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14）

                                           13  粮食偷盗事件

      潘文博：三个妹妹先后都嫁到黑龙江，家里只剩爸爸、妈、文平和我四口人。人口尽管少了，可是生活仍然困难。为了谋生，我和文平在1971年也来到了黑龙江通北地区。

      到生产队，干什么呢？通过几个妹夫讲情，决定让我去打水。那里全村只有一口井，四十多米深。井旁有个水池子，每天要打满，才够全村二百多口子人和几十头牲口的饮用。

     为了让全村群众早晨有水用，我必须夜里三点就起来，开始打水。在辘轳旁边一站，一桶摇上来，哗一倒，马上让桶落到井里，灌满，又飞快地摇……黑天半夜，零下几十度天气，一会儿就出汗，打得最热的时候，上衣全部脱光，光起膀子打……就这么，天天如此，像机器一样，根本没有节假日。可是，到年底一算，我还欠生产队一百多元。

      再看看那些基层干部，他们根本不劳动，想吃什么粮食，就让社员到粮库取来。不参加劳动，他们干什么呢？除了吃吃喝喝，就是串门子——串老婆门子——就是去“搞破鞋”。生产队长刘福就经常去一个寡妇家，弄得他老婆去堵被窝，堵住以后，又打又闹……刘福也满不在乎。这就是当地的风俗习惯。

     秋收以后，有个小伙子叫高欢，还有一个老党员的儿子，叫二和尚，我们三人凑在一起闲聊起来，我们仨个谈起当地的干部，都认为这些农村干部多吃多占，也没人管，粮食打下来，他们也不组织人入库，干脆我们去场上弄点麦子……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每人拿了一个麻袋，趁着天黑没有月亮，悄悄走到麦场上，看看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们三人就大干特干起来。高欢灌了一麻袋，我灌了多半麻袋，二和尚灌得和我差不多，我们三个人摸着黑，神不知鬼不觉，挺顺利地就扛回来了。

事情这么顺利，三个人都很兴奋，决定再弄一趟。这次我下了个狠，弄了满满一麻袋……

    小麦扛回家，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家家屋里都有地窖，冬天放白菜土豆什么的。开始没仔细考虑，就放进地窖里。后来一想，不行。万一走漏了风声，人家一进门，打开地窖就会发现，太不保险。想来想去，脑子一亮：干脆把锅拔下来，在灶底下挖个洞，把粮食埋里面，就是侦破专家来了，也够你找的……

    果然，没几天生产队发现麦子少了，报了县公安局，说丢了五千多斤小麦。我一看形势不妙，恰在这时接到大哥寄来一封信，说是中央有指示要给一些干部落实政策。我把粮食给凤珍、小琴每家分点，自己带一麻袋，乘上从哈尔滨去上海的火车，回到北京。

     路上我反复想：我的行为是不是犯法？是不是道德？如果站在那些干部的角度，我干得是既不合法，又不道德。可是，换个角度，可以说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因为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应该是按劳取酬，我辛苦苦干了一年，干的活那么苦，那么累，我所付出的劳动绝不仅仅是那些小麦所能换取的。其次，那些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游手好闲，整天不劳动，却不劳而获。另外，我们北京南苑的三间正房，加上院子，有将近400平米，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把我们扫地出门以后，说占就占，这难道就合情合理合法吗？社会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理可讲？所以，想来想去，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

      后来我听说，县公安局开着警车到了生产队，抓了好几个嫌疑犯，在生产队办公室把那些嫌疑犯打得鬼哭狼嚎……。

       三妹凤珍的老公公怕受牵连，就主动交出了我拿给他家的麦子。于是，公安局根据凤珍老公公提供的线索，就派人到老家去找我，没找到，我躲过一劫……