厌，在毛时代可能成为雷锋、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环境可以把普通人变成英雄，也能把人变成鬼。因此可以说，胡耀邦先生为三百万老干部和五十万右派平反，在当年可算是一桩历史功绩；但是从长期看、从历史上看，无论对中共全党来说、还是对单个党员干部来说，为三百万老干部平反都不能算是历史功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桩历史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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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先生的反贪运动得到了左中右各派的支持。一位大贪官被揭露出来，贪了几千万、几亿、金条多少公斤、现金堆满了屋子，等等惊人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网上一片骂声。接着是被双规，判刑，或进秦城，或病床上呜呼哀哉，网上又一片欢呼。实际上很多知情人对这些贪官有很实际的评价。很多贪官一开始并不是坏人，可能多年前也是很普通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工作能力很强，思想水平很高，也不乏正义感。否则他们不会在中共组织部门的层层筛选中爬上高位。
为什么改革开放中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出现如此多的贪官，这是令人深思、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许多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对此有不少高论。在我看来有两条主要原因，一是“解放思想”的口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二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造就大量贪官。
什么是“解放思想”？说好听了就是“打破旧的思想束缚”；说不好听了就是“不要底线”，不论是道德的还是法律的，所有底线都可以不要。一个人不论思想修养多深，不论有多高的学历，不论有多大的功劳，不论有多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一旦没有了底线，只要金钱女人等物质利益的诱惑足够大，就一定会去做短视的事，去做不道德的事，去做违法的事，去做傻事。可以说绝大多数贪官都是信奉“解放思想”的口号而栽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高层“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有了历史性的大发展。这个新兴阶级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家，还包括了一部分改革派官员和知识分子，当然民营企业家是主体。中国人口实在太多，这造成了各种资源非常匮乏。一个工程项目来了，为了争这个项目可以打破头；一块地皮来了，为了这块地皮可以争的你死我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民营企业家要生存，讲道德、依法办事等正路子显然走不通。于是绞尽脑汁贿赂官员，买官卖官等花招都来了。我们所熟知的企业家商人赖昌星先生，就是用所赚钱的一半来打通关节，造就了一大批贪官。如今形势大发展了，赖昌星先生是小巫见大巫，贪官已经发展到了中共最高军事官员徐才厚、郭伯雄，当然那位二十七亿大内总管更厉害，只是现在还没有啥新消息。
所以说中国的贪官有点冤。如果中共高层不提啥“解放思想”，如果中共高层不搞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哪来这么多的贪官？甚至可以说，每位贪官栽跟头的责任，有自己的一半，也有中共高层的一半。有人说为了发展经济，“解放思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都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就不要对这些个贪官往死里打，特别是那些中下层的贪官，只要他们归还所贪得的钱物，洗心革面，就应该考虑放他们一马。中共高层自己应该认真反思，不要只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打贪官，真以为自己一贯正确，把自己应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